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离开巴黎时，一场少见的灾难发生了。一场暴风席卷了这座城市，把巨大的公共马车连同笨重的马匹掀翻在地，像吹起一片羽毛一样把它们摔向路边的店铺。很多人死亡，更多的人受了伤。尽管灾难发生时我正在乘车去火车站的路上，对当时的恐怖情形却一无所知，因为暴风所及的半径非常之小。直到到了伦敦后，我才了解到这次灾难发生的情况。当地的报纸上充斥着有关消息。6 浸礼会委员会的接待回到英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浸礼会委员会汇报我在中国的工作情况。根据惯例，回国的传教士在欢迎仪式的最后要对委员会说点什么。除夏洛克先生和我之外，还有从其它传教区归来的另外四五位传教士。我没有发表什么经过精心准备的演讲，而是拿出了一个装着很多中文书籍的箱子，其中有一些是我自己出版的，有一些是自我上一次回国休假迄今十年以来所经常翻阅把玩的，包括：作为礼物送给慈禧太后的以银封面的《新约圣经》版本；我翻译、麦肯西先生撰写的八卷本的《泰西新史揽要》；我撰写的《救世教益》；《时代观察》（《万国公报》）、《教会新报》和我在天津主编的中文报纸《时报》的年度合订本，以及《时代观察》的一些样报。我把它们一份一份地从箱子里拿出来，同时略加介绍。委员会的人认为，从我上一次见他们到现在这段时间里，我是否勤于工作，已经给出了足够的证据。7 对传教士秘书协会的建议浸礼会的秘书贝内斯先生对我眷顾有加，特意安排我于2月份在浸礼会的秘书联合会议上作一次演讲。我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巨人的觉醒》。在报告中，我特别强调了在广学会的作品启发下所发生的改革运动，呼吁他们派出更多的人员从事这种方式的传教工作。他们说，他们完全相信这种工作方式的重要性，并许诺，如果我向其它传教会提出同样的吁请，他们将给予支持。最终，其它传教会也给予了同样的保证。教会传教协会派出了文学硕士、吉贝特·华尔士（）牧师，帮助我们做文字方面的工作；卫斯理会派出了W·A·考那比（）牧师；伦敦会申明，他们派不出合适的人员，但每年都可以向广学会的基金提供一笔资助。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向宗教书刊协会的呼吁
8 向宗教书刊协会的呼吁英美两国的圣经会成立的宗旨是在全世界传播圣经。对它们，我强烈呼吁在发放《圣经》时要同时发放解释性的小册子，这样效果才会显著提高。只有苏格兰圣经会对此表示赞同。英格兰和美国的圣经会答复说，他们各自协会的组织章程不允许他们这么做。在同宗教书刊会联系时，遇到了同样的困难。宗教书刊会开始成立时的目的是在基督教国家和地区发放宣传教义的小册子。当传教士在印度、中国和日本开展工作时，他们发现，基于基督教基本原理的普及性读物对传教事业的助益很大。因此，印度大叛乱发生后，印度的基督教学会致力于为印度社会提供教育类文学作品；与此同时，在中国也成立了旨在启蒙其领导阶层的广学会。尽管这种宣传努力效果显著，催生了中国的改革运动，但宗教书刊会却不为所动，拒绝给予帮助和支持。它们的章程使它们无所作为。他们为印度的基督教学会提供了大量纸张。因为广学会的工作方式和路线有所不同，我们希望能得到其它形式的帮助，特别是在出版基督教著作和普及性宗教读物方面。9 其它方面的工作除了作为代表即作为联合王国各地的浸礼会和广学会的代言人的一般性工作——我的夫人承担了很大一部分，我还就中国的觉醒所形成的危机这个非同寻常的问题与一些人通了信，如：坎特伯里的大主教，科荣勋爵，格莱斯通先生和斯第德先生。就国家建立联邦体制问题，我还准备了一个小册子，送给和平会和几个重要的政治家。在1897年的夏季期间，我还为年轻的政治家们写了一个小册子。初秋，经联合王国返回中国的路上，遇上了几个有影响的人物，我把几本小册子发给了他们。十年之后，平民运动的几个领袖来中国访问，其中一个是来自华盛顿的银行家，他在上海对我说：“你以前送给我一本小书。此后，我一直随身携带着。就是这本，”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非常破的书，正是我为年轻的政治家准备的那本小册子。 10．访问加拿大因为见到过季理斐（）牧师编写的《中英词典》，当他在1896年途经上海时，我曾跟他提起过加入广学会、扩大其影响力的可能性。季理斐先生是一位文学硕士，属于加拿大长老会。我们两人就此事进行了讨论并做了祷告。最后，他说，如果加拿大长老会的委员会同意派他从事这个工作，他很高兴加入我们。现在，1897年，在从英国经美国回中国的途中，我去了趟多伦多，拜会了长老会委员会的秘书，向他描述了敞开在基督教文学前面的伟大远景。第二天，他邀请了其它委员会的六位秘书在他的办公室与我见面，以便我能够向他们强调开展文字工作的重要性。他们都来了。我讲了大约一个小时，呼吁他们派出传教士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迈科（）博士同意派季理斐先生到中国工作，因为他认识到了这方面的工作被忽视得太过分了。离开的时候，我感到在多伦多花费的一个小时很有成果，太值得了。我们新征募的“志愿兵”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是一个富有成效的工作者。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访问北京
1 访问北京1899年夏，广学会的执行委员会让我去一趟北京，以劝说中国政府批准一个全国性教育计划，并允许广学会帮助翻译外国书籍。广学会的董事会主席罗伯特·赫德爵士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深感悲观，说任何改革建议都会遭到它的否决。他建议我不要就此事与中国最高层的官员交涉，因为那没什么用处。但是我私下里还是拜访了几位政府高官，并且给荣禄和刚毅写了信，并拜会了李鸿章——当时他在天津。他那时的助手叫周馥，在他后来担任山东巡抚和南京总督 时我同他多次进行会谈。他拥有令人愉快的个性，是第一个对基督教产生兴趣的清政府高官。1899年冬，李鸿章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在赴任途中，他在吴淞作短暂停留，招我和法国驻上海总领事——在天津时我们曾相识——前往见面。在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总督像他那样兴高采烈：就像一个厌学的儿童回家过节一样高兴。后来，我猜测他一定知道了即将爆发的义和团事变的一些信息，为自己能够逃得远远的而感到高兴。2 排外情绪的蔓延随着倡导同外国人友好合作的改革观念的传播，反动派越来越倾向于采取传统的排外政策。1898年，德国政府在两名驻山东的传教士被杀后，侵占了胶澳港 。德国政府的行为加强了这种政策取向。由于忽视对外国人的保护，中国政府遭到了如此严峻惩罚，而这只是强化了保守党的排外情绪。有几个亲王和朝廷高官筹集款项在不同省份组织了地方武装。在山东，出现了由无知的狂热分子创立的“长枪会”。他们宣称通过念咒作法，可以刀枪不入。长枪会和其它一些类似团体的宗旨是杀尽一切外国人。3 刚毅组建的团练武装与义和团运动大有干系的、最有影响力的官员是刚毅。我在山西以及1896年在北京工作时，就已经认识他了。此时，慈禧太后授权他筹款组建地方武装。这为他赢得了“敲诈者”的称号。1899年，他途径上海，派一位我们两人共同的朋友——此人曾任山西布政使——来拜访我，约定时间让我去看他。在同刚毅会见时——那位布政使朋友也在座，他们很有见解地认定上一年是我把康有为带走的。刚毅宣称，康有为急着使中国变法图强，那只是一种伪装，掩盖了他攫取权力的野心，因而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改革者。我回答说，对他（刚毅）来说，现在是实施真正改革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听到这里，我那位布政使朋友从桌子下面踢了我一下，因为他知道，没有哪个中国人能够说动像刚毅这样顽固的保守分子。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在纽约世界基督教大会上的呼吁
4 在纽约世界基督教大会上的呼吁明恩溥博士和直隶、山东的其他一些传教士明白无误地意识到了经过训练的义和团的危险性。他专门写文章，对当时局势的严峻性提出了警告，但北京的各国公使置若罔闻。1900年初，我离开中国去美国出席在纽约召开的全世界传教士大会。会上，我倡言了在中国开展与传教有关的文字工作的迫切需要和重大价值。我坚信，存在着威胁传教士和所有外国人的危险，因而随身带了明恩溥博士的报告，提交给大会的执行委员会。同时，我向该委员会指出，中国政府对改革、对本土基督徒和外国传教士——因为他们也提倡改革——的敌视态度，会在一场使传教事业归于终结的排外运动中达到极端，并且危及所有外国人的生命。我请求各个传教会的董事会采取一致行动，以避免这种令人恐怖的危险的发生。然而，大会执委会作出的决议是，这种行动属于政治领域，而且目前存在的危险也只是政治上的，因此，依据传统，他们不能够“干涉政治”。5 对二十世纪俱乐部的呼吁在波士顿，我得到了不同的待遇。我的一个朋友邀请我向二十世纪俱乐部介绍中国的现状。5月5日，我应邀作了一次报告。认识到形势的严峻性，看到在即将到来的动乱中，被毁掉不仅是基督教传教事业，还有中国的最高利益和世界的和平，他们决定让我立即把情况反映给华盛顿。为此，他们给我开了一些介绍信。这些信将为我打开从国会到白宫的每一扇大门。6 在华盛顿和纽约奔走呼告第二天，我动身前往华盛顿。为了避免仅仅通过口头交流所产生的任何误解，我把自己的声明和请求打印了出来。在汕头传教的美国浸礼会的威廉姆·阿什莫尔（）博士在我向美国政府提交的报告书上署了名，但却没能与我一起去华盛顿。我首先把报告呈交给国务卿约翰·海因（）先生。对我的观点，他深表赞同。然而，他告诉我，没有参议院三分之二以上多数议员的支持，政府是不能采取任何行动的。于是我又去拜访了参议院的议长霍尔（）先生。他同样对我提出的问题很感兴趣。当我把约翰国务卿的话转告他时，他回答说，如果没有获得主要城市的支持，参议院也做不了什么，而纽约是最有影响力的城市。于是我便到纽约拜会了该市的商会会长莫里斯·K·耶索普先生，在他那儿待了一个晚上。莫里斯先生的答复是，他担心华盛顿不会单凭某些人的意见采取行动，尽管那意见是强有力的。如果不发生杀戮事件，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为立即采取行动提供站得住的理由。对我请求美国政府采取行动以防止义和团造成的灾难所抱的希望，这是最后的打击。这次我与美国政府交涉以后不出两个礼拜，我便收到了电报，告知义和团已经开始屠杀了。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回到中国
7 回到中国于是我启程返回中国。在横滨登陆十分钟后，我就从报上了解到了山东的传教士九死一生的详情。听到在直隶首发的动乱正在向其它省份蔓延的消息，我感到震惊。下一步该怎么办？我已经黔驴技穷了，因为北京和外部世界之间的信息联络已经中断了。这时上帝给了我一个主意。从神户，我给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发了一封电报，转请沙士比雷（）爵士 电告中国各省的总督和巡抚们，英国政府确认督抚个人对英国臣民的安全负有责任。电报是匿名发的，为的是让它完全凭自己的价值得到对方的重视。当我抵达上海后，晨报登载了路透社的电讯，大意是沙士比雷爵士已经照会伦敦的中国驻英公使，声明英国政府认为中国各省的总督和巡抚个人对各自辖区内的英国臣民的安全负有责任。8 给山西和陕西巡抚发的电报为了浸礼会传教士们的安全，我立即把路透社的电讯稿通过电报发给了陕西省首府西安和山西省首府太原的传教士。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所有发给外国人的电信都必定先交给各省的督抚过目。对太原来说，电报来得太迟了：在臭名昭著的山西巡抚毓贤对新教和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大开杀戒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它才到达。听到这可怕的消息，我如遭雷击。谁想到这样的悲剧竟然发生在这样一个我工作了多年、并且同它的官员和士绅结成了友好合作关系的城市里！在陕西没有遭受生命损失。我的电报到得正是时候。陕西巡抚是端方，一个满洲人，后来成了南京和四川总督 ，在革命初期被暗杀身亡。他派出卫队，护送传教士离开陕西，逃往汉口。9 周馥采取的措施四川省采取的保护外国人的措施十分有趣。当时周馥是四川布政使。早些年在天津，当他还是李鸿章的助手时，我就认识他了。他对广学会出版的书籍非常感兴趣。当其它省份的外国人遭到屠杀的消息传到四川时，有很多官员劝巡抚——是一个满洲人，叫奎俊——把外国人集中到成都、重庆和遂宁三个城市，一起杀掉。其中只有周馥坚决反对这个计划。他说：“杀死少数几个外国人，对你能有什么益处，当你使整个世界都反对你的时候？”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劝说巡抚对外国人采取保护措施。要求杀死传教士的命令一道接一道从北京传来，巡抚一一塞进了自己高高的靴子里，不让排外的官员看到它们。这样，赖于周馥的努力，在四川的外国人保住了性命。10 与庆亲王和李鸿章的会见尽管我曾在维新变法运动中发挥过领导作用——正是这场运动最终迫使清政府流亡陕西 ，我还是被庆亲王和李鸿章邀请，协助他们处理山西省被杀传教士的理赔问题。我们双方慎重考虑的结果是山西大学的建立——筹建的过程将在下一章介绍。我与这位伟大的总督的最后一次会见是在一个星期日。会见时他身旁有四五名助手和秘书，其中一位叫周馥，后来成为两江总督，继而改督两广。一般情况下，李鸿章避免同我讨论宗教问题，但那一天他没谈别的，并且，在我过后看来，他提的问题显然经过了刻意安排。显然，他的助手们对我关于基督教会的目的和手段的答案已经有所了解。可以肯定，他是我所遇到的无数中国官员中最伟大的一个。从体形看，他比绝大多数人都高；从智力看，他更迥出众人之上，能越过他们的脑袋看到遥远的地方。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创建山西大学的因由（图）
1 创建山西大学的因由1901年，应全权大臣庆亲王和李鸿章的邀请，协助处理山西教案的善后事宜——1900年，义和团屠杀了山西的传教士和数千名当地基督徒。中国人害怕联军进军山西，处死负有责任的官员和义和团首领——像在保定那样。因为在山西生活了很多年，在赈灾过程中又为当地官民所熟知，我被选中与全权大臣协商处理此事。我对他们所说的是，传教士协会不会拿传教士们的生命来卖钱，但是，由于罪行已经发生了——这是任何政府都不能放任不管的，我建议从赔款中拿出50万两返还山西，每年支付5万两，用来在太原建立一所西式大学，以克服人们的无知和迷信——这种无知和迷信正是导致对外国人的屠杀的主要原因。我的建议提交给了全权代表。他们把教授的任命、课程的设置以及校基金的管理等权力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