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5年:中国盛衰之交- 第8部分

「一　贞观之治」

隋朝末年战火纷起、连年战乱，土地荒芜，人口锐减。拿魏徵的话形容便是：“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可见唐朝建国之初，面对的便是一个相当凄凉的局面：经济凋零、国库空虚、文化衰退。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用贤勤政，主动采取了一系列开明的政策和措施，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去奢省费，轻徭薄赋。结果政绩相当卓著，吏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武功鼎盛，民族关系融洽，歌舞升平的治世局面形成了。因为唐太宗年号“贞观”，历史上称这一时期为“贞观之治”，成为与汉代“文景之治”相媲美的另一著名盛世。太宗也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文治武功并盛的皇帝。

根据史书记载，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这是一幅相当动人的社会图画：朗朗乾坤，牛马遍野，谷价低廉，太平世界，一切都富足而美好。此时，中国已经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强昌盛的封建国家。

太宗能够做到这些，主要是因为他懂得“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太宗出生于隋开皇十八年（599年），当时“隋炀帝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贞观政要·安边第三十六》），正是隋朝的盛世，然而隋炀帝即位后荒淫奢侈，大兴土木，游幸无度，皇帝坐了不到14年，隋朝便土崩瓦解，短命而亡。唐太宗本人亲历隋末的社会大动荡，看到农民起义军的强大力量，认识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以隋炀帝杨广的破家亡国为戒，也懂得了王朝的兴衰取决于帝王行动的好坏，因而励精图治。他曾对大臣们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剥削民众来奉养人君，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了身也就毙命，君富了国也就灭亡。所以人君的灾祸，不是从外面来，总是由自己造成的。大抵人君嗜欲太盛就要多费财物，多费财物就要加重赋税，加重赋税民众就要愁苦，民众愁苦国家就有危殆，国危了人君那得不丧亡？我经常想这个道理，所以不敢纵欲。”

为了表示对农业的重视，太宗甚至亲祭先农，躬御耒耠，耕于千亩之甸，使观者莫不骇跃。京畿地区曾发生大面积的蝗灾，庄稼大受损伤，太宗亲自视察灾情，还气愤地抓起一把蝗虫骂道：“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于是举起蝗虫要吃掉。身边的大臣急忙阻止说：“恶物或成疾。”太宗坦然回答说：“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竟然真的吞吃了蝗虫。正因为太宗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得到极大发展，人民衣食有余，安居乐业，经济得到了恢复，“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备粮，取给于道路焉”。

在贞观时期，文化教育也得到了空前发展。太宗继位以前，是骑在马上打天下，继位之后，认识到天下不能再“以马上治之”，于是采纳魏徵的建议，大阐文教，发展文化教育。即位之初，太宗便下令在长安重修国子监，并为国学增筑学舍1200间，太学、四门博士也增置生员，扩大招生。之后，太宗又兴建书学、算学、律学三科学校，由国子监统领。这一举措在全国影响很大，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集京师，甚至高丽及百济，新罗、吐蕃等诸国君长均遣子弟来长安留学，“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

太宗还十分重视图书的搜集与整理。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丰富的历史典籍和文献。但是隋末动乱长达十几年，典籍和文献遭到严重破坏。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任命魏徵为秘书监，组织文士大修诸经正义和史籍。太宗还对科技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士民进行重奖，以鼓励发展科技文化。李淳风通晓天文、历法、阴阳学说，曾制造出在周朝末年已经失传的浑天仪，并著《法象书》，受到太宗的重视，授官将士郎，直太史局，后来又被任命为太史令。太宗以恢宏的气度，大阐文教，兴办各类文化事业，使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大地改变了“隋季以来，丧乱滋甚，周孔之教，阙而不修”的文化苍白局面。

【李淳风，岐州雍县人。父李播曾为隋朝高唐尉，后弃官为道士，有文才，通天文，曾著《天文大象赋》。李淳风自幼俊逸豪爽，博览群书，尤其擅长于天文历算和阴阳之学，他在中国历史上被视为占星大家，史载其人“于占候吉凶，若节契然，当世术家意有鬼神相之，非学习可致，终不能测也”。太宗曾看过一本《秘记》，上面记载说：“唐朝三世之后，会有女主武王代替唐室拥有天下。”太宗大惊失色，便秘召李淳风闻讯。李淳风回答说：“这件事的征兆已经形成。而且这个人也已经出生，就在陛下的宫内，30年后，将拥有天下，并将唐氏子孙诛杀殆尽。”太宗问：“如果把疑似此人的人都杀掉，会怎么样呢？”李淳风答道：“这是天意，根本没有躲避的方法。况且有王命者不会被杀掉，恐怕只会枉杀无辜。况且根据天上的星象显示，这件事已成定局，此人就在宫内，已经是陛下的眷属。再过30年，此人就年老了，老了就会仁慈了，虽改换朝代，但对于陛下的子孙，她可能不会过份伤害。现在如果杀掉此人，就会结下仇恨，那么她必定会重新转生出世，年轻时就会心狠手毒。如果这样，她杀戮陛下的子孙，必定会一个不剩。”太宗认为李淳风说的有理，便没有再追究此事，但他心中却并未真正放下。当时朝中有个武官名叫李君羡，军功极高，封武连郡公，累任左武卫将军，宿卫玄武门。有一次，太宗召集武官在内廷喝酒，行酒令时让众人各报自己的小名。李君羡说自己的小名叫“五娘子”。太宗愕然，又因为李君羡封邑及属县中有“武”字，从而怀疑李君羡就是那个将要代唐的女主，不久便借故将其处死。但后来武则天还是以周代唐，验证了李淳风的话。武则天登基后，下令以礼改葬李君羡，追复其官爵。中国预言中最为著名的奇书《推背图》便是由李淳风和另一曾为武则天相过面的奇人袁天罡所著。《推背图》全集一卷，凡六十图像，以卦分系之。每幅图像之下均有谶语，并附有“颂曰”诗四句，预言后世兴旺治乱之事。书名是根据第六十图像（最后一卦）中的颂曰“万万千千说不尽，不如推背去归休”而名。李淳风还是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定级的科学家，他在世界最早的气象学专著《乙巳占》中，把风分为八级。一千年后，英国学者才在《乙巳占》的基础上，把风力划分为零到十二级。】

太宗另一为人称道的是他能勇于求谏，从谏如流。这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魏徵。魏徵早年当过道士，参加过瓦岗军，又是太子李建成的旧臣，曾谋划过暗害太宗，太宗继位后丝毫不记前仇，委以重任。魏徵刚正不阿，敢于谏诤，当时担任谏议大夫，其实就是谏官。太宗对魏徵极为重视，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徵也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性格耿直，认为皇帝“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他曾对太宗说：“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

贞观二年（628年），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徵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徵询问。魏徵直截了当地说：“陆家之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徵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因此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徵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徵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生怕魏徵因为他玩鸟而批评他。而刚好魏徵奏事比较久。好不容易等魏徵走了，太宗赶紧将鹞子拿出来，却发现已经闷死了。

当然，对魏徵的犯颜苦谏，有时太宗也忍受不了。有时太宗大发脾气，魏徵却神色不变，太宗也只好收敛怒气。有一次，太宗退朝回到宫中，愤怒地喊道：“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便问他要杀谁，他说：“魏徵常常当众羞辱我，当然要杀他。”长孙皇后当即向他道贺，说：“魏徵忠直，正因为陛下是明主。”太宗听了才恍然大悟，怒气顿平。

魏徵前后谏事200余件，大多违犯太宗意旨，然而太宗均虚心接纳，并择善而从。魏徵死后，太宗伤心地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

魏徵“忧国如家，忠言直谏”的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后世许多谏官也多以魏徵为榜样。唐文宗喜读《贞观政要》而仰慕魏徵，就下诏寻访到魏徵的后人五世孙魏謩，并将魏謩任命为右拾遗，也是属于可以对皇帝进谏的言官。唐德宗朝在“泾原兵变”中挽救了唐朝命运著名的将领李晟对魏徵能直言敢谏，尽忠朝廷非常敬佩。曾经对宾客说：“魏徵能直言极谏，致太宗于尧舜之上，真忠臣也，仆所慕之。”行军司马李叔度回答说：“此缙绅儒者之事，非勋德所宜。”李晟严肃地说：“行军（李叔度）失言。传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各位将相，心有不可，忍而不言，岂可谓有犯无隐，知无不为者耶！是非在人主所择耳。”所以后来李晟做宰相时，皇帝有所询问，必极言无隐，尽其忠心。

通过一系列的求谏和纳谏，太宗集中了大臣们的智慧，避免了许多个人主观上的错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太宗的虚心纳谏对成就贞观之治起到了促进作用。

太宗能够取得贞观之治，善于用人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太宗善辨君子、小人，能够举贤任能，因而忠贤满朝，人才济济，涌现出众多的文武奇才，如房玄龄、杜如晦是贞观朝的著名贤相，虞世南是一人兼数善的名臣。太宗还进一步完备了六部制，规定三省长官，尚书省的尚书仆射，中书省的中书令和门下省的侍中共掌宰相的职权。另外，又任命一些官员加以“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头衔，实为宰相，参加政事堂议事。如此，增加了宰相人数，避免一两个宰相专权，也可以集中更多意见。

不过，太宗也是一个性情容易冲动的人物。他曾任命卢祖尚任交州（今越南河内）都督。卢祖尚，字季良，隋末豪杰人物，据扬州起兵称刺史，后来归附唐朝。卢祖尚开始答应赴任，但后来嫌交州太远，向太宗推辞说：“岭南瘴疠，皆日饮酒，臣不便酒，去无还理。”太宗再三劝说，卢祖尚坚决推辞不就。太宗大怒道：“我对你还不能驱使，如何能够驾驭天下？”当即将卢祖尚斩杀在朝堂。这件事为太宗的英明蒙上了一层阴影，被后世史学家称其为“骄暴之习，卒难尽免”，以致不少人认为太宗纳谏等英明举措不过是表面文章，只不过是为了掩饰他杀兄杀弟逼父篡位的形象。但无论如何，贞观朝的成就不容抹杀，可以说，贞观之治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唐王朝之后一百多年经济繁荣的基础。没有贞观之治，就没有盛唐的繁荣，也不可能有光辉灿烂的大唐文化。

太宗即位时，中原虽然已经统一，但四邻边境并不太平，为了维持中原的宁静，太宗在边境上发动了几次战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对突厥的战争。

中原与突厥之争，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汉朝与匈奴长达百年的斗争。之后匈奴分裂，南匈奴内附，逐渐汉化。北匈奴在汉军的军事压力下，逐渐西迁，进入欧亚大陆，给当地的政治格局带去了剧烈的变化。另外，匈奴还有一些别支，依旧生息繁衍在他们的家乡——广阔无垠的北方草原。突厥人就是其中的一支。

与中原作战失利后，突厥人迁居到金山（阿尔泰山）之南，以游牧为生。当时柔然汗国强盛，突厥人不得不受其奴役，为他们充当“铁工”，但势力渐盛。公元546年，铁勒部将伐柔然汗国，突厥首领土门率众击败铁勒，实力大增。土门以为有功，向柔然主求婚。柔然主阿那环不但不许，还辱骂道：“尔是我锻奴，何敢发是言也！”（《周书·卷五十·突厥传》）这一句话使柔然汗国遭到了灭国之祸。公元553年，土门发兵击柔然，趁势灭掉柔然汗国，自号伊利可汗。自此，建立了突厥政权。突厥建国后，牙帐设在于都斤山（又称郁督军山，今蒙古国境内杭爱山脉）。突厥人以狼为图腾，帐前大旗称“狼头大纛”，在漠北称雄一时，声威大振。

突厥初起时，内地正逢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分裂和动乱时期，无力应付边防事务。突厥人强盛后，逐渐骄横起来，时时闯入内地劫掠财富人口。当时，内地忙于混战，对北方的威胁无能为力。本来，这是突厥进攻中原最好的时机，几乎可以说是历史上游牧民族的进攻最佳机会——整个中原四分五裂，无比混乱，广大百姓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种局面对突厥来说，绝对比后来蒙古南下灭掉宋朝更为有利。然而，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后不久，突厥却却因内讧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突厥在阿尔泰山以西，东突厥则控制着东起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突厥的意外分裂，使中原与突厥的战略对峙发生了根本改变。

东突厥趁隋朝立足未稳，从甘肃一带向隋朝发起大举进攻，隋文帝不得不发兵抵御。隋朝对突厥的战争基本上还是防御性的。一战成功后，隋文帝开始利用突厥内部的矛盾，实行“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策略。中原政治谋略远比游牧民族丰富，在隋文帝的一手策划下，突厥内讧更加剧烈，有限的精力和人力都用在了内耗上，实力大为削弱。但到了隋朝末年，由于隋炀帝挥霍无度，加上隋军远征高丽失败，国力衰弱，突厥势力又开始崛起。隋炀帝北巡时，曾被突厥围困于雁门。隋末群雄并起，北方各路割据势力为了倚突厥为外援，大都向其称臣。李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