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战的背后，身为军机大臣的翁同龢，于中日交战之际，不顾国家安危，挟嫌报复，以私害公。对此《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一书为其立传时论道：“他因与李鸿章之间久怀宿怨屡谋报复，李鸿章不欲战而迫其战，在他看来正是挫抑之而困顿之的良好机会，又岂能放过？至于万一试而不效，淮军挫败，私怨虽报而国事已坏，则就不是翁同龢所着急的问题了。”可翁同龢为什么要整治李鸿章？
在《走向共和》中，光绪皇帝也对翁同龢说：“朕知道当年因李鸿章弹劾令兄翁同书一事，你们结下宿怨。但你们都是朝廷的股肱之臣，总要和衷共济才好，千万不可因私而废公。“大臣之间有私人恩怨非常平常，但是要皇帝亲自开口点明劝和，可见矛盾之深。那么他们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矛盾呢？
他们二人，是由于太平天国战争中的一桩恩怨，结下了梁子。翁同龢与李鸿章有父死兄徙的大仇。
当年剿长毛贼时，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任安徽巡抚，于定远之役临阵脱逃，弃城溜走。李鸿章令其戴罪立功。
咸丰十年，寿州被太平军英王陈玉成所攻，幸亏当地团练的竭力抵御，太平军才得以离去。但城内团练首领孙家泰、蒙时中、徐立壮等与城外的团练首领苗沛霖互相仇杀，苗因此叛变，纠众围攻寿州，纵兵四扰。清政府认为苗沛霖的部队向来彪悍，真是反叛了，危害比太平军还要大，因此密令翁同书想辙摆平这件事。
翁同书知道前任安徽按察使张学醇和苗沛霖很熟悉，于是就让他前去劝降。苗表面上答应，并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清政府应当饶恕自己的罪行；二是杀孙家泰、蒙时中并把首级交付他祭灵以雪耻，翁同书答应照办。孙家泰听后自杀，蒙时中则被翁同龢抓来杀了。两人的首级一起交给了苗沛霖。却不料这不过是苗借刀杀人的借口而已，他并无投降的心思，首级交付以后，叛逆如初。
于是，曾国藩本来就因翁同书在定远失守之时弃城逃走，有愧封疆大吏的守土之责，极为愤慨，现在又对苗沛霖的处置失当，以致激成大变，忍无可忍，上书弹劾。曾国藩文采一般，想写却难于措辞。何况，翁同书又是大学士翁心存之子，翁心存是帝师，究竟如何措辞，才能使皇上破除情面，依法严惩，实在很费踌躇。
曾国藩便让李鸿章帮着写，结果拿来一看，连呼精彩。不但文意极为周密，其中更有一段极为锋芒内敛、暗藏杀机的文字，说：“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段话的立场如此方刚严正，使皇上不好意思包庇了。无奈，朝廷只好判了翁同书个“斩监候”，也就是死缓。翁父听到后，一口气没缓过来，蹬腿西去。朝廷借着翁父翘了辫子的机会，顺水推舟以眷念师傅的名义，将翁同书的斩刑改判充军新疆。父死兄徙，对于翁同龢来说，一个好好的家却因李鸿章的一纸弹劾而弄得如此凄凉，此仇怎能不报？李鸿章也许没有想到以后自己的不幸遭遇与它紧密相关。果然，甲午一战，翁同龢借机倾陷，终使这位老臣败走麦城，签下了耻辱的《马关条约》，戴上了卖国贼的帽子。
甲午战败，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人人恨之。“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刚开始，李还有太后的保护伞，而此时，翁同龢却带领一伙人不断进攻。此时的李鸿章官无翁大，面对翁同龢的排挤和非难，只能硬挺着。由此可见翁同龢的心胸狭隘，睚眦必报。
吴勇的《庚子西狩丛谈》一书中，载有翁李仇隙的掌故：李鸿章因为庚子事件又一次背上卖国贼的骂名赋闲在家时，翁同龢派袁世凯试图说服他撂挑子不干，从而空下大学士的位子给自己，当即被李鸿章骂了出去，李并表示自己一息尚存，翁同龢就不要指望。从而使得翁成不了真正的宰相。这算是李给翁的一个小小的报复吧。由此可见翁李仇隙之深与李鸿章对翁同龢的愤恨。
第46节：还是性格决定命运
（五）还是性格决定命运
性格决定命运。翁同龢不仅与李鸿章关系不好，而且几乎与朝中所有大佬关系都很僵，这就不能不归咎为翁同龢的性格问题了。
当时的人们这样看待翁同龢，说他“生平拘谨坦白，遂多忌者”，“人多以其为深沉，其蹉跌亦因此而起”。平时“为人好延揽而必求其为用，广结纳而不能容异己”。（金梁《四朝佚闻》）与人议事，若有不合，动辄拂袖而去，或公开斥责，而不给对方以情面。
潘祖荫在世时，翁尚能听其规劝，但潘氏死后，则无人矣。朝内大臣中与之融洽相处的甚少。张之洞与翁同科，结为金兰之好，但翁同龢与张氏关系一直不好。李鸿藻与他同朝为官几十年，到了后来，彼此也合不来。至于徐桐，本是他在弘德殿的同值，共事多年，但晚年两人行同路人，几不来往。他与荣禄为结拜弟兄，刚毅则是他的门人，之间在思想上虽说有新旧之分，但彼此早成宿敌。如此紧张的人际关系，对一个政治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失。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用这句现成的话来描绘甲午海战以后的翁同龢的命运走向，可以说是十分贴切的。自甲午海战失利以后，他便开始走下坡路，其智力和品行不断受到质疑（当然这一切普通百姓是不会知道的），而他在中外文明交流的冲撞下形成的复杂政治漩涡中，总也调整不好自己的心态，处处被动。他就像落水的人，迫切需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来改变这种状况。可惜他抓错了，他又一次把赌注押在了自己毫不熟悉的事物上面，他选择了维新运动。
翁同龢怎么看都不像个维新派，他和张之洞不一样。张后来突然搞洋务其实是有伏笔的，张之洞的父亲、老师都是崇尚“经世致用”的人，张受其影响很大；而翁同龢不同，他出身于帝师之家，接受的是非常传统的君臣教育，仕途上也很顺利，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接受过西方思想的影响，对于西方事物，他一直都是非常排斥的。
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李鸿章修筑了唐山至胥各庄的唐胥铁路，后来又延伸至天津；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他再次奏请修筑天津至通县铁路。折子呈送到朝廷后，慈禧太后认为可行，要户部每年筹银二百万两实施这一计划。但翁同龢不同意这样做，他无视铁路交通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实现近代化，却把侵略者可能利用铁路，招致引狼入室，有碍国家安全作为理由来阻挠；其次他借口说需要集中财力赈灾，没有那么多的钱来筑路。明眼人一听就知道这都是站不住的理由。救济与建设是并行不悖的事情，清政府还没有困难到想筑路而筹款无门的地步。即便说他反对修路的理由，是完全出于公心，而不是为了掣肘李鸿章，但他的着眼点也仅仅是农业经济，同时把这两者对立起来，作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
康有为尊崇翁同龢是“中国维新第一导师”，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翁同龢对维新变法有兴趣，把康有为等人作为决策集团外的一种引为巩固自己朝内朝外地位的政治力量，但他既没有自己的哲学和变法理论，也拿不出有关变法的纲领和相应的一整套实施办法，这是什么样的导师呢？1895年他第一次和康有为见面时，就承认自己“未知日本之情”，所以对康有为的上书内容还不够理解，没有代他上书言事。
第47节：大树底下好乘凉，也能寸草不生
（六）大树底下好乘凉，也能寸草不生
徒弟是光绪，师傅是翁同龢，光绪炒了翁同龢的鱿鱼，这件事可称晚清一大悬案。这件事得从维新变法说起。翁同龢对推动维新变法是有功劳的，但变法却拿他祭了旗。
起初，翁同龢对康的变法主张极为赞赏。他放下了一品大员的架子，亲自去拜访康有为，交流思想，并利用自己是皇帝师傅的地位，把康有为的著作给光绪看，培植光绪的变法思想。另一方面，他对康有为等人的变法活动积极支持。他支持康有为等维新派在北京办“强学会”，还在光绪和康之间不断穿针引线，才使百日维新有可能出现。
当然，作为领导人，如果他能指明正确的方向并且任用合适的人，采取有策略的步骤，就算对具体事物不甚了解也没多大关系。可惜的是翁同龢指不出正确的方向，他无法指明维新和洋务的区别，这让洋务派很不以为然，认为维新不过是洋务运动的翻版，没什么稀奇的；他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只好任用康有为这个性格缺陷更大的人；他毫无章法，没有任何策略可言。这一切都导致了他必然的失败。更要命的是此时他竟然同时得罪了慈禧和光绪这两大主子，没办法，只好让他回家吃老米去了。
清初以来，清朝皇帝会见外国使节的礼仪一直是重大争论点，虽不断改进，但始终没有将“洋人”平等相待。光绪皇帝久有进一步改革的愿望，但屡屡遭到翁同龢的反对。1898年春，光绪皇帝批准外国使臣的车马可以直入禁门，但翁同龢反对。6月初，光绪皇帝拟在乾清宫接见外国使臣，翁同龢再次反对。12日，光绪皇帝重申此意，遭到翁的又一次反对，因而“颇被诘责”。从翁自己记下的这短短四个字，不难想见当年君臣互相辩驳以及光绪皇帝动怒的情况。
张荫桓与康有为同乡，长期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又曾出使美、日、秘三国，见识开通，支持维新，是光绪皇帝企图重用的人物之一。5月17日，徐桐参劾张荫桓“居心鄙险，唯利是图”。同月末，王鹏运继续参劾翁同龢与张荫桓，“奸庸误国，狼狈相依”。但光绪皇帝不为所动，他一面表示要将张“交部议处”，一面要翁同龢“推重力保”，意在为重用张荫桓扫除障碍。不料翁同龢很倔强，就是不肯推荐张荫桓，以致和光绪皇帝长时间顶撞，“臣据理力陈，不敢阿附也。语特长，不悉记。”从这短短的几句话中也不难想象翁顶撞光绪皇帝的激烈程度。
翁同龢与光绪皇帝的冲突非仅上述数事。胶州湾事件后，二人之间即冲突不断。年轻气盛的光绪皇帝不可能事事忍耐，长久忍耐。颁布《明定国是诏》后，光绪皇帝急于任用新人，迅速推行变法，却一再受到翁同龢的阻挠和反对。这样，尽管翁同龢与光绪之间有多年的“师生之谊”，甚至有过“情同父子”的经历，然而在翁同龢一次又一次的顶撞之后，他已被光绪皇帝视为维新变法的障碍，其被“开缺”的命运就是必然的了。
将翁同龢开缺回籍谕旨虽系光绪手书，但能否就此断定是出自光绪的本意？考虑到光绪当时的权力，若无慈禧的首肯，光绪还不能将翁同龢开缺。他的开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慈禧的态度。
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在上书房行走时，曾授读过大阿哥（咸丰帝）。因为这一点，慈禧一直眷恋着翁家。祺祥政变后，慈禧首批起用被肃顺等迫害打击的人中就有翁心存，称其“品学纯粹，守正不阿”。同治帝进学后，又任命其在弘德殿行走，授读同治帝。翁心存去世后，朝廷对翁氏子孙更是大加封赏。对于翁同龢也是如此。先后任命他为同治、光绪的师傅，委以重任。据翁同龢日记，从1865年到1894年近30年中，慈禧曾16次单独召见翁同龢。这在当时朝臣中极为罕见。但是这种情况到了1894年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是年10月，翁同龢以甲午战争正在进行、部筹款项为难为由，奏请停止太后万寿庆典“工程”，一些御史言官也趁机纷纷上奏，呼吁停止庆典活动，移祝寿费为战费。在舆论的压力下，慈禧被迫颁谕，宣布“停办景点和宫中受贺”。然而从此在心中却对翁同龢恨之入骨，她恶狠狠地表示：“今日令吾不欢者，吾将使其终生不欢。”加上翁同龢在甲午战争当中自私自利的表现，使得慈禧看穿了翁同龢，对其十分厌恶。
从1898年开缺回籍到1904年去世，他的书法在这个时期获得突飞猛进，“日临汉碑帖数十字”，“以习八分及六法自娱”，上门求墨宝的人很多，他尽可能给予满足，时不时还乘兴画上几笔。
这个搞政治的书法家活到最后还是没能得到朝廷的平反，于1904年郁郁而终，留给世人的只有他那些字画。
第48节：“闪电战”打垮了胡雪岩
第九章
盛宣怀：时代之器，旷代绅商
盛宣怀这个人，他是大清帝国当之无愧的第一号买办，正而八经的红顶子商人，经手的企业可以说是海了去了，到手的银子也海了去了，然而他这个“官商”的“官”字成分要更重些，没有这个官字，他也成不了商父。盛宣怀的诀窍就是“靠”，大生意一定要有大靠山，有多硬的后台，就有多大的生意。反过来，经济上的红火，又能为政治上的发达提供财力支持，这就是屡见不鲜的“带病提拔”。大树底下好乘凉，这就是盛宣怀的聪明之处。还有就是“快”，他做事果断，勇于尝试，肯下血本，有枣没枣，先打几秆子再说。
提起胡雪岩，几乎无人不知。提起盛宣怀，很多人会问：“他是干嘛的啊？”呵呵，他是干嘛的，咱慢慢说。首先，他是打败胡雪岩的人。胡雪岩认为：盛宣怀外君子而内小人。其次，他号称中国商父。最后，他还是中国第一位大学校长。他不但懂得赚钱，而且甲午之战，李鸿章战败，他却不必放逐流亡，反而绕一个圈跟光绪帝建议设立西式大学，便是第一座大学——天津的北洋大学堂。
他虽然是第一位大学校长，却曾经是个科举场上的失意人。由此可见，念书好不好与能不能发财，能不能当校长，自古就是两回事。
他1844年出生于浙江海宁，父亲是进士，当过副省长。盛家虽然是知识分子家庭，却历来重视社会实践，对孩子的“学历”教育抓得不紧。所以，盛宣怀并没有书呆子气，八股文写得一般，应试能力也不行，所以他中了秀才后，乡试三次不中。落榜后，他干脆就不再去挤独木桥了，从此只琢磨“有用之学”。
虽然没有正规文凭，但凭着家庭背景，盛宣怀还是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给李鸿章当秘书。如此高的起点，跟的人又是举国的大权臣，再加上盛宣怀也确实能干，所以“上位”很快。没几年，李鸿章就委任唐廷枢创办上海轮船招商局，由盛宣怀当会办。
从此之后，盛宣怀踏足实业界，“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在李鸿章的爱护下，作为洋务运动的实践者，创办了许多开时代先河的洋务运动。涉及轮船、电报、铁路、钢铁、银行、纺织、教育诸多领域、影响巨大，垂及后世。盛宣怀的一生活动就是一部翻腾的近代中国史！直到今天，他的名字仍然是早期中国企业家的一种精神象征。
（一）“闪电战”打垮了胡雪岩
在高阳的小说《红顶商人》中，胡雪岩是个叱咤风云的传奇人物，他的许多做法至今被沉浮于商海中的人奉为圭臬。胡雪岩绝对是个商业天才，富可敌国，可他的崩溃也极其迅速。原因就在于，他很不幸，遇到了另一个天才——盛宣怀。《红顶商人》也描写了盛宣怀，笔墨虽不多，但同样也是一个“人物”，每次出手，都能让胡惊出一身冷汗，最后还搭上了身家性命。
胡雪岩与盛宣怀分属不同的利益集团。胡的后台是左宗棠，盛的后台是李鸿章，而左与李有极深的矛盾。这就是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