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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茫然地向窗前走去。褪了漆色又朽烂的窗框，外面是灰色的瓦爿，错了排列，又碎了多少片的，长了几茎无名的草。隔一条后弄的黄色拉毛的楼房外墙，由于背阴，就有大片的潮湿的霉迹，尤其水落管子边上，留下深黑的条条印痕。他听见底下的后弄里有人声传上来，嗡嗡的，就探出头往下看，看见了弄底的地面，清洁的水泥地上，布了网状的裂纹。他看见后弄和这边院落之间还有一道隔墙，墙头插了碎玻璃片，玻璃片里夹了杂草，太阳照过来，给那墙头镶了一道毛茸茸的光。他心里慢慢明白过来，明白这曾经是母亲视野里的景色，最后的景色。可他还是隔膜，因母亲于他，几乎是个陌生人。年少的他，缺乏想象力，想象亲缘的关系。只是在这一刻，视野里的景象将他和母亲合二为一了。他没有觉得悲戚，他甚至是淡漠的，这一个印象不是以通常意义上的难过进入他心里的，却是一个实有的占位。一些细节，琐碎但是尖锐地凸出在视野里——对面楼顶晒台的水泥围栏，忽然蠕动起来，游走开了，原来是一只猫；就像要与这异常的柔软形态作对比，边上一具水管的阴影里，藏了一道极深的裂缝，似乎要将楼体一劈两半；瓦楞里的无名草上顶了针尖大小的一朵紫花，竟有四瓣花瓣……目光渐渐收回来，收到窗框上，右边窗框上有细细的刀痕，刻下三角、梯形、圆、平行四边形，好像一个刚学习平面几何的中学生的作为。他听见陈卓然在身后的咳声，那不是真正的咳声，而是为了要掩饰窘态，咳出的几声。咳了几声，陈卓然说，有些事情必须要面对——当看见转过身来的南昌，眼睛是干的，便止住了。南昌说了声，没什么，两人就都有一种释然。男生间的安慰与被安慰就是如此，有些尴尬，有些文不对题，其实是不言而喻。
6 户内
自此，陈卓然和南昌就又联系上了。总是陈卓然到南昌这里来，来了就不出去，关了门说话。现在，多半是陈卓然躺在床上，南昌坐在书桌后面的藤椅上。椅上那个包袱，母亲的遗物，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给谁收起了。就好像是不约而同地，大家都开始，如陈卓然的说法，开始“面对”某些事情。一旦“面对”，事情便自然而然地结束了。陈卓然躺在南昌父亲，现在是南昌的行军床上，伸出穿了鞋的脚，仰着头，眼睛忽然定住在某个点上，就一动不动了。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话多，各自都怀揣了一些经验，几近隐私的性质，并不是有意不交流，而是自己都不能完全理解，无从讲起。于是，便常常沉默着，倒也不觉得窘，相反挺自在。有时候，陈卓然会提出一些问题，与南昌讨论——比如红卫兵打响了文化革命的开局战，自己的前途又在哪里？比如文化革命的用意究竟是什么？还比如，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模式应当如何？可见陈卓然一直没有停止思考，而且，思考的问题更加切合中国的实际。他不像过去那么热衷于雄辩，措辞也要温和得多，南昌难免会觉得锐度不够，但因是陈卓然，他宁愿相信这是一种深沉。但是有一个问题，使陈卓然激动起来，那就是会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从行军床上欠起身子，然后渐渐坐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头，分析全世界几大阵营的力量抗衡——其实，他站到地上，毛主席早就在准备，准备调整力量，进行第三次划分。他从万隆会议，谈到亚非拉会议，说，这就是毛泽东式的战略战术，农村包围城市，弱势包围强势，中国革命怎么胜利的？他问南昌，南昌也兴奋起来，好像回到了那个如火如荼的日子里。那时候，礼堂里通夜亮着灯，挤满了人，辩论着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青年运动的方向……那个停电的夜晚，黑压压的人头上摇曳着点点烛光，多么激动人心啊！现在，这里只有他和他，可是，他们依然谈论着国家大事，全人类的事业。陈卓然站在房间中央，因南昌是坐着，就有了俯视的意思。南昌毫不觉得屈抑，相反，他喜欢这样，怎么说呢？这样指引和被指引。他很高兴，那个倨傲的领袖式的陈卓然又回来了！这段日子，陈卓然多少是低沉了。
中国革命是怎么胜利的？南昌按捺着兴奋的心情，轻声问道。陈卓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出两个字：延安。南昌不由也站了起来，两人面对着面。偏僻，荒凉，贫瘠，遍地饥民，可这是中国的腹地，这就是中国，潜伏着革命的力量，镰刀，斧头，老镢头，听说过那句名言吗？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可是——南昌打断了陈卓然，陈卓然没有一丝愠怒，反是极有兴趣地等他说下去，南昌又一次看见那个熟悉的陈卓然，总是鼓励他发表他的幼稚的见解。可是——南昌接着说，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是工人阶级，农民拥有部分的生产资料，比如耕地、农具、牲畜、粮种，严格来说，不能称作无产者。陈卓然的笑容更加灿烂，他说，是的，你对于马克思阶级的观点已经掌握得很好，但你对中国的现实却不够了解，难免就理论和实际脱离，其实，无论是陈独秀的右倾，还是李立三的左倾，根本原因都是教条主义，你的这种观点，很容易会倾向这两极，不是我吓唬你，有一点托派的气味呢！“托派”这个词照理会引起一些波澜，可此时他们都那么兴奋着，就忽略过去了。南昌红着脸争辩：我不同意，只有彻底的无产者才能真正革命，农民对生产资料的拥有或部分拥有，使他们多少染有私有制的习俗，法国大革命中，核心力量就是工人阶级，还有青年知识分子。陈卓然收起笑容，变得严肃了：你还是提到“法国”，我们却是在“中国”，什么是“中国”的国情？我们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工业革命，没有壮大的资产阶级，所以便不可能诞生它的掘墓人——成熟的无产阶级，这就是我们的革命的现实，但是我们不能就此等待走过每一个社会发展步骤，成熟条件，这是因为——第一，马克思的理论已经进入中国，它催生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使我们具备了思想的条件，产生革命的愿望，和指导的力量；第二，形势不等人，我们要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待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你看，我们就要涉及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题目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进步与倒退的力量分布暂时处于平衡，紧张的平衡，其实是一种危险的僵持，需要有再一次分配调整，所以，时不我待，我们必须在事态爆发之前，积攒起进步的因素——陈卓然的演说被南昌二姐的叫门声打断，开饭了！
自从陈卓然上门，南昌姐弟吃饭的形式也有所改变，变成围桌而坐。虽然生活费有限，但大姐总是要留饭，并且尽力地改善些伙食。这个七零八落的家，有了客人，陈卓然来到，稍许凝聚起来了些。在一张饭桌上，南昌和大姐虽然还是不说话，可南昌的朋友和大姐说了话，也就和南昌自己说差不多了。所以，那种对峙多少和缓了下来。二姐呢，话就格外的多了。他们这一家，自己人间总是很闷的，话都是对外人说，热情也是对着外人来。听起来不近情理．可是，难道不是吗？家里人就好像不由分说硬被安排在一起，并没有征求过本人的意见，而外人，是经过选择的。南昌内心并不喜欢和两个姐姐一桌吃饭，他嫌姐姐们，尤其是二姐，太聒噪了。而且，他也不顶愿意，让她们来分享他的朋友。他从来都没有正眼看过他的姐姐，和大姐，是有积怨了，二姐，没有积怨，却也因此更生分了。但是，他也看出，陈卓然并不讨厌与她们说话，甚至还有些兴趣。在南昌看来，二姐的说话相对比较接近陈卓然的口味，比如她提出青年运动与工人运动的性质同与不同，还提出剩余价值的计算方法问题。陈卓然耐心地倾听，尽可能地作出答复，有时也提出商榷性意见。但是，他却似乎更愿意和大姐聊天。聊什么呢？聊副食品配给和供应，籼米和大米的出饭率，如何用黄豆孵豆芽——这是大姐从小寄养的苏北乡下的养母教她的，她和那里一直保持往来，于是，关于那里的收成与播种，也是陈卓然热衷听的。南昌自然是要嫌大姐琐碎，但陈卓然在他眼里，则很像一个俄国民粹派青年，对民生民计抱着人道的关怀。对陈卓然的崇拜，又回来了，他需要崇拜一个人，这有效地消除了成长中的孤寂。因为是这样看陈卓然，所以就容忍了大姐的哕嗦，耐心地听，也能生出一些兴味。有一次，他们两人听大姐说底下看门人的女人从乡下上来，住在看门人的小屋——楼梯边木板隔出的一间里，女人用三块砖支了个灶，燃旧报纸烧火做饭，差一点火着。大姐正说得起劲，忽然二姐“噗”地笑出一声，三个人都回头看她，以为她有什么观点要发表，她却什么也没说，冷着脸兀白吃饭。这一餐饭她从头至尾都保持着沉默，可下一餐饭，她又恢复了先前的聒噪，大姐几乎插不进嘴去。南昌觉着饭桌上的气氛很古怪，但陈卓然不讨厌，他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题正式展开，陈卓然认为中国是世界无产阶级的腹地。他从地理上分析——东欧社会主义处在了资本主义包围圈中；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和朝鲜，都是分裂为两种体制和制度，力量削减一半；苏联地跨欧陆和东亚，国土广博，列宁、斯大林，不仅直接继承马克思主义，而且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体，为全世界无产者作出实验，也作出榜样，本来它是最有条件率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但是，不幸出现了修正主义——这就要谈到思想状况了。欧洲的思想来源基本是同一宗教，属唯心主义世界观，意识形态跟随体制分野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但是文化根源上，依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实，第三国际就有这问题，这使得欧洲的无产阶级无论是政党还是成员，都潜伏着变质的危险。陈卓然说：我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不仅意在中国，更是面向世界——
晨曦一点一点染白玻璃窗，将屋内的电灯光映暗，然后有金线样的光穿透窗户，进入室内。不知觉中，一个夜晚在畅谈中过去，而他们没有一点倦意。推开窗户，清晨的光和气息扑面而来，他们的脸一下子浸在了金汤里。梧桐叶上盛着一碗碗的金汤，摇摇晃晃，溢出来，由下面的叶接着。他们情不自禁地微笑着，一些清泠的市声掠过耳畔，自行车的辐条转动声，电车的行行，早起人的脚步。这个城市你可以说它萧条，可是，也可以说是一种洁净，欲望平息下去，取而代之的是激情，就像他们方才度过的那一个夜晚一样。你知道这清寂的早晨，是从多少心潮澎湃的夜晚过来的？多少年轻的思想通宵达旦地活跃着，在暗夜里飞行。飞到极远极广阔的天地。他们向往世界，不是想知道世界是什么样的，而是要知道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不知道世界应该是怎么样的，甚至不知道世界不应该是怎么样的，只知道应该好，好，好上加好！
他们的胸襟如此之广大，所以，并不感到他们整天是在一个封闭的小房间里。季节在窗外已经从春到夏，屋里也有了不同的温凉，光照的角度变化着。他们都注意不到这些，是谈话使他们身上发热，他们一件一件除去身上的衣服，最后只余下衬衫和单裤，就这样，合上了季候的节拍。他们忘记了时间，忘记一年前的这个时候如火如荼的生活。革命还在继续，但表情性格都大变了。原先那狂飙式的运动中的青春，反抗，狂热，还有盲目消失了，显得冷静和有计划，似乎呈现出一种潜在的理性。革命换上了成人的面孔，不是因为他们成长了，而是更替了角色。他们还处在漫长的青春期里，以空谈取代实践。你不知道他们的思想有多么远大和高亢，而言辞何其华丽与光芒四射。马克思著作的译文句式，比如，“宪法、国民议会、保皇党派、蓝色的和红色的共和党人、非洲的英雄、讲坛的雷鸣声、报刊的闪电、整个著作界，政治声望和学者的名誉、民法和刑法、自由、平等、博爱以及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比如“如果你负有债务，你就及时用宪法规定给你的六十万法郎的薪俸一律偿清，不然你就不免要在美丽的五月的第二个星期一进入克利希”；再比如，“1848年的宪法就是这样。它在1851年12月2日不是被人头撞倒，而只是被一顶帽子碰倒了；诚然，这顶帽子是拿破仑的三角帽”——翻开书来，闭着眼睛一指，就是这样繁密的排比，从句，俏皮的隐喻，好像魔术师，一下子抖落出袖子里的宝贝——真理。他们被这欧式的修辞法迷住了，沉醉在说话里。他们从语文课上学习来的现代汉语，多是杨朔式的散文，或是郭沫若的“杨树和柳树”，以抒情婉约的笔调，人与物性质的转换替代，陈述人生与社会的哲理，有些书生气和文艺腔。也有鲁迅的文章，可鲁迅的简练对于少年人来说，似乎过于“瘦”了，不够丰腴，少年人又总是口重的。而译文却如一江春水，直泻千里，真是畅快呀！它将谨严的汉语变得汪洋恣肆。
谈话按时被姐姐的敲门声暂时叫停，吃饭了！他们脸上还留着兴奋的红晕，尤其是南昌，他吃着饭，不自觉地会微笑，蹙眉，甚至自语，喃喃的，不知道在说什么，等意识过来，脸就更红了。他注意不到陈卓然在与姐姐说什么。也注意不到饭桌上正发生什么。有一日，离开饭桌，回到房间，陈卓然没有接着先前的话题，而是颇为突兀地说一句：你大姐是和我大姑同样命运的。南昌的思想还在宏观的世界里，猛一听陈卓然提到某人的命运，有点回不来，虽然这人是身边的至亲，但因是至亲，就不会想到“命运”这个词。陈卓然又说了一句：你大姐的将来就是我大姑的现在。接着，便向南昌介绍起他的大姑，终身未嫁，在他们家操持家务，抚育侄儿侄女，最后总结道：这是一类女性的命运。南昌明白他的意思了，只是不明白他怎么想起说这个。此时，陈卓然沉浸在某一种思绪中，这种思绪似乎离他们的话题很远，是南昌无法介入的。于是，两人都静默着。可静默并不使他们难堪，只有至交才可能静默相守的。之后，南昌才发现陈卓然与大姐聊天，并不完全出于民粹派式的社会责任心，而是有一点兄弟姐妹式的亲近。算起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