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按时在村边水磨房处集合。说过，大家当场对表。会后，他把杨尚昆留下来研究了各种细节。长期做参谋长工作的叶剑英，那是非常细致的，一切准备工作滴水不漏地完成了。
接着，他来到了作战科。真是事有凑巧，只有白天送电报的吕继熙副科长守在那里。叶剑英看四外无人，就说：“小吕，关于那个电报的事，你一句也不要说。”吕继熙点头答应。叶剑英又说：“你那里有陕西省和甘肃省的地图吗？”吕继熙说：“这次包座战斗，只缴获了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省图，没有陕西省的。”叶剑英说：“你把那份甘肃省图给我。”吕继熙从文件箱里取出甘肃省图，叶剑英就悄悄揣起来，趁人不注意，放在床底下的小藤箱中。
诸事齐备。叶剑英忽然想起，三军团的宣传部长刘志坚，正带着一个宣传队在包座三十军演出。为了让他们连夜赶回来，给他们发了一个电报。
他的床铺和陈昌浩、徐向前一起，都在那个飘散着酥油味的经堂里。他听听陈、徐二人都已入睡，也想稍微眯一会儿，行动起来更精神些。可是哪里睡得着？在昏暗的马灯下，他望着那些粗劣怪异的神像，慈眉善目的菩萨，房顶上垂下来的许多布带，不断在风中微微飘动，充满了神秘和不安的色彩。他不过三十几岁，经过的惊涛骇浪却不少了。尽管诸事布置妥善，还是怕什么事遗漏了，或者在意想不到的环节上出现差错。他记得，广州暴动时就有这种心境。那次，一切都布置得相当妥善，以为不会出问题了，哪晓得仅仅因为运送手榴弹的一辆大车被敌人察觉，整个起义不得不提前一天。叶剑英怕再发生类似的事，一直思索着还有什么漏洞。这样越想越兴奋，就更加难以入睡。他在暗淡的灯光下不时地看表。表走得相当迟慢。好容易捱到凌晨一时，他悄然起身披上大衣，轻轻地从床下小藤箱里摸出那份甘肃省图，装到皮包里，然后轻手轻脚地走出了经堂。他在经堂外站了一会儿，觉得身上轻轻的似乎少带了什么，一摸腰间才发觉他的左轮手枪放在床头上了。他又连忙回去拿了手枪。这时，他回头望了望自己的伙伴，叹了口气，心里说：如果不是那个张国焘，何致于如此，但愿将来再相见吧！……接着迈开大步走向村边去了。
走出不远，前面晃动着一个黑影，追上去一看，原来是军委秘书长萧向荣。叶剑英把地图掏出来，递给他说：“老萧呵，这是甘肃省全图，全军只此一份，可是个要命的东西，千万要保管好。”
说过，两个人一起来到预定的集合点水磨房旁边。总指挥部政治部的副主任杨尚昆，还有李克农、林伯渠等许多人都来了。此时，秋风萧瑟，寒气袭人，满村的白色经幡在风中噼啪作响，显出一片肃杀之气。可是每个人都为跑出来而高兴，一个人低声说：“我们开小差跑出来了！”叶剑英立刻接上说：“不，这是开大差，是为了执行中央的北进方针嘛！”大家都轻轻笑了。接着，清点了一下人数，已经到齐。唯一的遗憾是刘志坚带领的几十个宣传队员没有及时赶回。其中包括著名的红军文艺工作者李伯钊，她是杨尚昆的妻子，曾在莫斯科学习过，她的舞蹈曾使红军战士们为之倾倒。部队为了脱离险境不得不按时出发，杨尚昆也不得不忍痛赶路。
大约向西走出三四里路，来到一个岔道口，前面有一簇黑影挡住去路。正惊疑间，一个粗壮的黑影走过来，叶剑英仔细一看，原来是彭德怀。彭德怀一把就拉住他的手说：
“哎呀，参座，真把人急死了！你怎么现在才来？我还以为你出了事呢！”
叶剑英笑了笑说：“是你心里急吧！”
“地图带了吗？”
“这个忘不了。”叶剑英又是一笑。说过，往后一指，“你瞧，都谁来了？”
彭德怀一看，负责二局工作的曾希圣以及整个二局全来了，心中十分高兴。这些来的人和等的人见了面，宛如劫后重逢，那股亲热劲儿非同寻常，七嘴八舌，说个没完没了。彭德怀唯恐误事，忙说：
“参座，你还不快走！”
一句话提醒了众人，大家才转身进了夺夺沟向北去了。
彭德怀仍然直矗矗地立在那个岔路口，煞象一只担任警戒的老雁在观察着动静。因为寒气袭人，有时来回踱着步子。直等部队走得远了，才下令撤了警戒，跟在部队后面缓缓而行。
彭德怀赶上大队时，太阳已经出来了。叶剑英站在路边正同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博古等领导人在一起说笑。部队集合在一块平坝子上，张闻天正在同大家讲话。因为部队出发仓促，许多人还不明原委。当张闻天讲明真象时，部队都愤慨异常，嘁嘁喳喳议论，大骂张国焘不是东西。
这时，不知谁喊了一声：“后面追上来了！”彭德怀往后一看，后面大路上果然卷起了一大溜烟尘，接着是急雨般的马蹄声。彭德怀立即布置好警戒，心想，果然追上来了！
原来，和三军团住在一起的军政大学行动时，被这个学校的校长何畏发现了。何畏原是四方面军的一位军长，爱着短裤，性格乖戾，动辄打骂部属。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被任命为军政大学校长。此时正负伤休养。他得悉部队行动，马上坐了担架到总指挥部报告。这时，总指挥部就乱了营了。陈昌浩大怒，立即召开干部会议，大骂中央“投敌去了”，并下令立即作战斗准备。但是在这个讨论是否追击的会议上，除副参谋长李特主张追击外，绝大部分干部都不赞成追击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陈昌浩也只好作罢。徐向前显然对眼前发生的突然事件缺乏精神准备，觉得难以承受，就难过地蒙着一条被子躺在床板上了。当下面部队请示，对中央红军是否追击时，徐向前说：“天底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陈昌浩也就同意不追了。但是他仍旧派出积极分子李特，拿着一封信前去劝说三军团返回。这就是飞奔而来的那队骑兵。
彭德怀等那队人马来到面前，向前走了几步。李特也跳下马来。这人是个矮胖子，横眉立目，带着满脸怒气，一见到彭德怀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说：
“彭军长，总指挥部有信给你。”
彭德怀接过信一看，上面写着什么“中央不经过总部组织路线，自己把一方面军部队及直属机关，昨晚开走”，“中央在毛周逃跑路线上，已经把一方面军几十万健儿葬送”，信中还用白话加文言的句式说，你们“胡为乎跟几个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最后要彭“即率队转回阿西”。此外，句中还有一点拉拢意味。彭德怀看后勃然大怒，把信往口袋里一装，指着李特吼道：
“什么是逃跑路线？你们说谁是逃跑路线？”
李特毫不示弱，叉开双腿，摆出操有尚方宝剑那样的架势说：
“中央不告而别，就是逃跑路线！”
“你这样说不对！”彭德怀放大嗓门，“北上的方针，早就确定了，是张主席多次同意了的，我问你，执行这个方针，怎么就是逃跑路线呢？”
“我告诉你彭德怀，”李特用手指着说，“你别再执迷不悟了。我问你，你们长征开始是多少人？你们现在是多少人？你们已经不到一万人了，北上是不会有好结果的！陈政委是好意，你还是想一想吧！……”
“你这是胡说！”彭德怀忍不住了。
“算了，算了，德怀同志，你不要跟他吵了。”
大家一看，毛泽东身披破棉衣，手里挟着纸烟，从人丛中缓缓走了出来。他安抚了彭德怀几句，接着走到李特面前，带着笑容说道：
“李特同志，我看你们不要吵了。你今天是奉命而来，主要是来劝说德怀同志，他的思想还不太通，双方还有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嘛！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共产党，都是红军，总是一家人嘛！现在，中央说要北进，国焘同志说要南进，谁是谁非，还可以由时间来检验嘛！如果哪些同志认为南进是对的，也可以南进，捆绑总是不成夫妻。不过，我相信，四方面军的同志如果南进，是一定会碰壁的，不到一年时间，一定会回来的。我们不过先走一步罢了。你说是吗，李特同志？”
一席话说得李特无言以对，脸红红地低下头去。毛泽东又面对部队说：
“你们有哪位愿意跟李参谋长走的，也可以走嘛！”
由于红军大学四方面军的学员大部都已留下，凡是跟来的都是愿跟中央走的，因此没人吱声。
这时，彭德怀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来，在毛泽东面前晃了一晃，说：
“这封信怎么办？”
毛泽东笑着说：
“这个好说，你给他开个收条，说后会有期。”
李特接到收条翻身上马，带着他的一队骑兵返回去了。中央红军和他们的领导人，开始踏上了北进的道路，向着一军团的所在地俄界进发。
彭德怀和毛泽东都走在三军团的后尾。彭德怀仍然面色严峻，双眉不展。路上他问毛泽东：
“如果他们还要追，怎么办？”
“那也不能打。”毛泽东说。
“如果扣留我们，强迫我们南进呢？”
“那也只好跟他们南进了。不过，他们总会要觉悟的。”
彭德怀没再说话。只有嚓嚓的脚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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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一）
从阿西到俄界是一天多的路程，其中一多半还要经过草原。不过今天阳光灿烂，草原上的花一部分谢了，还有一些仍然十分耀眼。特别是黄金莲，一片一片，简直象黄金似的。就人们的心情说，也许高层干部们留下了分裂的伤痛，而就多数指战员，却象从一个死谷跨向广阔无垠的原野，连呼吸都觉得大为舒畅。因为自六月十二日会师以来，在这个死谷里竟滞留了三个月之久，不论是身体或精神都折磨得欲哭无泪，有苦难诉。那个倾注着热情的北上抗日的口号，只有今天才真正实现有望了。衣服褴褛、枯瘦憔悴的战士们，脸上又出现了笑意，队伍中又飘起了南国各省的山歌声。
毛泽东骑在马上，心情是矛盾的。他既有摆脱沉重包袱的轻快之感，又有一种分裂的伤痛。事情虽然过去了，但是他仍然在内心里探讨着这件事情的含义。正在他沉思默想的时候，忽听前面有人叫他。他抬头望去，前面路边站着两个人：一个人瘦长脸，身躯虽不甚高，却穿了一件很长的军衣，显得腿更加短了，毛泽东认出那是红军的文学家成仿吾；另一个却不认识，那人生得精明干练，身躯瘦而且高，戴着四方面军的大八角帽，两只眼乌黑有神。毛泽东立刻下马，笑着说：
“仿吾，你这位文学家最近可写了诗么？”
成仿吾赶快迎过来，笑着说：
“毛主席，你是戎马倥偬，兴致高雅，我是连命都顾不住了。”
说着，他指了指身后那个瘦高个子，介绍说：
“这是四方面军保卫局的祁德林同志，在红大学习，今天早晨和我们一起来了。他说有事要找您谈谈，不知您可有时间？”
“好好，”毛泽东点头说，“那我们就走着谈吧。”
说着，毛泽东居中，三人一起并肩而行。
“毛主席，”那个瘦高个子说，“我是受人之托来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总也没有找到机会。现在已经晚了，人也死了，我真觉着对不起他。”
祁德林勉强抑制着自己的情感，难过地低下头去。
“你说的是谁？”毛泽东问。
“曾中生同志。”
“什么？曾中生？”毛泽东大吃一惊。“他怎么死的？”“是在卓克基秘密处死的。”祁德林说，“本来是弄到树林里用绳子勒死的，过后反说他逃跑投敌了。”
毛泽东震惊异常，夹着纸烟的手指不住地抖动。曾中生也是湖南人，一九二五年入党，他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常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听毛泽东讲课，所以两人很熟。此人能文能武，才华出众，北伐军进抵武汉时，还当过汉口《民国日报》的主笔。一九二七年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三○年派往鄂豫皖苏区，担任党的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他和徐向前、许继慎、旷继勋、蔡申熙等人一起，积极领导武装斗争，迅速打开了局面，红军发展到四个师近两万人，全区人口近二百五十万人。但是，自次年四月张国焘这位钦差大臣去了以后，党的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一职，就由张国焘取而代之。曾中生的职务则每况愈下。其时毛泽东也正受排挤，加上山川阻隔，有些事只能知道个大概。在毛儿盖与张国焘相见时，毛泽东曾问及曾中生，张国焘含糊其词，说他身体不好，正在后方休养。因为关系复杂，毛也未再动问。今天一听这位优秀人物已经被害，怎能不震惊呢！
“为什么要处死他？”毛泽东沉默了一阵之后又问。
祁德林叹了口气，说：
“曾中生早就被关在监狱了，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后，他觉得到了中央身边，自然非常兴奋。有人看见，他屋子里夜深时还亮着灯，就报告了张国焘，张国焘心虚了，以为曾中生要写材料向中央告他，就先下了手了……”
“监狱？你说的是什么监狱？”
“对了，我忘了说，在川陕苏区，张国焘就说他是‘托陈取消派’、‘右派领袖’把他抓起来了。行军的时候也捆绑着双手。”
“这不稀罕，”成仿吾插进来说，“廖承志同志和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同志，都是捆绑着行军的。因为廖承志给中央写过一个报告，讲到了川陕苏区的真实情况，张国焘就把他送到保卫局关起来了。”
毛泽东惊讶地“唔”了一声，又接着问：
“他们为什么要把曾中生关起来？”
“主要是因为小河口会议。”
“什么小河口会议？”
“小河口是陕南城固县的一个村子。”
祁德林接着解释说，自从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之后，就一直向西漫无目标地流动，部队走得苦极了。张国焘以保密为由，既不在领导干部中商讨，也不在战士中解释，只是一味地向西走呀，走呀，不知道张国焘到底藏着什么鬼心思。从上到下，是一片埋怨声。有的说，我们一天到晚走，走，走，究竟要走到哪里去？有的说，鬼才知道！甚至有人偷偷地说，我看总部那个头是逃跑主义吧！这时候，象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朱光、张琴秋、刘杞、王振华这些领导人，当然更为不满，认为这样盲目流动是极为危险的。他们就在一起商议，准备派人到中央反映情况，揭发张国焘的错误，要求中央采取措施。后来又觉得远水不解近渴，就决定由曾中生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以书面形式向张国焘提出，立即停止无限制的退却，在陕鄂一带建立新根据地。张国焘感到众怒难犯，处境孤立，遂被迫在小河口村举行了一个师以上干部的会议。这就是那个小河口会议。
“曾中生同志在会议上发言了吗？”
“不单发言了，还是头一个。”祁德林带着兴奋和自豪的口吻说，“那天曾中生真是勇敢极了。他面对着张国焘这个谁也不敢惹的党内霸王，列举种种事实，进行了有根有据的批评。”祁德林叙述说，随后，邝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王振华、朱光、刘杞等同志都发了言。对张国焘的一系列错误，他在土改、肃反中的错误；他在第四次围剿中由盲目轻敌到仓皇撤离鄂豫皖根据地的错误；特别是他在西进途中无止境的退却，不打算建立根据地的错误；还批评了他一贯的毫无民主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