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娩的。当时部队打下了龙岩还要继续前进,贺子珍不得不把女儿托寄给当地群众。当她的第一个孩子哇哇啼哭着被抱走时,她背过脸去流下不少的眼泪。她的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取名毛毛,生下后一直带在身边。毛毛长到三岁,十分活泼可爱,一天价随着几个誓卫员去放鹅放鸭,上山采杨梅。采的多了就用小帽子盛起来,还高高举着说:“妈妈喜欢吃杨梅,我要拿回去给妈妈吃。”贺子珍多喜欢她的小毛毛呵,可是一声令下,要离开根据地了。从通知到出发只不过一天多的时间。当时毛泽东不在瑞金,到于都去了,把小毛毛托给谁呢?贺子珍思前想后,只有托付给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和自己的妹妹贺怡(他们是一对夫妻),因为他们将留在根据地打游击。毛泽覃、贺怡闻讯连夜骑马赶来。贺子珍就连哄带劝把小毛毛送到贺怡怀里,自己的话没有说完,眼泪就刷刷地流下来了。小毛毛也从贺怡怀里使劲挣脱出来,哭着说:“妈妈,不嘛,我要跟你去,我要找爸爸去!”贺子珍经过许多离别,但这次离开毛毛却有一种摧肝裂腑的苦痛。这些天来,当她想到快生的孩子又要重复同样的命运,就触动了她灵魂深处的沉痛,何况漫漫长征路,举目无亲,未来的孩子又将寄在何处呢!
毛泽东对隐在贺子珍内心深处的情感,自然是十分理解的。他见贺子珍流下了眼泪,就连忙坐到她的身边抚慰道:
“子珍,莫哭呵,等革命胜利了,我马上把毛毛接来。”
说到这里,他语调果决而又沉痛地说:
“子珍,不是我的心肠硬呵,为了完成这场革命,我们这一代人是必须付出代价的!……人民到处都在受难,我们哪里能够安逸!”
话虽如此说,但他的内心却深藏着对毛毛的惦恋之情。他确实是最喜欢毛毛的。自从一九三二年八月,他被排除军事领导之后,就住在长汀的红军医院里养病。说是养病,实际上是住在一个大庙里,一个房间就有上十个人,连青菜、豆腐都没有钱买。那时他的心情很不好,整天躺在屋子里看书,有时还找一枝很少摆弄的洞箫送走长长的黄昏。正是在这时,住在不远处的贺子珍每天带了毛毛来同父亲一起玩耍,大大宽舒了毛泽东烦忧的心情。后来,他们住在瑞金以西的云石山一座寺庙里,每当毛泽东出发到外地工作时,贺子珍总是抱着三岁的毛毛缘着山径为他送行。毛泽东也总是在山下抱着毛毛亲了又亲才肯跃身上马。可是马刚刚走出几步,小毛毛就从妈妈的手里挣脱出来,迈开小腿儿跑着追上去,一连声叫:“爸爸,慢点走,我要骑马,我要跟爸爸一起走!”这时,毛泽东不得不勒住马,从贺子珍举着的手里接过毛毛,抱着他再一次地频频亲他的脸蛋,把他放在马背上坐一会儿,然后才跃马而去。今天在荒烟漠漠的长征路上,毛泽东怎么会不想他那亲爱的儿子呢!而且,他会比贺子珍更清楚,在长征大军离开中央苏区之后,那块早已陷进血泊之中的土地,此刻恐怕连那些草木每天都在梳篦式的清剿中颤抖着吧,他的毛毛将会怎样地度过呢!
这时,小吴从伙房里打了一小桶热水,又泡了一杯浓茶,贺子珍洗了手脚,顿时觉得轻松了许多。毛泽东就趁机转变话题,提起他平时怀念的几位老人,因为这几位老人,还有一些女战士同贺子珍一样,都是随部队休养连行动的。
“子珍,现在徐老怎么样,他走得动吗?”
这里讲的徐老,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育部副部长徐特立,毛泽东在长沙师范学习时他曾经是自己的老师。毛泽东一向很敬重他。这不仅因为他是两座长沙师范的创办人,是著名的教育家,而且在他身上有一种不可或夺的凛然正气。他从小就痛恨中国的黑暗和政治的腐败,立志只教书不做官,故取名特立。由于愤恨时弊,力促宪政,他曾经断指血书而惊动长沙。至今他的小手指还短了一截。他五十岁那年参加了共产党,今年已经五十八岁,差不多是长征行列中最老的老人了。他究竟能否适应这场长途奔驰,这是毛泽东所担心的。
一提起徐老,贺子珍就禁不住笑了。
“徐老真是个有趣的人!”贺子珍笑着说,“他那么大年纪了,精神劲大得很,给了他一匹马,他也不骑。”
“为什么呢?”毛泽东笑着问。
“不知道。”贺子珍摇摇头,“别人劝他骑,他就说骑马腰疼,不习惯。后来,他还让他的小马伕骑上,他拉着马走。”
贺子珍说着,可能是想起徐老的那副样子,又笑起来了。
笑过又说:
“润之,我看你什么时候见了面劝劝他吧,老人家如果有个一差二错就不好了。”
毛泽东连连点头。贺子珍又说:
“徐老不光不骑马,一到宿营地就到伙房帮助烧火。一边烧火就一边教炊事员们认字。每人一天要认一个字,这是他规定的,学不会就不算完。徐老真是个诲人不倦的大教育家!”
毛泽东喟然叹道:
“我的这位老师确实令人肃然起敬。他一生为国为民,骨头是硬的,血是热的,滚烫的。最可贵的,是他在我们党最困难最危急的时刻入了党,不少人动摇了,一些人叛变了,而他是越磨砺越坚强。他永远是我的老师。”
毛泽东抽着烟,随便地半躺在地铺上,吟味着徐老这个人物。过了一会儿,他又问起了谢老。谢老的年龄仅次于徐老,今年五十四岁,前清末年虽中过秀才,以后也跑到共产党里面来了。他很早就在党中央编辑党刊《红旗》,到了中央苏区任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秘书长,是毛泽东的密切合作者。在毛泽东住在古庙里的那些不愉快的日子,他们也常常一起倾谈。
提起谢觉哉,贺子珍嫣然一笑,说:
“谢老可真有意思。他平时不言不语,行军时若有所思,随身带着毛笔墨盒,一有休息机会就低下头写起诗来。从土豪那里缴获了几个帐本,叫他当了日记本了,每天要记下好大一篇呢!”
“好,好,”毛泽东呵呵笑着说,“我们这次西征,已经跨过几个省了,要把这山山水水都记下来,也怪有意思!”
说到这里,毛泽东又笑着问:
“董老怎么样?董老是很有学问的人,他也常写诗吧!”“他也写诗,可是他没有时间哪!”贺子珍说,“他是我们的支部书记,全连一百七八十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又是人,又是马,又是担架,大小事都得从他心上虑过。他对纪律抓得最紧。每次出发,一间间房子他都亲自检查,门板上起了没有,稻草捆起了没有,院子打扫了没有,水缸挑满了没有,东西损坏了没有,照价赔偿了没有,如果没有,就要找到你当面质问,为什么破坏红军的纪律,那是毫不客气的。”
“董老太难得了,他是品格高尚,言行如一。”毛泽东赞叹道,“象你们这样一个连队,那是最麻烦,最啰嗦,最难办的,给谁说谁也不愿干。可是恩来同志跟他一谈,他就接受了。他说,‘我就是一块破布,一块打补丁的布头。我就是补洞洞的。你们叫我补帽子,我就补帽子;你们叫我补裤子,我就补裤子。反正什么工作也要人做,洞洞也要补,俗话说,小洞洞不补,大了两尺五嘛!’”
“董老确实了不起!”
由于兴奋,毛泽东黑瘦的脸上,泛着一层红光。他从铺上坐起来,感情深沉地说:
“这些都是我们民族最优秀的人物!就是在世界上也是很难找的。也是共产党有幸,他们都跑到共产党里面来了。我们党拥有一大批这样的人,和群众结合起来怎么会不胜利呢!”
说到这里,贺子珍那双晶亮的眼睛闪射着小火花似的光芒。她望着毛泽东说:
“润之,这个长江我们能过得去吗?”
“过得去!子珍,我告诉你,一定过得去!”毛泽东充满顽强自信地把手一挥。“当然,不好好打几仗,不敲掉他几个师,那是过不去的。我要一个一个地来收拾它!”
小吴已经把晚饭打来。揭开那个毛泽东常用的蓝搪瓷多层饭盒,里面是热腾腾的苞谷饭,还有一盒炒萝卜丝。毛泽东嚷道:
“我的辣椒呢,小鬼,快把炸辣椒拿出来,招待招待我们的客人嘛!”
“有,有,”小吴立刻端过来一大碗又红又亮的炸辣椒,嘻嘻笑着说,“这是少不了的!”
的确,不管饭菜如何,只要有了炸辣椒,毛泽东就眉开眼笑心满意足了。夫妇两个吃起来,不一时,毛泽东就满头大汗。他望望贺子珍,忽然想起了什么,停住筷子问:
“你觉得刘英同志怎么样?”
“这同志蛮好,蛮热情的。”贺子珍说,“今天要不是她,我还可能来不了呢!……你问她干什么?”
毛泽东神秘地笑了笑,说:
“我想给她介绍一个人。”
“谁?”
“你说是谁?”毛泽东笑着反问,“这里,就剩下洛甫同志一个凄凄惨惨戚戚的了!”
贺子珍沉吟了一会儿,说:
“好是好,就怕刘英不同意。”
“为什么?”
“她最怕生孩子。今天在路上她一见我就说,遭罪呀!遭罪呀!反正我是不结婚的!”
“当然不要马上结婚。我也不准备正面提出,只是给他们创造一种条件。”
说到这里,他又低声地说:
“我已经同富春同志商量过了,现在还缺一个秘书长管生活的,我们准备把刘英调来,她一个女同志在下面跑也太辛苦了!”
饭后,天已经黑下来。贺子珍提出当晚要赶回连队。毛泽东和几个警卫员还是把她留下来了。
第二天破晓,在一片鸡鸣声中,毛泽东将贺子珍送到村边,扶她上了一匹小黄马,一面嘱咐小吴送她回连。这时,全村的鸡鸣此伏彼起,正以迎接光明的热情唱起嘹亮的晨曲。毛泽东微笑着问贺子珍:
“它们叫得多起劲呀,你能听出它们有什么特殊么?”
“我听不出来。”贺子珍在马上微笑着说。
“我也听不出来,不过这就叫鸡鸣三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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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一九三五年的二月六日,正是春节大年初三,中央红军冒着鹅毛大雪来到扎西。磅礴的乌蒙山已是一片银白世界。要在和平年代,飞雪迎春,该是多么富有诗意,而此时此刻,对衣着单薄的红军来说,是又多了一层严酷了。
扎西,一名威信,在乌蒙山麓扎岭之西。说是一座县城,没有城池;说是一个镇子,不过三百来户人家,星星散散分布在一个个盆地上。周围都是农田,市街狭小,房屋破旧,只有几家铁匠铺和两座寺庙。它给人以极其荒僻冷落的感觉,好象到了世界的尽头。毛泽东见人们嫌这地方过于荒凉,就笑着说:“你们在这里好好地歇几天吧,不要担心敌人来了。”人们说:“毛主席,你怎么知道敌人不会来呢?”毛泽东笑着说:
“他到这山上来吃么子呀!”
确实,不管什么地方,只要能有一个喘息的机会,进行休息整顿,也就很难得了。由于这时部队减员太多,为了充实战斗部队,全军首先进行了整编。各军团,除一军团外,都取消了师一级的编制,三万多红军编成了十六个大团。一军团由三个师九个团编为两个师六个团;三军团损失较大,由三个师编成四个大团;五军团和九军团各编为三个团;八军团并入了五军团。干部层层下放,机关也尽量精简充实前方。那时,干部能上能下,当了师长当团长,当了团长当营长,都自自然然,并不觉得有什么别扭。令人振奋的是,在这里还进行了扩大红军的活动,真是一呼百应,短期内竟呼啦一下子扩大了三千多人,也说明这里的农民是如何地渴望着革命了。
随着整编,部队还进行了轻装。从江西出发以来,经过频繁的行军战斗,那些兵工厂笨重的机器,造币厂、服装厂、印刷厂的各种设备,早已丢得差不多了。但是有些珍贵的东西却仍然舍不得丢。例如卫生部的那台X光机,就是这样。当领导上决定将这台机器留在扎西的时候,首先卫生部长贺诚就思想不通。真也难怪,这台德国制造的很好的X光机,它本身就有一段动人的历史。当时中央苏区很需要这样一台机器,地下党在上海买到了,却无法通过重重封锁运进苏区。后来一些聪明的同志就把它装进棺材,装作运送灵柩才搬到了中央苏区。这其中经历的惊险曲折就不是三言两语能够尽述。这台机器在苏区也很出了一些力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遭敌机炸伤,就亏了它才找到那些弹片。何况从江西抬到这个很少有人知道的扎西又流了多少汗水!长征一开始,贺诚就担心他的这件宝贝,专门做了一个比棺材小一点的箱子把它装起来,由两个民工抬着;附件装在两个小箱子里,由一个民工挑着。民工找不到,就由管理它的两个小青年去抬。夜行军走在山路上,对它就象伺候老爷爷似的,又怕摔了,又怕碰了,前面还要有人打着火把。现在把它弄到这里,贺诚怎么舍得把它丢下呢!
这样,毛泽东只好把贺诚找来,亲自谈话。
贺诚是北京医科大学的学生,又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参加过广州起义,做过地下工作,是专门为了加强中央苏区的卫生建设调到中央苏区来的。毛泽东对他一向很客气,一见面就说:
“贺诚同志,听说你有一件宝贝,很不舍得丢呀!”
贺诚知道说的是X光机,就笑着说:
“是呀,毛主席,我是不舍得丢,恐怕您也很心疼吧!”“心疼是心疼,该丢还是要丢嘛!”毛泽东说,“现在我们要打运动战,带着这些罗罗嗦嗦的东西怎么行呵!连山炮我们都丢到赤水河里去了。你这个大知识分子,情况是看得很清楚的,不好好打几仗,这个长江能够过得去吗?”
贺诚不言语了。毛泽东又笑着说:
“贺诚,不要不舍得吧。我们要的不是一架X光机,我们要的是全国政权!等全国解放了,蒋介石的那些东西,你去接收就是了!”
几句话就说得贺诚笑起来。
第二天,这件被称为“照病机”的宝贝就藏在一个农民家里。红军走后,国民党的县长以悬赏二十万元的高价,来找这架X光机,也未得手。直到一九三六年,由于一个豪绅告密,这件X光机才被搜出运到昆明。这是后话。
中央红军在扎西休整数日后,敌情渐趋严重。川军以潘文华为总指挥的十几个旅,正从古蔺、叙永、兴文、珙县、高县、筠连等地压迫过来;滇军以孙渡为总指挥的四个旅,由盐津、镇雄压迫过来;中央军的周浑元纵队由毕节等地压迫过来;黔军的何知重等部仍扼守赤水河的土城、二郎滩等地。这样就又形成了一个四面合围之势。很明显,这是要将中央红军歼灭在横江以东,赤水以西,兴文、叙永以南,毕节、镇雄以北的地区内。今后红军如何行动,中央领导间商讨过一次,但未得出最后结论,周恩来通知各领导人继续考虑。
刘英已经调到中央来了。她的职务是秘书长,实际上侧重管各领导同志的生活。由于女同志那种对人的特殊的关怀,她明显地感觉到毛泽东工作起来是太不顾自己了。尤其是他那头发长得叫人不能忍受。她提过几次要他理理发,都回说没有时间。这天天气晴和,有点暖融融的,她就找理发员烧了一锅热水,随后来请毛泽东理发。
毛泽东住在苗家一座简陋的小木楼上。刘英进了院子正要上楼,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