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我。于是他们转向我，跪在地上请求我不要坚持租房子。因为那时我对如何与中国人打交道没有经验，只好说这件事是领事决定的，我没有权力改变领事的决定。因为我的行动没有任何违犯中英合约的有关规定的地方，我要求他们释放房东，并免与惩罚。但这次会见没取得什么成果。考虑到我拥有对房子的使用权，我便住进去了。那些在烟台取得过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的中国人，用这样一些歪诗表达他们的愤恨之情：谁想把自己毁掉去给洋鬼子抬轿这首诗，在宁海的大街小巷传唱，将民众的排外情绪煽动成仇视的火焰，而我的行动又招致了更多的羞辱。当我散步时，会有一大群孩子和一些成年的地痞恶棍跟在后面，高喊：“洋鬼子！洋鬼子！”所有形容魔鬼的字眼都加到了我身上。他们向我投掷碎石和土块，晚上则借夜色掩护，溜到我的大门口，在门上涂上各种污秽肮脏之物。我的中国仆人竭力督促我就遭受的恶劣待遇向政府官员提出申诉。然而，即便如此，就像这年我在向浸礼会传教协会提交的工作报告中声明的，我的原则是，除非万不得已，决不诉求政府官员的帮助。因此，我所做的是，去寻求主的启示，按照他的告诫行动。我的心中出现了这样两个想法：一是，如果确实是上帝召唤我，让我做了一个传教士，他会在同时安排了某些中国人来聆听我传布的福音。看来在宁海没有上帝预备的来接受福音的人。二是——进一步说，我们的主的教言是：“如果在一个地方有人迫害你，就躲开他们，到另一个地方去”。于是我决定离开，感到似乎有人在这样安慰我：上帝已经安排好了另外的地方，那儿的人们会发自内心地倾听我的声音。我离开了这座城市，没有向地方官和士绅长老们说一句告别的话。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拜访一位虔诚的真理追求者
在我所有访问过的城市中，下一个就是在烟台以南八十英里的莱阳了。在那里我停留了两个礼拜。有一次，在街头布道完之后，我同两个佛教的高僧谈了起来。他们自由地讨论佛教和基督教的优越性。一位姓王的学者跟着我到了旅馆，向我提了两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如果一个人被上帝接纳了，什么是他必须做的？”以及：“为什么说基督徒有必要为人类牺牲自己？”另一位姓刘的男子拥有求道者的美誉，对他的访问使我受益非浅。任何一个有志于传教的人在出来之前，掌握一些我从这位学者那里得到的知识都会大有好处。下面是我当时写的一封信的节录：我进入了一个长而窄的房间，或者更恰当地说，是一个库房，因为两边都铺着麦秸，中间只留出一条狭窄的过道，过道的尽头摆着一张桌子。刘面向我们坐在那儿，在他的右面墙上，有这所房子唯一的一个窗子。在他的面前有三本书，一本是孔子学派的著作，一本是道家的（《道德经》），第三本是基督教的。我问哪一本书揭示的是真理，他回答说它们揭示的都是真理，每一本书都来于上天的启示。这不是他的即兴随意之论，而是他的坚定信念。我拿起放在他面前的《新约》，提了几个问题，想确定他的理解达到了什么程度。另外一些人走了进来，其中两人对我们的问答表现出了极大兴趣，一个躺到了麦秸上，不时地发表一下自己的论点；另一个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一直像一尊雕像一样静静地站在过道之间。在门口，另外有些人在聊天，说笑话，对外国人的到访漠不关心。在我离开这座城市之前，刘到我那儿去，同我进行了另一次交谈。尽管我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这些人，但与他们的会见影响了我的未来，后来发生的事情正说明了这一点。在莱阳拜访了这位姓刘的先生后，我意识到，发明一些手段将中国的哲学家们从迷信的链锁下解放出来，是很必要的。迷信使他们的心智被阴阳和五行观念禁锢着——他们用阴阳五行模式解释天上地下的所有奇迹。驱除他们的无知的办法之一就是做一些讲座，通过物理和化学实验把关于自然规律的真实的概念灌输给他们。回烟台后，我通过直观演示法给我的中国助手做过这类实验。16一个非基督徒关于耶稣基督绝妙好辞1872年春天，我试行了一种新的传教方式，从此以后，这种方法我屡试不爽，因为在同有头脑的中国人建立密切关系方面，它表现出了极大的可能性。一份上海的报纸（可能是林乐知先生主持创办的）提供奖金，组织了一次有奖征文，要求应征者回答这样的问题：我是谁？1873年，一位秀才（相当于学士）带他的孩子到烟台，请布朗医生为他医治眼疾。在医院期间，他读了一些我们基督教的书籍，其中有《圣约翰福音》和我们的一些报纸。在一张报纸上，他发现了上面提到的征文启事，于是写了一篇引人入胜的精彩论文。我把他的文章翻译成了英语，寄给了浸礼会差会。下面是论文的摘录：我就像海中的盐，能感觉到它的存在，但你却看不见它；我是花儿的芬芳，你把花掐下来，但它已远离了你的把握。人们认为我居于有形之物，但他们在任何有形之物里都找不到我的踪迹；偶尔他们会与我照面，但他们却不知那就是我，因为我的面容使他们犯错；那些能认出我的人，才是我的真正信奉者。那些能够被分裂、赋形、杀死的都是具体之物，但我是那惟一的整体，渗透一切，却没有形状；你抬起头来，向高处找我，却不知我就在下面；你在前面寻找我，紧紧的追逐我的踪迹，却不知我也会在你的身后。在太阳底下所有奇妙的事物之中，最伟大的奇迹是永远存在的客观真实。我是物，物是我。我存在，又不同于物。我就是世界，这世界就是我。我存在，世界与我一分为二。我就是圣父，圣父就在我身上。我存在，圣父与我并不相互拥有。我既不休息也不行动。那些真正信奉我的人将获得人生的准则。那些热爱永生的上帝的人将成为永生的灵魂。那些不信奉我的人只是行尸走肉。尽管这位中国神秘主义者是在一种充满激情的精神状态中写的这篇文章的，传教士委员会很恰当地判定，它所阐述的观点不足以对英国的基督徒有所启发。因此，这篇翻译稿，尽管本身非常有趣，却没有得到发表的机会。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第一次访问济南府
1873年秋，同我的朋友利磊先生和麦金太尔（）先生一起——他们都是烟台长老会联合会的成员——我访问了济南。济南是山东省的首府，距离烟台超过三百英里。在那里，我们得以领略了也许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教育制度的运作情况。那时候，中华帝国一千四百个县的学者每年都要参加由政府的监考官主持的升学考试。秀才学位每三年授予一次，同时在全国各地举行，紧接着秀才们作为候选人云集各自的省府参加举人（相当于我们的硕士学位）考试。我们发现参加考试的差不多有一万两千人，但只有最优秀的九十五名能够获得学位。文科考试结束后，马上还要举行一次武科考试，参加的候选人有数千之多。我们接触的文科考生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因为在杭州，同样的学者领导过针对外国人的骚乱，所以遇到他们时我们小心翼翼，不敢造次，但混杂于武科学生中间时，我们感到自由多了。麦金太尔先生和利磊先生在考试举行后不久就返回烟台了，但我留在那里一直待了五个月。18济南府的浸礼信徒 这时，我遇到了一位来自于河南省的下级军官，他多次到我住的旅馆来看我，要求成为一名基督徒。最后，在城里美丽的湖水里我为他举行了浸洗礼。当地人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浸洗仪式。两个男人走进城西南郊清澈的湖水里，这种景象很快吸引了一大群围观者。仪式一结束，那位军官就回到岸上，不顾衣服上依然滴着水，以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向围观的群众解释仪式的含义。奇怪得很，就在同一天，留在烟台的程牧师也为两个皈依者举行了洗礼，一个是王先生派去授课的，另一个则由刘先生所差遣。王、刘二先生是莱阳人，前面已提到。19济南府的回教徒在济南居留期间，我发现了两个很大的伊斯兰教清真寺，拥有大批信徒。这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向他们打听是否《古兰经》已被翻译成了中文，他们告诉我没有翻译过来，尽管已有两本中文书籍（非卖品）讲解伊斯兰信仰的真义。同时，我也了解到，尽管伊斯兰教徒投入大量的时间学习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一般说来，他们对中国文学却令人可悲地无知。20麦考文，济南府的第一个长老会传教士直到那时，在中国的传教士之中，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写过一本供伊斯兰教徒使用的基督教书籍。然而，在青州府，住着一位美国长老会的牧师，叫麦考文（），他是在我来访问前一年从北京转到济南的，是一个前途远大的年轻传教士，曾跟长老会中一些资深传教士一起出版过一本在中国的传教规范。由此，他开始研究伊斯兰教义，打算写一本供它的支持者使用的小册子。从他动手准备到现在，四十年的时间过去了，遗憾的是，还没有任何一位传教士就这个题目用中文出版过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在济南府，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人物是卡洛斯特（）先生，他深得中国人的喜爱，对自己的工作兢兢业业。然而，这两个人都陷入了一种非常危险的精神状态之中，克服这种状态的主要困难是他们的观点过于僵硬，并且缺乏对中国环境的适应能力。第二点由麦考文先生的着装这种事情可以得到证明。例如，因为中国人的居室和旅馆里没有火炉，我们外国人的冬装不足以御寒。于是乎，麦考文先生自己动手做了一件皮袄，跟中国人的样式——里边是长袍，外罩一件马褂——不一样，而是类似我们外国人穿的大衣：以羊皮做里子，一片类似披肩的东西盖着两肩和胸部，后边部分却缝住了。在他穿着自己的新衣服出现在街道上的第一天，看到的人无不捧腹大笑。“这洋鬼子的老婆多蠢哪！”他们大叫：“她不知道怎样做一件大衣！从前面和侧面看，他穿着马褂；但当他走过去，从后边看时，却看不到马褂了。谁见过跟这些鬼子一样荒唐的人？”当我告诉麦考文，说这种日复一日、持续不断的嘲笑何辱骂使我无法忍受，他的回答尽管听起来漂亮，却不切实际：“我们必须超然物外”，他说。但事情很快就超出了他作为人的本性所能忍受的程度。一天晚上，他来到我住的旅馆（那时候，没有人敢租房子给外国人），显得非常沮丧，说：“理查德，我想请你帮个忙。”“非常愿意。帮什么呢？”“我已经得出了结论：原来以为上帝召唤我做一个传教士，现在看来这是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如果是上帝指派我做一个传教士，他早就会使我拥有一些皈依的信徒了，但现在我一个也没有。所以，我决定离开差会，好让委员会把钱用来资助那些真正蒙上帝召唤的人。我打算到任何一个通商口岸去，尽我的能力编写一些学校用的教材，以此来维持生计。我有一块钟表，是母亲送给我的，我不能失去它，希望你能为我保存一下，直到我在新地方找到工作，安居下来为止”。“当然我将照看你的表。”我回答，“但你不认为，你的决定做得太匆忙了？”就这件事我们进行了一次长谈。分手时我对他说：“为此再祈祷一次吧，在你做出最终决定之前我们再谈一次”。几天以后，他又一次来拜访我，一见面就说：“我已经得出结论了：不论我们关于生活、宗教和差会的看法如何，总会有一条路绝对适合于我，它的价值永远也不会改变，那就是行善”。我站起来，握着他的手，说：“这是一块磐石。站在上面，你的麻烦很快就会被克服的”。从那天开始，他成了一个快乐的人，一个更有效率的工作者。他去世于1878年，因为精神上的问题早已经损害了他的健康。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麦考文的同事卡洛斯特
卡罗斯特先生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但对于他认为是自己的职责的事，他同样能够全心全意地投入。有一段时间，他对自己多年来的工作毫无成效感到非常伤心，得出的结论是祈祷得不够。因而，有时他会在一种灵魂非常痛苦的状态里连着祈祷几个小时，不久就导致了精神的彻底崩溃，先是被送到北京，后来被送回美国老家。待在美国期间，为了寻得启示，他访问、研究了那儿所能找到的各种奇怪的宗教派别，但他回中国工作的渴望却有增无减。由于传教委员会不打算再派他出来，他去了海边，作为驶往巴勒斯坦的一艘轮船上的一名普通水手开始了他的旅行。在由雅法 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他竟然碰上了罗马天主教驻济南的主教。卡洛斯特简直高兴得手舞足蹈，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次会面，更强化了他前往中国的渴望。他访问了巴勒斯坦的各种奇奇怪怪的宗教团体，然后去了埃及，从埃及又乘船去了孟买。在孟买，他拜访了圣人鲍恩（），印度人对他敬若神明。在得到圣人的特别训示后，卡洛斯特又一次站在了桅杆下，开始了前往中国的航行。在离开中国的这段时间里，他阅读了大量由一些稀奇古怪的作者——其中包括早期的神父、中世纪的作者，直到现代的神秘主义者——所写的有关基督教教义的书籍，接受了许多奇怪的教条。比如说，认为身体上的毛孔是数不清的邪恶精灵进出肉体的大门。一到烟台，他就去拜访他的传教士老朋友们。看到他衣衫褴褛地出现在面前，他们吃惊不小，送给他钱让他去买一些新衣裳，但他一分钱都不要。他们偷着把一些碎银子塞进他的钱包里，但他发现后，把银子送给了路上碰到的第一个乞丐。他一路上为人看病，步行到了济南。当济南本地为数不多的几个基督徒看到他后，他们对他的形象同样非常吃惊，但他的归来使他们非常高兴，表示哪怕只剩最后一点食物，也会与他共享。有一段时间，他又一次被派往北京。在那里，他全副身心地投入到了对城里乞丐的救助工作中，无论是阿西西的圣方济（），还是任何其他苦修者，都没有像他那样投入地照顾穷人。有一次我到北京去，同他一起歇息在伦敦差遣会内达真（）医生的房子里；医生不在。晚上我睡在一张西式床上，而尔卡洛斯特则去医院跟病人睡在一起。每天早晨黎明时分，他往往到我房间里来，躺在地板上，和我一起讨论基督教早期和中世纪时期的宗教信仰，他的肚子里装满了这类学问。后来，在1889年我们家定居北京时，我们经常邀请他与我们一起吃饭。他来时经常带着一个中式面饼；他更愿意与我们分享那种简单食物而不是吃我们做的饭菜。当我们请他留下过夜时，有时他也会接受，但他从来不睡床；经常是，他躺在火炉前的地板上度过一夜。他非常小心地保存着一本日记，里边记载了他第一次离开济南后的感想和经历。米切尔（）先生从中摘录了一些，不定期地发表在北京的报纸上。米切尔对他的奉献精神深怀敬意。一次，卡洛斯特把他的日记拿给我，请我编辑一下出版。发现他那种怪诞的行为与念头又有所回潮，我把日记还给他，告诉他等一段时间再发表。一年或两年后，他到了上海。从北京到汉口，他一路上都靠步行；到杭州以后才改为乘船。他同傅兰雅（）博士一起住在阿森那旅馆，那儿的仆人对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