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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情概念的重要性远远不止于心理分析诊断的应用上，而很可能是人在对现实做出估价时产生错误和矛盾的根本原因之一。移情现象使我们戴上有色眼镜看待事物，把事物看成我们所希望的那样，避免看成我们害怕的那样，于是混淆了真实与幻象。
这种现象在年轻人陷入情网时经常出现：他和她都如此热烈地被对方的美貌、善良、风度所吸引，因而很快结了婚。但在六个月以后，双方都发现自己与之结婚的并非当初爱上的那个人，那么多优点一下子无影无踪！这时，双方往往会相互怨恨，觉得是对方骗了自己。其实，他们是自己骗了自己：他们爱上的不过是一个幻象，是自己移情的对象，而那些优点也都是他们希望有的，或是他们的父亲、母亲等人所具有的。如果他或她早些懂得移情的道理，也许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
在政治生活中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成千上万的群众热切地希望出现一个救世主，一个代表真理的人物；而当有人出来成功地扮演了这个角色时，大家就把自己的期望转移到他的身上，真的把他当做救世主。这样的领袖人物不一定都是坏人，但也确有一些是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人（如德国的希特勒）。有些政客惯会利用群众的这种移情心理，并且收到了理想的效果。这些政客们在电视摄象机前尽量给人留下最好最深的印象，温文尔雅，落落大方，再把选民们的孩子抱起来吻一吻。这样，就会使看电视的人暗中思忖：既然他这么爱孩子，怎么也不会是个太坏的人。
如果人们多懂一些移情的道理，这类错误就可以不犯。如果我们能更具有批判的眼光就可以分清真实与幻象。有时，一个轻微的，无意的动作会比长篇大论更能说明一个人的为人。当然，掌握这种技能需要学习，需要实践，而我们的日常生活为这种学习和实践提供了最广阔的场所。
心理分析学的新发展
现在，我们可以简单地总结一下从心理分析学中产生的各个不同学派，它们的发展过程和前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弗洛伊德本人率先修正自己原来的理论，从而开始了这一发展的过程。在弗洛伊德的新理论中，爱情渴望和死亡渴望的冲突，取代了性欲冲动和自卫本能的冲突而成为问题的基础。爱情渴望使人聚合，死亡渴望使人破坏。虽然弗自己并未意识到，或是不这样认为，我还是把这个变化看成一个根本的转折，并且可以说，它标志着弗洛伊德自己创立的心理分析新学派的开端。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的著作成为心理分析学的第二个重大里程碑。象其他许多心理分析学家一样，荣格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镰，否认性欲的中心地位。他把心理能量看成一个整体，而“里比多”也成为这个整体的能量，而不仅是性欲的能量。他指出，心理分析医生从病人的无意识中发现的东西，在世界各民族的神话和宗教信条中都可以找到。荣格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人类最为原始的材料，也包括涉及各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文化背景。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持有不同的意见。他所感兴趣的不是神话和深层心理，而是人类为生存而战的策略，这样他就将权力欲望作为人类动机的关键。不过，这样简单地解释阿德勒虽然过于鲁莽，他的著作非常博学而复杂，对于理解人的本性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他第一次（在弗洛伊德之前）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将人类的侵略性置于中心地位。
此外还有两个值得一提的学派，即瑞士出生的美国人阿道夫·迈耶创立的精神病学派和杰出的美国心理分析专家哈里·斯塔克·苏利文的著作。英国心理学家罗纳德·莱恩继承苏利文的衣钵，始终坚持他的成果中最激进和最有成效的部分。撇开他们的分歧不谈，这三个人在两个主要点上意见一致：首先，他们都否认性欲是人类行为的主要动因；第二，他们都认为问题的重点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于人如何相互影响和相互作出反应。非常有趣的是，这些人都很注重精神分裂的现象，不认为它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疾病，而将它看作某种个人经历和人际关系所产生的后果。这种后果是剧烈的，但仍然属于心理学的范畴。
还有一些心理分析学家的理论也从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分离出来，如弗尔班克、岗特里普和巴林特，也许还包括我。所不同的是，在这些人的著作中，研究人际关系的组成时重点不在精神分裂现象，而在于社会和伦理的力量。
既然已经讨论了心理分析学的发展过程和重大成就，我们就必须考虑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心理分析学的前景如何？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极端对立的意见，一种认为这门学问毫无用处，用这种办法帮助人的企图毫无成果。另一种认为分析方法是解决所有心理问题的灵丹妙药，如果有人出现了这类问题，应该立即去找心理分析医生并听从他的指导。后一种看法不久以前在美国十分流行，但这几年出现的一些新的治疗方法又使它的影响减弱了。
在我看来，完全否定的意见无论如何是不合适的，不符合我从事心理分析四十年的经验。诚然，很多心理分析医生做的不如他们应该做的那样好（任何一种职业都有这种情况），有些方法对于有些病人不够对症下药。但事实是，分析方法确实医治了很多人，帮助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看清了自己，对自己更诚实，使自己更自由，更接近现实。这是一个常常被人忽视的、十分了不起的成就。
某些时代的潮流阻碍了人们对分析方法的客观认识。许多人认为只有药物能起作用，药片才是万能的，如果不吞下去点什么，就什么作用也不会有。另外一种流行的看法是我们必须在一夜之间解决问题，一切都应该很简单，很容易，就象吞药片一样。如果学习一样东西需要花费力气，那么这样东西就一定是不值得学的。这就是当今的时尚。
也许下面的故事能够说明我的意思。一个年轻人走进一家高级餐馆，对着菜单看了很久，然后对领班说：“对不起，你们这儿没有任何我爱吃的。”然后站起来走了。两个星期后他又进了这家餐馆，领班非常有礼貌地间他，为什么上次什么也没看上？年轻人答道：“唤，我本来能找到爱吃的菜，但我的心理医生告诉我做事要果断。”用这位医生的方法，我们学会了如何显得更自信，如何在这种高级领班面前镇定自若，但就是没有学会理解为什么我们会如此缺乏自信。于是，我们仍然是缺乏自信的，更糟的是现在反而认为自己并非如此。我们为什么感到惶恐？不是因为我们惧怕权威，而是因为我们是尚未发育完全的人。我们还没有完全长大，还是要人扶持的孩子；我们对自己充满怀疑，没有自信的勇气。行为主义的方法对这种情况是无能为力的，他们能够做到的只有将垃圾用地毯盖住。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批评都不公正，有些意见还是相当诚恳的。做为一个心理学家，我们有帮助人们了解自己和了解世界的神圣责任，同时又不能做得过分。心理分析医生不能把病人培养成依赖别人的人，而应该帮助他们自己掌握分析的工具，学会分析自己。心理医生每天早上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自我分析，就象佛教和瑜伽中的冥想功呼吸法一样。重要的是躲开尘世的喧闹，回归到我们自己，不再机械地做出反应，而是“净化”自己，使自己的心灵中呈现出一片净土，然后在这片净土上繁衍真正的生命。
任何一个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实践的人，都会经历一种深刻的感觉。他会感到自己正在被“治愈”，正在恢复健康。但是，完成这个过程需要有耐心，而耐心恰恰是不可多得的。对于所有有志于此的人，我都想说一句话：祝你成功！
五、人是谁
人是一个置身于不断发展过程中的生命体，在生命的每一时刻，他都正在成为，却又永远尚未成为他能够成为的那个人。
许多人从来不曾以人类的特征来认识自己，而是为自己创造各种各样虚假的特征……
“人是谁”？这个问题将我们引入了诸多问题的核心。如果人是一件东西，我们就可以问，人是什么，并且象定义自然中某一物体或某种工业产品那样来定义他。但是人不是一件东西，所以也不能那样来定义。然而，虽然如此，人还是经常被看成一件“东西”，他被描述成一个工人，一个工厂经理，一个医生，等等。但是，这种描述只说明了这个人的社会功能，也就是说，人被按照他在社会中的位置而予以定义。
人不是一件东西，他是一个置身于不断发展过程中的生命体。在生命的每一时刻，他都正在成为、却又永远尚未成为他能够成为的那个人。
虽然人不能象一张桌子或一座时钟那样被定义，但也并非完全无法予以定义。人的定义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他的思想。动物也有所谓的“思想”，但那不过是为了获得食物和其他本能需要的必需品。人的思想可以超出他对生理需要的满足，而去探求他本身的存在和他周围的、脱离他的存在而存在的世界。这就是说，人不仅有动物也有的智力，并且还有理智，并以它来观察客观实在。如果人遵循理智行事，就能同时做为理智的和肉体的主体，为自己的最高利益服务。
然而，经验告诉我们，许多人由于被贪婪和虚荣所障目，在自己的生活中并不依照理智行事。更糟糕的是，许多国家的人们的行动更加不受理智的指引，从而导致走向最后的毁灭。《旧约》中，先知们最主要的使命并不象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未卜先知，而是间接地提醒人们：他们目前的行为会在未来产生什么结果。
既然人无法象物那样从外部进行定义，我们只好以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个人经验来定义人。于是，“人是谁？”即“你是谁？”这个问题就变成了“我是谁？”当然，唯一正确的答案是：我是人类的一员。
许多人从来不曾以人类的特征来认识自己，而是为自己制造各种各样虚假的特征。对于上述问题，他们的回答是：我是一个教师，一个工人，一个医生。然而，一个人的职业并不能说明那个人本身的任何问题，这样的回答连真正答案的线索都没有提供。
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另一个困难，任何人都具有某一特定的社会、伦理和心理的趋向，然而在何种情况下我们才能知道某人的这种倾向是永久性的？抑或某些强烈的经验将使这种倾向改变？人们在一生中究竟能否达到这样坚实的一点，在这一点上他们真正最后地成为他们自己，而不再发生变化？即使有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真的达到了这样一点，那么如果他们的生命继续延长，情况又会怎样？
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定义人。人被两种不同类型的激情和冲动所驱使：一种是与生俱来的、人人相同的生理需要，包括为求生存而必不可少的条件：满足饥渴、寻求保护，一定的社会结构，性的满足等等（最后一项需要在程度上低得多）。第二种激情和冲动并不来自生理需要，在不同的人之间也有很大差别，它们包括爱、欢愉、联合、嫉妒、仇恨、竞争、贪婪等等。它们来源于不同的社会结构。
在一个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社会里，双方都充满仇恨。被剥削的一方自不必说，剥削别人的一方的仇恨来自对有朝一日会遭到报复的恐惧。另外，他们还仇恨任何打乱秩序的动乱，他们需要平静的生活来使自己的心灵得到慰籍，不至因为剥削别人而产生罪恶感。但是，只要缺乏平等和正义，仇恨就不会消失；只要人们继续以谎言来替他们对平等和正义的侵犯辩护，真理就不能胜利。
有些人声称类似平等和正义这类原则是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而产生的理想，而不是人自然天性的一部分。我无法在这里详细地驳斥这种观点。但是可以提出一个事实：只要看一看，人们对于他们的敌对集团侵犯这类原则所做出的反应，就能明白在他们的内心最深处，确实存在要求平等和正义的强烈的价值观念。人的意识的最敏感之处莫过于他们对于侵犯正义和平等所做出的反应——哪怕是最轻微的侵犯——并且证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清白。如果人没有平等和正义等道德的本性，这一切现象又怎么可能产生呢？
要结束现代消费社会中被扭曲的人的状况而使真正的人类历史得以开端，只对这种状态全然认知仍是不够的，还必须伴有同样全然的忏悔精神。忏悔不只是对某一件事感到遗憾，而是一种强烈的感情。一个充满忏悔精神的人对自己的所为感到无法容忍。在人类的所有的激情中，唯有真正的忏悔和与之相伴的羞愧能使旧有的罪恶不再屡屡重犯。在没有忏悔的地方，无罪的幻觉就会滋生。然而真正的忏悔究竟在何处？以色列人对于他们灭绝迎南部落的暴行有过忏悔吗？①美洲人对于扫荡印第安人感到过忏悔吗？千百年来人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强权即公理”的社会中，从而使忏悔的精神黯然失色了。罗马天主教会给个人提供了一个承认自己罪孽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听到自己良知的声音。然而，个人的忏悔无助于一个集团、一个阶级、一个民族、一个主权国家所犯下的罪行。于是，我们仍然走着老路，一只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我们的敌人，而另一只眼睛则什么也看不见，对自己的人民所做的坏事无动于衷。
① 据《旧约》记载，迦南是耶和华和以色列人祖先亚伯拉罕立约时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后以色列人首领约书亚率众攻占迦南时，一路上将当地居民斩尽杀绝。
智力完全可以为了邪恶的目的服务，而理智却不然。理智意味着我们认知了现实，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去故意歪曲现实。
正因为人具有理性，他才能以批判的眼光来检视自己的行为，认清什么有利于自己的发展，什么不利于自已的发展。他尽其所能使自己的智力和理智和谐共生，最后达到幸福的境界。斯宾诺莎向我们指明，欢悦的对立物是沮丧，而看来欢悦乃是理性的产物，而沮丧则来源于错误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在《旧约》中有着最清楚不过的证实：以色列人生活在富足之中却缺少欢悦。
有很多很多的人从不知欢悦为何物，却没有一个人从未感受到过痛苦，无论他们多么固执地压抑自己对于那痛苦的惑受。同情心和对人类的爱是不可分的，没有爱的地方就不会有同情。冷漠是与同情相对立的，我们可以说那是一种带有精神分裂倾向的病态。
先知与现代人
除了正牌的基督徒和犹太教徒以外，先知对于今天的其他人还有任何意义吗？或者说：难道先知在今天不应该仍然具有意义吗？难道不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先知，却需要先知的时代、因为我们认为先知已经完全与己无关，先知对于我们才更加有意义吗？要想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就《旧约》中的先知究竟是什么而达成一致的意见。先知是一个能揭示已被注定的未来的预言者吗？是一个只带来坏消息的人吗？是卡珊德拉①的子孙？或者他是一个传神喻者，象特尔斐②的传神喻者一样，指示我们应如何行事，哪怕这指示是多么的含混不清？
①卡珊德拉：希腊特洛亚公主。阿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