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的村长可以就地正法，而不用向巡抚请示。当发现一位政府官员侵吞救济金，中饱私囊时，他下令立即处决。这种果决的行动震慑了其他官员。缘此，他使政府官员免于腐败，也使乡村不至于失序。一回到太原，我就向巡抚建议了三条救灾措施：⑴大规模向满洲和其它粮价低的地方移民；⑵启动公共工程，如修筑铁路，这不仅能立即给衣食无着的灾民提供生计，而且具有长久的意义，可以预防将来灾荒的发生；⑶向没有遭灾的省份征收赈灾税。一群候补道台根据巡抚的命令讨论了我的方案，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修筑铁路过于超前，并且必须引进大量外国人，这会导致无穷无尽的麻烦，因此，从对山西是否最有利的角度看，最好不要修筑铁路。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向浸礼会的提议
大概是在1878年的1月26日，我写信给我们会的秘书，A·H·贝内斯（）先生，指出，当中国的第一批高级官员访问英国和美国时，他们被带去参观剧院和博物馆，却曾来没有被带着去参观过教堂或听过布道。因此，我请他采取措施，让英国最优秀的基督教士绅对中国新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给予特别的关注。他是第一次去英国，应该让他了解西方文明的精华，以便理解从初期到现在基督教传教士对人类文明的奉献。那将是祖国的朋友们所做的伟大的精神性工作，公使会把它汇报给帝国的中央政府，这对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将是巨大的贡献。我请贝内斯先生向其它传教会提出同样的建议，如果他认为这个建议有价值的话。不仅动员国内的基督教士绅通过伦敦的公使做工作，我还专为中国的读书人写了一本小册子，指出中国的前贤先哲往往因为公众所遭受的灾害谴责皇帝，然而现在，官员们却把无法挽救的饥荒理所当然地视为上天的意志，以此来表明他们什么也不能做。但灾荒是可以挽救的，如果官员们振作起来，尽职尽责，并且学习其它国家的赈灾经验。儒生的傲慢自负，佛教徒的无所作为，道教徒和风水先生的迷信，确确实实是一种罪过，亿万民众因此陷入了毁灭的境地。关于赈灾，好多方案已经被讨论过了，但最好的方案是东西方团结起来，一致行动。因此，我呼吁，中国和外国的优秀人才要走到一起，相互协作，以求中国富强。11 写信给各个新教差会，建议联合与协作1878年2月7日，我写信给中国的各个新教差会，指出由于没有联合起来，相互协作，我们的传教努力缺乏成效。每个差会都独行其事，建立了相互冲突的学校、医院，在同一个地区的传教手段完全雷同，与此同时，却有大量需要些的宣传材料没有人来做。“传教士们就像漂浮在海洋里的船，没有海图和罗盘，没有船长也没有大副”。但没有人对我的信做出回应。传教士团体还没有做好协作行动的准备。只是在30年以后，在1907年的百年纪念大会上，这个问题才被严肃地提上议事日程。12 希尔、特纳和瓦尔廷的到来以及瓦尔廷的去世1878年5月，乘坐天津海河开河后的第一艘轮船 ，韦斯理会的大卫·希尔（）、中国内地会的约书雅·特纳（）、以及美国长老会的阿尔伯特·瓦尔廷（）来到山西，参与赈灾工作。从上海的赈灾委员会那儿，他们带来了一大笔银子，大约有3万两。他们的一些朋友非常担心他们会染上灾荒导致的热病，那种病已经带走了天津的好几位优秀传教士。但他们三人都做好了准备去面对这种后果。无论冒怎样的风险，他们都得前来，把救助款放在自己手里，而不去亲自散发给那些淹淹待毙的弟兄，这种事他们是做不出来的。刚到太原，瓦尔廷先生就成了热病的牺牲品，于4月25日去世。13 发放伦敦赈灾基金，1878年这时，我的旅行日记到达了伦敦。它为阿诺德·福斯特牧师的赈灾呼吁增加了极大的份量。威妥玛爵士和坎特伯莱大主教联合市长，在市长官邸开设了一个救灾捐助基金。筹集的款项通过电汇汇到了上海。但由于当时的中国尚无电报，只能通过船只运输银子。银锭50两一块，每1000或2000两装为一箱。这些银箱由在天津的李鸿章安排发运。他派遣军官，带领一队士兵，把银子押运到太原交给我。其中一个军官无知得很，在交接银子的时候，他一直称我为“鬼子大人”。我制止自己不去校正他，以免他见到我不好意思。救济金源源不断地到来。我们发现，受灾最严重的还不是太原府，而是平阳府和临汾、洪洞和闻喜等县。于是，同巡抚指派的官员一起，我们到了以上地区，在那儿发放救济，一待就是几个月。在平阳府和临汾、洪洞、闻喜等县，我们分发过救济的村庄有145个，每个村子人口从63人到1267人不等，平均每户有3。1人。一位负责赈灾的政府工作人员告诉我，洪洞县原有人口25万，在灾荒中死去的有15万。饥荒造成的痛苦不仅体现在人口的减少，还体现在牲畜特别是骡子和驴子的消失。例如，在一个拥有320人的村子里，有大量土地有待耕种，但只有三头牲畜保留了下来。其余的都吃掉了。官员和民众向各路据说能够降雨的神仙祈祷，但都是枉然。在异常悲惨的绝境里，他们听说在直隶省的一口井里，有一块铁板具有神奇的法力。于是巡抚曾国荃派人去直隶借来了那块铁板，用来祈雨。天主教和新教士也继续在各自的教堂里祈祷雨水的降临——像从前一样，相信同一个神灵的伟力——直到一场大雨浇灌了全省。老百姓对此无比感激。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内地会修女的到来
由于认识到我们面对的不再是敌意：政府官员接待我们的态度变得友好，遭受饥荒之苦的老百姓则欢迎我们到来，我感到一条大道敞开在眼前，我们的传教工作面临着更大的机遇。我写信给中国内地会，讲述了这种情况，邀请他们派更多的传教士到山西来。听说戴德生夫人从英国启程，将来山西开展孤儿救助工作，我们都非常高兴。她由保乐（）先生陪同，从天津出发，于1878年10月到达太原，随她前来的还有霍尼（）小姐和科利克尼（）小姐。她们是第一批深入内陆的外国妇女。在我秋天外出赈灾期间，她们住在我的房子里。不久，同样属于内地会的詹姆斯夫妇也步她们后尘，来到山西。15 与马丁女士结婚我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结了婚，我将在这个刚刚开辟的省份开展更多有成效的工作。此前，我在烟台时认识了一位很有教养的女士，她叫马丁，是联合长老会的成员，1878年来到中国。从一开始，她就被要求承担各种开创性的工作。除了在爱丁堡商业学院接受的丰富的专业知识外，她还在皮迪也（）博士指导下受到了良好的神学训练，在同蒙古的吉尔玛（）这样的神学家辩论时不仅仅能自圆其说。她还有音乐天赋，在与音乐有关的传教工作中总是一马当先。1878年10月，我们在烟台结婚，11月份就回到了太原。戴德生夫人、她带来的两位单身女士和保乐先生一直住在我的房子里，直到他们找到自己的住处。我妻子开办了一个男孤儿院，而内地会的女士们开办的孤儿院则专收女童。16 冬天的赈灾工作随着冬天的来临，很多人又一次面临了饥荒所造成的苦难。遵从天职的召唤，我离开新婚一个月的妻子，与同事们在平阳府一起工作了4个月。坎农·斯格特（当时已是主教）和坎贝尔（）先生也在那儿，他们是我在烟台时的老朋友。他们也在发放救济，一开始是一个独立的基金，后来加入进来，与我们合作从事伦敦市长赈灾基金发放。在英国国内和中国沿海各商埠筹集的款项一共有20万两，约6万英镑。其中的12万两由希尔、特纳和我发放。其余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天津一位姓盛的道台 （现在被称为“盛空炮”）负责，海关的布德（）先生协助；另一部分经由直隶的新教传教士和华北的天主教传教士之手发放。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手来买进和发放粮食，在那样的小地方缺乏有势力的银行家把我们的银子兑换成现金。因而我们决定给每个家庭直接发放银子，每户差不多2到3盎司，他们可以在任何需要的地方兑换成现金，用这笔钱购买粮食，同他们的草种和谷糠掺和着吃。发放救济的过程并不容易。每一个村都派人带着登记表到发放中心领取救济。发放之前几天，我们雇佣一些铁匠，在一所院子里，燃起炉火，把50两（相当于英国的60盎司）一块的银锭烧红，敲打成薄薄的银片，再切割成长宽一英寸、厚四分之一英寸的方块。中国的通货问题看起来简直要毁掉坚实的数学的基础。在有的地方，82文被看作100文；另一个地方则50文相当于100文；再换一个地方可能是16文等于100文；而在北京，10文相当于100文。银子和现金之间的兑换也不合常规：有时，一两白银可兑换1500文制钱，有时只能兑换1000文。更使人困惑不解的是，在不同地区，银子的重量也不一样：在平阳府，1斤包含16两；而在外面的山村，则等于20两。当我问到这种无比繁琐的计算法是怎么来的时，有人告诉我82文是如何代表100文的。有一次，一个聪明的政府官员认为他发现了一个铸造货币的秘密，掌握了这个秘密可以大大地增加帝国的财富。他下令，每100文铜钱中的18枚要用铁来铸造。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铁钱变得锈迹斑斑，不堪使用。于是在交易中，人们就说“只给我那82文就行了，我可以把这82文看成100文。”从此以后，他们就把82文铜钱等同于100文。在汾西（）县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坎农·斯格特先生和我分手了。他要回国接受主教职务的委任。剩下的赈灾工作由我一个人完成。由于长期劳累，并且暴露在阳光下工作，我最终染上痢疾，病倒了，不得不被人们用担架抬到了平阳城。在平阳恢复健康后，我回到了太原，开始了定居的、更具常规性的传教工作，我妻子在这些方面早已领先一步。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中国人对赈灾工作的感谢
山东的赈灾工作结束后，倪维思博士工作过的地区的民众给他送了一顶“万民伞” ，上面写着对他深怀感激的1万个灾民的名字。这是一顶红色的伞，一般情况下只有各级政府官员才有资格使用。在中国以及在东方的其它地方，人们用这种红伞表达他们的敬意。我听说，在我发放过救济金的地方，接受过救助的人们打算用同样的方式表达对我的感激。但我捎去话，坚决不同意他们这么做，因为那必定会花去一部分救济金。山西的民众用各不相同的或者相反的方式表示他们的感激之情。平阳府的学者们——他们的判断完全受到了官方对传教士的传统态度的误导——树立了一块石碑，铭记了我们提供的帮助，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维吾皇万岁，恩被群生，光播四海。荒天僻野之民，咸来投诚，共舒民艰”。另一方面，那些心怀感激的乡民派代表到希尔、特纳和我的住处要我们的照片，好供奉在他们的神庙里，永远感念我们的恩情。当1878年我离开山西去山东结婚时，巡抚曾国荃给我写了一封充满赞美之辞的信，在信中、不仅以个人的名义，而且代表我曾帮助他们摆脱饥饿的山西的千千万万民众，对我表示了感谢。我把这封信毁掉了，因为担心将来有一天会禁不住诱惑，不正确地使用它。还有，在山西巡抚曾国荃和一位姓阎 （）的前山东巡抚——由朝廷委任的两位负责救灾的大臣之一——上报朝廷的奏章中，为参加赈灾工作的官员请求匾额和顶戴等恩赏，但那些赞助了大量救济金，或者冒着生命危险在极容易感染伤寒病的救灾现场工作了两年的外国人，却不在名单之内。然而，李鸿章却给我们请赐了爵位——上海赈灾委员会的人没跟我们当中的任何人协商，去跟李鸿章接触过——只是在阶别上要低得多。18 以中文写成的罗马天主教书籍赈灾结束后，在展望今后的传教工作时，我写信去上海，弄到了一整套罗马天主教的中文书籍，这样我们在山西和山东的基地都有一套了。我还从北京定购了一套中文的关于希腊正教的书。早期——两个多世纪之前——的耶稣会士曾经写过一些中文的基督教书籍，使中国社会上层的一些人成为信仰转变者，也在广大群众之间唤起了无数的追随者。在检查这些书籍时，我发现，如果把其中关于罗马天主教礼仪和罗马教徒的部分删去，其中包含的基督教教义是很精彩的，可以充分发挥它在宗教宣传中的作用。此前我还定购了由必尤特（）侯爵翻译成英语的《每日祈祷书》、《圣徒的人生》以及其它一些罗马天主教的权威性著作，以便理解天主教和基督教两种观点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之处。当时，可用于赠送的基督教书籍很少，主要的有花之安（）博士的《西方文明》 、《使徒马可评议》、威廉臣（）博士的《自然神学》、林乐知的《政要年鉴》、丁韪良博士的《基督教证》和《寓言》，还有一本由中国信教者所写的小册子《良知之镜》。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像样的基督教书籍可以送给中国的知识分子了。19 新教传教工作的无组织性我和朋友们经常谈起新教各传教会之间缺乏组织的问题，并且在讨论各种方案时认识到，我们应当效法罗马天主教徒所采用的一些好的政策。他们的方济各会在中国的某个地方，耶稣会在另一个地方，拉撒路会又在另一个不同的地方，相互之间选定一个不同的地区。同样，新教的不同派别也应当在中国的不同地区传教，而不应当把同一个地区分裂得支离破碎。我们讨论的另一个方案是，不同的派别应当放弃各自的名称，在不同省份成立中国联合教会。但财政难题是一个障碍，横挡在各派别传教区的再分配之路上。不同派别之间缺乏宽容，也是当时无法实现联合的原因。只是过了30年以后，我们基督教各派之间开始建立联合学校和医院。一天晚上，希尔、特纳和我一起吃中国餐。希尔告诉我们说，在经过了多年的布道之后，并没有取得他希望看到的巨大成功，因此他重新研读了《新约圣经》，发现他已不再像我们的主所做的那样，强调在大地上建立上帝的天国，而是开始宣讲另外一种教义，并且从那时起，他更加接近《圣经》的原文本意，而神学意味越来越少。他说，在《新约圣经》中，他发现了一条福音，会使中国人和欧洲人都感到快乐——那是关于上帝天国的福音：在那天国里，有的是永恒的正义、大地的和平、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善心。我们来到中国，不是为了谴责，而是为了拯救；不是为了毁灭肉体，而是为了充实灵魂；不是为了使人悲伤，而是为了给人们幸福。听了这些，我从桌子边站起来，走进自己的卧室，拿出了一个日记本，上面写着我的传教经验和对一些问题的思索。我宣读了自己以前得出的结论，与希尔先生所说的非常相近。听了以后，他开心地哈哈大笑。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吕洞宾
那时候，只有两种基督教的宣传册子在传播：一种攻击偶像崇拜，一种攻击祖先崇拜。它们把许多中国文化习俗贬低为罪恶，而不承认中国人所崇敬的大多数的事物是值得肯定的。结果是，这些小册子所到之处，都会爆发对传教士的暴乱。之所以发生暴乱，不是因为中国人邪恶，而是因为小册子的作者的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