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哀叹了一声。“以前这是个卖肉的铺子，”她低低地说，“这里有镇上最好的屠夫。你真该看看他做的肉！光是想想就直让人流口水。” 渐渐地，我知道了更多的关于以前那些日子的情形。那个时候，一切都很容易，都很美好，生活是那么丰富，那么奢华！有时候，我会禁不住说我真希望能过上那种生活，妈妈也很怀念它，但是从来没说过自己现在的感受。
那些日子再也不会有了。所有的一切都变得阴暗起来。人们试图努力，再回到原来那种生活———我们也在试图努力———但是人们都很穷。东西都变得很难买到，只有黑市越来越繁荣。就像以前那样，这个城镇里又突然出现了很多学者、艺术家、报刊记者、教授专家、文学家，他们或是出生在克拉格，或是来这里过新生活。
不管怎么样，那个咖啡店又开张了；集市广场的环形电车仍然是按照原来的线路开通；报纸、杂志又开始发行；剧院又开始上演戏剧。曼纽拉和她的朋友们有时又会在台上表演，妈妈和我通常会来参加她的开幕式。我总是使劲地鼓掌，直到把手拍红了为止，表演结束后，我常被邀请去参观她的化妆间。
星期天，人们经常习惯于先去教堂，然后散步，有钱的人接着会去一家豪华的面包咖啡店。这是克拉格的旧传统。你可以要一份拿破仑基，是一种鸡蛋冰淇淋圆形果仁大蛋糕，上面还撒着山莓甜酱，或是他们店里的特色食品。
每个星期天，我们都要沿着“老城市”周围的大街散步。这是镇上的集会。你可以来回闲逛溜达，礼貌地和别人打招呼，这和以前一样。人们在自己衣服的纽扣上挂着几小块蛋糕，散完步以后，回到家，边喝茶，边吃蛋糕。这是习俗，妈妈坚持要求我去遵守。
她认为是该教我礼仪的时候了。“我们没什么钱，但是你至少应该有好的礼仪。”她向我示范餐桌上举止行为应该注意什么，如何行屈膝礼，还有类似其他的一些礼节。所有这些礼节性的动作，我都觉得华而不实。我问及为什么人们要规定这些礼节时，妈妈让我别管那么多，“人们在家里都是这么做的。”
这以后，每到星期天，我总得穿上白袜子、高腰园头鞋，头上系着蝴蝶结，戴着手套。我感觉浑身不自在，看起来很傻，但是妈妈坚持要我这么做。罗蒙常常嘲笑我。“托西娅婶婶，为什么你把罗玛打扮成和小丑一样啊？”
“人们总是这么穿着进城的。”她简短地回答道，然后闭紧双唇。
罗蒙也没逃过妈妈的说教，但是对于大人们的话，他总是左耳进右耳出。现在，罗蒙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过得很自在。有时候他和我们住在一起，有时候去他爸爸那里。
“罗玛，我给你带来个惊喜，”一天妈妈突然说道，“等我们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将会搬到一个新公寓去，而且会给你转学。”
我顿时惊喜若狂，不断向她提出很多问题。
我们的新公寓在哪儿？它会是什么样的呢？会有地方让我养一只狗吗？罗蒙跟我们去吗？新学校是什么样啊？也是一个犹太学校吗？我停顿了下又问———你说“再回来”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将要离开这里吗？会不会再去扎科帕内？
“不，”妈妈说，“我们不会再去扎科帕内了。我们会去更远的地方。我们坐火车去捷克的边境。去西里西亚，去里森格堡，一座大山脉。我们去那儿度过一个星期的假期，住在一个真正的旅馆里。”
我高兴得坐在她腿上，然后很快地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
5、妈妈快死了
几周以后，我们出发了。坐在火车上，我极度兴奋。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我几乎没有一刻是真正坐在车厢里。我一会儿跑，一会儿蹦，一会儿看看其他分格车室的人，还时不时地把头探出车窗外。火车卡嗒卡嗒地前行，不停地吐着气，呼啸着，像是一个魔鬼在欢唱。车窗外的景色在移动———有时是丘陵，有时是平原，还有翠绿的树木、草原和蔚蓝无云的天空。真是一个美好的夏日。
“妈妈，看！”我拽拽她的袖口。我想向她展示我看到的一切，马路上红色的轿车、马车，一座倒塌的旧城墙……
她的双眼紧闭。呻吟着，转过头去。她的手突然出了很多汗，额上也是湿漉漉的冷汗。她是害怕？还是病了？
我记得上次去华沙，她在火车站生病了。她是不是晕车呢？
“妈妈，你怎么了？”
“没事，罗玛……让我……”
她在发抖。她的牙齿在打颤。她好像特别冷，我给她披上外衣，坐在她旁边，后来她睡着了。坐在我们旁边的一个老妇人带着怀疑的眼神观察着我们。
“她病了，很可能是感冒。”她的样子很凶。她提着自己的行李，离开了拥挤的车厢。看见她离开，我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地方宽敞多了。
妈妈病得很厉害。我很担心她，但是我该怎么做呢？我不知道谁能帮助我。而我只能坐那儿等。看着身旁熟睡的妈妈和窗外不断变化的景色，我只能在那儿静静地坐着。过了几个小时，窗外小山丘陵更多了，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大山周围了。车头呼啸着，吐着白气。
火车停在一个窗户明亮的白色小建筑物前。
我摇摇妈妈：“妈妈，醒醒，我想应该是到了！”她看了看窗外，然后深一脚浅一脚，歪歪斜斜，像打盹一样跟在我身后。乘务员帮我们把行李递下来。
我现在已经想不起当时来我们是如何走到旅店的，那是一个漆黑阴森的黑屋子。我们被领着穿过长长的走廊，走到我们的房间，周围一直有一股发霉的味道。屋子里有一个大窗户，挂着深绿色的天鹅绒窗帘，上面画着茂密的森林。桌子紧靠在窗户旁，上面铺着绿色绒毛边的桌布。我不喜欢这个黑漆漆的屋子。我不喜欢这个旅店。这里的人都不友善，我觉得他们都不喜欢犹太人。他们总是用德语交谈。
妈妈躺在一个巨大的黑色木床上，看起来像一副棺材。她浑身疼痛，而且还在发烧。她喃喃低语胡乱说着什么。幸好屋子里有个洗脸盆，我扶起妈妈，让她喝了些水，用块湿毛巾冰冰她的额头，就像我发烧的时候她常常做的那样。然后给她拿出我们原先买的食物，但是她一点都不想吃。我感觉我们在这个世界是那么无助。后来，我脱了衣服，蜷缩在她身边，睡着了。
有人在拍我，把我从梦中摇醒。是德国人吗？我们屋子的灯亮了。我揉揉眼睛，妈妈正压在我身上。是她叫醒我的。她的脸胀得通红，而且有些浮肿，正难过地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我盯着她，被吓坏了。
“去找大夫，”她用沙哑的声音小声说，“我就快不行了。”
我尽力加快速度奔跑。“她就要死了！”一个声音在我脑子里尖叫。“她就要死了！”我身上还穿着睡衣，脚上穿着拖鞋，跑进浓密的树林里。
我应该往哪儿跑？我应该找谁帮忙？当我问妈妈去哪儿找医生的时候，妈妈没回答我。她只是举了一下手，很快就落了下来。旅店的门厅里亮着灯，但周围没有一个人。所以我只能跑进林子。我明白我必须得快点，不能再等什么人。“她就快不行了！”我跑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大声的喘气声使我听不到自己的心跳。我飞快地跑着，不想被松树的黑影遮挡住，但是黑影总是不停地跟着自己。脑子里的尖叫声越来越大，我越来越害怕。
我跑到一个交叉口。一条路往右拐，另一条路是直着往前走。是不是应该拐到另一条路上？我应该走哪条路？我现在应该怎么办？我迷惑了。
我孤独地站在那里，站在漆黑的树林中间，穿着瘦瘦的睡衣，过了一会儿，寒冷和恐惧使我觉得自己就快要死了。
但是我不能死，有个声音在耳边响起。“她就快不行了！”那个声音大声叫喊道。我继续跑，拖鞋不小心滑掉了，睡衣也被灌木丛缠绕着撕破了。我还是不停地跑。
突然我在黑暗中看到远处有些光亮。我朝着那束光亮跑了过去。越来越亮了，我看到那些是房屋周边的街灯。是个村庄。
找医生！这个村庄可能会有医生！
这些屋子都没有亮灯，我敲响了进入村子的第一家家门。里面传出生气的抱怨声，一个女人把门开了一条缝，瞧了我一眼。
“她快死了！”我喘气说着。“我要找一个医生……一个医生……老妈妈！”
那个女人点点头，明白了我的意思，指着另一家门，用德语说着什么。
我跑向另一家大门口，用两只手使劲地敲打着门，“医生！我要找医生！”
楼上的灯亮了，窗户打开了，一个人把头伸出来。
“她快死了。”我累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我边哭喊，边含糊地说着。他好像明白了，关上窗户，我听到他下楼的声音。
他打开大门，我冲了进去，用两只手抱住他的腿。“她就要死了！”
“至少得让我穿上衣服。”他用不连贯的波兰语嘟囔着。他正穿着带条纹的睡衣裤。我站在那儿等着他。每一分钟都是那么漫长，最后他终于准备好了，提起他的小箱子。我们沿着一条马路而不是原先那个树林回到了旅店。这条路要近很多。我们很快走到那间屋子，医生站在妈妈的床边，听着她的心跳和脉搏声。她还活着。她还活着。
但是她已经病得非常非常严重了，医生说。她必须立刻去医院。一辆救护车来了，两名旅店服务生把妈妈抬上了担架，没人对我说话。妈妈的眼睛闭着，她没看我，没有一个人注意我。我坐在屋子的角落里小声哭泣，哭得几乎喘不上气了。
在凌晨的时候，我终于睡着了。
6、没有再回头
我醒了，因为我感到很热———特别热。我看到桌子上那块绒毛边的绿桌布，上面放着一个盘子。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明白自己现在是在哪儿。我的床周围都是空的。突然我记起来昨天发生的事情。
我爬下了床，拉开厚厚的窗帘，打开窗户。中午的热浪冲进了屋子，太阳悬挂在高空。已经到中午了吗？我不知道。我对时间的流逝已经没有感觉，况且我也没有手表。
盘子里的食物看起来令人作呕，所以我碰都没碰一下。我喝了口茶，扎上辫子，然后换上衣服，走出前厅，下了楼，走进花园里，在长椅上坐下来。
所有发生的这一切感觉都不是真的，像是剧院里上演的戏剧。我坐在椅子上，吊着腿晃动。太阳光直射在我身上，我好像听见妈妈的声音：“小心别中暑了，罗玛。”
一个小女孩坐在我旁边，好奇地盯着我。
“你一个人来这儿吗？”她问道。我点点头。
“你妈妈呢？”
我想了想觉得有必要对她撒谎。“她正睡觉呢。”我说。
“你想和我们一起玩吗？我们打算去散步。”这个女孩心真好。她想让我高兴些，也许她感觉到我是那么孤独无助。我又点点头。
我们———包括女孩，她妈妈和我，步行穿过树林。
现在是白天，这个树林很明亮，而且还很凉快。土地很柔软，空气里弥漫着树脂和松针树的味道。我看到前面有许多硕大的、多汁的黑莓，于是跳过去，蹲在地上，我想把它们采回去。
突然我感到周围到处都飞满了嗡嗡的野蜜蜂。我做什么伤害它们的事了吗？它们不断攻击我，围追我。我用衣服抽打它们，但是太多了，到处都是———我的头发、耳朵、嘴巴和脖子，全都是。它们蛰痛了我，我尖叫着，哭喊着，跑出了林子。
我透过薄雾般的空气，听到身后女孩和她妈妈的呼叫声和脚步声。她们想帮我，但是我根本不可能站在原地不动。恐惧和疼痛使我几乎疯狂。最后蜜蜂终于不再追赶我了，它们飞走了。
我站在那儿，颤抖着，胳膊和腿上到处都被蛰得又红又肿。我感到钻心般的疼痛。我轻轻地摸了摸我的脸，感觉肿肿的，胀胀的。我头发里还有一只蜜蜂，我小心地把它取出来。
女孩和她妈妈追着跑了过来。“我可怜的孩子！”她妈妈惊叫道，“快，快回去吧，让你妈妈把凉毛巾缚在被叮过的地方。”
我点了点头，感觉自己晕晕沉沉的。接着，我跌跌撞撞地回到旅店，穿过走廊，走进大黑屋子。我脱下衣服，按那个女人说的那样，用湿毛巾把自己包起来。这个过程使我感到一股钻心的痛，但是只是持续了一小会儿。后来，我感到毒素正窜进我的身体，就像喝了毒药一样。
我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爬上床，铺了床单，昏昏沉沉、半梦半醒地睡了过去。现实离我越来越远。
我祖母走到我床边，把她干枯的手放在我的额头。“你会没事的，”她轻声说，“我在这儿陪着你。”
她来使我特别高兴，这样我就不再孤独了。
“你应该喝些水……你会好起来的……”
我喝了水，感到好热，好热。
最后我睡着了。
我睁不开眼睛，因为我的眼睛肿了，嘴也肿胀起来……
周围一切都感觉不到了，只能感觉到身体在慢慢地消失，不再属于我自己，但是思想还属于我。我知道我会好起来的，就像祖母说的那样。我只能坚持撑下去。
我感觉在这旅店漆黑的房间里，一昼夜变得好像永无休止。
门不时地被打开，我听到了脚步声、微弱不清的撞击声。有人轻轻地推开门，进了房间，移走了我还没碰过的食物，又换上了新的。他没说一句话。我只是躺在那里，感到身体内的毒素正在相互敲打，相互搏击着，不断跳动着，挣扎着。我精疲力竭，感觉自己已经用完了所有的气力。
我努力试图挺过去。突然一个长着海马形状胡子的人出现在我屋子里。他说他是个司机。“你是罗玛·波济欧姆卡吗？”他问道。
我虚弱地点点头。
“穿上衣服，我带你去你叔叔家。”
他把我的行李拿上车，我摇摇晃晃地跟着他走出去。
没有再回头。
7、感觉到家的温暖
我立刻就喜欢上米特尔曼叔叔了。他是个医生，个子不高、人很随和。他爱讲笑话，但他对待我却很认真，不像其他的大人那样。
“你当时一定非常害怕吧，罗玛，”他说，“一个小女孩，一个人呆在那个大旅店里。在那儿，你一定很不好受。你妈妈昏迷了三天。她得了很严重的脓毒性咽峡炎。当她一刚醒过来，就立刻担心起你，让我把你接过来。你将会一直和我们呆在一起，直到她能再下床走路。这样好吗？”
这对我来说太好了。米特尔曼叔叔住在一个漂亮的房子里，还带一个小花园。他娶了我父亲的大姨。伯塔老姨又高又胖，有一个尖尖的鼻子。她嗓门很大，容易激动；而叔叔很安静，不爱多说话，尤其是他们俩呆在一起的时候。也许他有些怕她。但是她对我很好。我以前从没听说过这些亲戚，能有这样的亲戚真是太好了。
战争期间，他们也在集中营———因为我看到他们胳膊上也刺着蓝色编号———但是他们没说过这些。他们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但是他们的儿子，詹尼克，死了。在客厅里摆放着他戴着帽子的照片，帽子上别着校徽。每当他们谈到他的时候，总是很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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