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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红身穿睡衣送别的情景让我有一种仓促、不正常、不稳定的感觉，她关上车门朝我招手。这最后的印象不知怎么使我感到一丝风尘味，我一时觉得有些眼熟，后来我想起来，是她冬天到北京的时候我第一眼看到她也有类似的感觉，那时我有三四年没看到她，一眼看过去觉得她跟以前是有些不同，但我没来得及辨别这种变化就淹没在久别重逢之中了。这次我到深圳，首先看到的是病倒在床的南红，她无数惨痛的经验在我看来是沧桑远大于风尘，而且两人白天黑夜在一起，也觉不出什么。风尘味是要隔着距离看的。
一个身穿睡衣头发蓬乱眼皮微肿的南红就这样停留在我最后的印象中，某种不祥的感觉曾在瞬间掠过，但很快就消失了。三四个月后，南红的死讯传来，我眼前首先出现的就是这个身穿睡衣的形象，在我的感觉中她就是以这副模样离开这个世界的。当时那种瞬间而逝的不祥之感就是死亡的影子，它停留在南红微肿的眼皮、散乱的头发上，不动声色地隐藏在睡衣的皱褶里。在告别时我看到了它稀薄的影子，但我不知道这就是死亡的身影。而且在我离开深圳的最后几天，南红迅速恢复的信心和好心情使我没能准确判断这些影子的实质，我以为它们不过是她兴奋之后的疲惫，只要睡上一觉就可以全部消散。
穿着睡衣的南红还从路边的出租车旁站到了一个顾客稀少的商场中间，她身后是一些模棱两可的机器，我知道这跟“商场自动化”这个词有关。这肯定是一幅事实上不存在的场景，它只存在于我的头脑中，因为有几次南红都是穿着睡衣跟我谈论商场自动化的事，这是她新结识的男朋友的专业。最后她穿着睡衣站在房间中间向我描述大屏幕电脑试衣的过程，她说那是一间很大的房子，大房子马上就使她的眼睛变得明亮起来，大房子和她的眼睛互相辉映，好像大房子就是从她的眼睛里诞生出来的。这时那间不知从何而来的大房子出现在我们的房间里，它把我们的房间拉长拉宽，我们对面的墙变成了有整整一面墙大的镜子，我们的身后，是呈弧形排列的无数的衣服，容纳着所有的季节、一切的国度、全部的民族各种面料、各式款式、各个不同时期的无数衣服，它们黑压压地排列在我们的身后，我们转过身就像面对一个大的梯形教室里一排又一排老实而规矩的学生，或者，像一个部落的首领面对一大群服饰不一、高矮不齐、参差错落却又紧紧挤在一起的部属，任何人一旦站到了这样一个位置，一股气就会从脚底心一直冲上脑门儿，搞得印堂发亮目光炯炯，甚至可以气冲霄汉或气吞山河。
就这样我们在这间商场自动化的大房子里，在这样的房子我们情不自禁地要钻进那片服装的海洋中，摸摸这件，摸摸那件，本来自动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坐着不动，电视屏幕会将所有的衣服一件件自动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就像有无数仆人，双手举着衣服从我们的面前一一走过，当然比仆人更好更奇妙，而且不会使我们内心深处感到不安。屏幕上的衣服悬在空中，它们像一件隐身人穿在身上的衣服，看不见人，却看见衣服正面、反面、前后左右地自己转动。你看中哪一件，一按电钮，停，你再细看，看准了就按确认钮，吱的一声，屏幕上的你就穿上了这衣服，你本人在这边端坐不动，另一个你在那边左转身右转身，如果你意犹未尽再按走动键，你就会看到自己像模特那样优雅地走动起来，在这里什么样的衣服才会是不好看的呢？想不好看都难。就这样，我们舒舒服服坐着就买到了衣服。在我们掏出钱的那一刻屏幕上我们身穿新衣的形象就消失了，就好像是屏幕把我们吃掉一样。但我们还是愿意钻进衣服堆里东摸西摸，触觉比视觉更能使我们心满意足，只看不动使我们有一种距离感，使我们觉得自己低了衣服一头，而衣服这样一种本来只是穿在身上的东西由于不准我们碰就显得高高在上，凭空给我们以压抑。因此在南红描述的自动化商场中，服装是可以随便摸的（我们都不希望自动化之后的商场只是让我们坐着），我们在触摸中产生一种占有的错觉，触摸就是局部的占有，而占有这无数衣服的假想使我们心情愉快。
南红在对商场自动化的描述中激情渐起，越来越焕发了她的神采，我越过商场、镜子、屏幕以及众多的衣服看到了她往昔的影子，那是一张Ｎ城文艺青年的脸庞，它在她的身上消逝已久，深圳生活的迷乱和慵懒、焦虑和松弛一层又一层地覆盖了它，我几乎也把它忘记了。那最后的几个夜晚，她身着睡衣，脸上激情涌动，我为什么会把死亡跟她联系在一起？这的确有点莫名其妙，想到《日出》里的陈白露（把陈白露跟南红比是很不公平的，这我知道）在深夜里的徘徊和独白，以及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从饭店后门抬出的一具孤零零的棺材，这些不祥的形象隐藏在身穿睡衣的南红身上，当我知道她的死讯的时候它们就从我的记忆中，从南红当时的身体里浮现出来，成为某种奇怪可怖的图景：南红身体的质地又轻又淡，犹如水墨画中的人物，而从她身体横出来的棺材却像超级写实的油画或摄影，能看清楚木纹或油漆，逼真到能即时招来铁钉钉棺材的声音。我知道现在的棺材都是外形美观贴着大方雅致的暗花布纹纸，就像一个可爱的长匣子，上述那种木棺材只有在边远的农村或者有关久远年代的电影中才能看到，但那幅怪诞的图景就是这样。
南红，这又该怎么办呢？
纸上的命运（1）
在广州火车站等车的时候我再次想起了那个梦，在乱糟糟的候车厅嘈杂的噪音和难闻的气味中，那个闪着冷光的铁钩不时地从古怪的扑克牌中脱落下来，但它并不掉到地上，而是隐隐地悬在空中。这个梦使我不安，我觉得它是有意味的，大有深意。我隐隐觉得它是跟我以前经历过的什么事情有关，同时它也跟我的将来有关。但在乱糟糟的车站我没法想清这件事。
在火车的上铺睡了一觉之后忽然有一种灵感告诉我，那个梦中的钩（Ｊ）跟现实中“上吊”这个词有某种关系。我闭着眼睛，脑子由于这个灵感一下由恍惚变得异常清醒，就像被什么东西击打了一下，含糊不清的火车行进声一下变得清晰有力和富有节奏，在这种声音中我脑子越来越清醒，它就像一种时间推进器，轰隆隆地将你往前推，或者，往后推。
那件事情我已经完全想起来了，来北京五年，我竟把它忘得一干二净，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梦，我可能会彻底把它忘掉。但它现在冒了出来，它潜伏在五年前的那个夜晚，现在它觉得时机已到，它要出来了。它不知道从哪里可以出来，我既然已经成功地把它忘记了，现在平白无故就不可能想起它来。而它却像一只机灵的老鼠，从我的梦里咬破了一个小口，它想凭我这样敏感的人，一定会意识到这只铁钩子意味着什么。这样它欣然看到我意识中的洞口越来越大，于是它就从这个开口游出来，像鱼一样滑溜。
它最早显现的形状是两支蜡烛，一支红，一支白。这不是两根相称的蜡烛，红的那支粗而短，已经用掉了一半，白的那根新鲜而完整，它纤细、干净、一尘不染，它顶端的烛芯刚刚被点燃，我想起它刚刚从一包新买的蜡烛中被我取出，一包十支，我买蜡烛是因为经常停电，但那天晚上并没有停电，一般是星期五停电，那天是周末，周末不停电是所有人的心愿。在摇摆不定的烛光中我看见了他们的脸，南红、菜皮、老圆、某某某、某某，不算我一共是十三个人，这个数字是如此清晰，让我感到奇怪，谁能记住一次聚会的人数呢？何况是在五年之后。
烛光飘摇，大家围坐在我的房间里，有人数了数人头，说：一共十三个。这个数字使大家沉默了一下，沉默的时候大家心里想这可不是一个吉利的数字。但是大家嘴里没说什么，不说也就过去了，只有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是我在Ｎ城的最后一次聚会，之后我就要到北京去了，我想这的确不是一个吉兆。
聚会是南红张罗的，她是一个喜欢热闹。充满激情的人，同时她热爱朋友，她说多米，什么都不用你管，我来通知人，我来买东西。我跟南红相反，对聚会的事从来不热心，人一多，第一觉得不自在，第二觉得累。在大学毕业后的许多年，我几乎很少去参加别人的聚会，在我自己的房间里搞这类事更是一次都没有过，那次不祥的聚会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南红说，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聚一聚，一点都不费事。于是她就从我的书架上拿出了玻璃酒杯，我不喜欢喝酒，却喜欢玻璃酒杯，我喜欢它们美丽的形状、透明的质地，它们在夜晚的灯光下对光的吸附和表达，它们易碎的事实使我心疼，这种美丽而易碎的花朵常常使我想起某类美丽而易损的女人。
有四个玻璃酒杯是南红从南京带回来送给我的，她在暑假里自费去庐山，四只玻璃杯送到我手上的时候一只已经断了脚，我用胶粘起来，摆在书架上，有几乎大半年没动它们，其中一对是那种郁金香形状的高脚酒杯，一对是漏斗形的，十足像医院药房里的量杯，但它身上斜斜的装饰纹路把它与量杯区分开了，那种斜纹看起来像风吹过水面的效果，我常常想象若斟上各种颜色的酒会是什么情形，桑葚紫、夕阳红、醇黄、奶白，它们在灯光或烛光下全都晶莹无比，不说饮到肚子里，看上一眼就能把人看醉，玉液琼浆，有什么比这更诱人的呢！为了使酒杯带上美色我特意买了一瓶薄荷酒，我记得酒瓶的形状像葫芦，一点都不优雅，这种瓶子理应用来装二锅头什么的，不知怎么却装上了翠绿可人的薄荷酒。我还记得它的价格是８８元，当时工资尚未第二、第三次改革，这瓶酒的价格相当于我一个月的工资，现在我多么怀念那无须抚养孩子的单身汉日子，可惜它一去不复返了。
我老是说酒杯这样一些不痛不痒的事情，我知道已经离题太远，我完全知道这一点，而且我脑子里想的也是那件事，我之所以这样不停地说酒杯，说完了酒杯还要说别的，潜意识里就是想要推迟那件事的到来，用别的事情来堵住它。
我的茶几是那种被拉长的椭圆形，在烛光下摆满了吃的东西，一大盆西红柿，被南红一只只剥了皮，切成块，使我联想起大块吃肉的江湖聚会，它们的红色使茶几显得热闹而充实，此外有四五只菠萝，我向来认为，菠萝是世界上最难削的水果，若要我削，宁可不吃，南红的态度跟我一样，我们等待第一个到来的男士担此重任。红的西红柿、黄的菠萝、绿的黄瓜，此外还有什么呢？我记得还有牛肉，整整一个下午，南红除了折腾西红柿就是折腾牛肉，我想起来她把这道牛肉称作“加利福尼亚牛肉”，我问她为什么叫这个怪名字，南红没有答上来，但她坦然地说这种做法就叫加利福尼亚牛肉，现在最时髦。我现在已经完全忘记了这种牛肉是怎么做的了，我不记得南红是不是用了我的电饭煲来炖牛肉（这样就应该有弥漫的蒸汽，肉香缭绕整整一个下午，茶几上热气上升，这些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还是买来那种做熟的像石头的颜色和形状、又像石头一样坚硬的熟牛肉，她折腾只是因为太难切开（我没有居家的案板，她大概是在饭盒上用水果刀切的），切开之后她又要调上各种作料，这方面我总是缺东少西的。只有盐和味精，南红总是放下牛肉骑上她那辆紫红色的少女车上街买作料，快天黑的时候加利福尼亚（在边远的Ｎ城，这种叫法好像比加州什么的更神秘和时髦，时髦就是复杂和拗口，外省人往往不具备简洁明快的现代审美目光，如少数民族服装，总是搞得很繁复）牛肉诞生了，它被端到我的茶几上，但我对它的做法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火车的声音轰隆隆，我在上铺摇摇晃晃，许多久已忘记的细节都一一重现，只有莫名其妙的加州牛肉沉落了。
现在，我终于走到了那件事的边缘，琐琐碎碎如西红柿和牛肉统统都说过了，我的面前毫无遮拦光秃秃的，事实上我一眼就看到它了，事实上我在说牛肉和酒杯的时候我心里想的全是它，我说东道西完全是想让自己放松下来，而它则在沉默中盯着我。
那个游戏是菜皮提议的。菜皮这种喜欢走南闯北走江湖的诗人比我们在座的大家都更有见识，他知道在各种各样聚会的时候玩的小游戏，这些游戏是为了活跃气氛用的，就像看手相、说笑话、诽谤他人一样。在那次以我为主人的聚会上，通知到的人全都到齐了，而且没有人晚到，我的房间顷刻就挤满了一屋人，这使我不知所措，除了南红和菜皮，大多数人都不能算特别熟，南红为了热闹把大家都拉来，大家也觉得这是唯一的一次，而且我马上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了，不知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到。我给每个人发了一个杯子，南红尽责地从家里运来了一批杯子和餐具来，她在我的书桌上将它们排成三排，显得很有阵容，蛮像一回事。
给每个人的杯子倒上酒后我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大家刚吃完晚饭，没有人赶着不停地吃喝，大家端着酒杯看我，等我说点什么出来。
我平时有两种情况容易脑子发木，一是人多，二是着急，这次两样都赶上了，越急越木，越木越急，这时菜皮便建议做游戏，他让我拿出一叠纸，裁成小纸条，给每个人发三张，由每人在第一张纸条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第二张纸条写地点，第三张则写干什么。有人认真并且心善，就拣好的写，有的人怀了一点小恶毒，于是专拣恶毒的写。写完后揉成小团交上来，按类在书桌上摆成三堆，然后每个人抓阄，从每堆纸团里抓出一个，抓出的三个纸团拼起来就是一句有头有尾的话，再然后由每个人念手上的句子，这样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摁到一个滑稽的境地里让大家笑一场。
第一轮抓结果出来，我的那张被小艾抓着，小艾是一名素食主义者，她细声细气地念出：林多米在家里发愁。这比较平淡，我没有介意，只等着听别人的笑话，“南红在人民大会堂下蛋”，“菜皮在鸡窝里上吊”，小艾的那句令人羡慕：“小艾到白宫赴晚宴”。
抓到第二轮的时候我无端紧张起来，我忽然觉得这抓阄在别人都是游戏，唯独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怎么不是呢，这是为我送行的聚会，我这一去前程未卜，这不是大家为我抓阄又是什么？我暗暗盼望有手气好的人给我抓到一句吉祥的话，同时我又预感到这句我盼望的话是不可能出现的，而且我还开始认为第一轮的那句话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因为它太写实了，一点玩笑的成分都没有，既然它已经开了头，它还会继续冒上来，它决不会中途而返甚至变成一个相反的东西。
果然有人说：多米，你这句怎么像大实话，一点都不好玩。大家听他念：多米在北京独自流泪。众人一愣，又纷纷说：不好玩不好玩，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