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神喻者一样，指示我们应如何行事，哪怕这指示是多么的含混不清？
①卡珊德拉：希腊特洛亚公主。阿波罗爱上她，赋予她预言才能，但公主不肯顺从他的意思，阿波罗又使她的预言不为人所信。她曾预言过特洛亚城必遭毁灭，希腊人留下的木马里潜伏着危险，却无人理睬，终使特洛亚城陷落。
② 特尔斐：古希腊城市，因有阿波罗神庙而著称。“特尔斐的”亦指“神示的”。
首先，先知们并不决定一切。他们并不违背人的意愿而替代人设计自己的生活和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是观察者，却并非预见者。他们道出的事实是：人可以并且必须在各种可能之间做出抉择，而这些不同的可能却是早已注定的。人需要作的不是决定，而是在已经决定了的种种可能性中间进行选择。在《圣经》中，先知们生活的年代，要么祟拜国家的、土地的和一切以各种偶像为代表的权力，要么毁掉那国家，驱赶它的国民。
人民必在这两种选择中决定取舍，而先知负责将这两种选择解释清楚。我想强调的是，先知的解释并不如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只具有道德和宗教的含义，而且有着十分清晰的“实用政治”（realpolitik）① 的内容。他们意识到这个近东的小国家（指古代以色列——译者注）失去了精神依托，将象其他的小国那样不可避免地走向败落。人民要么看着它败落，要么停止对它的崇拜。
①realpolitik，德文“实用政治”。“强权政治”的一种委婉说法。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希伯莱人让撒母尔为他们立一个国王，象其他诸国一样。撒母尔告诉他们：立一个王就意味着放弃自由，让一个暴君来统治他们。然后他让希伯莱人在自由和国王之间进行选择。希伯莱人还是选择了国王。上帝于是让撒母尔遵从他们的意愿，但同时警告他们这一选择将带来什么后果①。
① 据《旧约》《撒母尔记》中记载，以色列人要撒母尔为他们立一个王来统治他们，象其他诸国一样。撒毋尔不悦，去问上帝耶和华。耶和华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事奉他神。……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告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
这个故事指出了先知的第三种作用，即他们对于将导致恶果的选择提出警告。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不干涉人的行动，上帝自己也不在这种问题上运用奇迹。人必须对自己负责，必须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今天，我们面临着同样的处境。我们必须在人道和野蛮、在彻底销毁核武器和被它彻底毁灭之间做出抉择。今天的“先知”仍应该担负解释这两种选择的后果，和对致命的选择提出警告的责任。
先知们的信仰是什么？他们宣扬一神论，相信只有一个上帝。但他们最关心的还不是信仰的问题，而是实行的问题，即如何使上帝的准则在全世界得以实现。只有一个真正的上帝，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数字问题吗？是单一和多数的关系吗？不，这里指的是一个整体，一种统一、一种超出一切事物的分裂、一切人类自已的情感和欲望的分裂之上的“合”。如果我们要理解先知头脑中的这个“合”，则必须先理解上帝和偶象之间的区别。偶象是人造出来的，如果上帝被当做偶象来崇拜，则上帝也会变成偶象。上帝是有生命的，而偶象是物，是死的，正如某一先知曾经说过的：偶象是有眼清的瞎子，有耳朵的聋子。
先知们知道，对偶象崇拜意味着人的被奴役。他们嘲笑偶象崇拜者，指出这些崇拜都是从一块木头开始的：木头的一半被用来烧火做饭．另一半就被做成一个偶象，然后被大加崇拜。其实这只是一件出自他自己手下的一块木雕，却对他具有无尚的权威。他把自己的全部力量注入进这块木头，将自己掏空来赋予这块木头以力量。然后，再通过臣服于这块木头来安慰自已。在现代的哲学语言中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异化”。马克思和黑格尔所说的“异化”正是这个意思：人对物的服从，失去自我，失去自由和由这种服从而产生的偏见。我们有自己的偶象，那就是财富、权力、物质生产、消费品、荣誉、地位等等一切使现代的人成为奴隶的东西。
先知对于世界历史最重大的贡献也许要算他们对于弥赛亚时代的认识。这是一种“拯救”的见解，通过人的自我实现而成的拯救。这是一种新的、独到的、将被证明是富于历史性的见解。先知认为弥赛亚时代即人从自己在伊甸园中所受的诅咒中解脱出来的时代。这诅咒的一部分使人失去内心的平静，激起了他的贪欲，而另一部分则影响到两性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男性统治女性，但不要忘记在《圣经》故事中，这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是做为一种诅咒和惩罚而出现的。在这诅咒出现之前，并不存在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很多证据也表明，在史前时期确实不存在这种现象。
诅咒的最后一部分涉及到人类与自然的对立。人必须通过惩罚性的、痛苦的而非欢快的劳动才能挣得自己的面包。这对于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说仍旧是一个现实。男人与土地的这种分离反映到女人身上就是分娩时的痛苦。男人的汗水与女人生产的痛苦，是人类在《圣经》的诅咒中所受的压迫与惩罚的两个象征。正如我先前说的：我们在今天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圣经》的作者却有根本不同的看法。
先知们弥赛亚式的理想到底是什么？是建立一个不仅仅是没有战争的和平环境；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民族与民族之间团结和谐的国家。在那里，人不再被灌输恐惧。侵略正是恐惧的结果。我们习惯于恐惧，习惯于相互不信任，以最坏的可能估量对方。先知们认为，只有当恐惧消失的时候，侵略才会消失，而这正符合他们对于弥赛亚时代的见解，在他们眼中，那将是一个富足的时代——不是奢侈，而是富足，即每个人都可以做为人类的一员和其他人共享一切他所需要的东西。这时代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人不仅生活于平静与和谐之中，不仅消除了贪婪、嫉妒、消灭了人与自然的冲突，而且产生了新的生活目的，这目的不再是获得满足生理需要的物，而是对于“上帝”的全然感知。说得通俗一些，就是让人去发展自己的精神力量，自己的理性和其他所有方面，使人得到自由，成为真正的中心，成为人类所能够成为的一切。
弥赛亚时代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人类曾经有过的天堂世界的重建。在人经历了自己做为与其他个人相分离的个人之前，这种天堂世界曾经占据过首要的地位。但是，那时的天堂是建立在蒙昧的、原始的、史前的人类和谐之上，而弥赛亚时代却是在人类完全认识了自身在历史上的地位之后，对和谐的复归。弥赛亚时代之并不标志着历史的终结，而是代表了真正人类历史的开端，因为此时阻碍人成为真正的人的一切因素都已经被战胜。
我曾阐述过弥赛亚的理想对于人类发展的创造性影响，也许没有别的理想对于我们的发展起过更大的作用。在这里不可能进行任何论战，但我确实认为基督教和社会主义都深受这一理想的影响，虽然它们都有各自的表达方式，也都在不同程度上背离了我刚才所勾勒的这一理想的本质。
弥赛亚的理想在历史上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一次又一次的歪曲，但却始终保持着活力。它在基督教世界中的遭遇就是一例，社会主义是另一个例子。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受到粗暴的和全面的歪曲。尽管如此，这一理想从未完全枯萎，我们看到了她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地恢复了生命，即使这种恢复只存在于一些个人之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这一理想所给予的强大影响，现代历史的进程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而且，除非我们密切地注视这一理想在哪里和如何取得胜利，在哪里和如何被人歪曲，要真正地理解现代历史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可以说，先知与我们有着重大的联系。除此之外，我们今天与先知时代的人们所面临的抉择在本质上非常相似。如果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会使自己完全陷于当前的种种重大事件的困境当中，我们必须认真地读一读先知们的话。我们会看到这种阅读带来惊人的作用，对于当前的世界，它会比每分钟最近的新闻带给我们更多的东西。新闻只能向我们尽示现实。而不能照亮现实。
六、哲学家与舒尔茨的对话
在今天这种无形的“暴君”如官僚和那些异化了的社会存在充斥的社会中，人越来越蜕化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东西。一个别人手中的玩偶。他不用负责任，只需按别人的指令办事：他整日所想的是怎样才能爬上去？怎样才能挣更多的钱？至于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人，他是从来想不到的……
舒尔茨：政治抵抗的问题正在全世界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引起抵抗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抵抗所采取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在某些条件下，我们有权力，甚至有责任进行抵抗。
圣雄甘地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范围广泛的探索，提出了多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和战略上的逐步升级，后来又在实践中运用它们，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但对于甘地来说，抵抗不仅仅意味着采取某些方法以达到最大的成效，还意味着一种信念，一种使人充分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参与感。甘地的非暴力反抗者与士兵不同，他们虽然也要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这种勇气不是用于战争，而是和平地体现出来。他们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拒绝使用武器。只是到了现在，我们才开始意识到非暴力抵抗的伟大的政治意义。希特勒在当时并没有遇到任何可与甘地反抗殖民势力的抵抗相提并论的东西。
对希特勒的抵抗正是我们要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包括那些起了作用的和未起作用的。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对他的反抗意味着什么，必须首先了解希特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象他所掌握的那种以非理性为基础的权力是如何膨胀起来的。
现在有不少关于希特勒的作品问世，但我们发现大多数作者对他缺乏深入的了解，许多对他个人品格的解释是牵强附会的。很多作者得出结论说，反抗希特勒的活动要是更有效地组织一下，本来是会获得成功的。
事情果然如此吗？许多反抗希特勒的参与者只是很了解希特勒本人，但他们要对付的却不只是一个孤立的个人，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他们感到自己并没有得到那些与他们抱有同样希望的人们的支持，因而正在输掉这场赌博。他们整日生活在一种不安的情绪中，感到自己行动得太早，同时又太迟了。希特勒的失败是早已注定了的，但是当时的人们是否已成熟到了能在没有希特勒的情况下发挥政治功能的地步？这成了当时许多图谋干掉希特勒的关键领导人心中的主要疑问。
弗洛姆教授，您与您的许多同事不同。您很早就在鼓吹一种新的政治心理学和政治人类学。我觉得您对于暗杀希特勒的事件所作的分析很有意思，它使得在这个问题上的其他观点显得更加清晰，同时也显得更加值得提出疑义了。
弗洛姆：希特勒是个什么人？这个问题和这一类的问题常常引起人们的兴趣。他是谁？我是谁？对这类问题能否做出最后回答？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冲动、欲望和矛盾的混合体，他除了有自我意识的理解外，还有无数无意识的感觉和行动。所以无论关于希特勒还是任何其他人，这类问题总是难于得到一个完整的答案。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只能无所作为，实际上我们还是可以知道许多，足以使我们判断这个人或那个人对我们是福星还是灾星。
看一看希特勒的自传，我们就知道他从学生时代起就一直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中。一种伟大的自我感抚慰着他，使他不必强迫自己返回现实世界中。在《我的奋斗》中，他声称自己和父亲的冲突是因为他想成为一个艺术家，而他的父亲想让他成为一个文官，其实这并不是冲突的真正原因。
对于希特勒和其他一些人来说，当一个艺术家意昧着摆脱一切义务，自由地生活在幻想中。对于希特勒的父亲来说，他的儿子将来当不当文官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不过因为他自己就是文官出身，因而自然地希望自己的儿子继承父业罢了。真正使这位父亲优虑的是他发现自己的儿子没有任何责任感和自我约束感，从不考虑自己在生活中应担任的角色和要达到的目的。此时的希特勒象其他自恋者一样，感到生活中只有失望。他的妄自尊大和梦想与自己实际的成就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了。这鸿沟激起了他的怨恨、愤怒和更严重的自大妄为。希特勒来到维也纳，没能通过艺术学校的考试，于是转念做个建筑师。但是进建筑学校还必须上一年预科，希特勒不能也不愿这样做。他把没有考上艺术学校的事瞒着所有的亲友，独自徜徉在维也纳的大街上，为那些富丽堂皇的建筑画了不少素描。他想这样就能成为一个建筑师。最后他终于成了一个小画匠，临幕了不少拙劣的复制品，却从来没有从大自然中学到一些什么。他靠出卖这些小玩艺换得了温饱的生活。
就他过去的雄心壮志而言，希特勒是远远达不到了。直到战争爆发，他才突然“觉醒”。在大战年代他把自己与德国溶为一体，不必再去虚构什么独立的东西了。而他也确曾是一个勇敢和可信的战士。但没过多久，他的长官就开始抱怨他对上级的自高自大。自高自大是希特勒身上一个根深蒂固的特性，即使在后来他登上权力的顶峰，能够让所有其他人都来舔他的靴子时也是如此。除了他所谓的“命运”、“自然法则”和“上帝”以外，一切都不在他的话下。
希特勒个性中的另外一面是极端的自恋。这是一种可见的东西，但人们往往在别人身上比在自己身上更容易看得出来。在一个自恋者看来，只有自己的东西才是真实的、重要的和有影响力的——我的思想、我的肉体、我的财产、我的意见、我的感情，等等。而那些我以外的东西则是苍白的、没有生机的。在病理学的例子里，一个自恋患者可以严重到根本无法感知外界发生的一切。希特勒一生都在自恋中生活，甚至对自己的母亲都没有感情和漠不关心。他确实没有朋友，与其他人完全隔绝。他只关心自己、他的权力、计划和意愿。
希特勒个人品性中最重要的部分大概要算“嗜尸癖”。这意味着爱好死亡的、遭到破坏的、没有生命的东西。“嗜尸癖”是个很复杂的题目，这里不可能细究，但可以指出某些特征。我们可以将人分为两类，一类人热爱生命，另一类人仇恨生命。热爱生命的人容易辨认，这样的人最有魅力，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不仅爱某个事物、某个人，而且热爱生命。但还有一些人不爱生命、仇恨生命．他们对于无生命的、死亡的东西更有兴趣。
舒尔茨：但是希特勒的这种“嗜尸癖”为什么没有激起更多的反抗呢？这是否说明这种恶癖，至少以潜在的形式在人群中广泛存在？在希特勒和那些追随他、信服他和尊从他的人们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系，某种天然的感情，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