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他被任命为主教，我出席了他的就职仪式。三个月以后，他因为心脏病而去世。大约又过了五年，我们在又一次做了家乡的访问者之后回到上海。秀普林斯休斯修道院的修女、前剑桥培训学院的院长休斯小姐表示希望参观一下徐家汇的耶稣会教育学院。修斯小姐刚刚以教育为题在日本做了一次为期十五个月的学术讲座。我妻子和我带她前去。学院的负责人，皮尔·布歇，非常热情友好，他亲自领着我们转，详细为我们进行介绍。当两位女士去了另一所院子里看望那里的修女们时，他和我坐在走廊里等她们回来。透过窗子，我看到里边一间房子的墙壁上挂着西蒙主教的照片。我对皮尔·布歇说：“那是西蒙主教，是个很不错的人”。“是的。”他回答道，笑容在他脸上绽开：“你还记得将近二十年前在奥克萨斯号邮轮上的谈话吗？他全部告诉我了。从那时起，我们一直在关注着你”。在我的妻子去世时，皮尔·布歇很快就给我来了一封信，表示慰问。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 妻子患病
2 妻子患病在到达上海之前，理查德夫人患了口炎性腹泻。这是英国人知之甚少的一种病，甚至医务工作者也不很了解。巧的是，我们在老家的一个朋友同时染上了这种病，并且我们很快得知，她的病早已宣告不治，因为当时的医生不知道怎样医治它。在上海，我耗费了两个礼拜的时间，请了当地技术最高明的医生之一给妻子看病。结果症状大为好转。然而，他从来不解释病的性质是什么，也不解释他的治疗为什么如此见效。我们继续赶往山西，寄希望于在那儿休养一段时间后，夫人会自然而然地恢复健康。然而，她的身体状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一个月一个月地恶化起来，直到1887年夏。在这最炎热的季节里，太原府的传教士都要到山区去开展工作，为期一个月，只有我们夫妻二人留在城里。我的朋友，中国内地会的爱德华斯医生，临走之前来看我。他告诉我说，为了给我妻子治病，他已经尝试了所能想到的一切办法，但令人丧气的是，什么办法都不能奏效。他手里拿这一本书，对我说：“我写信让国内的人把关于这种疾病的最好的医学书籍寄来。这是今天早上刚到的，我打算给你留下，你好好研究研究”。我从头读到尾，了解到这种病实际上全身的粘膜发炎，处方的关键在于采取措施治愈粘膜，那样健康即可全面恢复。书中建议了两种治疗方案：第一种是不吃任何食物，事实上是让消化器官彻底休息，粘膜会因此而自行痊愈。然而，虽然说很难彻底禁绝食物，但如果要让粘膜自行痊愈，另一个必然的后果就是营养缺乏。另一种方法是采用大自然养育婴儿的路数——就是说，喂奶，一次喂一点，以免增加胃的负担。采取这种办法后，腹泻第一天就停止了。于是我继续实行这种节食疗法，每次喂食的牛奶不超过半酒杯，并且每天都称一称病人的体重。牛奶的量在逐渐增加，以保持病人的体重不减少。十天后，她的体重开始一天天地增加，而一个月后，就完全复原了。这使所有去山区工作的朋友们都大吃一惊。他们坦白说，当他们来向我们道别时，根本没有期望她还能活下来。从那以后，在中国有好多人用同样的办法治愈了。对那些弄不到奶的人来说，还有一种特效药，即黄山道年草。甚至有些人仅仅通过禁食就治愈了。这种病现在再也不被看作是不可治愈的了。我所以不厌其烦地谈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觉得让遭受病痛之苦的人知道这个疗法是比什么都重要的。3 来自同事们的批评当我还在回家的路上时，一个新派来的传教士到了山西。他听说了关于我的传教方式的一些情况，没等我回来就这个问题听一下我的看法，就写信给国内的委员会，反对我的观点，其实我的观点他表述得并不正确。也许是出于无意，其中一封在《使者》上发表了。然而，与此同时，一封发自山东的传教士的信对我的工作的创造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封说好话的信抵消了另一封造成的影响。回到太原后，我继续按照原来的方式开展工作，发表了一本关于道教的小册子，指出它表述的道理是真的，也表明了基督教比道教高明的地方。承认当地人的宗教有一些可取之出，这在我那些年轻的同事们看来，简直就是罪大恶极的异端邪说，我传教的方式也被认为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他们期待着我改变自己的神学观念，并接受他们的指导。这两条我都不能接受。第一，我的观点同国内最有见识的牧师们的观点是一致的；第二，因为我有多年的传教经验，而他们却没有。因此，我坚持享有他们为自己所主张的同样的自由。为此，他们给浸礼会委员会写了一封长信，对我的神学观点和工作方式提出了责难。4 离开山西我的同事们是这样的态度，显然，我是永远不可能同他们在工作上取得和谐的。留在这里只会导致持续不断的冲突，那对传教工作的危害将是致命的。于是我决定离开山西。我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同事们，并在十天之内把所有东西收拾停当。那些科学仪器没有打包，我把它们以非常抵的价钱卖给了当地的士绅们。至于幻灯机和数百张珍贵的片子，则留给了同事们作为礼物。由于太忙，没时间登门向那位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当面道别——他住在三英里之外，我给他写了一封道别信。两个小时内，他就赶来看我了。我正在将自己的书籍打包，各种各样的书满屋都是。我请他看一看，找一本他喜欢的，作为我们过去美好交往的纪念。他挑了一本装帧非常精美的，由伦敦的R·S·T公司出版，书名为《在那神圣的地方》。我在书上写下他的名字，我们就分手了。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是在恐怖的义和团运动期间。他建议他的神父们逃离太原，但他自己决定同耶稣基督一起留下来。当臭名昭著的山西巡抚毓贤指挥屠杀城里的传教士、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时，主教同基督徒们一起被处死。这证明了耶稣基督之道义的力量，对天主教和新教来说，都是一样的。10月18日，我挈妇将雏来到天津。在那儿，我找到了一个职位，为政府的兵工厂翻译资料，年薪600英镑。但我是不能彻底中断传教工作的。于是，在11月14日，我去了北京，在美国圣公会主教施约瑟（）原先住过的房子里。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在北京的工作
5 在北京的工作伦敦的浸礼会委员会建议我回山东工作。我同意了，条件是他们允许我在首府济南建一所基督教学院。在等待委员会答复期间，我动手撰写一本题为《现代教育》的小册子，介绍世界上七个最先进的国家在教育上的进展。在小册子里，我强调了四种教育方法：历史的、比较的、一般的、特别的。换个说法就是，我表明了一个人究竟为什么必须比较不同民族的历史进程，以及为什么必须拥有对事物的一般知识和对事物的某些特殊部分的精确了解——也就是说，既要了解一般中的特殊，也要了解特殊中的一般。这本小册子我在北京的高级官员中散发，也作为礼物送给了住在天津的直隶总督李鸿章。6 拜访天津的李鸿章在小册子中，我建议中国政府开始教育改革，并为此每年投入一百万两白银。对这个建议，李鸿章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我说，那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他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需要二十年”，我回答，“你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噢！”他回答：“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在会谈中，他还问我：“基督教到底能给一个国家带来什么好处？”这是促使我后来写作《从史实看基督教的益处》 一书的决定性原因。很多年后，我遇到一位翰林，是一所省学的校长。他曾经读过我论教育的小册子。他告诉我说，在他的学院里，他一直在努力贯彻我前面提到的教育方法。7 理查德夫人的弟子除了帮我写书外，我妻子理查德夫人应三个日本人之请，教他们英语课。她采用了一种教授语言的新技术，那，说到底，也是最古老、最准确的，是儿童在学习说话时本能地采用的——就是说，从事物的名称开始，继之最简单、最短的句子，那都是儿童日常操练并能够记忆的短句。结果，六个月之后，与另外两个曾经稀里糊涂学了两年英语的人相比，那个在跟理查德夫人学习之前从未接触过英语的日本人讲得要好得多。因为他们的语法不正确，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纠正。当他们开始自愿地月读英文书籍时，他们提到在书中遇到一些宗教术语，弄不懂。我妻子建议他们同她一起阅读《新约圣经》，以便熟悉宗教词汇。他们从《约翰福音》开始阅读，效果十分可观。他们不仅理解、学会了其中的宗教术语，而且深深地受到了所阅读的书籍的影响，以至于三个人都渴望实施洗礼，接受基督教的信仰。我去拜访了日本公使，转达了他们三人的愿望，问他是否反对，因为其中有一个时他的儿子，另两位是公使馆的秘书。他的回答是，当他被天皇派往欧洲学习西方文明时，他在西方待了好多年，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他所际遇的所有欧洲人当中，最优秀的是基督徒。因而，如果他的孩子和秘书愿意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他不会反对，只是希望他们好自为之。这样，三个人都接受了洗礼。其中的一位秘书，即天野先生，先后被日本政府任命为好几个中国沿海商埠的领事。曾纪泽侯爵听说理查德夫人为这几个日本人教授英语的消息后，也表示希望能让他的一个孩子跟随她继续其英语学业。8 侯爵曾纪泽曾纪泽是著名政治家曾国藩的儿子。他早年即有志于走出国门，并出于这样的目的学习了英文。在伦敦和巴黎，他做了八年公使，从欧洲回来后，成为总理衙门的一员。1888年，在我生活于北京期间，我以一种很不寻常的方式结识了曾纪泽。他曾经倡议在天津和北京之间修建一条铁路。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因为北京的马车夫反对修筑铁路的持续不断的请愿而不胜其烦，问曾侯爵是否可以提供一些有关修筑铁路后伦敦马车夫的生计受影响的情况的材料。他提供不出亲王想要的信息，向他的医生达吉恩（）求助；达吉恩医生不了解，转求于艾约瑟（）博士；艾约瑟同样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于是请教于我。幸运的是，我正好有精确的事实及数据满足了这位侯爵的要求。这使他非常高兴。这位侯爵有好几个儿女，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很高兴有外国人前去拜访他们，所以理查德夫人和他们的关系很快就很熟了。后来，因为最小的那个男孩还没有结束学业，就如我前面已经提到的，邀请理查德夫人给他上英语课。两广总督的孙子也跟着听了一段时间的课。当我把为中国做的现代教育改革方案作为礼物送给侯爵时，得到了他热情洋溢的赞许。他督促我在高级官员中散发，因为他相信中国的唯一希望在于教育。因为他自己在总理衙门只是个中下级官员，他觉得他关于采用西方教育制度的倡议会使总理衙门的高官们怀疑他太容易受外国人的影响了，因此他不敢独自张罗此事。不幸的是，他英年早逝，还没来得及把在西方获得的宝贵信息和人生经验付诸实践。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拜访大喇嘛
9 拜访大喇嘛那时，北京有一个东方研究会，经常有关于远东的论文在会上宣读。日本公使塩田（）先生是研究会的主席。我被邀请宣读论文《佛教对中国的影响》。为了准备这篇论文，我从中国史籍中翻译了一些佛教占支配地位时的各个时期的纪录材料。这次研讨会在英国公使馆举行，当时的公使是华尔生（）先生。各个公使馆的大部分代表都出席了。因为急需得到藏传佛教即喇嘛教的资料，我拜访了在北京的首席喇嘛。他住在雍和宫。雍和宫曾经是一个亲王的家庙，其中有数百名喇嘛，以西藏和蒙古人居多。1880年，一个朋友曾带我去雍和宫参观过。在中国那么多年，那一次在雍和宫大门口所遭遇的粗暴无礼和羞辱是在其他地方所从未遇到过的。我发誓不再给喇嘛们任何机会再一次侮辱我。作为前期准备，我先给首席喇嘛送去了一张名片，请求登门拜访，并根据中国礼俗，送上一个电子钟作为礼物。这件小礼物的效果好极了，因为它极大地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他手下的侍者没有一个人能够制造。他回送了自己的名片，请我第二天十一点前去。我带了夏洛克先生同去。他是一位新来的浸礼会传教士。当我们到那儿时，从喇嘛们的举止里一点也看不出粗鲁的迹象，相反，大约有十二名喇嘛在大门口排成队列，迎候我们到来。我们被领着径直到了首席喇嘛的住处。我们发现桌子上已摆满了点心，用以招待我们。那个电子钟，被他视为奇迹之物，成为我们源源不绝的谈资。用了几分钟的时间，我把它固定在首席喇嘛的床边，电池却放在邻院他的仆人的房间里。我告诉仆人等钟响了以后再过去，然后就回了喇嘛的房间，按动了按钮。那个仆人立即跑着穿过院子，非常兴奋的喊：“它响了！它响了！”这使得首席喇嘛高兴非常。接下来，谈到了宗教问题。我问喇嘛，喇嘛教是在繁荣昌盛呢，还是正在衰落。他的回答是，毫无疑问，喇嘛教正在衰落。“对您来说，这是不是一个令人丧气的前景？”我问。“不！”他的回答是我吃惊不小：“就像海潮，涨落有时。宗教也有自己的潮流。现在喇嘛教正处在低潮，它的高潮会再一次来临的”。谈到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时，他显得在政治领域比在宗教领域更地道。对我来说，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尽管这所寺庙里每天都在举行宗教仪式，但他在北京扮演的角色主要是一个政治代理人，而不是一个宗教教师。10 拜访寺院方丈在每个省的首府，中国政府都任命一个高级僧侣担任首席方丈，掌管一省的佛教事务。在北京也有一个同样的佛教总管，但中国政府不让他控制各省的首席方丈，以免他权力过大。1888年，我拜访了北京佛教界的首席方丈。他是一个慈善的老人，六十岁左右，举止祥和，智慧不凡。他问：“是谁派你来到中国的？你们的统治者吗？”“不是！”我回答：“只有感到是上帝差遣我的时候，我才到中国来”。他立即抓住了问题所在，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宗教问题：“你怎样知道上帝的愿望是什么？”他的谈话使我明白，当我们外国人仅仅依据普通和尚的智力来评判佛教徒的时候，就犯了一个大大的错误。一种宗教，一种赢得了中国最伟大的心灵的信奉的宗教，是不可以等闲置之的。只是在经过了多年的研究之后，我才发现，佛教（不是由乔达摩建立的原始佛教，而是指从基督时代开始的佛教）在其高度发展中实际上包涵了基督教的一些主要教条，只是现在，中国的大多数佛教徒将佛教的老教条和新义理混淆在一起，致使两个教派之间的区别模糊不清，尽管他们自己承认存在着教义上的矛盾。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应邀赴山东工作
11 应邀赴山东工作1888年春，我去了趟日本，考察那儿的传教方式。却发现，我向浸礼会委员会急切建议的教育工作在日本实施得非常成功。在回来的路上，我得到消息，尽管浸礼会对我在官员和文人学士之间开展的工作表示赞许，但他们并不同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