挛牛欢土饷匆患乱卜⑸谖颐�4人都在场的情况下――奇怪的是，除我之外，他们三个像约好了似的，分别钻进厕所又出来，最后我不得不也进去了一趟，不是因为我也要小便，而是他们无法关严抽水马桶后面的水箱，作为房主，我不得不进去亲自动手制止那哗哗的水响。
随后，小春送两个姑娘回去，我送他们三人出门，这次活动彻底结束，结束前，我还把地扫了一遍，从录像机里拿出小春没看完的录像带，收好，据说，他过两天还要来看。
他们走后，我打开电脑，打开电脑上方的台灯，又把茶壶里的剩茶倒在一个不知谁喝过的玻璃杯里，再点上一支烟，于是一切就绪，我认为，我完全可以开始写作了，我坐在电脑边上，开始创作，我深知，只要我一动手，一本书就将在我手下诞生，它很有可能成为一本流传千古的名著，在我看来，成为名著并不难，难的是运气，运气的意思是，只要有那么一帮子人同意，我的书就能成为名著，当然，这件事和我完全没有任何关系，问题的关键是，我必须得写出一本书来，这件事就像参加摇奖一样，你首先得把你的彩票儿填好，然后等着开奖，开奖人会宣布，下面一本世界名著是――我到时只需带上耳朵去听就行了，显然，我就是丢三落四也不要紧，甚至听不听也无所谓，因为这个消息不止是讲给我一个人听的，很多人都会知道，这就够了，说到底，一本书成为名著和鱼香肉丝成为名菜是一回事儿，难道其中有什么区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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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补充两句关于名著的话题，不然认真的读者就会以为我在这里扬扬得意地大放厥词，我想，我有必要在这里解释一下我对世上名著的看法，在我看来，名著里有价值的实在太少，以至于如果把名著定义为欺世盗名的作品倒是更加贴切，对于这个问题，我在后面仍会谈论，因为这与我的写作有关。
因为我的写作，才有了这本书，可以这样说，我的书是我的写作的一部分，我的写作还涉及更多东西，我的生活，我在人世间所见所闻所想等等，我认为，这是一本正经书应该交待的东西，这话是说给那些不是专看故事的读者听的，事实上，写作对于我意味着对一种生活方式的研究，而生活方式是人类的存在方式之一，通过写作，我面对人的存在这一问题，不怕读者笑话，我一直在试图弄清存在的真相，这是我在人世间的最后一点好奇心，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可以说，我的存在是我写作的起点，为了弄清我的存在，我才写作，我不祥地预感到，我前景黯淡，我没有希望，但我也因此而看不上那些无能或缺乏勇气的别的写作者，在我眼里，他们对于我的话题毫无价值，因此，我根本不屑于提到他们。
存在，在我看来，这是生命的头等大事，也是我的写作起点，我想，这么明说之后，专爱看故事的读者也许会失望，既然你已买了我的书，我想，我也会尽量设法对得起你，在我的书中，也为你留下几个故事，我提醒你自觉地使用跳跃阅读法，读到你们不感兴趣的段落时，请蜻蜓点水一样一跃而过，这样说是因为我不想让你误以为我在为你的阅读设置障碍，我不是那样的人，相反，我一直追求清楚明白，反对昏话连篇，不知所云，为此，不惜让人说我罗哩罗唆。
与此同时，我还要说明，我的虚荣心不想让我做一个故事大王，故事大王在我眼里毫无价值，尽管像什么中国的曹雪芹、外国的毛姆、海明威、茨威格之类的故事大王也很难做，但我个人对此没有兴趣，除非拮据得需要指望写故事糊口的时候。
在我的书里，也有故事，但故事的存在是与我的写作息息相关的，要是故事影响到我的表达，我会毫不犹豫地把故事扔在一旁，我想这一点我必须提及。
我毫不怀疑大多数读者的无知，因此，他们喜爱千篇一律的纯故事而不在乎思想，也因此，所谓＂故事之上的故事＂才有机会存在，罗布－戈里耶、博尔赫斯之流的荒唐才被看成是合理的，我讨厌他们对于思想的隐喻，我认为思想的出发点是清楚明白，而隐喻却从云山雾罩、条理不清出发，因此，上面两位作家对我来讲毫无价值，尽管他们的出发点也是人类的存在，但他们含糊混乱的昏话确实叫我讨厌，其程度绝不亚于对黑格尔的讨厌程度，那个骗子横行了一个时代，以至于很多笨蛋从他那里得出一些叫我哭笑不得的诸如＂无限就是有限、死就是活＂之类的玄学感悟，还称他为哲学家，真是令人扫兴！在我眼里，黑格尔是个病理性的臆想症患者，且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喜欢不懂装懂的人是他的易感人群，他跟哲学家这一称呼毫无关系，他的言论为何能够时髦真是德国人应该好好想想的问题，我是说，号称会思想的德国人，在黑格尔问题上把他们的轻信狂妄暴露无遗，凭着这一点，要是我想挣他们钱的话，那么写上两本天书叫他们对我顶礼膜拜看来不成问题――在我看来，与他同时代并开过对台课的叔本华算个哲学家还差不多，叔本华的写作也面对存在，他在涉及难以表达的事物时，机智地使用比喻，说明哲学家的头脑比文学家要清楚得多，因为至少比喻能让人看懂。
另外，我说读者无知并非出于恶意或贬意，而是我认为比较贴切的描述，我不认为无知是错误，我自己就很无知，我无知我也要把我的无知诚实地公布出来，用不着藏着掖着，我认为，比起诚实的无知来，不懂装懂更不自然，尽管不懂装懂是个经历几千年而不变的永久时尚，一直受到人类莫名其妙的由衷爱戴。
据说发现并承认无知始于苏格拉底，因此，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知识分子，这是对知识分子的最低要求，要是按更高的要求，承认无知也离知识分子相距甚远，在我眼里，世上称得上知识分子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上帝，你叫他造物主也可以，他是真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可惜，在人世间找到他并向他打听一些情况的门路至今还没被发现，人们只是发现一些似是而非的所谓＂神迹＂，也就是上帝存在的某种迹象，比如还未被发现例外的某些物理定律之类，至于真神，很多人天真地以为到了彼岸就可看到，不幸的是，在这件事上，至今人类尚无丝毫把握，要是真有把握，牛顿之类的人就会早早自杀，这样就会省去很多东猜西猜的麻烦，明话直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个人既想做个知识分子，因此也一直在独自悄悄摸索，我认为我找到一些神迹，也就是上帝存在的证据，我遇到的问题说来十分不幸，与那些在神农架找到几个野人脚印儿的人遇到问题如出一辙，脚印是有了，但那脚印是真是假却无法弄清，因而野人的去向也就更是无从谈起，在我不耐烦的时候，也图过侥幸，琢磨过通过自杀的方式去彼岸逛一逛，对此我曾反复权衡，最后是理智占了上风，我认为有关上帝蹲在彼岸坐等我辈的说法太像是个谣言，太不可信，因为从古至今，尽管上帝的假使者满天飞，却没有一个人设法真的带信回来确认这件事。
这些都是不得不说而又不吐不快的离题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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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接着我的叙述。
于是，在96年，在一个深夜，我开始写可能成为名著的书，我开始写，我一行也没有写出来，我坐在那里，东张西望，剪指甲，用湿纸巾擦显示器，我抓起电话，只要头脑中出现一个电话号码就拨出去，我打电话，一个又一个电话，我告诉别人，我没事儿，一点事儿也没有，我不再打电话，而是点起一支烟，烟抽完了，我又抽了一支烟，我再次抽一支烟，然后我拿起一本书，别人写的书，胡乱翻看，我会使用五笔字型打字法打字，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得有一个人告诉我打些什么，我满心希望有那么一个人出现，像听写似的在我身边叨唠，我照他所说逐字打出，直到最后一个句号，我希望他说，现在这本名著写完了，你署上你的名字吧，然后消失不见。问题是，今天这个人不在，我会五笔字型也没有用，我坐在那里，开始时手脚乱动，后来一切趋于静止，我面对电脑，陷入寂寞。
我说的是寂寞，是的，寂寞――独自一人的时候，回忆令人无所适从，阅读往往乏味，每天生活规律叫人厌烦，不规律则一事无成，我住在东高地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写作有何价值？没有价值，混过生命有何乐趣？我搞不清。刚到东高地，除了成天想着跟我那些狐朋狗友联系以外，什么也干不成，根本就忘了，我搬来就是为了躲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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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仍然要面对写作，面对我给自己找的工作，我来到东高地，把自己关进斗室之中，我非要写出一些什么，尽管我图轻松，我怕困难，我能力差，但我仍想把自己那点微末行当干好，我的虚荣心、好胜心及侥幸心驱使着我工作，一想到我也可能中大奖我就干劲倍增。
关于写作，其实话题很多，它的原因，它的过程，它的结果，它的性质，它的内容，它的内含，它的外延，它的对象，它的范围，作为一个客观的存在，它的意义，作为一种迷信，它的影响等等，还有诸多＂为什么＂之类，我相信，数也数不完，我要是从头写起，那么，一本笑话集锦便会从容诞生。
在这里，我只想说，人类具有记录自己蠢行的奇特天性，它的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史前，据说人的前身，那些长毛未褪的古猿，就时常在游手好闲之余手拿硬物在黑暗的山洞壁上写写画画，这就是写作的前身，因此，写作，作为一个事物，就这么存在下来了，如果一个弹球上的细菌也会写上两笔，并建立一个图书馆，我想，人类大概会说这是一个笑柄，奇怪的是，轮到人自己，态度便有了改变，他们自豪地把那些毫无意义的胡写乱画说成是史前文化的一部分，美其名曰：史前艺术，并以自己现在仍会信笔涂鸦为荣，对于这种态度，我也有不解之处，他们为什么不拿起一块古猿的粪便而沾沾自喜呢？他们完全有理由为他们在现代仍能像古猿一样自如排便感到骄傲。当然，我的不解也就到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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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阅读与写作是一回事儿，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为了写出新意，你不得不看看别人都写过些什么，比如说，我可不想费半天劲写出一本《资本论》来以后，发现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已写过相同的作品。同理，为了阅读，你还得写上那么两笔，以此来推断别人写出的东西是否具有价值，比如说，如果我随手就能写出一段＂对于存在这一事物，我可以把它简单地分成存在与外界的存在两个部分＂，那么，我就可以断定，休谟在《人性论》里的某些论述属于老生常谈，我不知道我讲没讲清我的意思，我是说，对我来讲，写作除了是一种生活方式之外，似乎没有别的意义，著名作家往往凭会写东西这么一点儿能耐骗得与之极不相称的利益，这方面的参考读物我推荐99年北京流行的一本书――英国人保罗。约翰逊所著《知识分子》，有时候我甚至觉得知识分子那么猛烈地抨击政客或商人，完全是因为小骗子对大骗子的嫉妒，这方面我很为中国的制度骄傲，老谋深算的中国人从来不会被那些喜欢舞文弄墨的人蒙倒，李白、杜甫虽然会写两笔诗，但他们俩妄想凭此获得一官半职的嘴脸却成为当时人的笑柄，至于老柏拉图的例子就更别提了，在他的范围里，很自然地，他认为哲学家应该成为国王，还好，他的如意算盘也没能得逞，只好在幻想里建立一个理想国聊以自慰，他那个理想国在我看来十分可恶，因为缺少像他一样才能的人在那个国家里往往会活得不太自在，我认为，那是为他一人建立的国家，万幸的是，这个国家建在纸上。虽然我本人喜欢写东西，但我却从没有把我的爱好看成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至多只关心关心我的爱好能否养活我，使我能跟别人生活得一样好而已。我毫不怀疑我写的东西没有价值，我承认，我抱有侥幸心理，希望我的写作能给我带来超出它本身价值的利益，这种希望与一个卖假古董的商人所抱的希望没什么区别，我想，很多人能理解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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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爱写作，写很长时间以后，我才认为这是我的个人爱好，在我的人生经验中，一般来讲，我认为，人应当为他们的爱好付出代价，而不是得到好处，如果一个人为他的爱好得到好处，那么我只能说这个人十分幸运，搞艺术的老祖宗是那些过着饥寒交迫生活的吟游诗人，他们往往十分质朴，给人说上一段书，讨几口残羹剩饭便能满足，而现代吟游诗人就油滑多了，他们的油滑之处在于，他们先来一段讲演，说什么人的生活应分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并自行规定，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这段讲演的可恶之处在于，首先，他们把他们的爱好推及别人，其次，他们竟能把他们的爱好置于别人之上，事实上，这种骗术即使算不上无耻也十分无聊，因为这种对生活的二分法本来就十分不客观，是对擅长动脑筋的人的一种优待，因为话语权掌握在擅长动脑筋的人手里，他们就对此大加利用，这是人性中邪恶的一面，在这种言论之下，总体上看，体力劳动者的利益被无情地侵占了，而且，精神生活就那么有价值吗？我看这是个问题。
精神生活优越论的基础在于教育，由于教育需要一笔时间与资本的投入，受过教育的人，也就是那些所谓能有精神生活可过的人，非但不感激他们的运气，反而变本加利地想把他们的教育培训费当做一笔无形资产，大加利用，一副以一当十的架势――这里面最可气的就数所谓搞文化、搞艺术的，他们脑子最不好使，培训费最低，得利最大，却闹腾得最厉害，一个工程技术人员，除了得应付十分枯燥艰难的练习与训练以外，在日常工作中解决的问题也往往十分棘手，十分实际，而一个搞文化的，训练本身就十分轻松，工作中也更容易找到乐趣，又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只是空对空地胡说一气，但既使这样他们也牢骚满腹，想想看，一个商人，再怎么样也十分繁忙，因为要处理大量细枝末节，难得有搞文化搞艺术的人的那份轻松，但商人却没有那种不自重的抱怨，更没有那种与＂肮脏的钱＂相对应的＂肮脏的文化＂来突出自己，贬低别人，看看18世纪末的维也纳吧，十分吝啬的犹太商人用他们省下来的一点小钱来帮助文化，让老百姓在剧场里得到乐趣，这种情况你根本在搞文化的人身上看不见一点影子――以我个人的经验，我看一本数学书的时间往往超过看10本思想书或20本文化书或30本小说的时间，而且费的劲更不可同日而语，但我很少见数学家指责别人不懂数学，而常见到文人嘲笑别人没文化，这一事实有时令我十分生气，因此，每当看到有人出来酸酸溜溜地指责什么物欲横流我就怒不可遏，这分明是在说，为什么物欲没往我身上多流流呀！
我深信，文学艺术的价值远不像现在标出的市价那样高，科学家在追求事物的确定性时所付出的劳动，要远远超过漫无边际的插科打诨、胡说八道所付出的劳动，即使是体力劳动者的简单重复劳动也要比什么笔耕不辍来得辛苦，我在写作时，一想到要在大太阳下耕种田地就心惊胆战，一想到写一本数学书、物理书就倍感力不从心，而要是写点什么别的，就觉得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