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这是从邻近农村驱赶来的一些集体农庄庄员。有一次他在白宫（当初他就是从这里去发起自己的第一次进攻的）后面发现一帮妇女。她们也是被看守着：她们在挑选完整的砖头，沿着路边一排排垒起来。傍晚开来了汽车，妇女们把砖头装上，汽车开走了，而妇女们则被列队，往大门那里押去。第二天早晨她们又出现了，还是拣砖。他观察了她们一整天，但只摸清了一点：她们有半小时吃午饭时间。可是要同她们谈上句话、招呼一声、给个信号，他却始终没能找到机会，尽管他想那样做并且一整天都在等候这种时机。米拉当时非常激动：“也许她们是城里来的？唉，假着能给妈妈带个信儿，说我还活着！”
然而不论是同男人还是同妇女，他都未能取得联系，于是也就放弃了这些幻想。现在首先应当找到面包。
他已经钻进自己扒出来的一个深坑，坑沿上砖头堆得很高。为了不遇到意外，现在他慢慢地干，不仅注意听听动静，而且还不时从砖顶上向外窥察。现在他常常发冷，也容易疲劳，动不动就气喘，心脏的跳动也常常改变通常的节奏，怦怦直跳，冲击着肋骨。每当遇到这种时刻他就放下活儿，躺下来，耐心地等待着一切恢复正常。
透过乱砖堆他发现了一个圆乎乎的纸盒样的东西。他迫不及待地往外挖，但是这些纸盒几乎全被压扁了，装的白粉撒了满地。他小心翼翼地捏起一撮，嗅了一嗅。他不禁一颤：一股扑鼻的香气一下子把他带回到对母亲的遥远的回忆。
“香粉。”
当他把唯一一盒完整无损的香粉带给米拉的时候，米拉微微地笑了，“难道世上当真还有涂脂抹粉、擦口红、卷头发的妇女吗？也许，有生以来第一次要我用香粉擦擦鼻子？”
“那儿有很多香粉。就是擦额头和脸腮也尽够呢。”
“有很多？”她颦蹙着眉字，苦苦思索，“慢点儿，让我想想。食堂里曾经有过一个军人服务部。有过一个，对了，我记得。这就是说，旁边就有个食品库。紧挨着的。”
他在这个地点拼命地挖，有时竟然忘记了危险。挖呀，气喘吁吁地挖个不停，指甲折断了，手指出了血。他把瓷器片、碎瓶子、破箱子全都扔到了一旁。他触到了砖底下一只粗布口袋，虽然还看不见影子。
直到深夜他才摸索着挖出了这只口袋。砖堆曾两次坍落，使他前功尽弃，但是他没有灰心丧气，两次都按部就班地把一块块砖搬开，重新挖掘口袋。最后，一只装得满满的、扎得结结实实的口袋终于被拖了出来。他用匕首割断了绳索，手伸进口袋，摸了摸厚厚的、粗糙的，方方正正纯属标准的军用面包干。
低垂的乌云遮蔽了天空，坑穴里一片漆黑，他掏出了一片面包干，凑近自己的脸：他看不见、但却嗅到了香味——黑面包的浓烈香味。他贪婪地吸着这种香味，没有感觉到自己整个身子都在战栗。他的战栗不是由于寒冷，而是由于幸福。他舐了舐这片面包干，感觉到上面有带成味的水点。他不明白是怎么口事，又舐了一下，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的泪水正在不停地往粗糙的军用面包干上滴。他早已不知道什么是眼泪了，以致感觉不到它们。
次日，他们整整啃了一天面包干，这差不多是他们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普鲁日尼科夫为自己能够给米拉带来这种喜悦而感到幸福。近来他常常发现米拉在暗自流泪。可她总是强作笑颜，设法用笑话掩饰过去，但他还是看出她有什么心事。米拉从未抱怨过什么，总是安安静静，甚至现出愉快的样子，可是夜里，当他睡熟了的时候，她却温存地抚摩着他，眼泪、爱情和绝望一起压得她喘不上气来。普鲁日尼科夫怀疑这是由于单调的饮食所致，固为他注意到她有时怎么也掩饰不住恶心。他本想为她找点有别于罐头之类的东西，但苦于不知往哪儿去找和找什么。
“来，让我们幻想一下好吗？就好比我是个魔术家。”
“你早就是个魔术家了，”她说，“你把我变成了一个幸福的人，而除了魔术家，有谁能把我变成幸福的人呢？”
“来，你就对魔术家说说自己的愿望吧。喂，你想要什么？说吧，哪怕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带馅的梭鱼。还有一条大的酸黄瓜。”
他脑子里闪出了一个大胆的念头，但他对米拉什么也没有说。次日凌晨，天色未明，他拿了四块面包干，准备比平一时早些到地面上去。
“今天不要去，”米拉胆怯地恳求说，“我求求你，不要去。”
“休息日已经结束了。”普鲁日尼科夫试图开开玩笑。
“不要去，”她怀着无以名状的忧愁重复说，“跟我一起呆会儿吧，我看到你的时间是那么少。”
“即使我留下来，你也看不见。”
为了节省灯油，他们现在只点一盏小灯。浓重的黑暗从四面八方团团围住了他们：他们早已习惯于摸索着生活了。
“你看不见我——这很好，”米拉叹了口气，“我现在可难看呢！”
“你是最漂亮的人，”他说，接着吻了吻她就走出去了。
普鲁日尼科夫爬到上面的时候，天刚破晓。他站着听了一会儿，除了单调的蒙蒙细雨声，什么动静也没有，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向白宫方向移动。他顺利地绕过了路口，穿过砖堆，潜入气排深邃的地下室里。
看来，在战争的最初时刻，这里有的地方曾隐藏过伤员，那个上尉就是在这里死去的，当时，普鲁日尼科夫对他的死是那么不愿相信。尸体已从地下室里运走了，但是浓烈的尸臭依然滞留，在晦暗中燎绕，普鲁日尼科夫蹑着脚往前走，仿佛怕绊上战争初期躺在这里的人。他要找一个既利于隐蔽又便于观察的了望孔。洞孔、窟窿、裂缝在地下室的浓重黑暗里明显地变成了灰色。他选择了一个合适的了望孔，在砖头上坐下来，把冲锋枪放在身旁，开始耐心地等待和观察。
一般来说，他可是个没有耐性、脾气急躁的人，但是经常发生的危险很快使他养成了耐心等待的习惯。他等着等着，差不多象野兽那么趴着，动也不动地等待着。他回想起过去——很久很久以前，战争还没有爆发——曾经怎样等待过军校校长的接见。回想起自己那青年人焦急等待的心情，回想起油光锃亮的皮靴，舒适柔软、干净的军装。“过一年我们就调您回军校……”过一年！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一个无止境的漫长时期，瞧吧，一年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原来，“无止境”比日历上标出的时间要短，因为“无止境”——那是人们的感觉，而时间是以度过了多少去衡量的。
他还想到妈妈和维罗奇卡。他知道德国人已经突进到俄罗斯腹地，但他脑海里一刻也没有闪过敌人能攻克莫斯科的念头。他认为敌人可能打下明斯克，甚至可能打到斯摩棱斯克附近，但是，他们会出现在莫斯科城下，这种可能性本身就是荒诞不经的。他反复想象，红军在继续进行激烈的战斗，击败着法西斯军队，他深信不疑，红军一定能够打垮敌人，进行反攻，明年早春会从什么地方返回这里，返回布列斯特要塞来。现在离春天还有无止境的漫长时期，但是他坚信自己能够活到那一天。活到那一天，迎接自己人，向他们汇报：要塞未被缴出去。打发米拉去莫斯科，到妈妈那里去，自己则同红军一起前进。向西方、向德国本上挺进。
终于他听到了脚步声：不是步调一致的士兵的脚步声，而是散乱的、拖沓的百姓的脚步声。普鲁日尼科夫仔细一瞧：一队妇女渐渐向白宫走近。三个押送兵走在队伍前头，四个在后头，而在这支参差不齐、曳足而行的队伍两旁还各有三个看守。只是在队头和队未的押送兵手中他才看到有冲锋枪，队伍两旁的看守，扛的则是步枪。从远处看来，这些步枪长得出奇，而当队伍走近了的时候他便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一些上了四棱刺刀的俄国步枪。这时，他明白了，看管这些妇女的不仅仅有德国人，而且还有跑到德国人那里去的费奥多尔楚克式的人物。
响起了一声口令，队伍停下了。押送兵分散到各个岗位，妇女们则走向废墟，直接向他这面走来，于是普鲁日尼科夫向后一退，躲到了暗影里。妇女们在干活之前一面交谈一面休息：有的坐到了砖头上，有的把鞋重新穿穿好，有的把头巾重新扎扎好。普鲁日尼科夫离她们很近，他清楚地看到，雨水怎样顺着她们的棉衣和外套流淌，看见了她们那齐眉包着的头巾下方露出的脸庞，听到了她们的说话声，但是他无法分辨这些妇女的年龄和她们究竟是些什么人。他觉得所有这些妇女的脸都一模一样，都是那么疲惫不堪，那么忧心仲仲。除了断断续续的俄语以外，还能听到白俄罗斯语以及其它一些根本听不懂的语言：不知是波兰话还是犹太话。此时，普鲁日尼科夫可以呼唤她们，甚至可以同她们交谈儿句，因为附近没有看守。但是，今天他不想冒险。他把这件事推迟到下一次，等到自己把这里地下室的情况摸熟了并且找到安全退路时再做。
他守着的了望孔突然变暗了。起初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向后退了几步，退到深邃的黑暗中。片刻，了望孔又明亮了起来，尽管它的形状似有了改变。他仔细一瞅：孔口上有一个小包袱。一个用妇女头巾对角系起来的普通的小包袱：不知是哪个妇女把它塞到了这里，塞到了地下室的这个小洞孔里——绵绵秋雨淋不到的地方。
当妇女们开始拣砖头的时候，他俏悄地拿起了这个小包袱。他把它解了开来，接着又打开里面的一个干净的白布包，这时他无声地笑了：他还从来没这么走运。从来没有过。这个小布包里有六个带皮煮的马铃薯、一个葱头和一小撮盐。
普鲁日尼科夫怀着感激的心情，望了望在缠绵秋雨中湿淋淋地弯着腰干活的妇女们那凄凉的身影。她们之中的一个人，今天为他准备了（这一点，她本人也不知道）一件最珍贵的礼物。他想了想，把三片军用面包干放在头巾上，四个角对系了起来，放在原来的地方。而把包着马铃薯和葱头的布包揣进了自己怀里，然后潜到地下室最远处的一个僻静的的隔堵室里。天黑之前他一直坐在那里，一面啃面包干，一面想象着今天米拉会怎样高兴。
“你当真是个魔术家？”
他把白宫地下室的情况，把妇女们和包袱的事情统统讲给了她听。米拉边听边吃着马铃薯，但是她并没有象他所期望的那样为此而欢欣鼓舞。似乎有什么心事妨碍她高兴，似乎她时时刻刻都为一件什么事情而惴惴不安。
“你好象不大高兴？”
“不，你说哪儿去啦。谢谢。你也吃自己的一份。”
“这——我是给你弄来的，别推来推去。我吃什么都行，可你，我看出来了，有点恶心。”
“傻瓜，”她带着一种不寻常的痛楚叹了口气，“我的天哪，你可真是我的一个小傻瓜呀。”
她偎依着他，额头紧贴在他胸前，悄声地哭了。泪水滴在吃剩的马铃薯上。
“你怎么啦？怎么啦，米罗奇卡？你到底怎么啦？”
米拉抬起了头，久久地，久久地凝望着他。昏暗的灯光映照在她的脸上，他看见了她那双饱含忧愁的大眼睛：小油灯的怯生生的光焰在泪水中摇曳颤动。
“米罗奇卡……”
“我必须离开你，”她轻声说，似乎说每个字都很吃力，“我亲爱的，我的丈夫，我唯一的亲人，我必须离开你。”
“离开？”他懵里懵懂地望着她，“怎么要离开？为什么要离开？为什么？你生病了吗？喂，说呀，说呀，快告诉我！”
“我们将有孩子啦。”
“孩子？什么孩子？”
这个消息有如一堵高墙突然向他倾压下来，尽管他还没有明白和醒悟过来，令人木然、不寒而栗的一种孤独的恐惧之感猛地袭上心头。
“你瞧，我是个正常的女人，”一种奇异的、不合时宜的骄傲声调响彻在米拉的话语里，“我是个正常的女人，因此，发生那种事情也是自然的。大概，这是幸福，也可以说，这兴许是莫大的幸福，然而幸福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呀。”
“你不要走，”他以茫然的绝望声调说道，“无论如何也不要走。”
他不知道自己说的什么：绝望充塞了他的整个身心。米拉轻轻地摇摇头：“不行。”
“是的，这——我懂，我懂。”
此刻，他已偏离开她一点儿，沉浸在自身的孤独之中。她又移近去，偎依着他，抚摩他那胡子拉碴的凹陷下去的面颊，不停地亲吻。他木然地坐着，仿佛变成了一尊石像。
他们这样默默地坐了许久。米拉没有再解释什么，没有再进一步说明什么，她知道，他也需要对这一点慢慢去习惯，就象她自己似的。可是普鲁日尼科夫却想大声呐喊，想爬到地面上去，想把枪中的子弹尽数向德国人猛射，想去死，因为此刻他所感受到的痛苦比死亡还可怕。但是他坐在那里，耐心地等待着，等着这一切都平静下去。他知道，一切都会过去。他已经学会承受一切，无论是能够承受的还是无法承受的。
终于，他叹了口气，身子动了一下。米拉等待着的就是这一叹息，她立即打开了话匣以诀别似的悲哀声调轻轻他说：
“要不是由于孩子，要不是为了他，柯里亚，我怎么也不会把你一个人留下。我常常想，我们俩的日子一定会是这样的：我死在你前头一点，死的时候也是个幸福的人。你是我的生命，我的太阳，我的喜悦，你是一切，你是我的一切。可是孩子应当生下来，柯里尼卡，应该生下来：他在世人面前没有任何罪过呀。他应该健康地生下来，一定要健康地生下来，可是在这儿……在这儿我每秒钟都感觉到，他怎样愈来愈孱弱。是他，柯里亚，现在是他而不是我愈来愈虚弱了！上帝赐给每个女人一丁点儿幸福和很多的职责。而我的一生是幸福的。我是那么幸福，世上没有别的女人能象我这样幸福，因为这种幸福是你带给我的，是你一个人，而且仅仅赐给了我。你不顾战争、不顾德国人、不顾我的苦命、不顾世上的一切，把这种幸福赐给了我！我知道，你比我更为沉痛：你孤身留下，而我随身带走了你的未来的一部分。我知道，眼下是我们生活中最困难的时刻，但是我们应当，我们必须度过这种时刻，为的是使他，使我们的孩子能够活下来。你别担心，我什么都想好了，你只要帮我潜入这些妇女当中就行了，她们会把我带出要塞的。”
“带出去以后呢？”
“以后，有妈妈，你别担心！妈妈和亲戚们都在那里。世上没有一个人会象犹太人那样有那么多的亲属。”
“妇女们都是被排成了队的。”
“谁会去注意多了一个女人？别担心，亲爱的，一切都会顺利：一切都会如愿以偿，‘小卒能当上皇后娘娘，也能闹翻殿堂，梦里会想着发财，星期四会下起雨来。’①（注：①此处系借用驭手的顺口溜，以表达乐观情绪，原文系韵文，上下内容并无多大联系）米哈西大叔就是这么说的。你记得吗，当初是他赶车送我们来要塞的？我们还去看过路边的石柱呢，在那里我第一次触到了你的手……”
她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