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压。虽最终平定蜀地，但“蜀乱由赋敛苛急，农民失业”，赵光义深受震撼，被迫下《罪己诏》，先是将责任推给了蜀地官员，道：“朕委任不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管榷之吏，唯用刻削为功，挠我蒸民，起为狂寇。”又称“自今而后，永鉴前弊，改弦更张”，终于放弃了对蜀地财富“剃头式”的劫掠。
（太宗皇帝不喜欢四川人，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四川人被北方人称为“川子”，也即说四川人粗野放诞，不遵礼法，是一些好乱易动的奸恶刁民，当然也不排除某些险恶的用心，毕竟诸葛亮就是从那里出来的，哪天那里在冒出这么个猛人，宋朝的天下焉有存呼。太祖刚刚统一四川就发生后蜀降兵大起义；太宗末年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王小波、李顺起义；真宗初年又发生震动一时的王均兵变，短短30年间变乱频生，使得当权者对四川颇为反感。北宋朝中的舆论大肆宣传四川乃乱民丛生的危险地带。仁宗年间的诗人张俞曾描述外人对蜀中民风的看法，简言之就是“奸讹易动”。梁周翰就对四川的地理、经济、民风等进行了一番易于作乱的宣解：“夫九州之险，聚于庸蜀，为天下甲也。五方之俗，擅于繁侈，西南为域中之冠也。多犷敖骜而奸豪生，因庞杂而礼义蠹。”这样，四川就被王朝中心建构为边缘之地：这里地形险要，人心险恶，根本不能与中原上国的淳朴民风相比。被权力中心边缘化、妖魔化的四川人民，长期遭受到朝廷的暴政压迫。把四川描绘成奸民险地的梁周翰，到蜀地为官后对蜀民大搞严刑峻法，把人活活打死之后，仍理直气壮。余靖代表朝廷拟写的给益州（今成都市）知州文彦博的制书，居然要他到蜀地后“勿贪宽厚之名”，这就是公然鼓励和敦促地方官到四川搞暴政了。为对付所谓的蜀中奸民，大宋自真宗以后就把犯罪的蜀民，不论罪行大小，全家老小一律赶出四川，有些人甚至永远不能回家乡。王安石曾说：“蜀自王均、李顺再乱，遂号为易动，往者得便宜决事，而多擅杀以为威，至虽小罪犹并妻子迁出蜀，流离颠顿，有以故死者。”可见，蜀地被塑造成一个危乱之地后，暴政在四川的推行就具有了合法性和习惯性。更有甚者，天圣年间，益州知州程琳，因为对四川祭神集会的风俗心存偏见，而制造了一件血腥冤案，当时“蜀民岁为社，祠灌口神”，程氏却把祭祀水神李冰的表演当做是“置官属吏卒，聚众作乱”，而“捕其首斩之，配其社人于内地”。
宋代以科举取士构建官僚集团，南方文化迅速上升，福建、江西、四川等地都成为书香之地，在科举上优势突显，成绩斐然。这引起身居权力中心的北方人的恐慌，为维护既得利益，从政治上加以打压南方就成了宋初新政之一。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太宗曾以诏书知会御史台要求审查全国官员的籍贯，严禁南方人在本道担任知州、通判以及转运使等官职。宋代前期的执政集团一贯看不起南方人，他们编造了一个太祖曾定下不准南人为相的祖宗旧制，到真宗朝，名相寇准（陕西渭南人）和王旦（山东莘县人）等大批北方士大夫仍然对南人蔑视有加，在南方入宋已近40年后，寇准仍称南方人为下国人。在明神宗年间的变法与不变法之争中，福建新进士人借参与变法大量涌入权力中心，吕惠卿（泉州）、章（南平）、蔡确（泉州）、蔡京（莆田）、蔡卞（莆田）等福建人相继成为变法派的骨干，而反变法势力虽然一度失势于权力中心，但他们凭借把持政治话语权的地位，极力塑造福建人是反复无常的小人的舆论，“福建子”三字在宋代便成为在政治上反复无常的小人的代名词，由邵伯温建构起来的王安石晚年在家里写此三字以泄愤的故事被同道广为传布，几至家喻户晓，竟使得“中州人每为闽人所窘”，便“目为福建子”以泄愤。
此后，福建士大夫一旦被当权者贴上“福建子”的标签，就意味着其政治生命的终结。宋徽宗时甚至出现“移乡福建子”的新绰号，四川人任伯雨曾弹劾山东密州人赵挺之“观望险诈，号为移乡福建子”。“福建子”的舆论在当时已深入人心，连一般的士人也敢在闽人权贵面前表现出对福建人的不屑。福建人吕惠卿知延州（今陕西延安）时曾将孙女许以一新科进士，该进士竟跑到开封府找知府蔡京（福建莆田人）要办理悔婚，并对蔡说退婚的原因只是“不喜与福建子相交”。尽管宋代北人士大夫竭力使闽人边缘化并未能阻止闽人进入政治权力中心，但是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他们几乎成功了，《宋史》中《奸臣传》的北宋部分就几乎成了福建人的专版，《奸臣传》总共20人中，福建就占了9人。这似乎证明了“福建子”的确不该在政治上得到皇帝的信任。
寇准除了讨厌福建人，也讨厌江西人，他支持杨亿打压江西新余人王钦若。在寇准的默许下，杨亿与他的同事们编了一场戏捉弄王钦若。演戏的舞台在办公室，剧情是：一人扮作王钦若死了，另一人扮作他的母亲，扑在他身上号啕大哭。王钦若知道后气得发疯，咬牙切齿地说要进行报复。有一次，寇准主持科考，江西的萧贯高居榜首，寇准以他出身“江南下国”为由，硬是把他的状元拿掉，将山东平度的蔡齐推为第一，还逢人便讲：“又为中原夺得了一个状元。”江西临川人晏殊是个神童，深得宋真宗赵恒的赏识，14岁那年，皇帝要赐他为进士出身，寇准表示反对，理由是他为南方江西人。皇帝不满，反驳说：“朝廷选拔人，唯才是举，如今四海一家，怎能讲北方人还是南方人！唐朝的张九龄不也是南方人吗？”
宋真宗时期，南方人中有吏能和才干的、能够对北人构成威胁的人，从人身到人格都被北方人妖魔化。王钦若和同为南方人的陈彭年（江西南城人）、丁谓（江苏苏州人）、林特（福建顺昌人）、刘承（江苏淮安人）走得比较近，被寇准、王旦他们合称为“五鬼”。王钦若因为外貌被嘲笑为“瘿相”，丁谓被嗤为猴形斜眼，刘承为宦官，被贬损得更低。陈彭年还被称为九尾野狐，江西德安县人夏竦被视为“奸邪”。其实探访史实，这些人并非都像这些不堪的称号所描述得那么不堪，相反，他们全都是非常具有吏能和才学的，在理财能力、文化涵养和学术造诣方面达到很高的水平。这些称号污蔑的成分很大，这是北宋政坛南人先行者所付出的代价。
可见宋代的妖魔化地域歧视，是当权者或者当政者不作为，带着一厢情愿的有色眼睛甚至是某些不可告人的秘密造成的。）
请记住本书：。阅读网址：
推书，这次短篇有点多。（）
1、《楼兰》井上靖，西域文化的一个短篇集子，主要是在汉朝，其中《楼兰》这篇对楼兰的整个变迁写得很详细，霍去病，班超这些都有过出场。
2、《芙蓉镇》古华，挺幽默的一本书，通过几个人物的穿插描写对1966…1976年那段荒诞时期写得很到位的书，有人曾说这本书至少可以写成三本书，作者却浓缩成了一本，有点浪费材料，其实我觉得不然，毕竟‘浓缩即是精华’。
3、清明节我把《红顶商人胡雪岩》读完之后，接着又读了唐明浩的《曾国藩》，彼此剧情有穿插，所以我拉的很快，说实话，文笔和高阳差了很多，毕竟高阳是受过古文熏陶的，而且听说光清廷秘史他就整整读了几麻袋，又对清朝的各类掌故，笔记，风土人情更是了然于胸，写出来的东西确实技高一筹。不过我挺钦佩唐明浩的，研究曾国藩整整研究了十年，能出这样一本不错了，只是缺少了一些波澜，不过最后曾国荃攻下天京，五千天国勇士集体自焚那一截写的挺好，这两本书里面都写了清朝的四大奇案中的刺马案，所以我又去专门找了一本吴蔚的《暗藏杀机：清代四大奇案卷宗》，有点像历史报告文学，这里面的知识量之大，让人叹为观止，四大奇案分别是：甘肃冒赈按，科场案，刺马案，杨乃武与小白菜，写得非常好，说实话，愿意这样引经据典写历史的人不多，阅读量是最大的瓶颈。
4、说起历史报告文学，活着介于历史告文学之间的历史报告万历十五年》黄仁宇便是这里面的翘楚，各种细节写得非常好，张居正那一截写得非常好。再推一本《国史十六讲》樊树志，经济，政治，人文，风俗都涉及到了，樊树志的《晚明大变局》也写得很细。
5、接下来推一些世俗读《断魂枪》老舍，再读《神鞭》冯骥才，两种特别不同的感觉，研究义和团的文人不多，冯骥才写得很精彩，他还有一本《俗世奇人》的短篇集，各种神奇的人物，燕子李三也写进去了，不妨读一读。
《遍地风流》阿城的，也是一个短篇集，有些小故事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他还有一本《通识与常识》，不妨读一读，读了后发现我们原来这么的无知。《闲话闲说》里面推荐了一些世俗多也许读过，也许没读过，不妨去找来看看。
《夹边沟记事》杨显惠，一个故事集，挺让人震撼的一段往事，令人心酸，令人流泪，但愿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刘恒《狗日的粮食》、《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挺幽默的。
汪曾祺被称为最后的一位文人，师从沈从文，谈到文笔，钱钟书，沈从文，汪曾祺这些人的来是一种享受，沈从文我还专门去书店买了他的《边城》和《湘行记事》这两本实体书，实体书上要全得多；汪曾祺的《受戒》写得很幽默，没多长，不妨去读一读，实体书的《受戒》是一个短篇故事集，汪曾祺喜欢写美食，我暂时还没来得及读到那里，下次再推。
《铁浆》朱西宁，故事挺好，也不长，我就不剧透了，他的儿女也写且都还不错，朱天文《世纪末的华丽》，我不是太喜欢，朱天心《古都》，暂时还没读到，就不做追叙了。
《黄金时代》黄小波，可惜英年早逝了，他在的话，风头绝对盖得过今天的高晓松，杂文读起来也是特别的有趣，这段时期我在攻读他的合集。
《城南旧事》林海音，有点像她的自传读起来特别有感觉，写得很细，最好找个繁体版的来读，简体版的不全。
这次就推这么多吧，大家不必读我的一定要多读书，多读实体书，这样你会发现长了不少的见识。
第618章 大蜀王又来了（三）（）
话说卫军进攻成都、即将破城之际，急中生智的大蜀王李顺其实早就想好了逃生的办法，他招来众多到成都府避难的流浪僧人，以菜饭招待，以念经祈福。早晨天微亮之际，僧人们分东西两门出去，李顺也在混乱中不知去向。第二天，卫军入城，逮得戴着王冠、相貌颇似李顺的壮士，遂当作李顺杀之，其实那人根本不是李顺。川人传言，李顺剃度后混在僧人队伍中逃遁。此后数百年，再也没有大蜀王李顺的任何一点消息，有人说他死了，有人说他还活着，成了神仙，至于为什么没有降罪于带给他那段不堪往事的朝廷，可能是他在天上遇到了不错的温柔乡，早已乐不思蜀了。
也有人说在绵州的报恩寺见过他，或者说是他的后人，那里的和尚也娶媳妇，报恩寺的淡季，总能看见里面有女客会逗留很长的时间。那里的和尚吃肉不瞒人。年关也杀猪。杀猪就在大殿上。一切都和在家人一样，开水、木桶、尖刀。捆猪的时候，猪也是没命地叫。跟在家人不同的，是多一道仪式，要给即将升天的猪念一道“往生咒”，并且总是老师叔念，神情很庄重：“……一切胎生、卵生、息生，来从虚空来，还归虚空去。往生再世，皆当欢喜。南无阿弥陀佛！”
听说那里的和尚有数百亩良田，他们用它来收租，听说放出去的租子很少有收不回来的，因为他们怕菩萨不高兴。
檀道济从没想到做假和尚也这么不容易，国家有皇帝，三省六部，枢密院与三衙，三司使，监察御史，诸寺监，内侍省，翰林学士，馆阁学士，殿学士。
寺庙里则以主持为整个十方丛林的核心，下有四大班首和八大执事辅佐。四大班首即首座、西堂、后堂和堂主，八大执事为监院、知客、僧职（又叫纠察）、维那、典座、寮元、衣钵、书记。以承担的职责轻重又可分为列职与序职两部分。列职相当于职务，侧重按办事能力和工作需要列其职别；序职相当于职称，侧重按出家资历和修持功夫定其位次。列职和序职又可分为东序和西序。东序为主位，西序为宾位，故将直接为住持工作的丛林执事待以主礼，列于东序；将辅助住持工作的待以宾礼，列在西序，听说这是仿照宫廷中文武两班朝见圣上的威仪而设。
十方丛林中，比较典型的是设四十八单执事，依东、西两序排列为：
列职东序：都监、监院、副寺、库头、监收、庄主、磨头、寮元、殿主、钟头、鼓头、夜巡；西序：典座、贴案、饭头、菜头、水头、火头、茶头、行头、门头、园头、圊头、照客；
序职东序：维那、悦众、祖侍、烧香、记录、衣钵、汤药、侍者、清众、请客、行者、香灯；西序：座元、首座、西堂、后堂、堂主、书记、藏主、僧值、知藏、知客、参头、司水。
十方丛林，一般有比较完备的组织和齐全的执事。基本设置五个部分，即禅堂、客堂、库房、大寮、衣钵寮，合称为“五大堂口”；其中后四者又称为“四堂口”。重要寺务由住持会同首座等班首与四堂口主事共议决定。此外，尚有首座寮以款待上座名宿，有侍者寮以待初学新参，有行者寮以处务行者和童行，有众寮（云水堂）以接待过往僧众。又有蒙堂以待知事、僧值以上退职人员，有单寮以待副寺以下退职人员，有延寿堂以待老、病僧人，有庄田以供禅众从事生产。各堂又各立规约以资遵守约束。
比如：知客，只理会管待往来客官僧众。维那，侍者，书记，首座；这都是清职。都寺，监寺，提点，院主；这个都是掌管常住财物。管藏的，唤做藏主；管殿的唤做殿主；管阁的，唤做阁主；管化缘的，唤做化主；管浴堂的，唤做浴主；这个都是主事人员，中等职事。还有那管塔的塔头，管饭的饭头，管茶的茶头，管东厕的净头与这管菜园的菜头；这个都是头事人员，末等职事。
檀道济如果从一个伙头僧开始，火烧的不错，饭也做的不赖，一年后便升做个饭头，又管一年，好，升为浴主；又一年，好，才能混上一个监寺，至于当时主持，必须得祖坟上冒青烟才行。天下的寺庙都这规矩，哪怕‘三皈’‘五戒’不忌，只有十多个和尚的报恩寺也不例外，或许他们怕被雷劈。檀道济原本想通过金钱收买他们，让自己再怎么也在里面混个中等职事当当，报恩寺的和尚不缺钱，人家死活不干，原来吃肉的和尚也有原则。当某一天报恩寺里来了几个眨着风流眼，扭着水蛇腰，打扮得分外妖娆的女人，这些和尚们一个个动心了，通过这些打入和尚内部的女人，檀道济总算获得了一个快速升迁到主持的不二途径………找一间大寺庙去烧戒疤，这一堂戒，会选出一个沙弥头，一个沙弥尾。沙弥头只要老成，会念经文。沙弥尾要年轻，聪明，相貌好。沙弥头，沙弥尾，将来都能当方丈。等现在的方丈退居了，嗝屁了，他们就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