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里，G·H·罗斯博士成了我们的古典文学教授。罗斯博士是伦敦大学的金质奖章获得者，曾去印度传教。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很糟糕。校长戴维斯博士，使我们拥有了威尔士最优秀的神学家；而罗斯博士前来执教，则使我们拥有了威尔士最杰出的古典文学专家。我们在校期间建立的友谊在我离开英国去中国传教、在他为了传教事业重返印度后，仍然保持着，并且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终结。他打算用来给印度学生上课的一个小册子《如何通过伟大的考验》由我的夫人译成中文，在太原府乡试期间广为散发。我在哈佛孚德神学院时有一个同学叫切维尔（），通常我们两人的考试成绩不相上下。各自不同的人生规划却使我们在1897年不期而遇，那时离我们毕业分手差不多已经有三十年了。那天，我正要取道纽约返回中国，听说浸礼会牧师互助会正在一个教堂里举行会议，完全是一个陌生人，我去了，去听牧师们做的工作报告。宣布会议开始后，主席说：“很高兴看到切维尔博士又回到了我们中间。从他的报告里，我们将高兴地了解到他在芝加哥的工作取得的进展”。主席话音刚落，一个恰巧坐在我前面的男人站起来，走向讲台。他告诉我们，他的目标是，通过他所掌管的一个期刊，把南部和北部各邦的年轻人团结为一个全国性的浸礼会组织，结束在一个国家内有两个浸礼会协会各自为政的状况。当他回到自己的座位时，我把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问：“还记得提摩太·理查德吗？”他端详了我一眼，立即站起来，对主席说，与会者中间，有一个在中国待了近三十年的人，是他在威尔士时的同学。他确信与会者很愿意听我讲几句话。于是我走向讲台，简要地向听众表达了我的感受：我被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震撼了，来自小小的威尔士一个偏僻角落里的两个学生，追寻着上帝的召唤，在相距万里的不同国度，各自承担起了引导信徒皈依圣教的神圣工作——切维尔博士在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浸礼会年轻教徒中拥有广泛影响，而我则工作在疆域辽阔的中华帝国的信徒之间。我由此得到的教益是，人在卑微未显时不应当绝望，在上帝的引导下，一定会成就伟大的事功。在从神学院毕业之前，我应邀每月一次定期去一个教堂服务。去中国传教前夕，曾收到两份聘我担任牧师的邀请，一份来自朋布洛克郡的一座教堂，另一份则来自格拉玛干郡。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向中国内陆传教的开始
1866年，出现了一场有关中国的传教运动，对传教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就是第一批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向中国内陆腹地的进军。那时，哈德逊·泰勒（汉名戴德生）博士出版了一本名叫《传教指南》的小册子，介绍了他在中国传教遵循的原则：相信上帝会提供所有必要的帮助；对祈祷者即时给予明确指导的能力，比出国传教前接受特殊文化训练更重要；情愿深入内地，穿当地的衣服，住土著的房子，吃中国饭菜，随时准备过一种自我牺牲的生活，而不是安居在沿海商埠花天酒地——在大商埠的繁华场里，一些传教士在别人看来实在是自甘堕落。这个运动在浸礼派传教士协会内部引起了很大共鸣。泰勒博士正是在它的资助下去中国传教的。摄政园（）浸礼会教堂的兰德尔（）博士，还有安德希尔（）博士——浸礼会的秘书，对这一新出现的运动进行了研究。前者认为，它所启示的方式和途径将有助于改善浸礼会的传教思路。安德希尔博士对这场运动的积极意义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在1868年的年会上，他附议了兰德尔博士的动议。兰德尔博士主张，浸礼会应当比照中国内地会制定的传教政策，拿出新的传教措施。这些讲话在协会内部引起了很大反响。在印度的传教士提出了抗议，认为这暗示他们缺乏献身精神。而那些在艰难困苦中奉献了毕生的传教士们则深感失望。诚然，中国内地会四十多年“亲身弘道”（）的运动中，涌现出许多富有献身精神和才能杰出的男女传教士，他们的工作得到了基督教总教堂的充分肯定。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平心而论，他们取得的成功与其它教会相比并不更加出色。事实上，在中国，其它教派的每一个牧师手下都有更多的皈依者。8申请去中国1868年，我听了魁丽斯夫人（）关于中国内地会传教事业的答辩演讲。中国内地会那英雄主义的、自我奉献的传教计划吸引了我，在哈佛孚德神学院的求学生涯临近结束时，我决定参加他们的事业。由于我是个浸礼信徒，他们建议我向浸礼会协会提出申请。我照办了，并提出希望被派到中国的北方传教。在回答委员会关于为什么愿意去中国北方传教的提问时，我说，因为中国人是非基督徒中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当他们转化过来后，有助于向欠开化的周边民族传播福音，并且，欧洲人更容易适应中国北部地区的气候条件。当北方的中国人成为基督徒后，将会转化他们整个帝国的同胞。在启程前的最后一刻，他们问我能否保证在十年以内不结婚。这使我很吃惊，因为以前没怎么考虑过此类问题，只是曾想当然地认为，带着妻子进入中国内地——那时仍然像非洲洪荒一样罕为人知——似乎是一种冒险。我回答说：“到底是在十天还是在十年之内结婚，最好取决于工作的需要与否”。事实是，我结婚已是九年之后的事情了。1869年春天，浸礼会协会批准了我前往中国传教的申请。在我经常布道的朋布洛克郡教堂，我有一个叫里斯的朋友，每次我布道后，通常都是他驾车十五英里把我送回哈佛孚德学院。他和他的妻子是一对琴瑟谐和的知音伴侣，听到我将前往中国的消息，他们非常感动。我们之间的友谊纯真无暇，他们曾发誓与我同富贵共患难。临别之时，我们相对无语，垂泪而已。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在英国的最后日子
1869年11月17日，我准备搭乘霍尔兹“蓝烟筒”轮船公司的“亚克利”号开始东方之旅。父亲来利物浦港为我送行。考虑到他没出过远门，不放心把他孤零零地丢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在上船之前，我坚持把他送上了返回威尔士的火车。在住宿的小旅馆里，我认识了一个将要移居美国的男人。他非常沮丧，因为钱不够了。他已给家里写了信，要家人把钱寄过来，但却发现要等到他乘坐的轮船启航一天后，这笔款子才有可能汇到。他请求同桌进餐的旅客把这笔钱垫借给他，等他的邮件到达后，再拿着他的信去邮局兑现。我把钱借给了他，但在匆忙之中却忘了记下邮件发送者的名字。正像那人所说的，第二天，邮件到了，我拿着邮件去邮局兑取。但由于我不能提供邮寄者的名字，这笔钱被没收了，作为政府收入上缴国库。我在船上放的那笔债结果却好得多。借钱的是一个医生，在旅途中间他的钱不够用了。一到上海，他就马上把借款还了我。2海上之旅我们离开利物浦的那天，苏伊士运河宣布开通，但由于水太浅，大吨位的轮船无法通过，我们不得不绕道好望角。在毛里求斯，船长吃惊地发现，一场地震过后，他最后一次所见还是一片深水的港口内冒出了一座岛屿。有一个时期，毛里求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不适合欧洲军队的地方，因为居住在那里的欧洲人死亡率非常之高。然而，在我们访问期间，发现情况完全改变了，死亡率降到了很低的水平。考察变化的原因时，发现一开始人们将营房建在低洼的地方，后来在改建时营址选在了山顶上。住在那里，士兵们得以免除了疟疾之苦，而正是疟疾，曾使他们的队伍严重减员——现在我们知道，疟疾是由沼泽地带的蚊子造成的。3抵达中国船到香港后，乔治·摩尔（）牧师——后来他成了主教——加入了进来，他刚刚回英国度完他的第一个休假，将要与我们一道去上海。对我来中国，他表示欢迎，态度诚恳无比。我告诉他，有人曾建议我在旅程中不要学中文，因为不同地区的方言发音相差太大。就这个建议，我请教了他的意见。他表示完全同意，但又加上一条：我可以学一学中文的部首。于是我开始学习中文的212个部首，它们是构成书面汉语的令人困惑的象形文字的词根。在抵达上海前，摩尔先生对我的学习成绩进行了考试。1870年2月12日，我抵达上海。托马斯先生找到旅馆来，坚持要我住到他家里去。托马斯先生一开始属于伦敦差遣会，后来成了联合教堂的牧师。在他家里，我一直住到2月24日赴芝罘（烟台）为止。27日，我到达烟台，受到了我将来的同事劳顿（）先生的热烈欢迎。4浸礼差遣会在中国经历的早期考验1860年，烟台、天津和牛庄（今牟平）首先被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列强在北京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公使馆。原来住在上海和宁波的一些传教士随之到了中国的北方，部分原因是当地的气候对他们来说更适合一些，另一部分原因是为了离中国政治权力的中心更近一些。在这之前，以上海为大本营的福音会已在中国中部开展工作，但由于经费困难，它的一些成员申请加入了英国浸礼会。其中霍尔博士、荷兰传教士克劳克斯先生（来于刚果教堂的霍尔曼·本特丽女士的父亲）是第一批获得接受者。1860年，浸礼会决定在烟台开设一个基地，于是乎霍尔博士和克劳克斯便被派到了烟台。戴德生先生——原先也是福音派的成员，也申请加入浸礼会，条件是给他配备五名工作人员。这个要求没能获得同意，戴德生先生于是决定成立中国内地会——前文已作了介绍。在我来中国之前，浸礼会遭受了巨大损失：霍尔博士染上霍乱去世，他是在照料霍乱病人时被感染的，到烟台还不到一年；而克劳克斯先生不久回了英国；另外两个成员，麦克米甘（）先生和金顿（）先生，在一两年后也奉命回国。在我来中国传教的申请被浸礼会接受的那年（1869年），劳顿先生是浸礼会在烟台的唯一代表。他拥有杰出的禀赋，并富于献身精神。不幸的是，不久我就丧失了从他那卓越的头脑和宝贵的人生经验接受教益的机会，因为就在这年六月，他患伤寒去世了。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在烟台的同仁
在我到达烟台时，那里有几个非常杰出的教会同仁。韦廉臣牧师（），是一位法学博士，在伦敦传教会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1865年同杨格非牧师（）乘坐同一条船来国外传教，一开始定居在上海。他学习中文的成效非同一般，在十二个月之内，就用中文写了一部植物学方面的书。但他不得不为自己的勤奋付出沉重代价：身体累垮了，只好奉命回国修养。然而，没过多久，他就有作为苏格兰国际圣经会的代理人重返中国，在烟台开关后，定居在烟台。他的足迹遍布中国北方，并出版了两本游记，为此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无论是从体格、智力还是精神方面看，他都是一个巨人。不久，他发表了《自然神学》（《格物探源》）一书，影响巨大；而他的另一部著作《基督生平》，也非同凡响。晚年，他创立了广学会。1891年，我接替他做了该会的秘书。倪维思（）牧师是美国长老会的成员。他是一个非常可亲可近的同事，在来新开放的烟台之前，已在宁波和杭州住了多年。1890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基督教大会上，他被选举为美国小组的主席。当时不列颠小组的主席是戴维·希尔（）牧师。也属于美国长老会的亨特·考比特牧师，曾与韦廉臣博士同船由上海北上烟台，不幸在山东半岛的海角处遭遇海难。其中一位遇难者在描述险情时，无意中犯了一个可笑的错误，写的居然是他们“在海里登岸”。考比特先生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福音布道者，走遍了山东东部地区的角角落落。在他后来一次回美国休假期间，被选为长老会会议的主席。他结了三次婚，有好几个孩子。他的第三任妻子后来经常讲起下面这个有关她自己的故事：一次，她儿子在学年末没得到奖励，使她感到非常伤心。她责备儿子，说他是考比特家中第一个没拿到年终奖金的孩子。“但是，妈妈！”他哭着，一边用抱怨的眼光看着她，说：“他们的妈妈多么聪明啊！”狄考文先生（）同样是美国长老会的牧师。在中国，他是通过科学教育来推动传教工作的伟大先驱者。在访问烟台时，他做了一个化学方面的非常有趣的报告，并带去了一大堆科研仪器。我曾经作为他的助手帮助进行示范操作。有人曾说，如果美国长老会只派出这三个人——倪维思、考比特和狄考文——那么，说他们工作的价值十倍于在他们身上的投入，决非过誉之辞。J·B·郝维尔（）牧师来于美国浸礼会，是一个极富人格魅力的人，很早就赢得了中国人的喜爱和信任。当太平天国叛军进攻滕州府时——那时他正生活在那里，城门关闭了，好多士绅被关在了城外。除了郝维尔先生，没有谁能够说服守城的官员打开城门，把他们放进去。罗伯特·利磊（）先生是苏格兰圣经会的韦廉臣先生的助手。在阿瑟·史密斯（）牧师到来之前，他是在中国的最诙谐有趣的外国人。几年以后，他回到纽约，参与了《世纪大辞典》的编纂工作。路过纽约时，我访问过他在那里的办公室，希望能见上一面。一位爽朗的、满头银发的妇人告诉我说，他已经离开了，去协助完成一本由阿普尔顿（）主编的百科全书。“他在这里时，我们费尽心思想把他转化成一个共和主义者”，她说，“可是他坚持认为，有限的专制更好一些”。他去世于1914年。6天津惨案为劳顿先生举行葬礼的那天，在公墓进行的仪式尚未结束，我们都被一声突然的炮响吓了一跳，那是从一艘刚刚到达的轮船上发射的。我们赶紧返回住处，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船长带回了有关天津惨案的可怕消息，法国领事和她的妻子以及二十一名修女惨遭杀戮 。谣言迅速传开，说在每个商埠，都将出现一次排外仇外的浪潮。于是，在烟台的外国人立即组织了一只志愿保安队，我也参加了。连着许多天，我们密切关注着当地中国人的动向，以防止他们进攻我们的驻地。 我的同事去世后，我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精力和毅力学习中文，以便尽快掌握它。因为，作为浸礼会在中国北方的唯一代表，它的传教事业的所有职责都落在我的肩上了。四顾苍茫，丰富的人生阅历是我唯一的依靠了，而正是凭了它，在未来的岁月里我学会了决定走怎样的路，学会了如何避免各种各样的错误。7第一个皈依者，1870年在允许他进入教堂之前，我对第一个在我手里皈依上帝的人进行了考核。我问：“在上帝的眼里，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罪人”？那人伤心地回答：“别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自己是个大大的罪人”。我的心被震了一下，为回答者的坦白，也为自己所提问题的愚蠢，并意识到那人在精神上是个真正的基督徒。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提这样的问题了。这个人的经历很有趣。多年以后，罗伯斯顿（）先生在黑龙江附近新开了一个基地，属于他所在的长老会。一天，一个男子从附近地区来到教堂，告诉牧师说他是一个基督徒。“你属于那个教派？”“浸礼会”“谁是你的引导者？”“烟台的李提摩太”，他提的是我的中文名字。“你在这儿住了多长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