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过，他张开两臂一扑，趴在那摞书上，紧紧抱住，一动不动。
董老一看这阵势，笑着走出来，说：
“长工，这样吧，我和谢老的书可以烧，徐老的书你烧上一半，剩下一半我的马替他驮上，保证他明天不掉队也就是了。你看如何？”
何长工本来是逢场作戏，故意吓吓徐老，使他不要掉队，哪里是真要烧书！听董老这么一说，就噗哧一笑，说：
“算了，算了，既是董老说情，那一半也不用烧了，我叫警卫连每人替徐老背上两本。”
说着，弯下腰从书摞上搀起徐老，笑着说：
“徐老，你可千万别掉队呵！我刚才要不严格一点，是我这个痒痒哩！”
说着，他指指自己的脖子，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大家都明白，这是指周恩来给他布置任务时同他讲过的话。
徐老象抱着他的孩子似地抱着书进村了，他发现自己的衬衣潮湿得很，确实的，这位教育家刚才出了一身冷汗。
第二天，徐老倒是没有掉队。因为行军速度过快，掉队的还是不少。樱桃带着几个人在后面收容，通讯员也扶着病号走到前面去了。最后只剩下她一个人在山道上追赶部队。
时近中午，前面忽然响起一阵枪声。樱桃赶到前面一看，路边放着一副担架，上面躺着一个昏昏迷迷的红军战士。旁边守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小鬼，正在那里流泪。樱桃停住脚步，问：
“小鬼，你哭什么呀？”
“抬担架的民伕，一听响枪都跑光了。”小鬼抹着眼泪说。
樱桃不止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这是最令人着急的事，何况是一个孩子。
“小鬼，别着急，我帮你抬。”她说。
话没说完，对面山上又乓乓地打起枪来。樱桃见小鬼有些惊慌，估量他没有战斗经验，就说：“小鬼，不怕！”说着，从腰间拔出手枪，一忖度仅有几粒手枪子弹，射程也不够，就犹豫了一下。她见小鬼背着一支小马枪，就顺手拿过来，哗地一声推上了子弹。山上这时晃动着几个人影，似乎在那里咋呼着要下来的样子。樱桃立刻选了一个坡坎，伏在嫩嫩的草地上。
她瞄着准备下来的人乓乓打了两枪，那人应声而倒，其余的黑影隐到山坡后面去了。
“这些白狗子都是民团，不顶打的！”
樱桃笑了笑，把枪还给小鬼。她说了声：“快走！”就同小鬼抬起了担架。
为了脱离险境，他们几乎是一溜小跑。跑了一阵，她见小鬼汗流浃背，呼吃呼吃实在走不动了，就放下了担架。
樱桃掏出手绢擦汗，两颊越发显得绯红。这时她才看清楚担架上的这位病人，长着一对剑眉，面貌相当英俊，只是脸又黄又瘦，仍然闭着眼昏迷未醒。樱桃问小鬼：
“你是哪个单位的？”
“野战医院的。”
“你是他的通讯员吗？”
“不，我是看护员。”
“他是谁？”
“是个营长，人们说他是战斗英雄。”
“他叫什么名字？”
“金雨来。”
“噢，我似乎在《红星报》上见过。”
两个人未敢久停，接着又抬起担架前行。前面是一条几丈宽的小河。樱桃怕发生意外，就放下担架，卷起裤腿，先下去试探河的深浅。哪知正巧月经来潮，水面上登时浮起一片血红。小鬼哪里知道这个，就在岸上喊：
“同志，同志，你负伤了！”
樱桃没有理他。回到岸上，小鬼又说：
“刚才敌人打枪的时候，你负伤了吧？”
“不，没有负伤。”
“那我怎么看见一大片血水呢！”
“你这傻孩子！”樱桃笑着说，“快抬起你的首长走吧。”
过河走了不远，遇见两个人在路边等着，樱桃认得其中一个是医院的指导员。他跑过来，笑嘻嘻地向樱桃打了一个敬礼，说：
“樱桃，真太谢谢你了！”
樱桃笑着说：
“你们也忒放心了，差点儿把个英雄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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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
在贵州深山的茅屋里，周恩来躺在老百姓硬硬的门板上，睡得非常香甜。
凌晨五时，天还没有亮，桌上放着一盏马灯。
总部的老参谋王柱和译电员肖明，站在床前已经颇长时间了。肖明手里拿着一份电报，急需交给周恩来，可是叫了几十声都没有叫醒。周是个异常机警的人，平时别说叫他，即使走近他的身边，他都会睁开眼睛，今天他实在太疲劳了。
周恩来怕是天底下的第一个忙人。不知道他怎么那么多永远办不完的没完没了的事。别人似乎多多少少都有点余闲，而你不管什么时候遇见他，他都在繁忙里，都在人和事纷纭的浪潮里。长征以来，他白天要随队行军，而且为了发电报、等电报，常常要从后面赶来。部队一住下，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催促架设电台，与各军团联络，然后是收集情况，开会研究，个别商量，亲自起草电文，等待电报发出。只要电报不发出，他的心是安静不下来的。有时饭也顾不上吃。为了发报和收报常常要等到夜深。往往坐在作战室的凳子上就睡着了。参谋们常常催他：“周副主席，你先回去睡吧，我们保证电台发出去就是了。”他就会说：“你再给王诤打个电话，看电报发出去了没有。”他说的王诤就是电台队长。等参谋打了电话，王诤证实电报发出去了，他就高兴了，然后打个大大的哈欠，回去睡觉。可是他又要求，半夜或凌晨如果有了来电或回电，必须立刻送去。这就难了。因为他刚刚睡下不久，如果不是发了疯的蠢人谁肯这么做呢！尤其是在他身边的那些参谋们，从老参谋到小参谋，没有一个是忍心这样做的。因此，尽管周恩来讲了，还往往是等他起床后才把电报送给他。有一天早晨，王柱拿着一份重要的电报送给他的时候，周恩来忍不住了，他盯住王柱问：“这份电报是什么时候来的？”王柱老老实实地回答：“是凌晨三时。”周恩来说：“既然是凌晨三时，为什么现在才交给我？”王柱无言以对。周恩来说：“我不是做了规定，重要电报要及时给我吗？你们这是执行命令吗？”周恩来一向对人亲切，可是批评起人来，有时也是蛮厉害的。这次对王柱就是这样。周恩来还说：“王柱呀，你是一个老同志了，你怎么能这样不负责呢？”这一下把王柱刺痛了，脸上露出一副哭相，说：“周副主席，不是我不负责任，我已经到你这里来过一次了，叫你几声没有叫醒，我不忍心再叫，就拿着电报回去了。”周恩来说：“这是我的不对。可是，你应该把我拉起来嘛！”王柱笑着说：“看你说的，周副主席，我们怎么能把首长拉起来呢，这多不好意思！”周恩来说：“为革命负责嘛，有什么不好意思？！从明天起，只要有重要电报，有请示的问题，就要马上叫我。叫不醒就把我拉起来，拖起来，不然就是你的责任，我就拿你是问。”问题就这样确定了。
可是，话好说，做起来可就叫人为难。昨天晚上，总部向五、九军团发出电令，要他们向敌人积极佯攻，吸引敌人向北，以掩护主力南下。电报发出时，已经凌晨三时，周恩来睡下还不到两个钟头，九军团就有了回电，并请示一些问题。译电员肖明按规定来送电报，见周恩来睡得正香，叫了几声没有应声，就犹豫起来，说什么也不忍心推他。他愣了一会儿，就来找老有经验的王柱。王柱一看电报内容不敢耽搁，就同肖明一起来到周恩来处。周确实睡得正香，一部黑黑的大胡子搭在胸前，还偶尔打一两声呼噜。这场酣睡对他是多么需要，简直象一个饿汉得到美食一般，怎么能忍心把他叫醒呢！
两个人叫了一阵，没有叫醒，都犯难了。首先是肖明发生了动摇，他望望王柱为难地说：“要不，就别叫了，这个电报晚看一会儿，也许不要紧的。”王柱说：“不行！这样的电报不叫醒他，一耽误就是一天，净等着挨批吧！”肖明一想也是，两个就又轻声地叫起来：
“周副主席！周副主席！”
“九军团来电报了！”
这样轻轻的叫声自然不起作用，周恩来不仅没醒，还引起了小兴国的不满。小兴国睡在茅屋另一端的草铺上，他睡得自然也很晚，现在直接受到叫声的威胁，真是不胜厌烦。他在床上猛地翻了一个身，愤愤地说：
“你们知不知道他刚刚睡下？你们还要不要他活了？”
这铁锤一般的语言，把王柱和肖明的心都砸疼了。他俩没有反驳，似乎也不想反驳，好象自觉理亏似的。实际上彼此心理相同。
不久，外面响起了起床号声。它那缓慢而又悠长的声音，实际上是宣布又一个百里竞走的开始。
“不叫不行了，”王柱悄声说，“要发报给九军团，就来不及了！”
两个人在周恩来耳边一面轻轻地叫，一面轻轻推他。周恩来哼了一声，随后又没有动静。两个人不得已，只好轻轻地托起他的背扶他起来。
“周副主席！电报！九军团的电报！”
“什么？”
“电报！九军团的电报！”
周恩来接过电报，似乎意识到了，眼却没有睁开。可以看出他在奋力地睁眼，可是眼皮好象有千百斤重似地刚睁开一条缝又合上了。
两个人一边叫一边推，周恩来似乎也拼命同睡魔挣扎，这场战斗持续了好几分钟。小兴国拿来一块湿毛巾帮他擦了擦脸，周恩来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才真的醒了。
“唉呀，真是一场好睡！”他微露笑意说，“我梦见一座大山压着我，怎么也立不起来！”
“我们实在对不起首长。”王柱深感歉意地说。
周恩来看了看手里的电报，笑着说：
“这样就做对了！”
对是对了，没料想这天下午就出了事。
队伍正行进在半山间的山道上，王柱慌慌张张地从前面跑下来，向毛泽东报告：周副主席从马上摔下来了。毛泽东一惊，立即和博古、张闻天等人赶到前面，周恩来已经被人扶起，正靠着路旁一棵大树休息。他的头上碰破了一块，身上沾了不少泥土。毛泽东走上前关切地问：
“怎么样，恩来？”
“不要紧，就是脚扭了一下子。”周恩来笑着说。
刘伯承正站在旁边，他指了指面前的深沟说：
“多悬哪，就摔在沟边边上，差一点就摔到大沟里了。”
大家一看，脚下的深沟有几十丈深，纷纷说：
“真是太危险了！”
“他这匹枣红马真是不错，”刘伯承说，“它一见周副主席摔下去了，就立刻站住，一步也没有多走，如果再拖几步那可不是耍子！”
“这次全靠马克思在天之灵！”周恩来也为自己庆幸。“我看恩来老这样下去不行。”博古说，“他事情多，又不注意休息，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嘛！”
毛泽东笑着说：
“话是这么说，可是他休息得了吗？他的作风也是改不了的。你们看，是不是给他配副担架？他总得有点时间睡觉才行。”
话刚落音，周恩来就摆摆手说：
“不要！不要！我不过在马上打了个盹儿，就出了这事，以后不打盹儿就行了嘛！”
“不不，这靠不住。”刘伯承说，“你那电报稿上的字一坨一坨的，我一看就晓得你打盹儿了。”
“我赞成给恩来配副担架。”张闻天说，“打盹不打盹，那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上次我骑在马上下决心不打盹，结果还不是摔下来了？”
几位领导都对这个提议表示赞成。毛泽东笑着说：
“好，咱们今后谁也别再唱落马湖了！”
从此以后，按照中央规定，周恩来配了一副担架。但是大家发现，坐这副担架的不是沿途的伤员就是步履艰难的病号。周恩来仍然背着他的黑皮公文包和一顶破斗笠，行进在军委纵队的战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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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
人说贵州是“地无三里平”，但到了贵阳近郊毕竟开阔些了。那里有一个县，地名就叫平坝县，足见平坝之可贵。就是在这块平坝上，也还是有许多零零碎碎的桂林风味的小山。有的象馒头，有的象草帽，有的仿佛是古代武士尖尖的头盔遗忘在这郊原上。贵阳是既贫穷而又美丽的。
可是，今天她却仿佛在颤栗着，陷入隐隐的恐惧中。
蒋介石是三月二日偕夫人宋美龄飞抵重庆督师的。在这里，他听汇报，打电话，作计划，发脾气，骂人，给将领写亲笔信，整整忙活了二十二天。最后他觉得这种“督师”还是不如亲临前线指挥，于是在三月二十四日，又偕宋美龄飞抵贵阳。随行的还有蒋的德国顾问端纳、陈诚、侍从室主任晏道刚，随后何成瀎、吴稚晖、陈布雷也专机飞来。一时贵阳城内要员云集，羽电飞驰，俨然成了首都。而一度称王的薛岳将军，却由前线总司令一下子变成了高级传令兵或侍从参谋，只是作为蒋的传声筒上转下达罢了。
但是，这种亲自指挥虽然过瘾，也不是没有苦恼。例如各路大军在古蔺、叙永地区扑空之后，红军的具体位置在哪里，下一步的动向究竟如何，就一点也搞不清楚。这自然不能不使最高统帅兼前线总指挥的蒋氏恼火。这天他对薛岳就很不客气。平时他对这些将领们不是称兄，就是道弟，最少要称他们的号，而决不直呼其名。例如称薛岳为伯陵之类。而今天则不然，他在电话中直橛橛地说：
“薛岳，敌人到哪里去了，你查清了吗？”
“委座，据了解，大概是在……是在古蔺一带。……”薛岳在电话里磕磕巴巴地说。
“什么大概，大概？我们指挥打仗，能靠大概吗？我在黄埔是这样教育你们的吗？”
对方不言语了。蒋介石又问：
“不是派了几架飞机，专门供你作侦察用吗？”“空军说，天气不好，地面看不清楚。”薛岳胆怯地回答，“再说共军很狡猾，他们看见飞机来了，本来向西走，马上掉头向东，所以空军的情报也靠不住，我们是吃过这个亏的。”“看不清就不侦察了吗？”蒋介石火了，大吼了一声，“薛岳，你是干什么吃的！”说过，把电话听筒一下甩到地板上了。耳机在地板上还在响着薛司令官的声音：“喂，喂，委座，委座，请您听我再解释一下，……再解释一下……”站在旁边的侍卫官，怯怯地看了他的主子一眼，然后拾起耳机压在电话机上。
然而，确切的消息终于来到。红军已经离开古蔺、石宝、龙山地区，从太平渡、二郎滩四渡赤水，经习水、仁怀、枫香坝、白腊坎等地，突然南渡乌江，逼近贵阳。蒋介石这一惊非同小可，正是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几天每天都在寻觅的红军，已经到了面前。蒋介石立即召开了军事会议。这时蒋住在前省主席毛广翔华丽的住宅里。这是一座有拱形装饰、宽大走廊的三层楼房。蒋住二楼，其他人住一楼和三楼，开会非常方便。为了收集思广益之效，参加开会的人倒真不少，宋美龄、端纳、顾祝同、陈诚、陈布雷、何成瀎、吴忠信、晏道刚、郭思演、王天锡等人全参加了，把一个大厅坐得满满的。尽管蒋氏在众人面前力持镇静，但每个人都感到他的表情很不一般。大家的发言，集中在对红军意图的判断上：一种意见认为，红军在贵州无法立足，入川既不可能，只好再图转兵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一种意见认为，红军此举正是为了乘虚袭击贵阳。蒋时而点头，时而摇头，总的看似乎倾向于第一种意见，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