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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重访济南府
我非常希望在天气适合时尽可能早地再回济南去。眼下，正是七、八月间，山东地区进入了雨季。雨下得很大，乡间的大多数地方地势又非常平坦，因而交通非常困难，道路全都成了一片泥泞。在雨季结束以前，各种生意都停顿了。然而，九月份还不到，我就启程了。雇了一辆很平常的马车，由两头骡子拉着。车上，我放了一个书箱，还有一些中国式的衣物，而在车棚里面，则铺了厚厚的一层被褥——在中国，旅行者不论走到哪里，往往都随身带着这些东西，好像旅馆里不提供这些东西。那时，一辆车一天的租金是三十六文。同我们一起出发的还有大概十到十二辆车，因为路还没有干，会有许多泥坑，有时候需要人们一起努力，把车从泥坑里推出来。每天，我们至少有三次因为马车遇到问题而烦恼。有时眼前的路看上去只是一片积水和泥浆，马车夫们禁不住诱惑，离开主道，从地里绕行——那儿往往地势较高，因而比较干燥。地里的庄稼正是长的时候，村民们自然会出来阻止这种侵犯。一次，我们陷入了严重的麻烦之中。庄稼的主人坚持让车转回道路上去，赶车的人争辩说，他们并不是故意侵犯，但是那路实在无法通行。双方争吵得越来越激烈，村民们都跑来支援那个农民，随身带着竹竿之类武器，以便在必要时对付入侵者。马车夫们看到村民们向他们步步进逼，个个怒不可遏，脱下大衣来，准备战斗。双方已开始动手动脚。看到这种情况，担心出现严重后果，我走到村民中的两位长老面前，指出，如果不对他们的人加以约束，那就难以避免严重的后果。“你们看到了，要我们原路返回去，是绝对不可能的了。我们有一辆车的轮子已经断裂了，你们不会希望我们所有的车的轮子都坏掉吧？那样的话，倘若外地人听到了，对你们村可没什么好处。让马车从这干燥的地方通过吧，而我，作为分内之事，将把那辆损坏的车上的货物转移到我的车上”。那两位长者听着，思考了一番，然后招呼村民们停止阻拦，放我们过去。当我们到达下一个旅馆时，马车夫们都非常感激，表示愿意给我一笔酬金，因为我把他们从麻烦中解脱出来。在济南，我发现麦考文先生情绪非常低落，几乎处于一种绝望状态。我到济南不久，烟台长老会联合教会的威廉姆森先生和妇人就也来了，带着一个中国人，李先生，他曾为烟台的行医传教士亨德森（）医生做了多年助手。除了散发传教宣传品外，李先生还向急需的患者赠送一些简单的药品，如奎宁、止痛药等。一到济南，李先生就发开了高烧。大概过了十天左右，威廉姆森夫妇要到泰安去，把李先生交给我照管，希望经过几天休息后他能恢复健康。但后来发现他的高烧是由恶性斑疹伤害引起的。城里没有任何其他外国人，所以李先生留在旅馆里和我在一起。他发烧的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我用鸡汤喂他，认为那是最容易吸收的食物。半个月后，他的体温已高得吓人了。我决定每隔一个小时就喂他几匙子鸡汤，不论是白天还是夜里。在夜里，我习惯了在每个小时快结束的时候醒来，就像在脑子里安了一个闹钟一样准时。第二十天上，他开始大量出血，我担心他再也恢复不过来了，因为我不相信一个人在失去这么多血液以后还能活下来。然而，第二天，令我大为高兴的是，他开口问能不能喝点小米粥。他很贪婪地把送给他的小米粥都喝光了，没有够，还要。从此，他的健康状况迅速好转，只是脾气并没有变得更好一些。无论我做什么，都不能使他高兴起来，尽管我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照顾他。最后，他又想家了，坚持要回烟台，尽管身体还没有复原。我雇了一顶轿子抬着他，让我的仆人跟着一路上照顾，我自己步行把他送到三英里之外。当我回到旅馆后，头痛得厉害，随后发现自己感染了病人传播的热病，病倒了。因为就我一个人，我捎信给麦考文先生。他正在进行为期两天的休假旅行，得到消息后立即返回城里照顾我，直到我恢复健康。这次得病使我拥有了对更严重的病毒侵害的免疫能力，在我置身于数百万感染了伤寒的饥民中间的时候。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行路难：旅行北部中国
中国的路是最不同寻常的。山东、直隶和河南平原事由黄河携带下来的泥沙冲积而成的。在山西，有一种奇特的黄土山塬，当地农民在里边挖洞居住，夏天凉爽宜人，冬天则很温暖。这些省份气候干旱，有时候六个月内不见一滴雨水，在满是尘土的路上，车子可以很轻松地行进，因为在近百英里的路程内见不到一块石头。然而，在六、七、八月份，当雨季来临时，路上洪水四溢，水与尘土混合，形成无法行走的泥沼。路上的交通都中断了，三个月里，一般来说生意也都停下来，其间所有的资金都被锁在柜子里产生不了任何利润，对整个中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样阻碍生意的还有大城市里的狭窄街道。在天津，道路之狭，不能容许两辆马车交错而过。这经常在马车夫之间引发严重争吵，争执谁应该把车子退回到街头。有时在第一辆车子后面又跟上另外一些车子，遂至十多辆或更多车子拥挤在一起，导致数小时的延误。浪费的时间给商人们造成了很大损失，有时会逼迫他们花钱买下一部分街区拓宽道路，使之畅通。还有一种方式，冷静的官员和商人上都没有想过，后来有一天义和团却做到了：他们把城付之一炬。在重建时，当局加宽了街道，使小马车和四轮大车畅通无阻，所有的人都大受其益。那时候，在中国北方，政府官员一般使用的交通工具是轿子，根据不同等级由四个或八个轿夫抬着，行进的速度大概是每天二十英里。另一种出行的方式是乘坐更轻便的“什子”，是一个蒙着草席的架子，悬在一前一后两头骡子之间，一般来说，商人们都乘坐一种有盖的小马车，一天行驶大约三十英里左右。他们在拂晓前大约一个小时开始一天的行程，一直走到十点左右，然后停下来喂骡子，吃中午饭；十二点左右，他们再次上路，走到薄暮才停下来，住到旅店里，以防止土匪抢劫。那时——现在还是如此——在主要公路干线上每隔一定的里程就有一家旅店。在最好的旅店里，什么样的食物都能买到：精心烹调的鸡、猪肉、鱼和鸡蛋，会做出许多不同的样式；烤猪肉和大白菜像火腿和鸡蛋在英国一样普遍；应季随时供应的蔬菜有土豆、红薯、山药、白菜、芜菁、胡萝卜、茄子、豆子、豌豆、李子 、黄瓜，而每年不同季节可吃到的水果有樱桃、桃子、李子、梨子、苹果、杏、柿子、各种瓜、葡萄，而核果类则有花生、栗子、菱角、和莲子。酒有用高粱做的，呈西班牙的雪利酒的那种黄颜色；也有用大米做的；还有一种是用黍子酿制的，可以保存，喝时要加热。旅店里的规则是，按菜式定的饭菜在上席时要完全一致。赶骡子的伙计和主人吃同样的饭，只是在另一个桌子上。中午饭一般花费二百文，晚饭要花费三百文，包括晚上的住宿费。其中十分之一付给侍者作为小费。总起来，午饭花费大约六钱银子，晚饭大约是九钱。除了这种快捷方式外，在中国北方地区旅行，还有一种慢得多但更常见的方式，就是乘手推车。这种车子是中国所特有的，与美洲和欧洲的都不相同。它的中间是一个粗壮的轮子，大约有三英尺高，像马车的轮子一样结实；轮子上固定着一个架子，两边各有一个座位；旅行者坐在一边的座位上，另一边装载他的行李，正好起到平衡作用。车子由一个苦力在后面推着，前面则有另一个苦力或者一头骡子、驴拉着。这种车的载货量很大，有时能达到半吨，这取决于推车者力气的大小。车把的收敛型设计使推力最大可能地施加到轮子上。这种手推车的行进速度为每天二十英里。他们所住宿的旅馆的设施要比接待马车夫和赶脚的骡马客的旅馆差得多。他们睡的“炕”经常离地面只有一英尺高，因而很潮湿；他们吃的食物很粗糙，由小米和玉米面做成，就的是咸菜，没有肉类。夏天，车上盖着绿色的遮阳蓬，当骡子拉着车匀速前进时，乘客可以在车上读书、躺着休息或者睡上一小觉。在山东，有一个很常见的景观，就是在风力适中时，这种独轮车上都加上了一张帆蓬。当十多辆张着帆的载重独轮车沿着一条深陷下去的大路向前疾行时，看上去就象一队帆船要赶在风儿沉落在原野上某条小溪里之前，奋力飞驰一般。一次，我坐着这种手推车在靠近山东海岸线的地方旅行。由于盐碱 的渗透聚积，那儿的地面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行前人们警告我很难弄到新鲜的饮水，因为所有的井都饱和了盐碱。我们尝试着泡茶，可茶叶混合了盐碱后的味道苦涩异常。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补救办法。我弄了一袋子黄瓜，当喝了那苦涩的茶而口渴难忍时，黄瓜吃起来像苹果一样甘甜。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初识李鸿章
李鸿章是安徽省人，在平定太平天国叛乱的战争中，曾是曾国藩手下的主要将领之一。当年英国政府派戈登将军来中国，就是为了帮助他。那时他担任苏州总督。我第一次与李鸿章接触是在1875年，那时他正在烟台准备签署中英《烟台协定》，而我同一个当地人助手一起，负责照料我们浸礼会在烟台的医院。发现李鸿章的很多士兵由于患热病和痢疾来医院诊治，我将一些奎宁丸和止痛药作为礼物送给这位将军，让他分发给他的随员和护兵。为此他送给我一张手扎表示感谢。2前往青州府回到烟台后，就定居在内陆的什么地方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久。经过调查，我了解到，在相距二百英里的青州城周边的某个地方，有几个当地人教派，信徒很多，他们追求的是比中国的三大宗教所启示的真理更高的真理。我得出结论，这就是上帝准备好的将要接受我的传播的福音的地方。于是，1875年元月，我启程前往青州府。有一个少年，年龄大约十四岁，是住在烟台的一个船长的儿子，由于无法继续学业了——那时候没有学校，家里人决定让他跟我同行，以便每天晚上我可以督导他学习。在严寒的天气里旅行，一路上我们遭遇了无数的艰难困苦。时值隆冬，地上铺着厚厚的积雪。结伴同行的只有三辆马车。第一天，我们只走了十英里；第二天我们费劲力气，挣扎到午夜才到达旅馆，只往前移动了五英里。那儿是山区，风把雪从高处吹下来，路上覆盖着雪堆，你根本不知道它们有多深。路旁山坡上的地边上都插着篱笆，离路面有二、三、四英尺高。为了避开雪堆，我们不得不离开大路，从地里穿过，为此有时候不得不挖开地边上的篱笆。这使我们的行程加长了许多。一天晚上，我们的车队迷路了，只好雇了个向导。他领着我们穿越了几块种着小麦的地。村民们出来了，对我们提出抗议。劳累了一整天的车夫们没有好气，粗暴得很。双方你来我往争吵了起来。村里许多人跑来增援，看起来我们又要经历去年秋天雨季过后在去济南途中遭遇的麻烦了，这次还得去跟长老们交涉。听了我说的话后，他们转向向导——他们都认识他，毫不留情地责骂，因为他把我们领进了麦地。最后，他们对我说，“这次让你们通过，因为你们是外人，不了解情况。我们已经命令向导把你们带到最近的旅馆去。作为对他过错的惩罚，你们什么东西也不能给他”。离青州还有两天路程时，我们遭遇了一场恶劣的暴风雪，又陷入了困境。风大得很，雪尽管不深，可细小的雪粒被风裹挟着是那样强劲有力，以至于把地上的一切都刮净了。我们既看不到路上的车痕人迹，也看不见天上的太阳。在中国的平原上就像在海里一样，指南针就是太阳，因而我们辨不清东西南北。有些地方，是深深的雪堆，使我们无法沿着可以看到的路前进。碰到这样的地点，我们不得不离开大路，从地里绕行；在地里又转来转去，寻找大路，不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走。然而，在辨不清方向的风雪里、在酷寒之中摸索了将近五个小时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一家旅馆，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店老板担心还有其他旅客找不到路，事实证明果真如此：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有两辆车迷了路，车上有的人已经冻死了。青州是州政府所在地。青州府下辖十一个县。有一个时期，在以前某个朝代，它是一个王国的首府。那时它占据的面积很大。即使现在，它的面积也是一般城市的两倍，它的城墙在山东是最好的。到达青州后，我住在了一家旅馆里，并没有试图去租一个住处。我平时研究中国基本的文学和宗教，同时给从烟台带来的那个男孩上课。我们成了当地人眼中的奇景。我们习惯每天下午都进行一次短时间的散步，当我们穿着欧洲服装出现在大街上时，经常是整个城市的人都跑出来观看，那些最为好奇并且胆子大的人会跑到旅馆里来看我们；我总是尽可能友善地接待，尽管经常很不情愿地被打扰。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在青州行医
1875年秋天，雨季过后，很多人患了热病。我有源源不断的奎宁丸供应，遂免费向民众发放。对周围的人来说，那绝对是个奇迹，因为，通常情况下，只用一小包八九粒药片就能迅速制止这种令人忧惧的疾病。因而他们也来要治其它病的药，我告诉他们我不是医生。不过，我还是有另外几种特效药。我发现，止痛药是最有用的。这个夏天，霍乱很危险，突然间就会夺去人们的生命。幸运的是，我用樟脑油把许多人从死神手里救了回来。一天，警察局长到我住的地方来，说他妻子感染了霍乱，快要死了，问我能不能去看看她。我跟着他去了，发现她躺在院子里的草席上，很明显，她的亲属希望她早一点离去。每隔五分钟，我就给她滴几滴掺在糖水里的樟脑油。还不到二十五分钟，她自己转过脸来，说感到好多了。这是许多类似的例子中的一个。消息不胫而走，人们传说尽管很难找到我并从我手里得到药，可一旦找到了我就能像上帝一样手到病除。4青州府司库在前来求药的人当中，有一个很不一般的人物，是青州府的司库，青州征收的所有税粮款都得经他之手。他年龄大约有五十来岁，没有儿子，很急切地想生一个，因而娶了一个偏房，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