略者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为我们重新认识过去那场战争提供新的事实依据。
３
１９３８年春天，土肥原指挥第十四师团匆匆结束豫北扫荡，开始强渡黄河。
“七·七事变”爆发当年，从日本军方公布的所谓“战绩”来看，侵华日军的“优胜者”应当非土肥原第十四师团莫属。这支主要由学生、市民和农民组成的侵略军深入中国腹地最远，攻占中国城市最多，击溃敌军数量超过自身十几倍之多，但是伤亡人数却最低等等，创造一系列战场奇迹，因此一些狂热的日本报纸就把该师团吹捧为“支那克星”，也有人将土肥原贤二称作“模范师团长”，总之不一而足。事实上第十四师团自塘沽登陆以来，一路攻陷天津、北京、石家庄、保定、运城、太原、长治、新乡等大小城市数十座，扫荡河北、山西、河南数省，而他们的对手大多弃城而逃，并没有形成真正坚强有力的抵抗。土肥原的战绩引起许多师团长嫉妒，有人将他的胜利归咎于运气好，或者不战而胜，因为当第十四师团在华北战场如入无人之境时，声名赫赫的坂垣第五师团却陷入惨烈的平型关伏击战，而第二军也不幸遭遇像台儿庄那样的强劲抵抗，两个主力师团伤亡惨重一度后撤。但是上述说法到底有欠公允，毕竟第十四师团征战数千里，攻城掠地战果累累，难道全都因为交了好运的缘故吗？为什么别人偏偏就与幸运失之交臂呢？
个中秘密只有土肥原自己清楚，那就是他大半辈子在中国的特务生涯派上用场。号称“中国通”的土肥原自认为是个政治军人，不像大多数日本将军头脑简单，除了打仗对敌人一无所知。比如驻防河北的东北军将领万福麟，自“西安事变”后一蹶不振，根本无心打仗，土肥原就事先派人同他达成秘密协议，只要退避三舍虚晃一枪，皇军决不攻击他的队伍。于是万福麟果然按照协议放弃保定和永清地区，退过京汉铁路相安无事。同样的例子还可见诸冀北保安司令石友三、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等等，这就是为什么抗战伊始，华北数省未经激烈抵抗就迅速沦陷敌手的主要原因。土肥原对这些遭受排挤的杂牌部队又打又拉，后来许多人公开投降日本人，变成助纣为虐的“皇协军”都与这个前特务头子的暗中策反不无关系。
但是寺内总司令一道严厉命令改变了第十四师团的进军方向，土肥原不得不转而踏上黄河对岸的山东土地。关于派遣军意图和师团今后任务，他和幕僚作过种种猜测，一致认为最大可能就是攻占菏泽为止，以保持策应徐州和屏护派遣军侧翼安全的作战态势，也就是继续执行牵制性作战的任务。
黄河枯水期大大有利于日军渡河，对岸守军仅作短暂抵抗便匆匆撤退了，于是鲁西南重镇菏泽城就在侵略者面前暴露无遗。菏泽盛产牡丹，素有鲁西“牡丹城”之称，但是这座千年古城更是中国军队的辎重基地和物资中转站。情报表明，第二十集团军下属第二十三师已在城外严阵以待，当土肥原下令坦克大队搭载搜索大队（营）全力前进，务必击溃敌人夺取该城时，参谋长担心后续部队有可能跟不上，导致攻击乏力增大伤亡。但是土肥原毫不担心，他轻蔑地说：对付这些支那人，我看两个大队足够了。
参谋长提醒他说：可是空中情报表明，菏泽以南还有东北军三个师啊。
土肥原哈哈大笑，他说：我敢打赌，万福麟除了撤退什么事也不会干，请执行命令吧。
日本大军兵临菏泽城下。
４
昭和十三年（１９３８年）５月，东京《每日前线快报》上发表战地记者清水岩太郎发自山东菏泽的报道，其内容为采访一支“皇威荡荡”的坦克部队。记者满怀激情地写道，帝国坦克大军强渡黄河，像一道钢铁洪流滚滚向前。当他正在采访时，与高中同窗河边俊也不期而遇。
日本一直沿用古代幕府征兵制，划地征兵，第十四师团在日本宇都宫市编成，官兵大都是乡党、同学、邻居和熟人，甚至还有不少兄弟、父子和亲戚在同一部队服役。但是由于师团作战范围很大，平时难得有机会见面。记者以欣喜的口吻写道，分别将近一年时间，河边君已经升任坦克车长，他身穿皮夹克，头戴威武头盔，腰间别着小手枪，眉宇间透出英武之气，简直就像日本人崇拜的电影明星吉田茂。坦克兵骄傲地告诉老同学，他指挥的“０４４”号坦克在攻克河南新乡的战斗中还获得一枚荣誉奖章。
这是一篇夹杂个人感受和随意性较强的战地报道，在记者笔下，日本侵略军制造的战争苦难和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种种暴行统统不见了，只剩下“皇军”铁骑到处耀武扬威和攻城掠地的所谓胜利场面。记者写道，随着天空飞机俯冲轰炸，浓烟笼罩了敌人阵地，菏泽城内燃起冲天大火来。早已跃跃欲试的坦克部队开始出击，“０４４”号坦克一马当先，炮筒高高扬起，钢铁履带轧轧转动，开足马力直扑敌阵。记者不惜铺陈许多溢美之词来美化侵略军：河边君从炮塔里露出半个身体来，坚毅有力的脸被仇恨怒火燃烧着，就像英勇赴死的日本武士一样。他真是宇都宫高中的骄傲啊……飘扬着太阳旗的坦克像下山猛虎……云云。
这篇刊登在日本《每日新闻》上的战地报道完全以侵略者的眼光视角和感情立场为我们展示那场发生在大半个世纪以前的攻城战斗。战场呈现一边倒之势，日军坦克不断击溃试图抵抗的敌人步兵，机枪猛烈扫射，大炮不停开火，而敌人手中的步枪对坦克根本不起作用，所以他们除了失败逃跑别无出路。记者写道，战斗只持续几小时就结束了，空气中到处漂浮着淡蓝色的硝烟，据说日本坦克手已经习惯这样快速的突击战术，他们管消灭敌人叫作“打猎”，车长一面呼吸田野的新鲜空气，一面从容不迫地指挥射杀猎物。
我从中国出版的史书中查到，公元１９３８年５月１４日，日军攻陷菏泽，守军第二十集团军第二十三师进行了顽强抵抗，师长李必藩中将、参谋长黄启东少将英勇殉国。一位曾在第二十集团军作战部任职的抗战老人对我说，日本人的进攻决非轻易得手，他们当然是在付出重大代价之后才占领菏泽城的。
尽管日本记者大肆渲染侵略军的所谓重大胜利，我们还是不难从“笔武士”的战地报道中发现真实战场的冰山一角。记者写道，当日本军旗在残破的菏泽城头猎猎飘扬时，他惊讶地得知敌方战死者中竟有一位手持步枪的支那将军，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啊。敌人的决死精神赢得日军的尊敬，指挥官下令把尸体交还敌方。记者为此得出结论说：虽然战死的支那将军像个武士，但是他的部下却很怕死，我相信这是敌人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
５
土肥原下令向派遣军发出报捷电。
本来一旦占领菏泽城，第十四师团即告胜利完成任务，因为按规定山东地面是第二军的作战范围，土肥原只是临时渡河来支援而已。但是没容他喘过气来，司令部里电话铃声大作。
土肥原拿起话筒，听出来对方是那个以独断专行著称的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大将。
寺内总司令是个来头很大的上级，他出身于日本显贵的寺内家族，其父寺内正毅为日本第十八届内阁首相，他本人曾任内阁陆军大臣，连当朝的近卫首相也要让他三分，所以飞扬跋扈常常令下级敢怒不敢言。此刻总司令的声音听上去简直跟上帝一样傲慢和高高在上，他无需征求下级意见，再次下达一道出人意料的简短命令：放弃菏泽，立即向南转进，切断陇海铁路。
根据最新情报，徐州当面的薛岳兵团正沿陇海铁路筑起多道战线与日军对峙，他们身后便是被称作“兵家必争之地”的开封和郑州，那里囤积有更多中国军队随时准备进行支援。至此土肥原方才如梦初醒，他明白总司令的意图显然是要将第十四师团作为一支奇兵，从侧背长途偷袭中原地区，切断陇海铁路，堵住薛岳兵团退路。土肥原不由得感到一阵气紧。因为如果达到上述目的，敌人北方防线便名存实亡，夺取开封、郑州犹如探囊取物，问题是第十四师团必须孤军深入数百里，单独对抗十倍以上的中国大军。更重要的是，他将面对的中原之敌不再是那些不堪一击的杂牌军，而是中央军精锐兵团。这简直是个疯狂和不可思议的赌注啊！但是他不敢对抗总司令的意志，只好小心翼翼地询问：我师团是……单独转进吗？
总司令当即给予肯定回答。
土肥原身体晃动一下，有些站不住了，他知道此前东京大本营有令在先，华北派遣军不得逾越徐州以西战线，而总司令却命令他长途奔袭数百里外的陇海铁路，须知越权进攻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于是他只好婉转地表示说：据卑职所知，中原至少有数十万敌军啊！
总司令立刻毫不留情地敲打这个前特务机关长，他冷冷地说：阁下害怕支那人吗？怪不得阁下行动迟缓，不希望是这个原因吧。
土肥原后背上立刻渗出冷汗来。
他从总司令话中听出了一种威胁的意味来。在华北派遣军中，第一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同总司令寺内寿一的尖锐矛盾已是公开秘密，第十四师团隶属第一军建制，土肥原是香月清司的老部下，是公认的“香月派”，如果总司令迁怒于他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如今第十四师团渡过黄河立足未稳，如果一旦未能达到目的或者遭遇意外失利，岂不等于授人以柄，这个“擅自越权进攻”的罪责难免落到他的头上。于是土肥原绝望地抗辩说：请允许卑职向第一军司令官请示吧。
总司令大怒，在那一头申斥道：混蛋！这是阁下在接受派遣军总司令的命令吗？你听着，如果第十四师团不能完成任务，阁下将被立刻召回东京。
电话挂断。
第一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很快得知此事，他两次向派遣军提出抗议，均遭驳回。此时军司令官权力已经被架空，他甚至指挥不了自己的部下，而土肥原则明智地选择了服从。战后出版的《大本营陆军部》载：华北派遣军两次命令第一军增调第十四师团主力东进，协助第二军进攻，但第一军未予执行。土肥原指挥官……冒着被追究越权责任和敌人围攻的风险去发动一场新的战役。云云。
６
国土沦陷，敌人逞凶，菏泽淹没在一片血泊之中。
数百被俘官兵被敌人驱赶到一座空地上集中，一个挎战刀的日本大佐带着翻译官噔噔地走过来，连比带画地吼叫一通，可惜那些硬邦邦的日本话俘虏听不懂。翻译官是个猴脸台湾人，讲一口蹩脚的国语，他把大太君的话翻译过来，大意就是皇军天一亮就要出发，去进攻驻守山东的支那军队。大太君说，你们这些俘虏，统统都要转移到城外去。
俘虏一听就炸开锅，日本鬼子所说的转移就是要将他们赶到城外去屠杀，敌人此类暴行数不胜数。俘虏高声抗议：我们不走！死也要死在城里面！
翻译官叽叽咕咕地讲了一阵，大佐就发火了，翻译官赶紧翻译说：大太君说，你们这些混蛋！你们有什么资格死在城里？你们要是像个真正的军人，为什么不死在战场上？
俘虏立刻泄了气，他们听懂日本军官的话至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是死在城里的人必须是战士，而不是俘虏。第二是俘虏不值得尊重，他们将像牲口一样被任意屠杀。日本兵拥上来，明晃晃的刺刀一阵乱捅，将俘虏强行赶往漆黑一片的城外去。
时值立夏，经过一冬生长的广大麦田正在进入灌浆成熟期，空气中到处弥漫着像乳汁一样香甜的小麦气息。很快俘虏发现，押解的日本人并不太多，看守也不十分严密，加上天空没有月光漆黑一团，让人们重新开始燃起生存的希望。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拼死逃跑，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只要挣脱绳索的束缚像鱼儿一样游进黑夜的大海，日本人再凶恶也是枉然。有的俘虏率先行动起来，他们悄悄挣脱捆绑，眨眼工夫就钻进路边的庄稼地不见了。更多俘虏受到鼓舞，争先恐后地解开绳索，然后飞快地消失在无边无际的夜色中。等到日本人发现俘虏队伍像火炉上的冰块一样迅速融化时，那些幸运的逃亡者已经不知去向。残暴的日本人枪杀了来不及逃跑的俘虏，当凄厉的枪声和受难者的咒骂惨叫渐渐平息下来，大佐军官的脸上浮现出一丝诡异和满意的微笑，然后下令收兵回城。
一些俘虏终于逃回自己人阵地，他们的生还简直是个奇迹，更重要的是俘虏为中国军队带回来一个重要情报，那就是敌军即将对山东境内的第二十集团军发动大规模进攻。这个情报受到前线指挥官的高度重视，立即上报上级和战区总部。
几个小时以后，武汉大本营获悉日军这一重要动向，总参谋部除命令第二十集团军高度戒备严阵以待外，同时还命令郑州第一战区往山东方向调动兵力，随时准备支援第二十集团军作战。
７
战后日本出版的陆军战史证实此事，称第十四师团故意放走俘虏去向中国军队报告日军进攻山东的假情报。原来这是诡计多端的土肥原玩弄的一个花招，他派出一支小部队向山东境内做出大张旗鼓的佯攻姿态，而师团主力则偃旗息鼓地朝着数百里外的中原腹地隐秘疾进。
１９３８年５月中旬，一支日军快速部队忽然出现在河南民权地面上，随即与守军发生战斗。日军接连占领民权县城西北的野鸡岗、石楼、楚庄寨和内黄集等地，其前锋推进至距离民权火车站不足千米的李家集。在日本指挥官的望远镜里，一条乌黑的铁路已经隐隐可见，而火车拉响的汽笛声则像潮水一样在暮春的豫东大地上涌来涌去，刺激着日本人的贪婪胃口和野心。
交通大动脉陇海铁路近在咫尺。
第五章风云突变
１
湖北棉纱大王张松樵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造就的传奇人物，他的发家史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艰难成长的历史见证。《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载：张生于清朝同治十一年即公元１８７２年，卒于１９６０年，享年八十八岁。他一生历经坎坷磨难，是我国民间纺织业的开拓者之一。到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裕大华资本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内地最大的纺织王国，分别拥有武汉、重庆、西安、成都、石家庄、广元、台北等多家大型纺织厂，另有铁路、矿山、码头、银行、学校和房地产投资等等。湖北裕大华集团与沿海申新（荣氏）集团双峰鼎立，并称中国纺织界两大巨头。等等。
许多人或许不理解，何以我爷爷张松樵姓张，而他老人家的后代比如我父亲和我却姓邓？关于家族姓氏的来历，多数人只知道裕华纱厂老板名叫张松樵，却不知道他还有另一个名字叫邓旋宗。在这个有关姓氏来历的故事后面隐藏着张松樵乃至我们家族鲜为人知的身世之谜。
父亲告诉我，我们邓氏家族并非湖北原住民，张松樵的祖母也就是我的太曾祖母是从中原地区逃荒来到湖北的灾民。我在史书上查到，清朝道光元年（１８２１年）至同治年间，黄河大水多次溢道，其中尤以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年）河南中牟决口为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