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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车开出前，我们还有几分钟。”妈妈说，接着她强打着精神向火车走过去。但是她突然停了下来。
“我觉得有点头晕。”妈妈含糊地说。她脸色发白，额头上冒出细汗。我被她这个样子吓坏了。
我扶着她在长凳上坐下。她浑身无力，斜斜地靠在凳上，看起来像是快不行了，整个虚脱下来，双眼也闭住了。
为了不让人们注意到妈妈，我站在她前面，像个医生一样拿起她的手把脉。她的手是冰凉的，但是这次不是因为恐惧。妈妈病了，我该怎么做呢？我明白我不能向任何人求助，否则会带来更多的麻烦。
“怎么了？”一个带着帽子的胖女人问道。她刚巧坐到我们的长凳上，她那只小狗不停地汪汪乱叫。
“不，不用，”我马上回答说，于是我在妈妈和胖女人中间坐下来，“我们很好，我妈妈只是有点累了。”
“她看起来好像病了，”胖女人说，面带疑惑地看着妈妈，“应该去找个医生。”
“不用了。”我马上说，当我扶着妈妈站起来的时候，暗暗地用肘子推着她。“我们本来就是打算去看医生，是吧，妈妈？”
妈妈睁开眼睛，虚弱地点点头。“对，对。”她喃喃地说。
我扶着她的胳膊，把她从长凳上拉了起来。
“再见。”我对那个胖女人说。她好像更不相信了。她的小狗还在不停的叫……
我知道当我扶着妈妈走向车站出口的时候，那个胖女人一直在盯着我们。妈妈摇摇晃晃地、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我搀扶下走着。我们被淹没在人群中，当确定没有人跟着我们时，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最后，我们回到了街上。
妈妈前后不停地晃动，眼看就要摔倒了！我得快点。
我搀扶着妈妈，每走一步都很艰辛。一只手搀着她的胳膊，另一只手提着手提箱，生怕有人跟踪我们。有人注意我们了吗？我们将会被抓住吗？妈妈将会倒下吗？我能及时地把妈妈送回去吗？
这条路好像没有了尽头，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到了。我们现在正站在曼纽拉家的公寓门口。妈妈不愿意进去。“但是她们把我们赶出来了。”她说。我第一次意识到这对于妈妈来说是多么羞辱的一件事。但我也知道我们别无选择。我们从来都不能选择。
“我们必须进去，妈妈。你病了，他们应该帮助我们。”
过了一会儿，她屈服了。她的自尊如同被狂风吹过的茅草屋一样，瞬间倒塌了。她不再抗拒我扶她上楼。我摁响了门铃。
克尔尼克娃夫人打开了门。“波济欧姆卡！”她惊讶地喊出来。接着她看到了妈妈。“陶菲拉，谢天谢地……”她用胳膊搀扶着妈妈，扶着我们进了屋。
“陶菲拉，你应该感谢自己及时生病，要是你到了华沙，恐怕现在已经死掉了。”杜德克一边说，一边把一桶煤倒进炉子里。“嗯，看看这个。”
他把一份报纸顺着桌子传过来，给了妈妈。这是一份神秘花园发行的报纸，名为“波兰的战争”。
今天妈妈看起来气色好多了，我也放心了一些。昨天晚上，妈妈睡了好久。现在她看着报纸的大标题。
“德国公决日即将到来。他们将要站在国家公审法庭面前，对着自己的良心……”她读道，“这是什么意思呢？”她问杜德克。
“华沙已经起义了！”他解释道，眼睛闪着亮光。“到处都在打仗！每一条街道，每一栋公寓。很多人都死了，包括女人和孩子……德国人把他们活活烧死了———”他说了一半就说不下去了，暗自伤感。
“这些强盗，”妈妈说，眼中充满了恐惧，“这些强盗！”
11、离开那里，我的童年就结束了
埃拉突然冒出个想法。“听我说，陶菲拉，”一天她手里拿着一杯伏特加说，“和我们一起住怎么样？具体事情交给马瑞恩，他会办理租房和其他所有手续，你们俩只要和我们一起搬过去就行了。以后不会都像这样———不断地被克尔尼克娃从家里赶出来，毕竟，你们已经在她们那儿呆了一年半了。但是你们也不能再这样不断被刺激下去。你认为怎么样呢？”
妈妈一口吞下手里的酒，点点头。“你真是太好了，埃拉，”她说，“但是这样会使你和你的未婚夫更加危险。”
“你们可以挺过去的，就像我姐姐！”埃拉说，“我们都会挺过去的，战争就要结束了，要不然只能怪我们运气不好。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很幸运———不是吗？我们毕竟都活着！而且检查最近也松弛了一些。很多德国人已经离开或是调离了，他们的情况已经变得越来越糟。在前线，有几场重要的战役他们输了。这样你就再也不用麻烦克尔尼克家了，这你我都明白。”
埃拉是对的，我们真的不能再呆在克尔尼克家了，妈妈点头答应了，于是她们碰了碰绿色的玻璃杯。
现在她们又开始狂饮了。小狗卡西米尔和我彼此相互无奈地对视了一下。于是我们跑到厨房，坐在餐桌旁的地板上。我告诉它我就要过生日了，我希望能有个玩具娃娃作为礼物。卡西米尔是个很好的听众。几个星期后，我们并没有仔细地打理行李就离开了克尔尼克家，和卡西米尔、埃拉及她的未婚夫一起搬进了一个两居室的小公寓。当我们提着我们的行李箱站在前厅的时候，你会发现克尔尼克娃夫人脸上有一种解脱的表情。杜德克，也没多说什么，但他一定很高兴又可以搬进他那个床下放有武器的屋子。只有奶奶和我相拥了很长时间，“早点回来看我，小不点儿。”她边说边把围巾搭在自己瘦弱的肩上。我知道她会想我的。曼纽拉坐立不安地在前厅徘徊，而后轻轻地吻了我一下。“再见，波济欧姆卡！”她说，然后转身回到起居室，和她的朋友们排练新的剧本去了。
生活对于曼纽拉来说很简单。
我在克尔尼克家度过了我整个童年，总是小心翼翼———所以形成今天我这种性格。那里有玩具娃娃、剧本、书籍、音乐、蜡笔和纸片，这看起来就像在家一样，但是所有的都不属于我。这是一个借来的家庭———甚至还有一个借来的祖母，过着借来的生活，度过了借来的童年。离开那里，我的童年就结束了，这些是无法用战争结束前几个月，或者是战后艰苦的岁月来补偿的。我六岁的生日没能得到一个玩具娃娃———因为在当时那种日子里，根本买不起玩具。那时我六岁，但是已经长大了。
第四部分 俄国人到了华沙
1、戴维之星（一）
1945年1月18日夜，俄国人到了华沙。他们趁着雪色，悄无声息地遛进城市，谁也没有觉察到。接着，他们分散到城市各个角落。他们脚上穿着闪亮的黑皮靴，就像我原来见过的那些人。他们的语言虽然和德国人不同，但是枪声也是那么刺耳、专横与恐怖。
这些都是发生在一月下雪天的一个早晨。然而那时我正和卡西米尔安静地坐在餐桌旁的地板上，偷偷地用自己的早饭喂它。对于这些事情，我丝毫没有察觉。
妈妈和埃拉后来听说了德国人已经攻占了华沙。消息是埃拉在买面包的时候听说的。知道这个消息后，她们心中非常激动但又有些害怕，同时还抱着一些希望。“战争快结束了吧？波兰可能就要被解放了。”她们担心这些人会怎么对待我们。她们说俄国人令人毛骨悚然。他们凶残、酗酒、偷窃，还强奸妇女。埃拉说每个俄国人都偷过很多块手表，而且全部都戴在手上。
一天，妈妈用力把外衣套在我身上，接着我们出了门。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们踏着雪走到集市广场，一路上我们都很小心。广场里挤满了人，广场周围站着许多俄国士兵。我看他们每个人的手腕，很失望。因为没有一个人手上戴很多块表。俄国人的制服和德国人的制服不一样，但是他们身上也有金黄色的扣子。在他们衣服上还别着一颗红星，这让我想起我们原来经常往身上别的黄星。
“为什么这些士兵身上都别着红星呢？”当我们回到公寓，在炉火边烤手的时候，我问妈妈。
“因为他们是俄国人。”妈妈回答。
这相当于没有回答。“但是为什么是俄国人就要别红星呢？”
妈妈思考了一会儿。“这很难解释。”她最后说，这也就是说她不想再讨论这个问题了。
“我们以前不也别过一颗星星吗？”我提醒着说。我还记得祖母坐在厨房的椅子上，在我们的夹克和外衣上缝制黄星。
“对。”妈妈叹了口气。“那也就是它的由来。那是戴维之星，是德国人给我们做标记用的……”
有一个词我没听懂，“给我讲详细点吧，”我哀求妈妈，“那时我已经出生了吗？”
1938年3月，当戴维和托西娅滑雪度假回来的时候———几乎已经是七年前的事了———托西娅突然意识到自己怀孕了。“这是意外，”她告诉妹妹萨宾，眼睛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萨宾抱住姐姐，衷心祝贺她。萨宾那时经常来看望姐姐，她也结了婚，很幸福，丈夫是个工程师，是口碑很好的犹太小伙子，叫葛朗特斯。
后来，她们坐在客厅里喝茶，她们谈论着在德国发生的一些令人焦虑的事情。亚伯拉罕家的远房亲戚住在柏林，最近常给她们写信。他们说，在那儿，犹太人几乎都被解雇，并且在大街上总受人凌辱，还规定了很多新条令，使得他们的生活举步维艰。很多他们认识的人总是突然间就消失了，不留一丝痕迹。突然，托西娅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有种可怕的事情在等着他们。“当我听到这件事后，我真的很替我未出世的孩子担心！”她说，“如果这儿也发生同样的事，那该怎么办呢？”
萨宾一再让她宽心。“你不要对那个希特勒太在意，”她说，“他是个疯子，所有人都知道。德国是个文明的民族———想一想我们在学校里修女教我们的。德国人很快就会把他赶下去，正如他上台掌权一样迅速。”
刚刚下班回到家的戴维也点头称是。“现在你不要想这种事情，”他向妻子说，努力使她平静下来，“萨宾说得很对，这个阿道夫·希特勒就像个小丑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家里的狗也起这个名字。”说着，他拍拍这只德国牧羊犬。这只狗是他们最近刚买回来的。托西娅笑了，戴维当然是对的。
戴卫并没有告诉她，自己很多的朋友都移民去了巴西。他本来也打算离开波兰。但是这里还有他怀孕的妻子、年迈的妈妈和他辛辛苦苦一手创办的公司。而且，他的家族也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好几代了。克拉格———他永远的家乡。
孩提时代，他偷过别人园子里的苹果；逃过学；在亚伯拉罕家后花园偷偷地吻过托西娅。他的过去，还有托西娅的过去都在这里。在托西娅的家乡，既说德语也说波兰语，他们尊重、热爱德国文化就如同德国人热爱自己的文化一样。他们认为德国是一个文明的民族；的确，这点丝毫不用怀疑。而且———他有必要去躲避像阿道夫·希特勒这样的小丑吗？
不，他不会离开自己的祖国，而且也不想离开。
2、戴维之星（二）
“阿道夫后来怎么样了？”我打断妈妈问道。
妈妈一时间思维有些混乱，疑惑地看着我。我太过突然地把她从回忆中拉回来。“但是你应该知道……”她说。
“我是指那条狗！”我说。
“哦，它，”她说，“对，你一定会喜欢它的———当德国人来了以后，你爸爸把它给了一个农场主，让他好好照顾它。但是它又找回来了，走了80英里，它的爪子都磨破了，不断地流血。这之后又和我们在一起呆了一段时间。但是没过多久，你父亲不得不再次放弃它。”
“为什么？”我问。
“因为他们颁布法律，规定不让犹太人……但那些都是你出生很久以后的事了。”
我想了想她说的这些事。
“那我出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我问。
戴维和托西娅一直都很想要个小孩，但是当孩子出生的时候，周围的环境很恶劣。1938年9月，戴维带着妻子去克拉格一家医院———克里斯陶纳克医院。就在那一晚，柏林的犹太教会堂被烧毁。托西娅一直在医院呆到9月13日，经过长时间痛苦的努力后，她终于生下了罗玛。
他们非常高兴有了一个健康的小女儿，但是同时，年轻的夫妇也陷入了绝境。第一批德国犹太人被驱逐到波兰。恐怖的预兆使得人心惶惶。那时犹太百姓的心情就如同暴雨来临前的灰暗与深沉。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会爆发，爆发后会怎么样。有的犹太人觉得克拉格还是安全的，还有些人已经逃到了乡下或是国外。但是戴维还是不能决定是否要离开这里。
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此时他终于决定逃亡。戴维带着很多行李，和他的家人，还有雅各布·亚伯拉罕、安娜·亚伯拉罕、托西娅的小妹艾琳，他们坐在两辆出租马车上离开了克拉格。他们被一些住在偏远乡下贫穷的波兰农民收留，和他们一起住在农家的牲口棚里。这只是一个在泥土地上盖的小茅草屋子，根本没有热水。托西娅从没住过这么脏的房子，也没有经历过这么穷困的日子，这儿还有很多虱子、跳蚤。没过多久，她就再也无法忍受了。
“孩子会生病的，”她对戴维说，“根本给她找不到一块干净的地方。我没法给她洗澡，不能好好照顾她，我想回家。”
她说得没错，小罗玛很虚弱，好像生病了。戴维看着他的女儿：一双黑色的眼睛，还有头上黑色的头发，他的心沉甸甸的。她长得太像他了———一个标准的犹太小女孩。但是看见托西娅这么焦虑，戴维还是屈服了。他们不能再往东走，因为再往那边就是俄国了。所以他们套上马，往回走。又回到城市里的犹太人区。
突然，妈妈又停住了，过了一会儿，她说：“我现在去泡点茶。你不想吃点什么吗，罗玛？”
我摇摇头。
“星星呢，星星是怎么回事？”我问。
也正是在这时，德国人占领了克拉格。九月初，狭窄的街道里总是回响着德国士兵操练的声音。不久，他们就颁布了各种条例、规章。
犹太人不能有钱，不允许有工作，不能有房子，不准养宠物，也不能有任何珠宝和皮毛。不允许他们在市里主要街区坐车、购物，不能在餐馆里吃饭。在城市所有街道都贴满禁止性标语。牌子上写着：“犹太人和狗不得入内。”
戴维放弃了他的狗、他的公司、他的轿车、他的钱以及他的公寓。德国人来了，一股脑卷走了他们精美的瓷器、高脚玻璃杯，以及盒子里珍藏的油画。而那些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就直接从窗户给扔了出去。
过了不久，戴维和他的家人搬进城郊的一栋小房子里。托西娅的父母也丧失了一切，被从那个有大花园的漂亮房子里赶了出来。在市中心商业区的亚伯拉罕面包店转交给一个德国人，而所有手续只是在产权证书上签了个名字，并将继续使用原有的招牌营业。因为，亚伯拉罕全麦制面包在城镇里很有名气，生意一直很好。
在罗玛一岁零两个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