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毫无疑问，何况头上没钢盔。怎么办？ 我一个人，不可能截住他们。原地不动？ 可如果被他们发现，我就完了。考虑的太久，我没的选择，他们已经到眼前了。我紧紧趴在地上，像块石头似的一动不动，心里不断祷告。
他们没发现我，从上面走了过去。敌方以对角线方向前进是想阻止我们的队伍回撤，从后面发起攻击。等他们走到正常射击距离，我就位，开火。打了很多枪。太多了。没子弹了。我曾经被教育过千万不能犯这种错误。得马上上弹药。我一边跑，一边咒骂自己把自己变成了靶子，因为对方立刻就回击了。我们的人也听到了枪声，回过头来救我。非常准确地，他们密集扫射了这一片，同时也再一次把我淹没在子弹堆里。我觉得夜色中有个什么东西。看看四周，什么也没有。也许是我的神经已经疲乏不堪。我装好子弹。突然有两个人大叫着跳到我跟前，向我开枪。我一个测滚，在几米开外停住，开枪。那两人就几米远，可我的子弹却没打中。就在这当口，同伴赶到我身边，完成了我的活儿。
第五章 黎巴嫩和真主党（6）
敌方被结果了四个，受伤的不多。我从此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在窄道里打中一头母牛，就得更冷酷。
回到营地，因为疲倦和死亡的气息我们已经困顿不堪。大家一言不发地洗完澡，回宿舍。我洗了一遍又一遍，想去掉身上的恶臭。我看看匆忙间丢在地上的那堆衣服。作战服上沾了血迹，还有些说不出名的淡黄色的粘东西。一股难以忍受的气味四处漫开。我想吐。我想
摆脱这一切。我把这些东西扔到走廊里，撞上门，因为除此我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事情解决了。你确定吗？ 我下意识地自言自语。洗个淋浴，扔掉衣服，这足以抹掉包围着你的死亡吗？ 脑子里还做着恶梦，我筋疲力尽的身体已经呼呼睡过去。
第二天一早，或许晚些，多夫过来叫醒我，确定我一切都正常。至于丢在走廊里的衣服，他一个字也没提。还是那么圆滑又那么不容置疑，他给我几分钟梳洗，然后去见他。
“待会把你的衣服拿到洗衣房去。现在去训练一会儿。”
训练，发泄。一次次驱除生理的疲惫。用新的动力来驱除心理的低落。调整身体每一块肌肉。不要思考，内疚，不要怀疑。只让最原始的坚定的反应保留下来，不发问，不迟疑。这就是军人。
1995念1月22日：两颗炸弹致死19人。伊斯兰圣战声称对攻击负责。
1994－1995年冬：领土。
我被指挥官召见。
“你将出发去执行第一次渗透任务，”他向走进办公室的我宣布。“明天你飞到苏黎世去，从那搭乘前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你会有一份巴勒斯坦人的简历，在约旦出生，随全家逃难到叙利亚，之后搬到黎巴嫩，最后定居瑞士。因为一个瑞士家庭和巴勒斯坦家庭的交流项目，你回到故土。这样你将可以在X城（西约旦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定居点）呆一个月。”
这个消息让我有点小小的兴奋。不是因为工作本身有难度。我是说法语的人，而且一直这样生活，所以不存在语言问题。显然我得利用这个语言优势训练自己像阿拉伯人一样交谈，而且基本上不可能露马脚。作为一个在法国左派思潮笼罩下长大的孩子——他们中同情巴勒斯坦的人占据多数——我进入角色将毫无困难。离开基地和宿舍，这对我来说似乎也是个好机会。
只剩下一个关键问题：“鼹鼠”这种工作性质令我厌恶。我更喜欢在黎巴嫩南部地区溜达。我决定不勉强自己。既然我无法抗拒这次任务，那就执行好了，但没人能强迫我表现得过于热心。这样的话我能找到自己的尊严，某种意义上显得公平点。如此我只不过是个演员，并没把自己搭进去。美好的幻想。
负责接待我的家庭舒适干净。一家人都努力给人留下好印象。我因此倍受宠爱，有幸享受了女主人和她四个女儿美味的烹调。头几天就在美好的气氛中这么过去了。
安排有祷告时间和政治辩论的周末到来了。气氛为之一变。演说者宣泄出来的仇恨令我不寒而栗。他们注意到我有些不自在，于是交换了一下意见，回过头给我上了一堂经过“修正”的历史课，而怒火也再次燃烧起来：
“你回到祖国来做的对，你的位置在这片土地上。”
至少在这个观点上双方非常一致，我嘟囔着想。
“我们需要所有人回来和犹太分子战斗，把他们从巴勒斯坦赶出去，”这家的主人还在演说。“我们将摧毁敌人直到最后一个，因为我们随时准备为此牺牲，虽然有那么一些人不愿为这片土地去牺牲。当每一个以色列家庭都有孩子在攻击或者交战中送死，他们就会因沮丧而滚蛋，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无心再笑。我严肃起来。眼下这种情形丝毫不是装样子，也并非单纯的隔阂。这是发自肺腑的仇恨，它足以驱使这些人不顾一切。我意识到我的假期已经结束了，我无忧无虑的青年时光也就此一去不再复返。我语调平和，开始提成串的问题，试图辨别听众中有谁可能加入恐怖主义阵营。所接受过的那些训练，自然而然地找到了用武之地。
第五章 黎巴嫩和真主党（7）
第二天他们把我带到靠近以色列方障碍工事的地方，就在士兵驻扎地出口。借住人家的几个儿子追上一帮孩子和少年，他们正在羞辱士兵，投石块，焚烧轮胎作路障。我和其他等着上场的“示威者”呆在一起，远远地观察着孩子们的所作所为。
我的向导突然看了一眼表，很抱歉地说：
“记者很快就会到。我先走了，我得去安排他们的位置。”
“安排位置？为什么？”
“已经通知他们了。他们会做报道。你知道吗，我们没有坦克但有镜头。只要给记者他们想要的东西，作为回报我们会被全世界所了解。一定要帮他们找到好位置，这样才能不冒危险地拍出精彩照片来。不然的话，他们会随便找个地方呆着。你在这儿别离开，这角度不错。我半小时就回来。”
在我旁边，一名少年正双手高举，兴奋地跳来跳去。准确地说是一只胳膊，另外一只已经残了。我问他：
“怎么受的伤？”
他骄傲地回答：“向士兵丢炸药的时候，一些在我手里炸了。”
对这种愚蠢的无谓牺牲，我埋怨道：
“丢石子就不会出这种事！你扔炸药干什么？”
他一脸惊异地看着我：
“我加入战斗啊……而且这是付钱的。”
又一个新鲜玩意。
“付钱？多少钱？”
“5个新谢克尔1。投石头不给钱。丢炸药划算些。”
“双手健全更划算！”
他使劲摇头：
“我不在乎，我会战斗到死。如果阿拉需要，我也会成为烈士。你看，记者的车在那边。我去那儿了啊。”
我试图阻止他。
“什么，你到那边去？ 就举着这么一只手？”
“是啊！我对他们说过，这是我从以色列人手里抢手榴弹时炸坏的！来吧，我把你介绍给他们，我全认识！你和他们聊聊！”
“不，”我摇头拒绝了，我不想被拍进去。
“随你的便，” 他无所谓的样子，一边说着，一边跑开了，不再为我操心。路上他把衬衣袖子卷了起来，好让受伤的胳膊露在外面。他冲到最前面一列，捡起一块石头用力地扔出去。闪光灯噼啪响成一片。
面对这些人士兵知道，一旦摄像机开动，最好的办法是让场面缓和下来。他们不会采取行动，除非骚乱规模扩大。等到了那种局面，就必须尽快有效地阻止“示威者”。既然还没有这个必要，士兵们便原地待命，谨慎防卫，不让前面的示威者更进一步而已。他们不想让总来找老套场面的这些记者得逞。
“他们在搞什么？”一个带队的人站在我旁边看了半天，抱怨说，“都睡着了吧，记者会走的。”
他向四周看了一眼，找出一个等在旁边无所事事的小伙子。
“哎，你！”他很粗鲁地斥责道，“站在那不添把火拖拖拉拉地干什么你？去造点气氛！去，快点！”
小伙子二话没说。他把他那贝都因人的发式盘起来，拿着一个燃烧弹跑上去就向士兵扔了过去。这一次，以色列那边的容忍限度被突破了。反击马上开始。孩子们变成了靶子。一辆巴勒斯坦方面的救护车尖叫着开了过来。一些大人冲过去抢夺一个摔倒在地的孩子。他们向以色列士兵做出手势，示意他们别开枪，只是想拖回受伤的人。这时候，另外一些人却在悄悄从装满了武器的救护车上往下拿枪。车子被清空了，孩子也就抱起来了。孩子并没有受伤，可镜头却不会说这个。年龄稍大的一拨人替换了扔石头的孩子们，开枪射击。正而巴经的战斗开始了。
那个小头目继续充当导演，行动十分热切，他大声叱责旁边的年轻人，指派他们一个个去完成各种“制造气氛”的任务，或者帮记者找拍摄位置。
“你，去帮那边的摄制组。他们占的位置太差了，什么也看不见。你带他们到第二条街的那个角上，知道那地方吗？就在杂货铺对面……你，去告诉他们重新开始扔石头，得让石头把街上铺满，还太少了现在……萨米尔哪去了？别马上烧轮胎，烟雾会妨碍摄像的。去给我把萨米尔找来！”
第五章 黎巴嫩和真主党（8）
枪声非常密集。跑来跑去的记者们进入了火力中心。
“他们开枪太猛烈了，”那小头目又抱怨起来。“记者都不拍了。要他们少开几枪，”他刚对一跑腿的说完，那人已经执行命令去了。
枪声缓和了些，以色列那边继续推进想彻底清场。一些孩子飞快地跑过来把轮胎拖到马
路中间，然后赶紧逃命去了。另外一些人在用燃烧弹放火。士兵前进被阻，于是石头大战又开始了，记者们重新开拍。
“太好了，”那头目喜滋滋地议论着。
见记者们开始后撤，他示意手下也和他们一样。以色列人派来一辆消防车救火。
“行了，我们走吧，”他说。“记者要的都有了。今天下午我们干得挺漂亮，”他带着满意的笑容补充道。
回家后，我注意到这家母亲径直找她那一大群牛羊去了，脸上看不出来是高兴还是失望。
“我的儿子全都想做殉教者，”她在我耳边悄悄嘀咕，骄傲之情溢于言表。“有阿拉保佑，他们会做到的！”
我问她最小的儿子，他只有13岁：
“你也想做殉教者吗？”
“当然！”他兴奋地回答我。
“为什么？为什么不做个普通战士，而要去当殉教者呢？桑科…潘萨说过，‘一个好的游击队员是活着的游击队员’。”
“我就是想当殉教者！”他重申了一遍，“我不怕。”
我出神地看着他。我想起《哈姆雷特》里的大段独白。如果我们这般确信另一边更美好，毫无疑问……
“在这个地方死了比活着好，”少年肯定地说，好像他看透了我的心思。
“殉教者是巴勒斯坦解放过程中的关键角色，”他大哥插了一句。“就因为有这些攻击，不计其数的犹太人离开了以色列。我们正在收复特拉维夫，海法和迦法！”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当然！而且，我可以证明给你看，我们有官方统计，你看！”
“这是……哦……一个重大消息，”我很震惊地说。
这完全是身处险境的自然反应，我甚至没意识到自己是在“工作”。我很想做点什么来使情况不再恶化，拯救这些愚蠢地糟蹋自己生命的人。这可能过于理想主义而显得很傻。但是一切已经开了头：明白无误我是在一群狂热分子中间，他们相信自己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拯救众生而甘冒生命危险。不惜代价。我出神地看着这个十三岁的孩子。是啊，他还是个孩子可他义无反顾。谁能说服他？他选择了自己的路，唯此可以让他抵达光荣，不需要努力，不需要上学，不需要工作，没有烦恼。这个打算使他免于悲惨生活，他选定了：他将无比健康地死于华样年华。他的照片会被贴在这个城市的墙上，名字被人无比崇敬地提起，并且永远不再挨饿受饥。
“可是如果你没被子弹击中要害，终生残疾变成家里的负担，没工作，没文化，生活无力自理。幻想破灭，一直破灭下去，而且只能破灭下去！”
不知不觉地，我说这些话时提高了嗓门。少年站在我身边，颤抖了一下，转过身去没有回答。我在愚蠢地冒险，也是我最后一次冒险自说自话。
我走出去，站在门口吸了几口气。我重新感到了白天才有的那种神经疲惫，荒唐的冲动沉重地包裹着我。我盯着地面，到处都是旧纸盒子、包装纸和可乐瓶。我想不会有人弯腰去拣这些东西，它们呆在那儿，就像是这里的人执意为这个地方贴上的悲惨标识。以色列也有特穷的犹太人，他们住木棚或者没有卫生设施的小公寓。我亲见他们怎样尽力让自己可怜的生活空间干净整洁，还尝试着作些装饰。为一个小小的家他们全力以赴，不管这个家有多么简陋；就像眼前的这个家。这里有尊严的生命个体所应具备的一切，但是却弥漫着我无法言喻的自我毁灭气息，充斥在每一个角落。仿佛他们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自我否定。我不知道有没有一种药，能够医好他们病入膏肓的自戕情结。
第五章 黎巴嫩和真主党（9）
不管怎么说，不是这些恶心的垃圾而是那个巴勒斯坦“领导人”，为个人野心而使得自己的人民处境悲惨，他会深情地拍拍饿着肚子的孩子的脸，而他自己从来毋需动用的个人帐户上进钱多多。
依照我渗透进去的那个机构的想法，这次小住会是一个彼此融合的机会，帮助了解和感受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和想法。结果恰恰相反。在度这个比训练课还严苛的“假期”之后，我
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回和我不断咒骂和竭力忍受的制度没什么关系，而是我理解了我的职业用途。我不再被动接受训练，而是积极参与了。
到目前为止，我还一直是在阿拉法特一派的地盘上活动。在有“殉道城”之称的希伯伦城区我走了一圈。到处都是小山丘和遍地砾石的荒漠，恐怕连市中心的“殉道街”也会惊讶于有这么多人为它争斗不休。
街上出现了一些正统犹太教徒的身影。这天下午有游行。一些极端保守教徒准备抗议一家名叫Kol bo的超市开门营业。示威者慢慢挤满了街道。听口音，集会演讲者是美国来的，他正用希伯莱语对着人群滔滔不绝，虽然语法错误连篇，倒也能叫人听懂。
阿拉伯人都呆在家里。他们在阳台上拉起篷罩。零零落落见一些孩子从厚厚的布帘后伸出脑袋来，看热闹。
以色列兵松松懈懈地在前面开路，不断调整游行队伍，看起来这些教友就像是他们手里的木偶。在时髦的年轻人和其他年龄段示威者之间有一道明显的分界线。大喇叭里放着传统宗教歌曲，震耳欲聋。
示威者走过的街道都放了路障。一些骑车路过的阿拉伯人被士兵和气地要求绕行，或者等会儿再来。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很配合，大约是一些说阿拉伯语的外交人员。在希伯伦这种地方人们一般不会随便造次。
黄昏时分游行的人四散了。跟接力赛似的，清真寺的大喇叭里传来召集阿拉伯人集体祷告的通知，很像是刻意报复。路障被搬开，阿拉伯人占据了街道直到宵禁。
在示威快结束的时候，一些犹太青年因为一批记者的到场而热血沸腾起来，做了言辞激烈的反阿拉伯演讲。他们痛苦难当，想要火烧一面巴勒斯坦旗帜。
“欧洲人”的身份允许我站在中间立场。我走到那个几次准备用打火机点燃旗帜的年轻人身边。
他向我解释说：“只有当巴勒斯坦人烧我们国旗的时候，我才会点火。”
“他们浇汽油了。你有吗？”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