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衣女孩 [波兰] 罗玛·丽哥卡- 第17部分

　　春天的扎科帕内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草地上遍地都开满鲜花；山间的小溪清澈见底，水面上浮起一层层的气泡；还有茂密的树林，欢唱的小鸟儿，我甚至还见到一只长着长耳朵的野兔子。我从没有见到过这么美的景色，这也是第一次让我有机会触摸到湿热的土壤，嗅到蓝色小紫罗兰的花香，听到被风吹得沙沙作响的树叶，感受到温暖的阳光。在这个小村庄，我感觉自己是那么安全，那么自由自在。

　　我们住在一个用木板搭建的小屋子里，每天清晨用新鲜的面包卷和自制的草莓酱做早餐。

　　晚上，我们盖着厚厚的、整洁的、舒软的羽毛被睡觉。

　　饿了，可以饱餐一顿；困了，可以舒服地睡一觉，不会做恶梦；在这里我们自由自在，无忧无虑。

　　我的父母也很惬意、悠闲。他们像是电影里的一对夫妻，又像是一对刚刚陷入热恋的爱人，对视着、痴痴地傻笑，手牵着手，相拥着接吻。此时爸爸正搂着妈妈，坐在草地上，开心地笑着。他扶起妈妈的头，面向太阳说：“她多美啊，看这山莓般红润的嘴唇。”我点点头。我应该说什么呢？看到父母这么开心，我也非常愉快。他们就像是在嬉戏的一对傻孩子。

　　罗蒙也觉得很快活。我们在小溪里做了一个小坑道，把树皮做的小船放到小溪的坑道里。有时，爸爸也会搭把手帮帮我们。

　　在穿过小村庄的路上，爸爸总是把我举到他肩头，背着我走。我们唱着歌，小鸟儿也欢快地叫着。我们唱的歌和学校悲伤的歌使人感觉完全不同。罗蒙一路上吹着口哨，还教我怎么吹。于是我撅着嘴，边走边吹，力图能吹出正确的声音。最后，我终于吹出一声细细的口哨。大家都为我鼓掌，使我感到特别地自豪。

　　在那些天里，我觉得世界到处充满了阳光，再也没有黑暗和阴冷。

　　但是没过多久，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那时，我们继续着我们的愉快旅行。过了一会儿，我们感到饥肠辘辘，还有些累，于是打算返回木屋。

　　我远远地看见两个人朝这边走过来———穿着雨衣，提着行李。他们戴着帽子，虽然现在阳光明媚。他们表情僵化，像是士兵的脸。我立刻明白了他们是警察，这就意味着危险。

　　“你不是中暑了吧，罗玛？”妈妈说，“你的脸色看起来很苍白。”

　　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向我们走过来，态度生硬地问：“你是戴维·赖伯宁吗？”

　　爸爸点点头。我立刻又一次从妈妈那双发抖的手中感到了以前的那种冰冷、恐惧的感觉。只是这次比以前更冷。太阳是那么温暖，妈妈的手是那么冰冷，警察的脸依旧僵硬。

　　罗蒙站在我旁边，重重地呼吸。他也害怕了。“你被捕了，”穿着雨衣的人说，“跟我们走。”

　　爸爸低下头，沉默了。他在思考，可能在想他应该怎么做。是应该毫无抵抗地让他们把他带走？还是应该跟他们搏斗？过了几秒钟以后，他看了我一眼，带着微笑。“不要害怕，宝贝，”他说，“我很快就回来了，我相信这次肯定是弄错了。托西娅……”他盯着妈妈的眼睛说，“……别担心我。”

　　他们走进停在木屋前面的一辆黑色小轿车里，车很快就开走了。在这当中，我们默默地注视着一切。不一会儿，车尾腾起一小块乌云般的灰尘，接着就不见了。

　　我和妈妈又一次失去了爸爸。

　　当我从学校回到家的时候，妈妈还带着帽子，穿着外衣，好像是在我前一分钟刚刚到家。我觉得我不应该呆在家里。罗蒙像往常一样，又出去探险去了。妈妈不分昼夜地寻找着爸爸的下落。到现在，我们已经回到克拉格好几个星期了，我们还是没有爸爸的一点儿消息。我们在那件事发生之后，很快就离开了扎科帕内。妈妈想尽了一切办法去找，但是爸爸好像是从地球上消失了一样。

　　“他们为什么要抓他？”她一遍遍地低声哭诉。自从爸爸被抓了以后，她就崩溃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会这样。毕竟，她应该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随时都可能被抓。

　　她不断地去邮局打电话。最后，她终于知道了他的下落。

　　在蒙特鲁匹奇。

　　当我听到这个词，我吓得抽搐了一下。蒙特鲁匹奇———就是那个警察说让爸爸跟他们回去的地方吗？在我的脑海里，蒙特鲁匹奇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地方，蒙特鲁匹奇在一定意义上就意味着死亡。

　　妈妈叹了口气，擦干了眼泪。“我还不是很清楚具体情况，”她解释着，“但很明显他们说他是叛徒。但现在活着的人谁又不是呢？现在正受迫害的人恰恰都是当时冒着生命危险、努力反抗的人。可怜的杜德克，很可能也在蒙特鲁匹奇……我找到一个知情人。”

　　我知道“知情人”就是你给他珠宝或是金钱后，可以帮助你的人。现在妈妈不断从一个政府机关跑到另一个政府机关，想知道爸爸是被谁关起来了。我不知道她问到没有。但是爸爸始终没有被放回来。她不断地带我去找一个老人，他是个律师。他们总是在不停地谈论如何把我爸爸从监狱里救出来。但是每次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总是没想出一点办法。

　　最后，在九月份的一天，正是犹太人快过新年的时候，爸爸托人给我们带了一张卡片，写着：“给我最亲爱的妻子和丽哥卡———祝你们新年快乐。”我一直保存着这张卡片。

　　现在妈妈不得不养活这个家。因为我们没有钱，几乎都快不能维持我们最基本的生活了。“如果戴维不能很快回来，我就得去找份工作。”她说。她总是很操心，额头上的皱纹也越来越明显了。　

2、爸爸死了
　
　　但是，出人意料的事情出现了。爸爸回来了。他们释放了爸爸，因为他在蒙特鲁匹奇病得很严重。他的白头发更多了。他中了风，不久被送到监狱医院，但是最后，他们还是把他送回来了。这些会不会是妈妈最后找的那个“知情人”帮的忙呢？

　　妈妈懂很多医药方面的东西，但是现在，因爸爸中风使她乱了方寸。“这样的病通常只发生在老人身上，从来没有一个年仅39岁的人得中风。”她哭喊着说。

　　爸爸中风对我来说并不奇怪。我敢肯定在蒙特鲁匹奇他们一定殴打他了。现在，他躺在床上，瘫痪了，不能动，甚至都不能说话。只有那双滚动的黑眼睛注视着周围发生的一切。

　　经过这次重创，我和父亲的关系比原来更亲近了。

　　事实上，这是我第一次开始真正地了解爸爸。现在我一放学就跑到他的屋子里，坐在他的床边。我为他吹小调，给他讲述我在犹太学校当天发生的一切，为他背诵诗歌，还给他演话剧。他就像当初奶奶那样———她原来也总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躺在床上的人总是会有很多时间。

　　我有很多时间，而且我也很耐心。每当妈妈看见躺在床上的爸爸，眼圈总是红红的，不说话。她的心又一次被刺痛了。但是我看着爸爸，却没那么脆弱。相反，我变得更加坚强了。

　　现在我成了大人，他变成了小孩。这让人无法想像，但我感觉却很好。我开始教他说话。当他指着一个物体时，我就缓慢而清晰地说出它的名字。接着他努力地重复着这个词。他也不得不重新开始学习一切———他自己的名字，我们的名字。这些对于他都很陌生。

　　“你是戴维·赖伯宁，”我握着他的手说，“而我”———我指着自己———“我是你的女儿，罗玛……这是你的妻子，我的妈妈，她叫托西娅。”

　　“托西娅，”他模糊地低声说，他的眼睛亮了一下，好像突然记起了什么。

　　我很明白学习这些东西对于他来说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而他也知道自己的脑子出了问题。妈妈向我解释爸爸中风的原因，但是我并不能完全理解，只知道是有什么东西在他脑子里破裂，他也因此而丧失记忆。他努力使自己恢复记忆，我很清楚这对于他是多么困难，所以每当他学会一个新单词，我们俩都会非常激动，也都特别地骄傲。他也开始学习写字。也是由我教他怎么写。他已经学会写妈妈、爸爸、罗玛……

　　虽然爸爸现在很虚弱并且需要我，虽然他不再是强壮的英雄，可以把我举在他的肩膀上———但是我比以前更爱他了。

　　在九月，距离我八岁生日还有六天的一个阴沉沉的早上，爸爸死了。

　　在我印象里，这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一样。那天，天正下着大暴雨。我从学校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完全被浸湿了。当我摁响了楼下的门铃时，我心中有些不祥的预感。我飞速跑上楼梯，冲进了家门，雨水洒落了一地。如果在以前，我没有立刻脱下湿漉漉的鞋子就闯进来，妈妈一定会训斥我。但是此时，她正坐在厨房的一个矮凳子上。在她面前的地板上放着一个小盒子。她带着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你爸爸走了。”她用嘶哑的声音低声说。

　　我内心充满了恐惧，跑进了卧室。那张床空了，他不见了。

　　“爸爸在哪儿？发生什么了？”

　　“这几天他一直发高烧，”她缓缓地说。她的声音嘶哑而空洞，“今天早上不得不把他送进医院，但是太晚了，医生也救不了他。他的心脏发炎了，自从在集中营生病以来，他一直很虚弱，而且那种可以治愈他病痛的药，医院里也没有了。”我打开那个盒子。里面放着一个胡须刷、一把剃须刀、一只手表，表链已经坏掉、一支漂亮的蓝色钢笔，前不久他还用这支钢笔写过我的名字。

　　这是我父亲留下的所有的东西。后来，妈妈说，仅仅几个星期以后，在黑市上就可以买到青霉素。而这种药可以救爸爸的命。

　　妈妈在厨房的那个凳子上，坐了整整七天去悼念我的父亲。家里所有的镜子都被遮住了，就像生命静止了。

　　我小心翼翼地穿梭于屋子间，给妈妈拿食物、泡茶，然后一个人坐在隐蔽的角落里。

　　妈妈穿上了黑色的布衣，她穿了整整一年。我们还得继续活着。　

3、相依为命
　
　　后来，我又知道了很多关于父亲的事情，有一些是最近刚刚知道的。在战争期间，他神秘花园地为克拉格犹太反抗组织工作。他参加了青年理想主义小团体，负责派发传单、破坏铁路、炸毁军营和战车、在集市广场的斯格纳瑞咖啡馆铺设并引爆炸弹。

　　当他在布拉祖的时候，自愿加入集中营兵团，他们准许他当天就可以离开集中营。在那个恐怖的时代里，他假扮成一个受雇佣的年轻人在街道上与“接头人”联系。

　　通过地下神秘花园接头，他可以为抵制侵略战争获取炸药和武器。

　　当我们还住在克尔尼克家的时候，妈妈想他正在一次次地做接头准备工作。但是这可能只是她的假想而已。

　　我是多么希望能和父亲再多呆一些时间啊。

　　自从父亲死了以后，妈妈只能和我相依为命。当她在晚上哭醒的时候，我会去安慰她。当我从犹太学校垂头丧气地回到家的时候，她就会紧紧地抱着我。只有她握住我的手，我才能睡着。她呵护着我，我关心着她。我们彼此感觉着对方的感受。我们几乎就像是有两个脑袋的一个人：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有时候，我被这个责任压得喘不过气来。这时我真希望父亲能在这里，帮我分担一些。她不肯吃饭，不肯睡觉，甚至不再哭泣，只是静静地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我非常担心她。

　　“你必须吃点东西。”我说。接着把茶和面包干端到她身边。

　　“现在睡觉吧。”我轻声说，然后给她盖上了被子。

　　她就像一个小孩子，需要人关心。如果我们离开彼此，将都无法生存。

　　妈妈一点一点地、努力地维持着我们的生活。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市里的户口办公室把姓氏改成波济欧姆卡。她想忘掉赖伯宁这个名字。也许她觉得这样做对我会好些。

　　我也不想再听到我以前的名字。在犹太人区的日子将永远被我深深地埋藏在心底。我不得不反复背诵我的新名字，使我觉得那个名字就是我。我再也不说赖伯宁这个名字，即使我有时还是想说。

　　这件事完成了以后，妈妈开始解决钱的问题。她得到一个公司办公室职员的工作，这公司原本是我爸爸的，现在由他的一个朋友经营。接着她出去寻找租用几乎不可能找到的更小的房子，因为我们再也住不起大房子了。

　　像其他人一样，她也希望能够得到一份家产。她父母的房子被德国人没收了，现在又被政府征用了。她又一次开始从一个政府机关跑到另一个政府机关。

　　“我们成功了。”她说。我很高兴她不再因激动而歇斯底里地大声哭嚎。

　　又一个春天来了。我们坐在四轮马车上，沿着沃道斯卡街道向亚伯拉罕家的房子驶去。妈妈告诉我所有祖父母家的事情，使我内心对这座屋子充满了幻想与期待。我希望能在那令人惊叹的花园里探险，那里长着果树和灌木丛；我也要在阳光下坐在花园的屋子里，就像妈妈第一次遇到爸爸时那样。在大屋子里，我将会小心地踩在画室的厚地毯上，然后进入铺着蓝色瓷砖的厨房，那里飘溢出葡萄干面包卷和烤火鸡的香味。接着我可以躺在厚厚的白色床垫里，床单上印着百合花，还镶着整洁的花边。枕套上刺绣花押字（姓名、名称等首字母组合成的）。如果那个内藏着芭蕾舞演员模型的精美音乐盒还放在妈妈的屋子里，我就要自己拿去玩。

　　但是什么也没有。没有果树，没有花园小屋，没有花园。相反，在一个凌乱的公墓里，我们找到一些墓碑。在公墓中间，有一间破旧不堪的木屋子。凉台上曾经被精雕玉琢的栏杆已经破烂了大半。敞开的窗户外面挂着一些还没收回去的衣服。

　　这一定是搞错了。我扭过头，看着妈妈。她的脸就像一块灰白的雕塑。我渐渐地意识到并没有搞错。自从战争爆发以后，妈妈也再没回过这里，再没见过自己的父母。公墓里那间荒废的小屋就是那个屋子。附近的一个小公墓被逐渐扩建，一直建到我祖父母的花园里来。现在周围几乎都成了公墓。战争中这么多死者需要大量的墓碑。

　　我们没能进那栋房子，因为里面挤满了陌生人。妈妈拉着我的手，回家了。我们再也没有一块儿回到过那里。

　　“毕竟，”她疲倦地说，“我们不能住在公墓里。”

　　她没有因父母的房子被占用得到一分钱的补偿金。　

4、要离开这里吗？
　
　　我和妈妈穿过几乎没有行人的街道，母亲像是被唤醒了沉睡在脑海里很久的东西。“看，”她说，“看这里，这原来是××商店；那原来是卖高档针织品的，在那儿你能买到最时髦的帽子；还有那边儿，有个珠宝店，人们常从那儿买珠宝；还有一个布衣店┅┅”

　　我指着一个空空的商店里的橱窗，上面有的字仍依稀可辨。“那边儿呢？”我问，“也是珠宝店吗？”

　　“是的，”她回答，“但是当时人们大都不去那儿买珠宝。”

　　现在，这里什么也买不到了。针织品、珠宝、帽子都买不到了。我们经过一个橱窗，我往里瞧。墙和地板都铺着漂亮的蓝白相间的花瓷砖。四周空空的。“看这些漂亮的瓷砖！”我说。

　　妈妈哀叹了一声。“以前这是个卖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