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观察过阿明这个人的表情？陈卓然问南昌。南昌不置可否，陈卓然一笑。你大约从来没有注意过，在你心里，已经存有偏见，认为那是来自一个保守阶层的人，并不会持有特殊的性格，他们大都没什么远见，也缺乏激情。可是你知道，在他平淡的表情之下，有着什么样的内心生活呢？那甚至都不为他自知。你有没有去过阿明生活的区域？我去过。那里有一个老头，住在四壁高墙之中，那墙叫做烽火墙，极高，极陡，是一种较为古老的防御工事，防火，防盗。但墙上有了深深的裂纹，显出颓圮的迹象。里面的家族已经四散，陆续离去。在近代的政治变革中，这一份私有财产也不断被削割，被侵吞，被占地开设工场间。可就有那么一个老头，一直驻守其中。我走在四面高墙外边，觉着那老头，就是这宅邸的心脏。在那逼仄弯曲的街巷里，还有一对老年夫妇，你知道他们每天的功课是什么？数米。上午数出的米中午下锅，下午数出的米晚上下锅。这就是他们的内心生活。不是为生计劳苦，也不是纯精神活动，是在两者之间，附着实物而衍生内心。他们看上去是有些闷的，不大有风趣，其实是有着潜在的深刻的幽默。这种幽默不是作为风格来表现的，而是对世界——说世界是太大了，他们大凡没什么世界的概念，他们格局比较小，只注意自己的——那么就说是对小世界的看法。就比如说那老头，一个人驻守在老祖宗的房子里，看着那房子一点一点被蚕食，一点一点颓圮，他靠什么支撑？你以为靠坚韧？错！倘是坚韧，早就折断了，靠的是幽默。那数米的老两口也很幽默呢！他们把人生，生活看成是一场喜剧。不是说悲剧是将有价值的撕毁给人看，喜剧则是将无价值的撕毁给人看？在他们呢，先是要将有价值的看作是无价值的，然后再看着它撕毁。有没有听说过董家渡夜鬼案？董家渡也是个有趣的地方，它周遭拥簇着的路名：南仓街，成瓜街，外咸瓜街，盐码头街，王家码头路，白渡路，陆家渡，杨家渡……你可以想象那万舸争流，商号林立的旧式的繁荣。那董家渡夜鬼案，说的是董家渡有一阵子，每到入夜，就会出现一个大头怪物，过路人每每落荒而逃，大头怪物则紧追不放。后来巡捕房出动捉鬼，却原来是个赌徒，输尽家资，拦路抢劫。这就是市民社会的鬼，市民社会的祛魅，都是物质打底的，这就是实打实的市民心。有了这实打实的心，才有了一种笃定，可以看着祖宗的房子一寸地一寸地败落掉，也可以一粒米一粒米数出饭食下肚。这其实就是历史观，什么唯物也好，辩证也好，在他们全是教条。他们求的是实际，现实的可见的衣食饱暖，也就是物质基础。所以，他们没有空想，你可以视作是没有思想，事实上呢，是不自觉，思想和生计在他们合而为一，是自给自足。对，就是自给自足。阿明的表情就来源于此。
陈卓然继续说道，他们没有一点虚无。既没有赤贫的无以生存的天地不仁之叹，也没有吃饱了撑的，专攻思想劳动。所以，他们就是浅薄的，而且粗鲁。可是，他们很有力量。他们的力量在于，他们体现了生活的最正常状态，最人道状态。这状态就是一日一日过下去，如同数米一样。你也许会觉得没有戏剧性，是的，革命是有戏剧性的，可是革命是英雄的业绩。革命将人群生生划成好和坏，善和恶，敌和友，英雄和狗熊，而绝大多数人是不应该受到这种甄别的考验。绝大多数人只是，怎么说，一种数米的生涯。他们有权利在不经受考验的前提下过道德的生活，他们有权利不损人地过一种利己的生活，这就是人道。这其实就是我们的思想者苦思冥想，革命者浴血奋战的人间生活。奇怪的是——我有时候真觉得奇怪——真实地对着这种人间状态，我们却不认识了。社会在经过不自觉的震荡，错接错拼，咬合松开，逐渐协调运行，生成养成了这群体，我们所说的小市民，他们身体力行着我们对于人类社会的理想。这理想在提倡的时候总是激昂的，实现时难免趋于平淡，夸张的部分消除了，我们看出了的是“庸俗”两个字。这多么不公平啊！我喜欢看阿明的表情。陈卓然微笑了一下，他已经有多久没看见阿明了？曾经有那么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天天见面。
那是一种不自觉的表情，几乎是神迹。周遭发生那么多大事情，他不是不感觉，而是按着他自己的方式感觉。好比你做你的，他行他的。你说是风马牛不相及，领不到时代精神，可是谁知道呢？谁知道历史在哪根枝节上不停地延伸下去，形成时代潮流。所以阿明能够完全忠实于他自己的方式，是因为他有一种，也是不自觉的自守的力量。这力量不知在哪一节上会促成嬗变，我感觉阿明已在经历嬗变，而我完全无从预计，他嬗变的方向。自然，你我都在经历嬗变，也不知道向什么方向去。不要以为这个阶层注重实际，没有思想，他们只是不自觉，思想在不自觉中会往某一处积聚，产生思想者。马克思不也是市民吗？恩格斯也是。同样，这个阶层也有着不自觉的诗情，海涅，席勒，都是市民，李白也是。当年的长安，瓦肆勾栏，车水马龙，举袂蔽日，挥汗成雨！何其繁荣，那是盛世的子民啊！古代的雅典，一定也是如此。第欧根尼，你知道吗？他提着灯在雅典大街漫步，寻找诚实的人。哲学家苏格拉底，你知道吗？他的思想怎么来的，就是聊天。他在街巷和集市走来走去，不时站住脚与路人攀谈。阿明曾经和我说起过他的绘画老师，一个礼拜堂花匠的儿子，他教阿明画画，就好像师傅带学生意的。比如说，让他练速写，要快！就是练手艺。这就对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米开朗琪罗，他是什么？手艺人。他给教堂画壁画，天顶画，给陵墓做雕像，不就是个T匠吗？然而，艺术产生了。我们家楼下——陈卓然向窗外指了指，前边是大马路，所谓十里洋场，繁华世界，后面，是什么？柴米油盐。在我小时候，就时常看见，摩登的橱窗前边，走着一个穿睡裤的男人，摇着蒲扇，真可谓“胜似闲庭信步”。我总是想，这是谁家的爸爸？现在我知道，这就是阿明的爸爸！他走来走去，偶尔停下脚，因为迎面遇见熟人，打个招呼，有时候就会聊起来，说上一阵子。你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家长里短，茶咸饭淡，未必就不是哲学，只不过他们没有自觉。苏格拉底有自觉，但自觉是从不自觉里生长出来的，也就是从“自然王国”走向“必然王国”。那不自觉的一段非常重要，它是无限自由，没有一点规限地发展，尽情发展，以自身的逻辑执着地开拓——在荒地上开拓道路，横一道，竖一道，可能最终不过又回到原先的起点，可能最终走上歧途，亦可能迷失，可是，资质优秀者，就是通常意义上说的“天才”，他们具有格外充沛的活力，思想力，他们将会有嬗变来临。
阿明是这样的优秀者吗？南昌问，陈卓然说不知道。事实上，很可能不是一个“阿明”能达成嬗变，而是许多个，甚至许多代“阿明”才可达成。市民社会不是个出英雄的社会，因为不需要，它是愚公移山式的。要做加法，求量的总和。一点一点变数积累起来，最后达成嬗变。但是这嬗变将落实于什么人，或者什么事件？这是一个我目前还未解决的问题。也许需要一个契机，什么样的契机？所有的理论都是抽象地描述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马克思解释路易·波拿巴政变，是从拿破仑一世在法国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的政变说起，历数七十年法国社会变化的多种原因，逻辑上都是对的，可是最终促成事变，总归要有一件具体的事故，具体到“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具体到偶然，好比牛顿从苹果落地发现万有吸引力。那一只苹果，是来自于上帝的启灵，就是说上帝的选择，选择某一个人来担任嬗变？这么说来，一个理智的民主社会又回去了，回去有神论，继而又走向神坛，王权，霸业？老实对你说，这个问题我还没解决，材料太少。我缺乏材料，缺乏思想武器，我还需要学习。有时候，我真觉着这时代很荒芜，四顾茫然；又有时候，这时代则以特别丰饶的面目出现，枝蔓横生，盘结纠缠，依然四顾茫然。不能埋怨时代，该给的其实都给了，就看我们有没有力量。还是让我退回来一些，回到市民的问题上，现在，近到我们的身边，就是这么一个物质、精神的平均分配集合体，阿明就是其中的一个！
那么，我们呢？南昌问，我们是谁？我们？陈卓然沉吟着，问得好！我们是谁？我们是新市民。
第六章
26 父与子
南昌的父亲已经解除隔离，回到家中，接着养病。只是每周要交一份汇报，汇报每日的活动。大姐分配在一家钟表厂当学徒，二姐去了市郊农场做农业工人。南昌底下的一对双胞胎兄弟其实并未到正式分配，但写了血书，终于获批准，双双去内蒙古插队落户。这家的孩子，都渴望离开家庭，并非是出于政治上的立场，而是想摆脱那一股阴郁的气氛。这样的情况，南昌是可协调留上海厂矿，于是便等待就业通知。妹妹们在学校里的学业日渐正常，每天上课下课。这个家庭在经过一度的打击和混乱之后，又平静下来，走上生活的轨道。还是大姐操持家务，她是常日班，晨起暮归，一早一晚两顿饭便可照应，中午由放学回家的妹妹们简单烧煮。于是，整个白天，都是父亲和南昌相守着度过。父子间虽然存着隔阂，但朝夕相处，总免不了要说话。父亲的每周汇报由南昌递交去单位，汇报完全是流水账，几时起床，几时用餐，几时就寝，结尾总是“一日无人来，一日无外”。所记不谓不如实，但却透露出讥诮的意思。南昌向父亲提出，应当诚恳些，父亲谦逊地请教如何诚恳，依然是讥诮的。南昌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将“汇报”重新叠起来，走了。心里有些恼怒，想，关我何事！下一次，父亲有恙，歇在床上，请南昌代笔。南昌斟酌一时，结果还是按原样写下，末后也是“一日无人来，一日无外出”。再后来，父亲病虽好了，可“汇报”的事情却从此落在南昌的身上。他干脆一气写好多张，临时再标日期。就好像小学里写大字，趁一时兴起，大楷簿一气写去半本，将垫纸隔在当日的作业之后，然后一日一日往后挪。老师一般从垫纸揭起，批毕即罢。也曾有被老师识破伎俩，统统批完，等于多做了作业，但老师并未从此提高警惕，加强识别，原因是老师也是懒惰的。所以在同学中，一直流行着这种作业法。父亲对南昌的代笔只提过一条意见，就是字写得不够好，让南昌模仿自己的笔迹。南昌这就发现父亲写一手娟秀的钢笔字，有些像出自女性的手。而且，令他颇感惊奇地，他的字，其实也有类似父亲的地方，略用心靠拢，就像了。从这点出发，南昌又注意到更多的与父亲的相像：发际正中都有一个发尖，右边脸颊略比左边瘦削，是由于多在左边咀嚼，咬肌发达不一致的缘故。有时候，他听见自己的咳声会惊一跳，以为是父亲在咳嗽。甚至于，洗过脸永远绞不千毛巾，任毛巾水滴不止这一个习惯。这些发现使他感到惊慌，他有意识地修正自己的习惯，可是，却越来越经常地听到大姐的数落：父子俩一样的毛病！碗里的饭没有吃干净，脚汗沤烂袜底和鞋垫，衣领上的脑油气味，洗过手脸，还是绞不干毛巾——大姐把这一对父子当成孩子似地管教，她正当谈婚论嫁的年龄，看起来却像一个养儿育女的女人。没有人追求她，她似也没这方面的要求。她就像那类跳过青春时期直接进入成年的女人，在她们身上，感情和情欲全单纯为一种，母爱的责任。有一回，父亲忽对南昌说：你们终是要离开我的，只有你大姐会留在我身边。父亲流露出的依恋，令南昌很觉难堪，他支吾着找了个借口，立刻走开去了。
大姐的师傅，一个钟表匠出身的机械师，为表示对徒弟的关心，例行公事前来家访。他带着诧异的心情走进公寓，他没想到这名吃苦耐劳，形状如同劳动大姐的女徒弟竟是住在钢窗蜡地的住宅内。当然，以他的经验，一眼看出打蜡地板上的水迹，白木家具上钉着公家的名牌，房间内充斥着葱蒜的辛辣气味。这家的人也同样感到惊讶，一名产业工人竟然如此风范：毛料裤烫出笔直的裤缝，白皙的窄脸上架着金丝边眼镜，头上打着发蜡，光可鉴人，而且，他和父亲有着相同的爱好，就是养鸟。这次家访之后，师傅又上门一次，送给父亲一只开了舌的八哥。自此，父亲就常对了笼中鸟教说：你好。父亲教说“你好”的声音很温柔，而且带几分稚气。南昌听了不由难过，父亲似乎变成了孩子，需要他的怜惜，其实是他长大了。有一回，他翻箱倒柜找一件上装，找得火起。父亲也随着他忙活，不时递过一件，接过来看看不是，又丢开。他看见父亲的眼睛，竟然有奉迎之色，于是歇下手不找了，心想丢就丢了吧。不料大姐下班回家却提着这件洗白了的军装，原来是晾晒在窗外掉下去，被人拾起放在信箱上失物招领。他要是出门去陈卓然那里，这些日子，他的朋友只剩一个陈卓然，他在陈卓然那里待得忘记时间，回家晚了，便会看见父亲房间亮着灯。他很想进去说一声“我回来了”，却是没进去，只是重了手脚，咳嗽着，表示人已回来。果然，不一会儿，灯就熄了。就这样，琐细之间，父子间养成了一些尴尬又酸楚的亲情。
这是一个少有的温馨时期，在他们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似乎是，事情已经坏到头，反而局势明朗，所以，就也安全了。有主张的大孩子都离了家，只剩下几个人事不省的，晚饭桌上，半懂不懂地说些外面的世道，很引人发笑。有一个星期天，父亲甚至携全家去了一趟动物园。对于这个常年处于动荡不安中的家庭，是破天荒的出行。在北京时，南昌有过几次游玩，都是随父亲的公务员，后来就是跟随学校组织的活动。所以，这一次活动就显得很隆重。日前，大姐就准备了水果糕点，一早起来又将开水冲满几个军用水壶。水壶分给各人携带，食品装一个草篮，由她提了。父亲建议带上望远镜，但不知抄家有没有抄走，柜子里找了一阵，竟然还在，就由南昌拿着。父亲告诉说，这架望远镜是在苏联买的，在莫斯科时，他和他们的母亲常常看歌剧和芭蕾。为避免一家人出门招人眼目，大姐让两个小的先结伴走，其次是南昌和父亲，大姐压阵，也是负责关门关窗的缘故。他们三批人在公共汽车站聚合，依然装成不相十的陌生人，互不搭讪，只用眼睛看来看去，生怕走散。一直到各自买了门票，走进公园，大姐喊了一声，就像集合令，看走在最前面两个小的转身飞奔过来，南昌都有些兴奋起来。他们一家团成一堆，走在公园的甬道。又是深秋，树叶已经凋零，裸露出粗壮的树干，树身上的白与褐的斑纹显得分外明目，枝权有力地划在蓝天，也是明目的。他们真的像一家人，本来就是嘛！他们这一团人又松散开，妹妹们跑去看路标，然后跑回来报告，哪条路通往哪里：猴山，熊山，孔雀馆，水族馆……动物的腥臭已可嗅见，那些受欢迎的动物前的路径几乎是簇拥着，多是阖家出游。大时代的夹缝里，小民的快乐从不曾湮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