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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特使王炳南蒙特嫌之冤妻亡子散（5）
王炳南很高兴能和董竹君相遇，但听到董国瑛在生活上遇到困难，很为之担心。会后，王即去董家拜访，又去东单看过董国瑛。从此，王又恢复了与董家中断了十多年的来往。
这种中断后恢复、恢复后又中断的来往关系，二十多年来能够维持、能够延续，也就很不错了。这也说明，王炳南对董家是以诚相待，不忘旧好，不因董家有海外关系，不因董竹君出身是资产阶级、大老板而疏远或怠慢，坚持不忘董家是统战对象。
这本是一坚持统战政策，不怕说三道四、坚持善交朋友，不忘旧情、坚持光明正大，不怕涉嫌的为人之道、好作风，却被别有用心的人粗暴地猜疑和践踏。
1965年8月至9月，王炳南从恢复和董家的联系后，去访过几次。仅就这几次的交往，却给王自己引来了一场政治灾难。王的这场政治灾难形成的缘由是什么，许多人弄不清，就连当事人董家以及世纪老人董竹君至死也没弄清。然而，王对自己的这一政治灾难，从一开始，心里就非常清楚。
王炳南对我说：“我去看过董国瑛几次，完全是一般性的访友。我们见面后，免不了畅谈往事、聊聊眼前。所谈的内容，你一句，我一句，杂乱无章。诸如，我们谈到美国的摩天大楼和街心公园、美国的舞台艺术和好莱坞的上市电影；美国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中国人在美国和美国华侨社团；美国西海岸的风光和华沙的风土人情等见闻趣事等。但我们从不谈国家机密和外交机密。
“就是这样几次到董家访友，却被谢富治、康生捏造成我在从事间谍活动，说董国瑛是国际间谍，说我定期向董家提供外交情报，并以涉嫌间谍案向总理办公室作了报告。”
周恩来对这样一个不调查、不研究、上纲上线的报告很不高兴。
周恩来对此报告，既不能置之不理，也不能完全不理，既不能听之任之，也不能姑息、护短，但可以看出，周不同意谢富治、康生（中央文革领导成员）对此事的结论。
为此，一天夜里，周恩来把王炳南叫到西华厅。
周恩来向王炳南说明情况并听了王的解释后，严厉地批评了王。最后周嘱王：去看看董竹君是可以的，不忘老的统战关系是无可非议的，但董国瑛那里就不必再来往了。周还表示，不让王去董国瑛家，并不说明谢富治反映的情况和意见是对的，也不说明董国瑛有什么国际间谍之嫌，而是没有去看董家女儿的必要，以免再授人以柄。
王炳南对周恩来的批评和意见诚恳接受。关于不准再去看董国瑛一事，王表示，没有问题，可以做到。
几个月过去了。董家母女不见王炳南来访颇为蹊跷。
那些年，某些过头的政治运动给人留下的余悸不小，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多事、惹事。有些人遇到这类怪事，就绕道而行，绝对不敢横冲直撞；有的人遇到这类怪事，能够得过且过的，也不愿多嘴多舌。董家也不例外，因而董家对王炳南为什么长时间不上门，出了什么事，挺担心，却又不便打听。
王炳南中断与董家母女的来往，使董家造成一定的疑惑。对此，王深感不安，却又进退两难。
最后，王炳南下决心，不听邪。既然坚信董国瑛不是间谍，自己又没泄密，何必还要忍受康生等人的陷害。周恩来不准他再去董家，他可以做到，但和董家通信，并没受到限制。于是，王横下一条心，给董国瑛写了一封简单的解释信，告其：“工作忙，无暇访友，请谅解。”信发出之后，王虽没收到回信，但也算了却了一桩进退两难的心思。
三个月之后，王炳南在办公室收到了一封信，竟是董国瑛从邢台发来的。王看过信，才知道董国瑛在年前已随工作组到邢台，参加“四清”工作去了。
信中主要内容有两点：一、邢台地震只是受了一次惊吓，没受到伤害。惟恐朋友担心，特写此信，报个平安；二、地震对北京的影响如何？她妈妈是否已回北京？这两件事希望能得到王的答复。
董国瑛这封信充满了友情和亲情，她身处震中地区，还在牵挂着远离震区的朋友和母亲。这样的信会感动任何一个读信人；任何人都会立即复信，回答她的问题，以安慰她在灾区的惶恐和悬念。如不复信，太不近人情。怎么复信？王炳南很是为难。复信就意味着恢复和董国瑛的联系，就意味着违背了周恩来的忠告。
不复信，就意味着王炳南对董国瑛信中这一小小要求，置之不理，对来自灾区的呼唤和渴望，可以置若罔闻。这样做，太残酷，太无情。这类无情之事，王不会做。
从王炳南的性格和他的为人，他是做不出这样无情无义的事情的。
王炳南经过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可以做到既回答了董国瑛的问题，却又不复信。这个办法很简单。王在一本杂志中的一页上，写了一句报平安的话。这句话上无台头、下无落款。然后王再托人将这杂志送到邢台。董看到这份杂志，自然会理解是王的复信。
王炳南所拟就的那一句话是：“一切没变，希望你平安回来。”
王炳南自以为，这样回复，一目了然，万无一失。“一切没变”四个字，直截了当：一是地震之后，北京的亲友安然无恙，没有变化；二是长期没有联系，然而大家的悬念和往常一样，没有变化；三是其母董竹君仍在上海，没来北京，仍如以前一样，没有变化。
风云特使王炳南蒙特嫌之冤妻亡子散（6）
“希望你平安回来”七个字也只是在一般通信中，不可缺少的客套话，无可挑剔。而且这份杂志不封不包，任何人都可以看，透明度很强。
王炳南处理此事，只看到顺利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复杂的一面，聪明反被聪明误。他自以为已经很巧妙地解决了这一困惑问题，但万没想到这本杂志又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那位告发王炳南向国际间谍泄密的谢富治、康生，并没有因为周恩来对王不处理而善罢甘休，而是继续派人在密切窥察此案的发展。
王炳南托人送出的这份杂志，没经多久，又从邢台转到谢富治手里。
谢富治依据这杂志中的七个大字，大做文章，他说这七个字是国际间谍常用的暗语和暗号，并添油加醋地联合康生向周恩来作了书面报告。
周恩来看到谢富治、康生的这一书面报告很生气。当天周把陈毅找来，对陈说，我已提醒过王炳南，暂不要和董家女儿来往，不要再授人以柄，王也同意，还保证照办，现在却又变着法地和董家女儿通信，为什么这样不严肃。我们不能再得过且过，要给王敲敲警钟。我不反对谢、康的建议，暂时停止王炳南的对外活动，有些文件也不要看了，可让他抽出更多的时间，认真地检查一下自己的错误，并让他写出检查报上来。请陈毅明天到外交部，在部党委常委会上宣布这一决定。
第二天，陈毅在外交部党委常委会上，也就是说在小范围内，宣布了周恩来的决定。从此，王炳南就开始了“在家闭门思过”的日子。
这一思过，就是十年。
王炳南在家思过不久，就赶上了“文革”时期，他在“文革”中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最后他被整得家破人亡。
最初闭门思过时，王炳南经过认真思考，心情已由懊悔不安转为平静，由对谢、康的义愤转为自责，也开始冷静地检查和认识眼前所发生的事。对要他写出检查的要求，他诚恳照办，并表示他要实事求是，严肃对待，把问题说清楚，认真检查自己。
王炳南在检查中，写清楚了和董家母女的来往情况、和她们交谈的内容；检查了自己不肯断绝与董家来往的原因和错误；交待了在杂志上写了一句报平安话的原因和自己的思想活动；总结了几条统战工作的体会。最后他毫不含糊地说清楚了：一、他没向外泄露过任何机密，他没在董家谈过任何外交机密；二、不认为董家母女是国际特务。
王炳南将检查写好之后，通过部党委送到了陈毅处。
一周之后，王炳南的书面检查经中央领导人传批，已由中央办公厅退回外交部。
几位中央领导人在王的书面检查第一页上留下了笔迹。陈毅的批语是：“请总理阅批。”周恩来的批语是：“问题都已提到，也有认识，请主席阅示。”毛泽东在他的名上画了一个大红圈。
从中央领导人的批示看来，王的这份检查，谁都没有异议，已被顺利通过。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给人一个印象，似乎王炳南的“特嫌”问题已经过关，“特嫌”的罪名帽子可以摘掉了。但是，事情的发展并没有那么简单。
事实上，王炳南的处境依然如故，部党委没恢复他外交部的工作，仍然呆在家里闭门思过。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王的处境更加不利。
形势变化严峻、逼人。原来窥测王炳南、并定其为特嫌的人，仍然揪住王的问题不放。谢富治、康生虽然不便明目张胆地出面找茬子，但他们害王之心不死，不甘心就此罢休。
没有多久，康生的同乡、文革“旗手”江青在什么地方吹出一股冷风，说“王炳南是坏人”。
事情发展得为什么如此之坏？比想象的还要坏？这是为什么？当时谁也猜不透。
王炳南得知这顶莫名其妙的大帽子后，情绪顿时较为紧张，他对我说：“说我是坏人，绝对不会是毛主席。毛主席很了解我，对我很好。1945年在重庆，我是毛主席的私人秘书，我们朝夕相处43天；1947年在延安，毛主席对我很关心，还把我找去陪他吃午饭；在中美大使级会谈期间，我多次见到毛主席。因此，如果有人说‘主席说我是坏人’，我不相信；如果有人说‘江青骂我是坏人’，我觉得确有几分可信之处。因为江青说话随便，不负责任。她出口伤我，一是和康生对我的诬告失败大有关系；二是我对江青其人比较了解，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不小心得罪了她。”
果然，不出王炳南之所料，经笔者事后核实，说王炳南是坏人的，不是别人，正是江青。
来自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的这顶“大帽子”非同小可，致使外交部许多人几个月都弄不清的“王炳南失踪问题”立即升级、加码。在这种政治压力下，王就是有一百张嘴，也难把事情说清楚。
为什么江青借机向王炳南发难？原因很简单。这是因为王炳南对江青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底儿了如指掌。
1936年至1938年，王炳南身为杨虎城的亲信、代理人，受杨虎城的委派，活跃在上海各界；西安事变之后，王炳南在上海还挂上了宋子文手下水利专员的头衔，从事政治和文化活动。由于王炳南的活动能力较强，在各党派间的影响力较大，他在上海滩享有很好的声望。当时，王除了担任“救国会”的中央委员，还出任上海文化界国际宣传委员会常务委员，又称国际宣传部长。出自党的工作需要，王和夏衍、潘汉年、阳翰笙、赵丹、王莹、关露等文艺界知名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而，王对蓝平在上海的全部情况，以及蓝平改名江青去延安的情况十分了解。这对江青来说，如不及时拔掉王炳南这个眼中钉，必有后患。康生和江青配合得十分默契。康生对江青的事闻风而动，决不错过效忠江青的这一机会。
风云特使王炳南蒙特嫌之冤妻亡子散（7）
康生其人野心很大。有人说，康生深知欲要攀龙，先要附凤的古训，遂把江青当作向上爬的砝码；也有人说，康生和江青本是一丘之貉，“你利用我，我利用你”。康生为了投江青之所好，对了解江青底细的一些三十年代的老人，包括王炳南在内均视为隐患，决心一一处理。因此，当江青给王定了性、吹了风，康生就要千方百计地对王施压，欲把王置于死地而后快。
王炳南的一位老朋友对我说：“康生告发王的‘特嫌’一案，说不定是江青授意干的。”
不久，王炳南被造反派关进了外交部办公楼的地下室，从此，他失去了人身自由。
王炳南在地下室，虽然失去了自由，但他的个人情绪却没有太大变化，他仍然一如既往，泰然自若。
平日里，王炳南对别有用心的军代表和造反派的野蛮审讯，虽然有些气愤，有些烦恼，但对那些无知年幼的造反派也无可奈何。后来，时间长了，经历多了，王也就不把那些无理取闹的审讯当回事。
平时，王炳南在地下室除了看看书，打发一下时间外，他最为放心不下的事是，他的妻子张浴云和几个未成年的孩子。他担心他妻子、儿子受他的株连，也在跟着受罪。他盼望着家人、妻子或儿子来地下室探望探望他一下。他渴望知道亲人们的情况。
但是，当时的军代表和造反派坚决不准孩子们来探望他们的父亲，也不准王炳南和家人有任何联系。对此，王炳南焦急万分。
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而且是接踵而来。
有一天，外交部造反派头头给国务院外办打电话说，外交部准备安排一次全部大会，批斗王炳南，届时，请国务院外办的造反派把王的妻子张浴云（张自驻波兰使馆回国后，被分配在外办工作）押到外交部会场陪斗。
在外办接此电话的，恰好正是忙于日常工作、坚守岗位的张浴云。她听到造反派要押她到外交部陪斗非常愤怒，她火冒三丈，大骂极左分子无理取闹。
张浴云本来就是一位刚直不阿、爱憎分明、从不随声附和的女性。况且，张已经是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工作经验，既无“政治辫子”可揪，也无什么“尾巴”可抓，头上又没有什么乌纱帽，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一身清白的普通干部。因此，造反派要押她去外交部陪斗，她当然不肯。当时，她很气愤地对外办的同志说：“我是在全国解放前，随爱国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投奔共产党的；参加工作以来，我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一心一意，从不懈怠；入党以后，我忠于革命、忠于党，从无二心。凭什么要我到外交部去陪斗？丈夫受批斗，妻子就得陪斗，这是什么逻辑。这样株连，还有什么公理可言，还有什么党的原则可言。况且，王炳南二十多年一直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吧。而且王炳南也是一个经过四十多年考验的老党员，他何罪之有？有缺点有错误可以批评，可以帮助，凭什么要批斗？凭什么还要押我去陪斗？”
张浴云的这番慷慨陈词，有谁听啊？堂堂一个国务院直属部门竟然没有人敢出来说句公道话。
一些外办的同志对张浴云很同情，对外交部造反派的极左做法很不满意，但又爱莫能助。
张浴云对造反派很反感，但内心里也很怕。于是，她当天就离开外办，到亲戚家躲了起来。
外办造反派得知后，立即派人到处搜寻，最后将张浴云押回了外办。
外办的造反派头头们对张浴云的不满情绪十分抵触，对外办某些人的温良恭俭让十分反感。拿造反派头头的原话来说：“我们不搞出点造反的明堂来，还算得上什么革命造反派。”于是，面对外交部造反派的叫板和张浴云的不满申斥，他们立即作出反应，遂决定对张浴云立即进行立案审查，并扬言：既然外交部批斗王炳南，要张浴云去陪斗，他们为什么不可在批判张浴云的大会上，勒令外交部的王炳南来外办陪斗。
外办的造反派头头和外交部的造反派头头同声呼应，他们都是些不讲政策、不讲原则、不分界限、不顾深浅，也不计后果的能手。他们决心已定，便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