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更要有一个健全的大脑，否则就会抗战误国！
１９３８年春夏之交，汪精卫及其追随者利用手中大权不遗余力地制造舆论，公开鼓吹“和平救国论”和“抗战误国论”，在民族救亡大潮中掀起一股颇具欺骗性的黑色逆流。
４
２００５年，抗战老人孙绍朴如约同我在成都一家茶馆见面。
这是个阴霾满天的春日，湿漉漉的空气令人压抑，但是出现在我面前的孙老却精神矍铄。孙老同多数四川人一样个子不高，一张饱经风霜的脸黢黑精瘦，目光炯炯有神，令人不敢相信他已是个八十八岁的高龄老人。
孙老介绍自己是四川资中人，抗战爆发那年刚好满二十岁，在成都市中心著名的春熙路百货庄做学徒。国民政府来川招兵，民众在春熙路拉起横幅热烈响应，文艺队员在台上演戏唱歌，大学生演讲鼓动，看得台下的人群热血沸腾，孙绍朴一冲动就报名当了兵。
老人说，当场报名的青年有三十多人，都是春熙路上的店员学徒，包括“德龙布匹庄”的伙计卿仕恒，俨然结成一个抗战救国的“春熙帮”。卿仕恒是他的乡党，平时跟他要好，报名下来两人都心情激动彻夜难眠。孙老说，他们参加的是“出川抗日义勇军”，不是地方部队，而是大名鼎鼎的中央军胡宗南第一军。成都民众开大会为新兵壮行，女学生登台献花，新兵披红挂彩，那份荣耀就跟中状元差不多。报馆记者前来采访，又是拍照又是请他们发表感言，新兵个个热血沸腾，说了许多豪言壮语，都登在那时的报纸上。
出发那天是十二月中旬，前线刚好传来首都南京沦陷的噩耗，万众悲痛，给新兵出征蒙上一层悲壮色彩。新兵从成都步行到重庆登船，又经水路来到大城市汉口，受训的地名叫阳罗镇。孙老文化不高，但是记忆力惊人，他自豪地告诉我，中央军装备在当时国内首屈一指：每班有一挺轻机枪，连有重机枪，团有迫击炮。他扳着指头回忆说：士兵每人一支中正式步枪，二百发子弹，两枚木柄手榴弹，一把十字镐，一把工兵铲。还有洋瓷碗，一条毯子，但是没有水壶。冬天一套棉衣，夏季两套单衣，没有鞋，自家打草鞋穿。当兵一月六元钱军饷，比在百货庄当伙计还多呢，那时候一元钱可买三十二斤大米。如此等等。
我问有没有钢盔？孙老摇头说：日本兵有钢盔，中国兵没有。我说您知道德式师吗？他说不知道。我说雨衣呢？他答没有。我问下雨怎么办？他说浇着呗，那时候打仗天天死人，哪里还顾得上下雨？
教官训练极严格，比如瞄准必须屏住呼吸，射击三点一线，立、卧、跪姿一练就是多半天。冲锋得猫着腰，刺杀要快、准、狠，过障碍、跳木马、匍匐前进样样都不能马虎。尤其令孙老自豪的是，他扔手榴弹是全连冠军，能扔五六十米，顶得上一门迫击炮。
转眼到了阳春五月，上级下达紧急命令，新兵结束受训，从汉口火车站登车开赴豫东增援。孙老记得很清楚，上战场这一天艳阳高照，马路两旁的红木棉和大树杜鹃开得热烈灿烂，汉口民众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地欢送子弟兵出征，令他们再次激动自豪和热血沸腾了一回。新兵营清一色四川兵，共有五百多人，编为三个连。“春熙帮”编在第一连第一排，排长祝伯均少尉，四川资阳人，黄埔军校毕业，是他们军旅生涯中的第一位正式长官。
随着车轮轧轧转动，繁华的城市和美好的和平生活被留在身后，北方战场和枪炮声越来越近，战争这头食人妖魔就要向新兵显露出狰狞面目来。
另一位现居成都的退休火车司机，八十九岁的陈定化老人对我说：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我在汉口江岸机务段作司炉工，有一天上面来了命令，所有机车都集中往京汉铁路和陇海铁路运送军队。那些军队多极了，简直成千上万，还有各种坦克、大炮、武器和弹药粮食，没日没夜地运啦……人人都知道，这是打大仗，保家卫国啊！日本鬼子已经打到河南，侵略半个中国，不把他们赶走行吗？那时候我们铁路工人憋足一股劲，实在累不行了就趴在锅炉跟前打个盹，起来接着干活儿……就这样把几十万军队全都运上了前线。
我同意一句经久不衰的口号：兵民是胜利之本。有了四万万民众拥护，还有什么样的敌人不能打败，什么样的艰难险阻不能克服呢？
５
父亲告诉我，武汉沦陷之前的最后那个春天，汉口昼夜过军队，武汉三镇简直变成一个流动的大兵营。
来自南方各省的汽车和火车满载斗志高昂的抗日官兵，他们都要经过武汉这座交通枢纽城市然后源源不断地开往前线去作战。武汉是全国抗战的心脏，新闻界一向以嗅觉灵敏著称，记者嗅出前线出现不同寻常的军事动向，又有人从军方打探出豫东战场正在进行一轮鼓舞人心的新战役，于是报纸竞相报道渲染，掀起一轮又一轮期待胜利的热潮来。
报载，全国著名的抗战剧团在进步人士田汉、冼星海等人带领下劳军义演，演员嗓子唱哑了，跳舞折了腿，许多人累出病来，但是他（她）们依然坚持演出热情不减。时任国民党军政部第三厅厅长的著名诗人郭沫若也不辞劳苦前往车站慰问，发表慷慨激昂的抗战演说，并当场赋诗表达对抗战将士的敬意。还有许多来自沦陷区的流亡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满怀对家乡的深切怀念和浓浓的爱国之情拥向车站码头，以肺腑之声激励参战官兵驱逐倭寇收复国土。更有为数众多离乡背井的各地难民，他们以亲身遭遇控诉日寇暴行，激起部队官兵对日寇的深仇大恨。许多市民拉着子弟兵的手失声痛哭，老大娘把自家舍不得吃的鸡蛋和馒头塞在官兵怀里，一时间送子参军，送郎当兵的爱国行动蔚然成风。
裕华纱厂工会也组织女工前往车站码头劳军。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工会组织都有公开合法地位，比如裕华纱厂就有不止一家工会，既有共产党领导的赤色工会，也有国民党组织的白色工会，他们都打着为工人大众谋利益的旗号进行竞争，组织各种社会活动，宣传各种主义，争取工人群众支持等等，总之已经有那么一点点西方社会的民主味道。张松樵是无党派实业家，他老人家对政治活动一概没有兴趣，只重视劳动纪律和经济效益。他给工厂定下一条雷打不动的铁规，那就是工作时间任何人不得离开岗位，违者开除。
但是工会组织劳军，军队并不都在工人下班以后到达武汉，这样就同工厂的劳动纪律发生矛盾。人人都知道张松樵是个说一不二的老板，除非他亲自批准，否则任何人不敢越雷池一步。正在为难之际，张松樵亲自走进工会来，他说：你们去吧……只要打败日本鬼子，还有什么事情不好办呢？
工厂铁规就这样被张松樵自己打破了。
我父亲说，由于空袭学校常常停课，他就和同学偷偷跑去车站码头看过兵。对男孩子来说，战争永远都是他们最热衷的话题，军人和武器永远都是他们的崇拜对象。同学们常常为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争论不休，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到底有没有钢盔师”？
抗战初期，武汉民众纷纷传说，有一支从国外训练的中国部队，坦克大炮数不胜数，官兵手持自动枪，头上不是戴灰布军帽而是一顶威武的黑色钢盔，简直就是天兵天将下凡，只要他们开上战场准能打败日本鬼子。可惜这支神乎其神的“钢盔师”只存在于人们口头，从来没有人见过这支不同凡响的复仇之师。但是有一天奇迹发生了，我父亲在火车站看见一列即将开往北方的运兵火车，车厢里的士兵一律身缠武装带，胸前挂着自动枪，看上去威风凛凛与众不同。更重要的是，每个士兵头上都戴着一顶黑色的钢盔帽，毫无疑问这就是传闻已久的“钢盔师”。我父亲激动得浑身发抖，他掏出身上所有零花钱买来香烟分给士兵，唯一心愿就是渴望亲手摸一摸那顶神奇的钢盔帽。士兵满足了男孩子的愿望，当那顶混合着人体汗味和铁腥味的沉重钢盔被扣在我父亲头上时，那种从天而降的巨大幸福感几乎压垮了他。我父亲说，后来他悄悄把家里的铁锅扣在头顶上，想象自己变成了“钢盔师”，为此他没少挨母亲巴掌。
威武的钢盔帽变成一个梦，这个梦就是装备世界上最好的武器，然后驰骋战场保卫家园，把日本强盗赶回老家去。仅仅五年之后的１９４３年，我的中学生父亲终于如愿以偿地参加中国驻印军，奔赴遥远的南亚古国印度受训并成长为一名头戴钢盔帽的坦克兵，驾驶美制“谢尔曼式”主战坦克走向烽火连天的中、印、缅战场。
６
就在前线捷报频传，武汉三镇沉浸在一片胜利的欢乐气氛中时，张松樵派往重庆迁厂的肖老大却风尘仆仆地赶回来了。
肖老大变得又黑又瘦，衣衫褴褛，但是他不可思议地带回来一支庞大船队。他同武汉失去联系的原因在于通讯落后，那时候四川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偏僻闭塞，许多山区不仅没有公路，甚至与世隔绝。根据肖老大调查，四川沿江地区都是传统的产粮区而非产棉区，纱厂需要的原棉仍需从遥远的汉中乃至西北购入，因此必须尽快改变当地人观念，帮助农民实施棉花种植计划。肖老大按照张松樵指示在重庆南岸一处地名叫做窍角沱的江边购买土地，开始新厂筹建工作。
毫无疑问，工厂提前西迁要冒很大风险，肖老大就是这个冒险计划的忠实执行者，他从四川组织回来船队等于宣告西迁计划已经激活，引来一片愤怒的讨伐之声。由于日本人尚未开始进攻武汉，激战正酣的北方战场也远在千里之外，当时裕华纱厂的几家主要竞争对手：湖北第一纱厂、申新纱厂、震寰纱厂都按兵不动，他们怀了一种等待观望的侥幸心理把赌注押在形势好转上。一旦中日重开和谈形势趋缓，或者中国军队取得胜利，甚至不排除日本人在国际压力下停止进攻退出华北，提前迁厂的人不就吃了惊慌失措和误判形势的大亏么？
反对声音首先来自工厂董事会。
股东们各打各的算盘，他们作为中小投资人的代表，当然有理由反对工厂冒险。他们质问说，如今连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还在武汉，前线正在打胜仗，局势有望稳定，裕华纱厂有何必要提前搬迁呢？这不是明摆着决策失察和庸人自扰吗？何况抗战以来市场需求激增，我们何不抓紧生产多多赚钱却偏要坐失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呢？
后来一些股东果然退出董事会，不是他们不信任张松樵，而是不愿意同他一道进行这场生死攸关的冒险。董事会的分化重创了一贯自信的张松樵，他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不见人。这天黄昏的时候，一个女人的身影轻轻走到他跟前，女人说：我跟你到重庆去，还有我们的儿子……就是你的工厂还剩下最后一台机器，那个看机器的女工就是我！
这个女人就是我奶奶柳韵贤。
第十二章武运长久
１
中国飞机的人道轰炸在日本引发一场地震。
近卫首相紧急进宫，诚惶诚恐向天皇陛下谢罪。裕仁天皇并没有当场责备首相，而是说了一些语调平稳的安抚话，并引用一首明治天皇的俳句诗，内中有日本民众熟悉的“八竑一宇，四海安定”的名句，借以表达天皇陛下对战争胜利的期待之情。
近卫首相深受感动，他立即召开内阁“五相”会议，首先责成军部追究国土防空军的责任，撤换多名失职的高级将领；随后向全国颁布《战时防空法令》，以应对可能再次来临的敌人空袭。内阁会议还一致决定以陆相（陆军大臣）名义严厉训斥正在中国作战的两大派遣军，责成他们立即向中国沿海大举“扫荡”，占领和摧毁那些可能威胁日本的中国机场。同时责成海军派出更多的新式飞机协同陆军作战，务必一举歼灭中国空军，保障日本国土安全。
鉴于日本已经受到中国远程轰炸机威胁的严重事态，内阁会议确认，有必要提前实施武汉战役，一举消灭蒋介石政府。内阁确认，只有在三大前提下日本的国家安全才能得到切实保障，那就是：第一，彻底消灭敌对的中国军队。第二，国民政府无条件投降。第三，把蒋介石赶进荒无人烟的大陆西部和沙漠里。
蒋介石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中国飞机释放的和平善意不仅不被日本人接受，反而刺激他们更加丧心病狂地加快侵略战争步伐。日本人的贪婪和野心最终酿下苦果，直接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和走向自取灭亡。
２
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大将在五十九岁生日前夕同时收到两份来自东京的礼物：一份是大本营的训斥电，另一份则是陆军部的进攻命令。
总司令把那份措辞严厉的训斥电看了一遍，然后轻蔑地扔在地上，他根本不在乎大本营那帮胆小鬼弄出来的训斥电，他们只能吓唬那些平民出身的师团长，而对于出身高贵的他则不起作用。须知寺内家族在日本声名显赫，连皇族也要礼让三分呢。
那份以陆军部名义下达的进攻命令很明确，撤销“以徐州为界线”的命令，但规定华北派遣军的任务仅限于解救被围困的第十四师团，作战范围不得超过开封以西。
总司令终于得到他想要的东西，那就是进攻。
一旦进攻的战车轰隆隆地开动起来，停不停下来或者什么时候停下来就由不得别人来作主了。总司令呵呵冷笑，现在华北派遣军已经获得进攻的权利，他将下令全面出击，直至消灭蒋介石政府，不管这个敌人是在武汉还是重庆。
现在华北派遣军急需解决的问题是空中力量不足。
在日本，空军分别隶属于海军和陆军，军部历来重海军而轻陆军，天皇亲自下令把新式战机和一流飞行员都配属给海军，所以陆军航空兵就不可避免地沦为战斗力低下的三流队伍。他们不仅飞机数量少，机型陈旧，而且飞行员技术也远不如海航兵，与中苏空军抗衡并不占据上风，这也是第十四师团始终被动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孤军作战的第十四师团被敌人团团包围，土肥原通过电台频频呼救，试想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空中力量尽快实施紧急救援，这支弹尽粮绝的队伍恐怕难以坚持到地面援军赶到了。一想到号称“支那克星”的模范师团有可能遭遇全军覆没的悲惨下场，总司令就感到心情紧张不寒而栗。
总司令别无选择，谁叫他指挥的陆航飞机不如人呢？要想获得强大的空中优势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捐弃前嫌重修与海军的紧张关系。一向以傲慢著称的寺内总司令不得已放下架子亲自飞往青岛，主动登门向海军舰队司令官致敬。海军对陆军总司令的屈尊到访深感意外，因为即使海军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也不过区区中将啊。海军在青岛司令部铺上红地毯，组织盛大仪式欢迎陆军贵客，两位司令官热烈握手，共同检阅海军仪仗队。众多日本记者不失时机地拍下照片，向国内发回陆、海两军共庆胜利的消息报道。很显然寺内总司令的妥协没有白费，海军方面同意全力支持华北派遣军的进攻行动，陆军则投桃报李，对海军占领中国沿海港口城市表示默认。
３
昭和十三年（１９３８年）五月，正在休假的日本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