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作声，也不翻身。后来我找房东借了一把剪刀，如果这是一把剃刀就更好了，它银光闪闪，薄而锋利，我轻轻地刮着南红的头皮，她的头发脱落的地方头皮泛着青色，就像电影《诱僧》剧照里陈冲的光头一样，那是满街的报摊上一再出现的著名光头。这样的光头有着一种轻盈的优美，一无牵挂万事俱休的优美，视觉上新鲜而哀绝，使这种离女人最远的发式（如果这也算一种发式的话）反而最具有女性的味道，它怪异而神秘，令人想到一些非同凡响的事件。但我没有找到剃刀，即使找到了也不敢用，弄不好会把南红的头皮刮出血来。
她低头坐在床上，我在她周围铺了一些晚报，用她的枕巾掖住她的脖子。我用剪刀剪，深一刀浅一刀，效果就像狗啃。她的头发结成一缕一缕的，没有美感，握在手上滑腻腻的。一个女孩是否时髦，一个女人是否优雅，头发是最直接的标志，它首先必须干净，然后才谈得上其他。
头发剪到一半的时候我看到了虱子。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真正的虱子，我小时候生活在镇子上，很早就知道有这种动物，并且知道有一种梳头的工具叫作篦子的，就是专门对付虱子的，几乎每家都有。我也听说过某某女生曾经长过虱子，但我们都躲得远远的，虱子像病毒一样会传染，不一定因为讲卫生就不长虱子。女生的长发油汪汪的，善良的老教师用篦子替她从发根梳到发梢，那种油腻腻的感觉通过空气都能感觉到，就像此刻我手上捏着的南红的头发，在我松手后还沾着我的手。
后来我看见了它们，我尽可能地贴近头发根剪掉头发，虱子无处藏身，它们夹在头发中落到报纸上。我一共看到了两只，它们的形状和大小都像芝麻那样，灰色、有细须，捅它们一下就飞快地爬，我估计它们的壳有一定的硬度，所以阿Ｑ咬起来才会响，放到火里烧也会产生“噼噼啪啪”的声音。我比较欣赏小而硬的虫子，最讨厌肉乎乎的蛆。
秃了头的南红坐在床沿上，菜地的风从窗口吹进来，床上来不及收拾的报纸和头发险些被掀起来。如果它们被吹起来就会在屋里弥漫，它们没有了根，轻而细，任何微小的风都会使它们离开原来的地方。
消灭了虱子并不能使我心情好起来，它出现在南红的头发上向我昭示了生活的真相，在我知道被解聘的消息的那一刻起我就听到了虱子的声音，我觉得它们其实早就不动声色地爬进了我的生活中，而我的生活就像纷乱的头发，缺乏护理，缺少光泽，局促不畅，往任何方向梳都是一团死结，要梳通只有牺牲头发。
剃了头的南红变得安静了，她不再搔头，也不像以前那样老躺在床上不动，她有时坐起来，走动走动。后来她开始对我说她自己的事，控制不住地说了又说。她说史红星这个人实在非常小气，简直不像男人，又说老歪虽然是个混蛋，但这个人还是有点好玩，而且比较大方。她还跟我说她的一次怀孕，一次放环，一次晚上给家里打长话被人抢了钱，她母亲在电话里听到她一声尖叫就没有声音了，还有一次她跟人合住的房间被偷得一干二净，好一点的衣服都被人拿走了，现在的衣服都是后来买的。
她跟我说她的一切，诉说使她舒服。
有一天我忽然说：“南红，我想把你的故事写成小说。”
她当时正坐在床角里晃着身子，好像想起了一首当时流行的情歌。她停下来，看看我。我说我也许能写成一部长篇小说，有一个认识的人做了书商，他，劝我写写自己，说现在这类书能卖得动。我还没有想定，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太平淡，每天上班下班的没有什么写头，不像你的生活丰富多彩，还有惊险的成分，我想先拣精彩的写，如果能写成就写我自己，如果真的能写成畅销书，我和扣扣的生活就不成问题了，起码两三年内不用急着找工作。
南红没有说话。她又开始摇晃身子，但她晃得有些慢，看来她是在想。
半天她说你写吧，不要用我的真名就行，就算我作贡献吧。
我买了两本稿纸和圆珠笔，吃完早饭我就把厨房的灶台擦干净，好在这一带农民的房子都装修得不错，每家的灶台都贴了瓷砖。我把房间里唯一的一张木椅子搬到厨房，把灶台当作我的桌子，崭新而厚实的一本稿纸端正地放在瓷砖上，干净、明亮、目清气爽的，有一种新的开始的感觉。我觉得选中厨房写作的念头真的不赖，房间里虽然有一张三屉桌，但它上面堆满了乱糟糟的东西不说，更要命的是床上躺着南红，我摆脱不了背后有一双眼睛直勾勾看着自己的感觉，即使她毫无好奇心，一天到晚浑然不觉，我也没法在有人的房间里写出东西来，更何况我写的就是这个人。
我暗暗庆幸南红租住的这套一居室五脏俱全，厨房里有瓷砖的灶台，这真是太好了。厨房，这是多么令我感到安全的地方。我跃跃欲试地坐下来，心里充满了兴奋。
但我一时有些写不出来。
我多年不写作，现在才发现自己找不到语感了。我心里拥挤着许多东西，不管我在做什么，到街上买东西、做饭、洗衣服、上厕所，甚至在跟南红说着话，我要写的东西都会在我的脑子里奔腾，它们真像是大海里的水，层层叠叠，一浪又一浪。但它们没有流畅的通道，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它们写出来。我脑子里出现的是某件事的开始或结局，某个人无法忘记的面容，某阵心疼的疼，某时生气的气，但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把它们写出来。
我完全没有想到，仅仅五年不写作，我原有的语言能力就几乎完全丧失了。我在一张纸上乱画，咬咬牙写下了一行行字，但我发现它们干巴巴的缺乏弹性、没有生命，离我这个人的内心十分遥远。它们罗列在纸上，真像一些丧失了米粒的谷壳，形容丑陋，使我心情恶劣，根本无法继续我的写作。
我到底是在哪里丢失了我的语言的呢？它们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就被丢失了，就像时间一样无声地流走了。它们像断了线的珠子滴落的时候我正在为吃饭和孩子而忙碌，它们落地的声音我无从察觉。我完全知道自己夸大了它们，我当年的语言也许只是一种石头，我却在时光的流转中把它们看成了晶石。现在我下笔艰涩，回想起几年前的写作，当时心里想写的东西总能很快找到表达，或者说它们像正手和反手，互相迎接和寻找，然后在空中响亮地拍响，它们互相发现，各自的拇指、中指、无名指、小指以及掌心是完全吻合的。我加倍地放大这种逝去的感觉，它们变得如同一片床前的明月之光，散发着无与伦比的气息，那些早已掩埋在箱底的旧作使我产生了一种乡愁般的怀念。
到底是什么从根本上损害了我的语言能力？当我深究这个问题，令人疲惫的婚姻家庭和工作就像沙暴一样来势汹汹，沙子呼啸而起，一切琐碎的记忆令人头疼。五年来我缺乏充足的睡眠，稍有空闲，首先想到的就是好好睡上一觉，对别的一切均无奢望，我根本没有耐心来考虑自己的愿望和内心。现在我暗暗庆幸生活的断裂给我带来的希望，也许一切都来得及。我从事物的反面找到了正面：虽然我的语言表达已经很不理想，但我的感受力还在，语感的好坏我一眼还是能够作出判断，这是早年Ｎ城的写作生涯给我的一份馈赠。大学毕业后的几年时间里我曾经写诗，诗歌这种形式对语言纯度的要求使我受到了良好的训练，同时在大学时代大量的阅读也强化了我的语言感受力，由此我想到，我完全有可能恢复我的写作能力。
我开始到图书馆去。从赤尾村到在荔湖公园的图书馆很方便，不用倒车，坐１３路，三站就到了。而且那里环境也不错，有一个荔湖，虽然跟北海不能比，但毕竟是一个湖，还有比别处更多更集中的草地和树木，这比赤尾村的喧闹和混杂要好多了。
图书馆使我感到亲切，我对它的内部结构了如指掌。进了门我就像回到了自己家，无须找任何人打听，轻车熟路径直找到了中文期刊阅览室，那里有许多我曾经十分熟悉的杂志，从大学时代开始我就经常翻阅它们，婚后生了孩子，差不多有五年没有正经看杂志了。现在我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看到了它们，它们一本一本安静地摆在书架上，我看到它们，就像看到多年不通音讯的老朋友，它们的封面虽然已不同往日，但各自刊名的字体依然如故，鲁迅体、茅盾体、毛泽东体，还有规整的标宋，这真像老朋友虽然换了衣服，但面孔还是那一张，我看到刊名马上就记起了它们各自的风格。我站在书架前，心里有一种感动和无比的舒服。我首先找到那几本曾经发表过我的诗歌的刊物，我看到当年的责任编辑还在，他们的名字印在扉页或者尾页，或者每一篇作品的最后，在括号里。责编中有的见过面，他们因笔会到Ｎ城来，有的一直没有见过。
在那个上午，我几乎不能静下心来读任何一本杂志，我打开一本，心里又惦记着另一本，每本的目录中都有一些吸引我读的篇目，五年前活跃的青年作家的名字有一些如今还在目录上，我喜欢他们那些富有新鲜感的文字。我后来才意识到，我之所以不去借阅那些伟大的经典名著，而是急着看当代最新的作品，是因为我指望这些同代人写下的文字中那新鲜的语感刺激我，使我迅速恢复我的语言能力。当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功利的目的，不管我写不写作，阅读都会给我带来极大的快感。那几个我熟悉的名字集中在几本期刊里，它们对我有着某种召唤力。我不否认，我心怀的隐秘愿望与这些人有关。
阅读唤起了我即将遗忘的一切，杂志的名字、作家的名字、责编的名字，以及阅览室里安静的气氛，读者梦幻般的神情，它们整体的气息包裹着我，与写作相关的往事就这样扑面而来。构思、写作、激动、投稿、发表、拿到样刊和稿费，这些亲历的印象一一回到了我的心里。
我一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从南红离开Ｎ城到深圳，还是从去年冬天她来北京，从她一个男友写到另一个男友，或者干脆从８０年代写起，那些夸张的尖叫和做作的拥抱、别出心裁的生日晚会、稀奇古怪的衣服……许多个点都可以切入，这些点像星星一样布满了南方的天空。它们变动着自己的位置，像在冰上行走那些优美地滑动，形成各自的轨迹，它们互相交叉使我眼花缭乱，无从下手。
同时我也不知道怎么把这些生活中的点连接起来，连接的方式有许多种，到底哪一种是最好的？我想我所能做的有两点，一是将我所想到的不分先后统统写出来，然后按照不同的方法把它们连接起来，这样或许可以判断出哪一种组合更理想。第二是我根本不连接它们，就让它们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撒满整个天空，不同的人不同的连接构成不同的星座。要知道，星座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人类按照人类的原则和需要强加的。
我想我脸上的恍惚神情就是持续的阅读带来的，我把它们带回赤尾村，我推门进房的手势就带上了它们，我去买回的青菜上和我洗的衣服的皱褶里，有时会浮出一些句子和单词，这些携带着能量的词句像一些具有巫性的咒符，跳荡在我与南红合住的屋子里，使我看到某种伤口、破裂、恐惧与期待。
那些在这个时候打中我的内心的词句就像中医里的针灸，它们刺中了我的哑门穴，于是哑巴说话，铁树开花。就这样，我不能不写下那些支离破碎的片断，我相信，它们等候的就是我。
冬天的时候
冬天的时候是南红来北京的时候。
那天是星期天，天黑得特别早，四点不到街上的灯都开了。过了一会儿我再往窗口看的时候，雪花已经在漫天飞舞，它们像雪白的鹅毛在街灯橙黄色的光晕下摇摇晃晃地落下来，之多、之零乱、之热闹繁喧，与它们安静的落下，最后悄无声息地化为水恰成两极。我第一次意识到雪的这两种不同的秉性，加上那是北京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我在窗前看了很久。
这是我婚后五年少有的奢侈时分，要不是离了婚，女儿送回了母亲家，纵有闲暇也没有心情望雪。下雪使我心情不错，我什么都不想，只盯着雪花，心里平静如水。
快十一点的时候电话突然响了，这是很反常的情况，我一下紧张起来。我不知道是不是该接这个电话。作为一个独居的女人，我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变得小心过头，对每一件事都疑虑重重。疑虑绝对是有重量的，它一重重从我的头脑注满我的全身，成为我疲惫的来源之一。当时我脑子里同时闪出了几种可能：骚扰电话？抢劫者？母亲来长途告诉我扣扣病了？等等。
我手心的汗开始渗出，电话铃停了之后又响起来，我拿起听筒，听见一个沙哑的女声说：是林多米家吗？
我说是。她说哎呀你的电话没变！我一点都听不出来是谁。韦南红的声音完全变了，完全是她自己所说的“好沧桑啊”的那种沧桑而沙哑的声音，有点神秘，有点性感，往日Ｎ城岁月那种尖而细同时高八度的音质几乎荡然无存，只有那一惊一乍的语速没有改变。
她说她在北京机场，飞机晚点了刚到。我马上就答应让她住到我家。然后我又等了半小时，这半个小时中大雪纷飞。
半个小时后我穿好大衣包紧头巾到街上等她，这时候雪花变得更大更轻了，它们在空中飘舞的姿势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美，凄艳、缠绵而又决绝，而且比白天和黄昏更多了一层灵的成分。我从未独自在下雪的深夜露天待过，这个夜晚由于南红的到来我记得很清楚。
我记得很清楚，在雪花飞舞中从出租车里钻出来的南红，她戴着一顶宽檐的黑色呢帽，身上是一件长及脚踝的黑丝长风衣，它迎风飘飞的轻盈质感使我觉得这肯定是一种丝绸。雪花大朵大朵地落在她的帽子和风衣上，雪的白色在她浓黑的全身衬托下显得极其艳丽，那是一种冷到极点、冷入骨的艳，全无人间色彩的艳。那整幅风雪美人图在瑟瑟发抖，南红缩着颈吸着鼻子说：怎么北京这么冷啊！
到家之后她脱去了风衣，露出袒胸的低领毛衣，胸前一大片皮肤是一种太阳晒出来的褐色，散发出南方的气息和性的气息。在北京，我很少看到有人这样穿，除了那些在高档轿车里端坐不动的小姐。南红戴着一条式样十分别致的白金项链，链条纤细，胸前垂着一粒闪闪发光的钻石或水晶。我对宝石毫无常识，无法判断它们到底是什么。她化着妆，脸上的脂粉有些残了，眼角的皱纹隐约可见，只有口红还鲜艳完整，大概在出租车里刚刚补过。
她抬起脸问：我老多了吧？我没说话。她又说：很坎坷的。
我准备给她烧一锅洗澡水，我并没有觉得没有热水器会是一个问题，在Ｎ城生活的女孩都是用桶或者水盆接水洗澡的，南红即使在深圳待了十年她骨子里也仍然是一个Ｎ城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