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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布朗博士的到来
1870年十二月，医生传教士布朗博士从爱丁堡来到烟台，参与到了我的工作中来。有这么一个既有能力又有奉献精神的人做同事，我高兴极了。直到现在，我还栩栩如生地记得我们一起经历的一次事件。那还是他刚来不久的时候，我们两人骑马去离烟台港约二十英里的一个内地城市访查。途中停下来小憩时，布朗博士的马带着鞍子和笼头跑开了。我催马疾驰，向它追去。一靠近，我便探出身去，想抓住它的缰绳，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双脚挂在自己的马背上，而两手却抓在了另一匹马的脖子上。两匹马一齐向前飞奔，情况十分危险。幸运的是，一条宽阔的运河挡住了去路，两匹马停下来了，我得以调整好姿势，将那逃逸的马安全地控制住。9在山东半岛推销福音因为渴望自己到周围的乡村看一看，这年十二月，在苏格兰国际圣经会的罗伯特·利磊先生陪同下，我进行了一次旅游。我们一路上散发圣经小册子，参观了山东半岛上的各个主要城市和商贸中心，行程大约一百五十英里。回来后，我把这样一个事实摆在了烟台小教堂主持人的面前：在山东半岛，没有人从事传教工作。我建议他们从信徒中选择一人，作为传教士派出去。他们真诚地接受了我的建议，确定了人选，并承诺支持他的工作。他是我们当地教堂派出的第一个传教士。10满洲之行1871年，我共出游了五次，其中四次是短途的，只是在烟台附近的地区转悠，但第五次的里程却达六百英里，穿越满洲到了朝鲜。同伴还是罗伯特·利磊先生。那时，外国人对朝鲜知之甚少，只知道任何偷渡的企图都会招致杀身之祸。我们进行的是一次冒险之旅，并且确确实实，在朝鲜差一点没能逃脱对方的追捕。（1）海上惊魂我们遭遇的第一次危险是令人惊恐的渡船失事。那时，我们乘坐一艘德国帆船，借着强劲的南风由烟台驶往牛庄——满洲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第二天清晨，我们突然被一阵剧烈的震动从床铺上掀了下来。船搁浅了，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一片浅水里，高高的浪头一个接一个打过来，猛烈地撞击着船底。船厅里的大镜子摔在甲板上，成了千百块碎片。船长把航海图放在驾驶台上，哆哆嗦嗦的手里拿着罗盘，说：“去年我损失了她的两条桅杆，现在她要整个地离去了。我们现在在这儿”——他指着海图上河口南边的一个地方。我们猜测，他可能是没能算准风速，被强大的南风吹过了头，导致搁浅在河口外边的浅水里。因而，只要我们抢风向西南方转向，很快就会进入深水区。他照做了，我们安全到达了牛庄，只是船底的铜包板略有损伤。（2）途中中暑第二次危险是由于对气候的疏忽造成的。六到八月份是当地的雨季，洪水和泥泞使我们寸步难行。在被迫等了两个礼拜之后，我们终于可以租到愿意冒险去奉天（）的马车了，尽管我们走的是通往这个满洲首府城市的主要道路。最后我们租到了三辆马车，每辆车由两头骡子驾驶。车上除了我们和两个中国仆人坐的地方外，满载着《福音书》和宣传教义的小册子。出发的那一天，我的头疼得厉害。沃森（）博士——在牛庄的六个外国人之一——极力劝我等一天再启程，因为他担心我有点轻度中暑，但是，因为为了等车就耽误了两个礼拜，我坚决主张立即动身。路上，头疼得越来越厉害了，在颠簸起伏的车里坐不住，眼睛也睁不开，太阳的光线照射在上面，感觉像针刺一样。我的朋友利磊先生让我抓着他的胳膊，两人靠在一起，一天时间往前蹭了大约三十里（一里约三分之一英里），天黑时到达牛庄城——牛庄港就是由此得名的。折腾了一天之后，我得头疼得更厉害了，大家决定让我服用一些鸦片酊，以便入睡。我们带着一个小药箱，但不幸得很，药品的使用说明书却忘记带了。到底应服多大剂量，我们凭自己的记忆各执己见。利磊建议我服的剂量大一些，因为当时只有他懂一些医术，这事就交给他了。很快，我就进入了沉沉梦乡；一觉醒来，头一点都不疼了。多年以后，我在翻阅《柳叶刀》杂志时读到，治疗中暑的最好药物是“一剂高效的鸦片酊”。这就是说，我们瞎猫碰着死老鼠，发现了最好的处方。为避免再度中暑，我把一个枕头绑在了头上，因为它具有很好的隔热功能。这样一路走过去。对欧洲人来说，我的形象算得上稀奇古怪了，然而，中国人对我的“帽子”一点都不在意，却反而把注意力转到了利磊带的头盔上。“看啊，那家火头上戴着一个洗手盆！”他们喊道。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遭遇劫匪
在满洲里，我们接下来遭遇的危险与乡野间糟糕的治安状况有关。离开奉天后，我们继续向东走。人们告诉我们，满洲里乡野间的劫匪成群结队，横行不法。一个午夜，我们住宿的旅馆的大门被敲得砰砰响，一伙赶马车的人喊着要老板开门，放他们进去。一伙匪徒突袭了在我们前面路上的那家他们所住宿的旅馆，他们吓得赶紧牵着骡子逃了出来，把车和货物扔在那里，任凭劫匪们处置。第二天，听到这个故事后，我们的中国仆人害怕了，要求返回烟台，然而，看到我们下定决心继续前进后，自尊心又使他们不好意思离开，尽管我们打算给他们提供返程的费用。于是我们决定把钱分开来携带，以便在有人遭到抢劫时，其他人那里还会剩下一些。分钱的过程可不轻松，因为中国的银子是按“锭”流通的，每锭大概有一个拳头那么大，论重量大约是五十中国两或者六十六英国盎司。这样一个银疙瘩必须送到铁匠那里，加热至发红，敲成薄片，然后切割成重一二盎司的方块。我们把这样的方块缝进衣服不同的地方。如此这般做好防范抢劫的准备后，我们动身时天已经不早了。我们在路上遇到的每个人都带着武器，肩上斜挂着一杆长矛或旧式火绳枪。我们沿着一条小河右边的山谷前进，时刻保持警戒。突然，有人喊了起来：“有土匪！”我们看到，在我们前方的河对岸，有一些帐篷，有十一个骑马的人正向我们打算前往住宿的旅馆跑去。看到他们会在我们进入旅馆之前将我们截住，我们调转马头，向一所我们刚刚路过的农家院落奔去。在门口，我们遇到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太太，问她能不能让我们把马车赶进院子里，等土匪走后再上路。她属于那种最高尚的人，立即邀请我们进去，嘴里说着：“我有一些庄客在地里干活，这就派我女儿去把他们喊回来保护你们。我不知道你们能说我们的话，不然，刚才你们路过时我就会请你们进来的”。我们把三辆马车赶进院子，关上了大门。田野上覆盖着丰收在望的高粱，弯弯曲曲的道路在其间时隐时现。劫匪骑马向这边奔来，我们却看不见，因为那高粱实在太高了，但当他们挨近时，我们能够听见他们的马的蹄子敲在地上的啪嗒声。我们穿着欧式服装，站在大门内。直到转过一个街角，在十码的距离之内，骑马的劫匪才发现了我们。突然看到两个欧洲人站在面前，他们吓坏了，大喊起来：“哎呀！了不得了！”立即调转马头，跑开了，同时向天放了一枪，给他们的同伙发了个信号。一会儿，我们发现有另外十一个人，从帐篷那边策马跑来，增援他们的同伙。与此同时，我们在讨论是否把手中的左轮手枪派上用场。我们在烟台的朋友坚持认为，在充满危险的乡野间旅行，应当带上它们用以自卫。但是，拿着枪去射击我们前来拯救的中国人，我们中哪个人对这样的想法都不感兴趣。最后，我们决定，一旦万不得已，就让承诺保护我们的庄客使用这些枪。于是，把它们插进草料房中的干草堆里，我们赤手空拳地来到门外。第二次出现时，劫匪们小心翼翼地转过街角，向大门口蹭过来，手里握着来福枪和（）。在他们停下来的那几秒钟里，周围像死一样寂静。然后其中一个向另一个看起来像他们的头目的人开口了：“怎么办？他们听不懂我们的话。”我们回答说能听懂一点。于是他们就问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儿去，是干什么生意的。我们告诉他们说，是卖书的。“什么书？”他们问。利磊是个很诙谐的人，他回答：“劝人行善的书”。“你是说车上装的都是书？”“是的，确实如此。”我们回答：“我们打算送你们一些”。于是我们向马车走去，每人抱出了一大堆。我们打开大门，向那些骑在马上的人走去，把书放在他们面前。这时我们看到，他们的枪机都打开着，但由于害怕，手却在发抖。他们谢绝了我们的送书，因为他们看不懂。我们劝他们把书收起来，送给他们的朋友。他们也拒绝了，因为他们朋友们也都是文盲。他们说，他们不想从我们这里拿走什么，听说有一些外国人途径此地，因为以前从来没见过，只是想来见识见识而已。在请求我们不要向地方官员透露他们的行踪后，他们拨转马头，离开了，同时向天放了三枪，作为给他们的党徒的另一个信号。于是，危险过去了，我们都平安无事。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萨尔浒
刚刚躲过了这一劫，我们又陷入了更大的危险之中。一天的时间过去了，我们也接近了萨尔浒。这是我们途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利磊带着马车先行一步，去安排旅馆；我在一个村子里留下来，打算卖一些书。令我吃惊的是，整个村子就像一个死者之城：有房子，但没有一个活的灵魂。我走到几个十字路口，同样空无一人。我注意到，所有的门窗都用土砖封起来了。这种情景很不寻常。然而，透过土砖中的一个洞，我看到里边有人在活动，仔细一听，听到有人在窃窃私语。没有想是不是会发生危险，我大声喊“卖书了！”过了一会儿，从旁边一条巷子里小心翼翼地走出一个男子。我把书拿给他，他翻了一下。听了我那一口半生不熟的汉语，他马上就断定我是个外国人，并且只有我自己，因而没什么可害怕的。他向其他人喊话，让他们过来。很快，我的身边就围了一群人，书也卖了不少，但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要把门窗堵起来。在往城中心走的路上，每隔不远的就有一个哨兵，手里拿着武器。到城中心时，我远远看到在一个旅馆的门前聚集着一群人，原来那正是我的朋友入住的旅馆。因为充满了全副武装的人，整个城市才显得有了点活气。我们在平静之中吃了晚饭，安歇之前打算再去检查一下我们的马车。刚一出门，就有一发子弹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我们弄不明白它是从什么方向射过来的。赶车的人说这个地方非常危险，最好继续赶路。于是，我们决定夜里轮流警戒。我以前从来没有发现欧德里几何对我这么有用：我凭记忆温习它的第一册，由一个定理推导另一个定理，以此来保持头脑警觉。第二天凌晨，透过挂在旅馆的公共间和我们房间的软帘，我看到一头骡子走出去了，明显是从后院经过大厅走向通往街道的前门。几秒钟后，又过去一头骡子，然后又一头，又一头……我向利磊大喊：“快起来，有人把我们的骡子牵走了！”我们冲进大厅，发现只有一头骡子在那儿吃草料。原来，每当它身子探进射入我们房间的日光中的时候，通过影子看起来就好像它向前边的门口走去。事实上，是同一头骡子在不断地“走过去”又“走过去”。白忙活了一场，我们相视开怀大笑。起床后，我们问开店的老板，为什么整个城里的人都武装起来了。他反问：“难道你们不知道？到处传说有土匪穿着欧洲人的衣服打劫。因此，当你们出现时，人们都怀疑你们是土匪”。（5）凌开 与劫匪当面接触过，又与防范劫匪的民众打过交道后，知道了人们对我们产生敌意的原因，我们以一种轻松得多了的心态继续前进。然而，荒诞无稽的谣言，比真实的报道传播得更快。当我们到达下一个憩息地——凌开时，我们在任何旅馆都找不到房间，旅店老板们被外国劫匪吓坏了。终于，在小城的东部，我们找到了一家小客店。这次，我们自己没有出面，而是派了一个中国仆人前去打探情况。还有可供我们住宿的房间。门被用力打开了，我们把三辆马车赶进了院子。但是，一看到我们，店主就高声喊没房间了。他非常害怕，赶紧钻进旅馆的大厅里，那里有很多客人和仆人围着他，做好了应付针对他们的任何攻击的准备。他们看起来都很恐惧。店主争辩说，确实一个房间也没有剩下；我们解释道：我们已去过城里的所有旅馆，都没有地方，如果他这里也确实没有房间，我们就睡在马车里。于是，我们走出来，两人一组钻进马车里，打算在里边过夜，尽管我们很快就发现，睡在外面实在太冷了。幸运的是，没过多久，一个客人向我们走来，说：“你们不能在车里停留，太冷了。你们住我的房间吧，我去跟别人搭伙”。我们很高兴地跟着他进了房间。里边的炕洞里火焰熊熊，温暖如春。炕是一种用泥坯做的床，在每间睡房里都能见到。于是我们开始准备晚餐。晚饭还没有吃完，就听到外边有人喊了一声：“老爷来了！”进来的是一个全副武装的下级军官，脚登长靴，帽子上有一个白色石料的顶子。他是应店主的请求，来告诉我们，已经为我们找好了另一个住宿的地方。我们对他的好意表示了感谢，但告诉他说，有一位先生已经很客气地把他的房间让给了我们，我们不想再换地方了。在这个旅馆里，我们安安稳稳地睡了一夜。（6）老城：满族的古都我们的下一站是老城 。这一带是满族的老家，老城是满族人的祖先留下来的一座城堡。它建筑在一片岩基上，临水的三面峭壁耸立，只有一面容易通过。因而，这是一个牢不可破的天然堡垒。我们所寄宿的旅馆显然曾经是一所监狱，因为，对应着每个客人睡的地方，都有一个连在炕沿之上的坚固的铁环，那一定是用来拴犯人们的手铐或辫子的。第二天早上，我们外出卖书。一个人朝向城东，另一个人去往城西。每个人身边都围着一大群人，他们都很急切地要见识一下来到他们中间的外国人，翻翻他带来的书。当我正在向周围的人讲解书里的意思时，出现了一个凶神恶煞般的家伙，穿着一身油腻腻的衣服，手里握着一根结实的马鞭子，目露凶光。他在人群中向外挥舞着鞭子，吆喝着人们不要靠得太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