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导员亲自抓了几个完不成任务的军官，将他们撤职罚办，鞭笞出工不出力的士兵，另有一名逃兵被抓回来当众枪毙。但是严厉镇压并未收到整肃军纪的效果，反倒激起广大官兵强烈不满。军心所向谁能阻挡呢？人们齐心协力对付督导员，想出种种办法来磨洋工。督导员万般无奈，只好从城里搬来一位河工专家出谋划策。专家是个留洋博士，此前的研究课题都是如何保护而不是毁坏大堤，他看见工地上除了洋镐铁锹外，连一台发电机推土机也没有，于是建议采用平地爆破法施工。
督导员对施工是外行，但是搞爆破并不陌生。他下令抬来几箱手榴弹，还有多枚未经爆炸的日本炮弹，一同埋在堤坝上。随着一声口令，手榴弹被引爆，堤坝上腾起一股黑烟来。但是等到督导员登堤检查，不由得大失所望，他看见堤坝仅仅被炸出一个土坑来，几无效果。
刘军长摊开双手来连连叹气，他对督导员说：这回你都看见了，既然连手榴弹都难以爆破，说明不是我河防军掘堤不力，而是堤坝实在过于坚固无能为力啊。
督导员连夜向战区长官部做了汇报。
战区司令部提出一个大胆计划，建议大本营派飞机来轰炸。因为从飞机上扔下来的大炸弹足有水缸粗细，弹坑广十余丈，深数丈，如果连扔几颗大炸弹不就大功告成了吗？
大本营批准执行轰炸计划。
次日凌晨，两架苏制轰炸机从湖北孝感机场直飞北方，为了避免泄密遭到敌机截击，空军没有通知地面部队，而是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轰炸黄河大堤。
这天中原地区有轻雾，虽然雾霭未能完全遮盖河堤，但是对飞行员视线还是造成一定影响。由于飞机突然飞临赵口，地面官兵不明真相误以为遭到空袭，还有人勇敢地对空开火，一度造成极大混乱。抗战时期的轰炸机并不具备今天的精确轰炸技术，投弹手完全依赖个人技术和经验投弹，而炸弹在坠落过程中往往还会受到气流、风向等等诸多因素影响，所以即使正常情况下命中率也不高。当飞机准备轰炸时意外遭到地面射击，加上投弹手瞄准有误，致使炸弹偏离目标扔在村庄里。
５
眼看大本营限期快到，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上将十万火急赶往赵口工地督阵。
此时中原战局危如累卵，日军第十四师团主力已经占领开封向郑州逼进，而通往武汉的京汉铁路也多处告急。日军攻势凶猛，我军阻击部队拼死抵抗，大本营急电催促，商总司令头上直冒冷汗，他十分清楚如果不能尽快掘堤放水阻敌前进，中国抗战的多米诺骨牌将从他的防区内倒下。
那时候他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当总司令亲自登上黄河大堤时，他看见数百名士兵在烈日下挥汗如雨地劳动：有的奋力抡锹挖土，有的往返于河滩挑土挑沙，总之一派热火朝天的壮观景象。但是轰轰烈烈并不等于卓有成效，等到刘军长汇报进度，他唉声叹气叫苦连天，简直就像不幸遭人陷害一般。总司令不由得火冒三丈，严厉训斥了士气低落的刘军长，如果按此进度，恐怕再有一个月也难以掘开堤坝。但是训斥也没有用，巍峨的黄河大堤决不会因为总司令雷霆震怒就自动垮塌。
总司令在河堤上召开现场会议，让一道前来的军长师长出谋献策，广开言路群策群力。军人虽然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是在黄河掘堤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却立场并不一致，有人暗中持有异议，态度就比较消极抵触；有人坚决拥护，就积极出主意想办法。但是军人毕竟不是工程师，他们擅长打仗而不是挖土，因此各自主意出了一大堆，管不管用却很难说。
第二十集团军是个临时单位，实权都在各军、师长手中，总司令有职无权，他就是再不满也撤不了刘军长的职。总司令万般无奈，他频频环顾部下说：你们之中，有人愿意替代刘军长来执行掘堤任务吗？
无人回答。
总司令又问：谁愿意作为我的全权代表上工地督阵？
人们还是缄口不言，以沉默回应回天乏术的集团军总司令。总司令无计可施只好仰天长叹，匆匆宣布结束会议打道回府，现在他只有寄希望于奇迹出现了。
当总司令一行车马渐渐远去，空气中浮起的扬尘归于消散之后，本来人声鼎沸的河堤工地上立刻安静下来。士兵如释重负地坐下来擦汗休息，军官聚在一起玩牌，还有许多人躺倒在沙地上呼呼大睡，而刘军长也就理所当然地返回军部驻地午休去了。这时候一个操南方口音的陌生长官悄然出现在工地上，他身穿灰布军服，没有佩戴军衔，身后跟着两个背手枪的参谋。在军队驻扎人头如蚁的河堤上，他们看上去毫不引人注目，就像一群吃闲饭的文职军官。长官对工地上的一切似乎都有兴趣，他背着手四处转悠，听见一群士兵怨气冲天地说：×妈！日本人还没到咱安徽，倒叫自家人给放水淹了，老子不干！
长官停住脚若有所思，他似乎一下子明白了，河防军工程进度为何比蜗牛还慢。
在曾经引爆手榴弹的地方，长官蹲下身来亲自测量弹坑广度和深度，还对有关放置手榴弹数量，如何埋弹等等技术问题进行了详细询问。后来长官还在一间破草棚内找到几名当地河工，他亲自同他们促膝交谈，态度和蔼平易近人，还掏出香烟来请工人抽。直到一个偶然路过的军官惊讶地趋前敬礼，河工才知道原来同他们谈话的是一个大人物，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陌生长官在工地上逗留到天黑，然后才悄悄离开河堤消失在夜幕中不见了。
他就是新八师师长蒋在珍陆军中将。
６
昭和十三年（１９３８年）六月，号称“支那克星”的土肥原贤二走下火车车厢，骑上一匹白色战马，指挥他的师团继续向郑州大步前进。在他身后，一面燃烧的日本太阳旗已经在开封城头高高飘扬，而他的先头部队正在逼近素有“郑州门户”之称的中牟县城。日本将军信心百倍，他毫不怀疑敌人的脆弱防线就像一堵摇摇欲坠的城墙，只需最后一击就会轰然垮塌。
参谋长匆匆赶上前来送上一份急电。根据空中发来的侦察情报称，在中牟以北的赵口地区发现大批中国军队聚集在黄河沿岸，估计约有数千人，似乎正在构筑防御阵地。
土肥原把电报扔在一边，命令继续前进置之不理。
侦察斥候带来一个点头哈腰的中国人，他是为日本人带路的当地汉奸。汉奸报告说，赵口一带确有大批中国河防军正在破坏黄河大堤。骑在白马上的日本将军哈哈大笑，挥手让汉奸走开，然后对部下们说：我来给你们讲个故事吧。这个故事发生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地点就在我们脚下这片中原土地，名字叫做“蔡丘议定”。
相传古代黄河沿岸的鲁、郑、卫、宋、蔡各国君主相聚在蔡丘召开会议，他们在神的面前缔结盟约，规定无论发生何等大事都必须遵守条约，即不能弯曲黄河河道，不能毁坏黄河河堤。违者天地不容，各国共诛之讨之。神圣的“蔡丘议定”流传两千多年，一直为历朝历代君主所依循，不敢越雷池一步。
部下显然对中国历史一无所知，他们问：要是蒋介石违反“蔡丘议定”，结果当会如何？
土肥原眯缝起眼睛抬头望天，天空红日高照，大地阳光灿烂麦浪起伏。他指着面前的千里沃野回答道：中原地区人烟稠密物产丰富，历来为北方粮仓，如果蒋介石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你们想想结果吧，谁将是最大的受害者呢？难道不是他们自己的老百姓吗？老百姓能不起来造反吗？我还阅读过最权威的《黄河水利志》，黄河泛滥当在每年雨季到来的七、八月以后，那时候我帝国皇军已经攻克武汉，敌人有何阴谋也为时已晚。
参谋长将信将疑，他说：那么敌人在河堤构筑阵地意图何在？
土肥原骄傲地回答：我军目标是全力进攻郑州，抢占中原战略要地，不要被小股敌人拖住脚步。这支所谓河防军并非敌人主力，他们的指挥官名字叫刘和鼎，从前是安徽杂牌部队，是我军在上海战役未能全歼的残兵败将。我判断他是有意吸引我军注意力，达到牵制我军作战的目的，所以不用理睬他们。
土肥原是师团指挥官，又是赫赫有名的“中国通”，他的话当然具有无庸置疑的权威性。参谋长打消顾虑，下达全力进攻中牟县城的命令，同时向派遣军请求派飞机轰炸赵口，消除河堤上那些有威胁的地面目标。
经飞机侦察确认，轰炸之后的黄河河堤果然安静不少，多数河防军逃离阵地，少数残敌已不再对日军侧翼构成威胁。
第二十一章千钧一发
１
抗战时期曾在河南郑（州）中（牟）河防守备部队任职的抗战老人卢继东长期致力于花园口决堤的资料研究工作，卢老本人也常常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撰写回忆文章。只是近年老人年事日高，写作很不方便，渐渐就停了笔。他对我说：你们后人，对那些所谓文史资料可信之，可不信之。因为这些见证人五花八门，有道听途说者，有以假乱真者，他自己并没有经历那件事，只是听说，甚至只是猜想，所以就以讹传讹。比如１９３８年那场大水，当时究竟损失有多大？淹死多少老百姓？黄泛区面积有多少，淹没多少村庄，多少耕地？由于当时没有统计，过后就不大说得清楚，所以现在的数字都是估计。另一个方面，当时大水冲垮多少日本部队，淹死多少日本人？日本人遭受多大损失和打击？许多人也各说不一、争执不休。但是这些人都不该忘记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答案应当从各方提供的证据中寻找，包括我们的敌人日本侵略者。
还有一些人，他们以亲历者身份说了一些耳闻目睹的事情，但是他的所见所闻很可能是局部的，片面的，甚至是假象。比如，黄河决口时，下游皖、苏地方政府都提前发出泛水警报，动员老百姓紧急疏散，而上游河南正在打仗，所以损失最为严重。当时我在河南，对河南灾情有所了解，但是不大清楚安徽和江苏的损失情况，如果我硬要拿河南去推论全国，那就是以偏概全嘛。
卢老说，灾情发生后，后方各省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形成声势浩大的赈灾活动。政府号召全国人民勒紧裤带，边打仗边赈灾，可谓同舟共济万众一心，这难道不是抗战精神？不是血肉长城？老人忽然指着自己的儿子说，像你们这些当过知青的人，你们人人都是亲历者，但是你们能以自己的经历去代替别人么？抗战也一样，你应该说清楚，哪些是你听来的，哪些是你看见的或者经历的，不要笼统混为一谈。
老人还告诫我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一些有影响的人物以当事人身份说了许多违心的假话，他们的个人回忆录往往不是从历史真实出发，而是为了服从政治和个人利益需要。这些假话被当作了真实的证据，于是历史就变了样。如此例子数不胜数，不管这些人主观意愿如何，客观上却在误导读者，制造历史的歧义。
我认为读解这位可尊敬的老人需要时间，就像我们认识自己须得等到我们变成历史之后。老人的告诫令我警醒，我意识到历史可能永远没有真相，正是因为岁月不可重复，我们人人都在努力为历史涂抹一笔个人色彩，从而有可能把历史变成一座迷宫。我今天所作之全部努力，不过就是透过无数纷繁的表面现象去捕捉一种我认为最接近历史本质的“可能性”而已。
２
按照大本营电令，花园口方向的掘堤任务应由万福麟第五十三军负责执行。第五十三军前身就是张学良东北军，自“西安事变”后遭受重创一蹶不振，有迹象表明军长万福麟将军对于“以水代兵”的战略并不热心，只派出一队人马开上河堤应付，因此花园口掘堤工程基本上还是个空白。
但是我们很快将会看到，命运是只不可预测的神秘之手，它注定要把一个看似毫不相干的局外人牢牢抓住。这个人就是驻节京水镇的新八师师长蒋在珍。
京水镇距离花园口河堤只有两里地，更具体一些来说的话，花园口本身就在新八师防区之内，由新八师负责管辖。大本营所以舍近求远，指令远道而来的东北军而不是新八师掘堤，完全因为这支来自贵州的地方队伍在委员长眼中的地位无足轻重。新八师兵不过两千多，对外号称一个师，其实连中央军一个团也比不上，且装备落后人员不整，人称“双枪兵（步枪烟枪）”，被国防部评定为“丙种师”，也就是战斗力最低下的那一类队伍。委员长能信得过把重如泰山和生死攸关的任务交给这样一支三流队伍来执行吗？
本来新八师奉命执行“Ｇ”任务，就是一旦敌人攻破郑州立即放火焚城，但是任务暂时被中止，新八师无事可干原地待命。当蒋在珍在赵口工地上偶然窥破河防军掘堤失败的秘密之后，他不由得为大本营的战略计划暗暗担起心来。一旦郑州失守，武汉不保，说不定连他的贵州老家也会很快沦陷敌手啊！就在蒋在珍忧心忡忡之际，一个电话打到师部，对方是集团军总司令商震将军。总司令的声音听上去很焦急，他问道：听说你在工地上转悠了不少时间，有何收获？
蒋在珍当然不敢随便告状，他连忙解释：卑职不过好奇，随便走走看看而已。
总司令直截了当地说：你能接替赵口任务吗？
蒋在珍大惊失色，赵口河堤已成尽人皆知的烂泥潭，弄不好他岂不要成刘和鼎的替罪羊？他忽然后悔不该在别人地盘上到处走动，真是落花无心，流水有意啊。他结结巴巴地申辩说：刘、刘军长已竟其功啊，卑职不、不能替代。
总司令马上换了一种不容置辩的冷淡声调说：你知道，掘堤事关大局，我看你还是马上作准备吧。
蒋在珍万万没有想到，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艰巨任务，现在却猝不及防地落到自己头上。军令如山倒，他只好连夜布置任务，让部下分头调查郑州河防的历史状况，查阅档案资料，同时派人向水利专家登门求教。调查结果出人意料，其实答案几乎是现成的，专家告诉军人，赵口段大堤原本十分坚固不易破坏，而新八师驻地京水镇所在的花园口曾在清光绪年间三次决堤，该河段才是黄河大堤的软肋所在。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原来通往掘堤成功的道路就在他的脚下。从某种意义上说，决定抗战命运的战略钥匙就掌握在新八师手中。蒋师长惊得半晌无语，他不知道这个巧合意味着什么，福耶祸耶？无意还是天意？或者是冥冥之中某个神秘意志对他的暗示？
蒋师长当即向总司令进行汇报，建议放弃赵口而把掘堤重点改在花园口。因为事关重大，总司令没有马上答复他，而是要通大本营的电话，让他直接向何应钦总参谋长报告。
何总长在那头听完后沉吟片刻，然后嘱咐他等一等，不要挂断电话。
终于听筒里“咔嗒”一响，传来一个尖厉的浙江口音。对方说：你说，我听着。
蒋师长脑袋一炸，他听出对方竟是蒋委员长。蒋师长简直是战战兢兢地进行汇报，委员长没有立即答复，当然也没有挂断电话，也许他在进行思考，也许听取身旁何总长或者其他高级幕僚的意见。又经过一段难熬的等待，当浙江口音再次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