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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解聘的林多米回顾自己的生活历史，特别是回顾婚后的生活，平庸、嘈杂、机械而呆板，被一大堆粗陋单调的物质生活所填满。林多米有过短暂的一个人生活的自由时光，那时林多米迷恋上写作，这使她逃避社会及其可怕的关系网络。在８０年代那些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岁月，林多米却把那些美好的时光丢到废纸篓里，她热衷于写作。这是她逃避社会躲闪社会关系的最好的方式。写作是什么？就是纯粹的个人幻想，个人白日梦，当这种写作毫无希望被社会承认，或者毫无可能被社会理解时，它就是不折不扣的个人幻想。林多米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示出对书写的迷恋，她的职业当然与之相关，但更重要的这是她的自我体验的根本方式，书写和阅读使她回到自我的精神领地。但林多米的生活迅速被异化。这个迷恋写作的人，自从建立家庭之后，她的生活就立即世俗化了。
“家庭”，这个在传统小说中作为温馨的避风港湾的处所，在林白的叙事中主要是以牢笼的形式出现。而在《说吧，房间》里，对家的厌倦被更加充分地强调：“现在当我想到婚后几年的忙乱生活时，我的眼前就会出现一幅高密度的无限重叠的图景，我看到无限多的锅碗瓢盆、案板水龙头、面条鸡蛋西红柿、衣服床单洗衣机以及更多的别的什么重叠在一起，它们毫无规则密不透风地堆积，就像一件刻意反艺术过于前卫的装置作品，又像一幅以这片堆积为素材的前卫油画，它的构图跟装置作品完全一样……”当然，这是一堆毫无审美价值的灰色图案，直到多年后，林多米回想起来还感到窒息。林多米的生存——按照林多米的自我感觉——就如同皮影一样平扁没有重量，没有真实的生命。在单位那个迷宫一般的建筑物里，林多米像一只忙碌的蚂蚁，又像一只虫子一样跳来跳去。林多米的婚姻生活同样平淡乏味，只有在周末的时候，闵文起神情暧昧地拿出一盒毛片，按照男性欲望进行的性爱活动无疑总是以失败告终。林多米经历着女人的生活的各个阶段，说不上特别不幸，它们虽然有些困苦艰难，但这里面并没有大灾大难，只是平淡无奇的现实，普通的中国女人曾经和正在经历着的了无生气的现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并没有什么不可忍受的，也许人们还可自得其乐。然而，艺术正是在人们麻木不仁的地方，打开一扇窗户，告诉人们真相。不过林白不是一个存在主义者，恰恰相反，她可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存在主义者。萨特式的人选择自我的自由本质那种幻想在这里被击得粉碎。人是被任意选择的，特别是在一个男权强权的社会里，女性被注定了被选择。在另一方面，林白的叙事还是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的反动，存在没有敞开性，存在被塞满就是被塞满。海德格尔从凡·高画的农夫的破旧的鞋的洞口的开启中，看到存在的开启性，从那里洞悉到生存倔强的永恒。然而，在林白的叙事中，超越不过是彻底失败的华丽的替代品。就像南红对林多米的超越一样，超越性的南红终究走向穷途末路。而她的那些回到内心生活的书写，与其说是存在自身的敞开性，不如说是对紧闭的存在之门的无止境的叩问。
与胆怯、封闭、现实甚至有些墨守成规的林多米截然不同，南红是个别出心裁的女子，沉迷于幻想，不切实际，追赶时髦，喜欢挑战。按照叙述人的理解：“纯洁与放纵、轻信与执拗、冷漠与激情，这些不谐调的因素像她的衣服一样古怪地纠缠在一起……”对于她来说，改变生活现存的形式就是超越的胜利。奇装异服，胡作非为的生日Ｐａｒｔｙ，惊呼，夸张的热情，露骨的个性表达，收集照片，写诗等等，这些都构成了韦南红的生存超越意向。她甚至在大学时代就想入非非要去南非。她在大学毕业后轻易就丢掉铁饭碗，只身闯荡南方沿海开放城市，进入推销伪劣假冒项链、宝石戒指的行业。这个年轻女人在南方突然发达的城市里充满了对超越现实的幻想，在数名男人之间周旋。总之这是一个寻求冒险与刺激的女人。南红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女人幻想的故事，也是关于幻想的女人的故事。结果如何呢？多年之后，她来到北京与林多米重逢，尽管她风格依然，但口头禅却是两句话：“真的是很坎坷”，“好沧桑呵”。在赤尾村那个杂乱的房间里，韦南红头上的虱子已经遮蔽了昔日额头上的光圈，只有弄巧成拙的秃头还可见当年奇装异服的风采。
韦南红与林多米殊途同归，她们最后的遭际表明了女性无可超越的生存困境。在小说叙事上，可以看出林白力图在运用双重结构去表现两个女性不同的性格和选择，以及由此反射出的女性内在生活的复杂性。
如果把自传体式的叙述人林多米理解为“实在的”的角色的话，那么，可以把南红理解为一个幻想的符号。当林多米从单位回到赤尾村，走进这个混乱不堪的房间时，她除了对自己现在的命运——现实的存在加以思索，她观看到另一个女人与她共命运，这个女人出现在这个房间里的另一侧。从总体而言，南红是林多米的反面。那个退回到内心生活深处的女性相对的在外面世界游荡的不安分的女性，二者的拼合，使得林白的小说叙事具有双重视点：回到内心与观看外部世界的双重线索。对林多米的叙述只有退回房间，退回内心，而对后者的叙述则构成外部世界光怪陆离的图景。因此，在内心*9蛐社会，排斥*9蛐退避，自我*9蛐他者，独白*9蛐叙述等等双重关联构成的叙事结构，使得林白的叙事具有一种持续的张力。就某些具体叙事环节而言，南红走向社会遭遇的各种经历与林多米不断地退回内心生活构成一种对比关系。南红可以理解为林多米的另一个自我，一个对现实的林多米超越的幻想的自我。通过南红的生活轨迹，小说叙事引入了现实，引入了女人进入外部社会现实的种种方式。两种类型的女人表现出女人生活根本不同的侧面，但是叙述上，幻想与现实不仅仅是在两个女人之间呈两极形式分化，同时在叙述中互为支撑点相互置换。幻想式的南红走向现实社会，走向实际物质生活实践，推销伪劣产品，寻找成就感，追逐金钱，随时与男人寻欢作乐。而现实的林多米则不断在对自我的体验中走进幻想的天地。在南红热烈地投身社会的同时，林多米却在平静地写作。这使林白的叙述，从外部现实及时转到内心生活，这些自我孤寂生活的体验和表现，构成小说中纯净而有内在性的一面，而林白不时从这里阐发的一些形而上感觉，对那些外部社会现实生活实践是一种有力的补充，关于这种双重结构，内与外的置换，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小说叙述学的问题，篇幅所限这里难以展开详尽的讨论，简要地说，这种叙事方法构成了这部小说对女性内心生活领悟，同时也从这里可见林白极有个性的叙事特征。
总而言之，不管是林多米被动地接受一切现实，还是竭尽全力寻求超越幻想的韦南红，她们的结果都不过证明女人超越现实的失败。女人承受着太多的社会压力，她们依靠个人的独立性难于在社会找到恰当的立足点，而社会对那些弱小的女性经常是漠然视之。在社会大转型的时代，女性未必不能抓住机会获得成功，但更多的处于弱势的女性却迷失了方向，失去了保障。林白《说吧，房间》触及到下岗妇女的问题，她显然没有从现实关切这一角度去表现这一中国９０年代末面临的巨大的社会主题，而是在更为普遍的女性生存现实这一问题去表达她的批判态度。她的揭露是有力的，解聘、离异、单身以及经济的困窘和孤立无助，这些处于弱势的妇女的生存经验，在这里得到一次最为彻底的表现。新时期的中国小说表现妇女命运的可谓多矣，从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表现女性的人性愿望为始，女性主题在思想解放的进程中有了非常强劲的变化发展。但从总体上来说，女性主题依然是依附于男性关切的视点。张辛欣和残雪率先表达了男女对立的主题。这使当代中国女性主义话语可能形成。９０年代的女性主义写作（包括林白在内），主要是局限于女性内省意识和内心生活的表达，在处理她们与社会的连接关系方面，还少有小说做出有效探索。《说吧，房间》虽然带着林白一如既往的那种风格和表现倾向，把女性的生活首先限定在女性狭窄的天地里，但她依然通过双重的叙事结构找到女性与社会的冲突关节。从女性的纯粹自我意识，到女性之间姐妹情谊，女性受到社会的挤压，女性的生存感受到女性固有的母爱，以及相当偏激的女性对男性的态度等等，可以看出《说吧，房间》对女性生活进行的彻底改写。女性生存的现实，她们的内心感受和幻想，不再是按照男性的欲望来塑造和评价的，而是女性现实境遇的直接倾诉。尽管林白的叙述带有相当强的主观色彩，她的自传体式的叙述总是融入了相当强烈的个人体验，它们虽然不太注重表现现实的实际过程，但女性主义话语在这里相当有力地给现实重新编目。
也许林白多少有些过于固执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立场，她把女性受压迫的直接压力归咎于她们周边的男性，这些男性没有一个值得依赖的。林白在构造女性被挤压的现实时，同时漫画般地抨击了男性社会。阴险、怯懦、唯利是图、功利实用、不敢承担责任等等……林多米不仅在精神上抵制男性，在肉体上也抗拒男性，丈夫（闵文起）的身体对于她来说不过是一种异己的东西，被厌恶的重量。而南红随意坠入情网，那些短暂的浪漫和快乐与无穷的肉体痛楚相比较，显得微不足道。当然，我们没有理由指责林白过于夸大男性拙劣，但在男女对立这一意义上，林白试图表现的女性主义意识显得比较单薄。应该看到社会历史背后更强大的权力结构，男性无疑是男权社会的同谋，但男权社会本身对男性也构成压迫。小说当然不可能进入理性的阐述和过多的议论，但可以通过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的表现，去揭示男权制度化体系的内在症结。从比较直接表面的男女对立，进入更加复杂的历史地形图的表现。当然，这有相当的难度。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３０日于北京望京斋
《南方文坛》总６２期
躯体的声音
——关于《说吧，房间》
南帆
也许，林白的小说即是让人们恢复一个字眼的本来涵义：“体验”——躯体的经验。许多时候，人们感到林白的小说触了什么，甚至让人们感到了锐痛、窒息或者恶心。人们无法利用“历史”或者“文化”这样的宏大概念给予解释；人们毋宁说，个人的躯体经验突然苏醒了。换言之，个人的躯体经验某种程度地成为“历史”与“文化”的注释。这个意义上，林白的长篇小说《说吧，房间》是一个重要的例证。
《说吧，房间》并没有包含一个特别的故事。如同林白的其他小说一样，人们从一系列扑克牌式的片断之中清理出某些故事段落：解聘，失业，南下，写作，困窘，家庭——这即是小说的全部。然而，人们清晰地感到了这部小说的特殊重压，因为人们不得不用躯体承受所有的故事。不难看到，个人的躯体经验大量进入了小说的叙述，种种隐而不彰的生理反应得到了记录。这意味着，叙述者是以感官、皮肤和骨骼承担这个解聘事件。
人们所熟悉的文化传统之中，躯体通常是叙述回避的对象。文化的功能之一即是，分散人们对于躯体存在的过分注意。人们让种种快感与痛感在躯体内部流窜，躯体的秘密颤动不该任意地公之于众。躯体如何进入公共视域。这将涉及一套繁复的文化观念，诸如服饰、礼仪、习惯、表情、举手投足的规范，如此等等。至少在目前，躯体不能直接显示自己的存在，躯体只能转换为某种文化产物进入社会流通。某些方面，躯体仅仅存活于一系列抽象的词汇之中，如果这些词汇被还原为具有体温的血肉之躯，许多人将会感到触目惊心。林白曾经写出了裸足踩入水田而产生的震惊之感——一种冰凉、滑腻、黏稠、彻底封死和全部占有的感觉。人们惊奇地身临其境；林白描写某一个脾气暴躁的小领导能够在骨骼之间发出塑料的声音，他的毛孔散出了塑料烧焦的气味，人们接受了这种有趣的修辞；然而，林白肆无忌惮地公开卧室里面种种成功与不成功的性经验，轩然大波理所当然地呼啸而至。
《说吧，房间》试图向人们所熟悉的文化传统表示某种异议。林白试图证明，躯体不可能蒸发在“历史”与“文化”的重重帷幕背后，躯体的感觉有理由构成“历史”与“文化”的某一个局部，哪怕是极为微小的局部。这样，《说吧，房间》不再是解聘事件的社会学分析，《说吧，房间》可以解读为一个宏大的社会学事件内部躯体感觉的重新书写。于是，失业就是一块锐利无比的大石头砸碎了玻璃制造的胸膛，母爱就是手指背在女儿柔软的牙龈触及尖尖的牙齿，求职的尴尬就是在某个部门的负责人面前将自己的身体和内心变成蜂窝状的物质，产后乘坐公共汽车就是让汽油味、铁的气味从乳房张开的毛孔之中进入身体，命运的现身就是来自地板和天花板的类似于窃窃私语的噪音，人工流产就是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用身体的姿势服从一个粗暴的指令：把两腿叉开……的确，这里没有出现更多的精神涵义，没有出现“生存或者不生存”这种哈姆雷特式的深奥问题，没有遇到加缪那种是否自杀的沉重追问。这里只看到了一种世俗的迫力，逼在人们背后的仅仅是鸡蛋的价格，女儿进入幼儿园的额外收费、房租和以备不时之需的医疗费用。然而，这种世俗的迫力成功地让一个人产生了走投无路的巨大沮丧。所有的躯体器官都在这样的沮丧之中萎缩。在我看来，这不是表明林白拒绝灵魂的主题，这毋宁说是将小说的主题提前到这里：主人公的精神还没有遭受拷打，她的躯体已经被击垮；换一句话也可以说，她的精神焦虑已经提前表述为躯体的不适和紧张。这个意义上，《说吧，房间》不是一个习以为常的通俗故事，它引出了一个新的声音——躯体的声音。
对《说吧，房间》的个人化阅读体验
高伐林
好书有很多种，有的价值在“点”，有的价值在“线”，有的价值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