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5年:中国盛衰之交- 第40部分

郭子仪与李光弼率领步兵骑兵5万人从河北来到灵武。这时，肃宗的新朝廷刚刚建立，兵少且弱。郭子仪、李光弼全军来到灵武后，军声顿振，兴复之势才形成，天下人才觉得唐朝复兴有所希望。肃宗当即任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灵州大都督府长史、朔方军节度使。

至德二年（757年）正月，正当郭子仪、李光弼等奉命收复东、西两京之际，叛军发生内讧，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严庄矫称安禄山传位给安庆绪。安禄山一死，唐朝廷便想趁叛军内讧，大举进攻。

肃宗到彭原郡检阅六军时，宰相房琯请求领兵1万人，自任统帅，去收复长安。房琯出战前夸下海口，军队刚开到陈涛，便被叛军兵打败，全军覆没。

到了此刻，郭子仪的朔方军已经成为国家的根本。肃宗求胜心切，以“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女子皆归回纥”的条件，向回纥借兵，并任命自己的儿子广平王李俶（后改名李豫）为天下兵马大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负责收复两京。

郭子仪从房琯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认为要收复两京，必须先夺河东郡（今山西永济），因为河东郡居于长安和洛阳之间，扼叛军要冲，得河东才可收复两京。肃宗同意这个意见，命令唐军遵照郭子仪的军事部署。当时叛将崔乾祐（在灵宝击败哥舒翰之人）据守河东蒲州。郭子仪率兵从洛交（今陕西富县）向河东进发，又分兵攻取冯翊（今陕西大荔）。

此时，唐官吏永乐尉赵复、河东司户韩曼、司土徐炅、宗子李藏锋都被叛兵关押在蒲州，4人听闻唐军已经开始了反攻，密谋为内应。当郭子仪进攻蒲州时，赵复等人竟然传奇般地杀死了守城的叛兵，打开城门，迎接郭子仪进城。叛军大将崔乾祐逾城以身免。

崔乾祐逃到安邑（今山西运城东北），安邑的百姓假装投降，放崔乾祐的军队进城。军队进城快一半时，城上的悬门突然落下，将叛军分隔在城内外，进入城内的叛军都被安邑军民杀死。崔乾祐此时没有进入城门，得以脱身，从迳岭（今运城东北）逃跑。郭子仪趁机收复了河东。

至德二年（757年）闰八月底，肃宗命元帅广平王李俶发兵攻长安，郭子仪率领中军。回纥可汗派遣儿子叶护率领精锐骑兵前来，帮助唐朝讨贼。郭子仪与叶护太子在宴会上亲近修好，共同发誓要平定国难。

九月二十七日，唐军进抵长安城南、沣河以东香积寺北。长安城的叛军将领安守忠、李归仁等自恃兵多将广，倾巢而出，与唐军交锋。唐军声势不及，初战即败。叛军刚要乘胜追击，唐将李嗣业策马飞奔阵前。李嗣业是出名的猛将，善用陌刀。他拼命挥刀砍杀，所向披靡，刀光过处，叛军不死即伤。唐军军心这才稍。刚好这时候，郭子仪率领大军赶到，同李嗣业合军，猛击叛军。双方激战大半日，叛军死伤6万余人，大败而回。当夜，叛将张通儒见大势已去，主动放弃长安逃跑。

九月二十八日，元帅广平王李俶（肃宗李亨之子）与郭子仪等入城，京师就此光复。城中男女老幼近百万人，夹道欢呼，流着泪说：“没有想到今天又见到官军。”肃宗在凤翔得到捷报，群臣称贺。

郭子仪收复了都城长安后，又奉命率军乘胜东进，直指东都洛阳。安庆绪听说唐大军前来，派大将庄严、张通儒带领15万大军阻击。唐军得回纥铁骑援助，大败叛军，安庆绪等人逃往相州（今河南安阳）。唐军收复洛阳。

洛阳收复后，郭子仪返朝，肃宗非常欣喜，亲自出迎，拉着郭子仪的手说：“国家再造，卿之力也！”（《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七·郭子仪传》）

长安和洛阳的相继收复，河东、河南的大部郡县平定，使唐朝廷和安史叛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唐朝廷已摆脱了一度岌岌可危的境地。

而此时叛军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安庆绪担心史思明日渐强大，命阿史那承庆、安守忠到范阳征兵，欲乘机除掉史思明。史思明先发制人，拘禁了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并向唐朝投降。唐朝廷任命史思明为范阳节度使，命他率军讨安庆绪。河北重新复为唐朝廷所有。至德二年（757年）十二月，肃宗从成都迎回玄宗。

乾元元年（758年），镇守于太原的李光弼认为史思明终究还要叛乱，劝肃宗笼络乌承恩，任命乌承恩为范阳节度副使，促使他与阿史那承庆共同对付史思明。但此事后来被史思明查出，杀死了乌承恩，并积极筹划，等待时机再次起兵。

同年九月，唐肃宗命令9个节度使出兵，围攻盘据在相州的安庆绪。这次出兵不设主帅，只以宦官鱼朝恩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监视各军将领。史书上对此解释是，“上以子仪、光弼皆元勋，难相统属，故不置元帅，但以宦官开府仪同三司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

其实并不是郭子仪、李光弼等元勋谁不好统领谁这么简单，而是由于安禄山叛乱的事实，使得肃宗心有余悸。他既想利用节度使来平定叛乱，又不能完全相信他们，更不放心将几十万唐军单独交给某一个威信与实力都很强的节度使。这样，造成的结果却是：军令不一，各节度使又互不为谋，矛盾重重。而更为严重的是，在朝廷与节度使的矛盾中，宦官势力乘机滋长，致使宦官专政成为唐中后期最严重的问题。

十月，郭子仪率本部人马与其它八路兵合围卫州（今河南汲县）。临战之时，郭子仪先安排好伏兵，一交战便假装不敌而败退。等到叛军追击时，事先埋伏的3000唐军弓弩手突然发箭射叛军。箭矢如雨，叛军大为惊恐。郭子仪趁机挥兵掩杀，收复了卫州。

之后，唐军各路人马共六十万，共围相州邺城（今河南安阳市）。郭子仪命部队引漳河水（《通鉴》写为漳河，唐书写为安阳河）淹邺城，城中粮尽。困守在城中的安庆绪日子相当不好过，邺城中开始缺粮，一斗粮食需要七万钱，而米价最便宜的时候不过几文钱。粮食吃完了，连邺城的老鼠都值钱起来，一只要数千钱。而且也出现了“人相食”的情况。邺城中有人想要暗中投降，却因为城中被淹，水太深，无法轻易出去。此时的局面对唐军极为有利，然而唐军没有主帅，没有统一的指挥，彼此牵制，错失了良机。安庆绪派人向史思明求救。史思明发兵五万南下，在邺城外与唐军相遇。唐军中李光弼、王思礼、许叔冀、鲁炅四部率先与史思明激战，双方各有死伤。

郭子仪率军赶到，预备从背后袭击史思明，形成前后夹击之势。然而，形势突然起了戏剧性的变化，郭子仪刚要布阵，突然狂风大作，刹那间天昏地暗，飞沙走石，对面不见人。史书中记载说：“吹沙拔木，天地昼晦，咫尺不相辨。”（《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一》）飞扬的尘土中，只见人影憧憧，来回移动奔跑。交战双方都大惊失色，均以为是对手追来，纷纷逃散，溃不可止。唐军往南逃跑，史军则往北逃跑。敌我双方均遭受重大损失，甲仗、辎重委弃于路。唐军九路人马，大多溃逃，只有李光弼、王思礼两支部队全军而归。由此可见当时天气之恶劣，着实令人胆战心惊，声威绝不亚于今日的沙尘暴。

郭子仪一军退到河阳（今河南孟县），但是这天夜晚，军营中士兵莫名其妙地彼此惊扰，然后全军开始集体逃散，一直退至阙门，军心才稳定下来。郭子仪重新派兵去守河阳。

这一战唐军出动六十万人马，却遭受重大损失，战马万匹，只剩三千，刀枪十万，几乎全部扔掉。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因为指挥紊乱、将令不统一所导致，实际的主帅鱼朝恩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何逃过这一难呢？鱼朝恩为皇帝心腹太监，非常清楚肃宗的心思：有过安禄山拥兵自重的教训后，肃宗此时已经对郭子仪“拥兵太盛”心怀戒惧。鱼朝恩素忌郭子仪功高，立即将邺城之败的责任全部推在郭子仪一个人身上，估计还添油加醋了不少，加上了“功高盖主”之类最为皇帝所忌的话。果然，鱼朝恩这一宝押对了。肃宗立即将郭子仪召还京师，解除兵权，改命李光弼统领朔方军。

郭子仪走后，李光弼来到洛阳朔方军中就职。他知道郭子仪在唐军中深孚众望，生怕朔方的将士反对他，白天一直等在洛阳城外，直到夜里才敢进入。郭子仪在军中威望由此可见。郭子仪的部将张用济屯兵河阳，果然不听李光弼的指挥。他明确表示希望郭将军再回来。有人对张用济说：“你这样做，不是给朝廷找借口来迫害郭将军吗？”张用济这才硬着头皮迎接李光弼。

与此同时，史思明以“杀父夺其位”的名义杀了安庆绪，吞并其军队，在范阳自称为“大燕皇帝”。在这次内讧中，安庆绪的诸多心腹，谋士高尚、骁将孙孝哲、崔乾祐等人都被史思明杀死，叛军实力大为削弱。

不久，史思明听说郭子仪被唐朝弃用的消息，自觉得天下再没有对手，便在乾元二年（759年）五月发兵南下，先打败李光弼，重新占领了洛阳，形势急转直下。当时，宦官鱼朝恩也带领一支人马，还没看到叛军的影子，就吓得退到了陕郡，不敢应战。

唐朝廷十分恐惧，有人向朝廷建议：“郭子仪为唐朝立下汗马功劳，又善于用兵，为什么放着良将不用，让叛军逞凶呢？”肃宗认为很对，决定起用郭子仪为兵马都管使（警备守卫京城的长官），诏令刚传下，便被鱼朝恩拦住。

鱼朝恩这个人很是奇怪，郭子仪为人谨慎，从未与他结怨。他却一直把郭子仪看成眼中钉，常想算计对方。大概他天生是那类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郭子仪还没有被免职前，一次立功回朝，鱼朝恩邀请他游章敬寺。有知情人事先告诉郭子仪说：“鱼朝思想加害于你，千万别上他的当。”郭子仪不听。将士们请求随身护卫，郭子仪拒绝了，并且说：“我是国家的大臣，没有皇帝的命令，鱼朝恩不敢杀我。”只带着家童数人去见鱼朝恩。鱼朝恩一见之下，大吃了一惊。郭子仪将旁人的话告诉了鱼朝恩。鱼朝恩听了，羞愧难当，不但不感激郭子仪的大度，反而更加怀恨。

之后，有人掘了郭子仪父亲的坟墓。整个长安城都闹得沸沸扬扬，众人都明白这肯定是鱼朝恩暗中指使人干的。满朝的公卿大臣对此事都很忧虑，生怕郭子仪盛怒之下，闹出事端。郭子仪入朝时，皇帝甚至主动问起此事，郭子仪哭奏道：“臣长期主持军务，不能禁绝暴贼，军士摧毁别人坟墓的事，也是有的。这是臣的不忠不孝，招致上天的谴责，不是人患所造成的。”盗墓之事才不了了之，朝廷内外惶恐不安的气氛也消除了。天下人知道后，无不对郭子仪的坦荡和宽厚钦佩有加。郭子仪始终不居功自傲，不以势压人，所以始终没有因功致祸，得以在凶险的宦途中立于不败之地。

史思明统兵南下后，屡被唐军击败，遂各取守势，相持年余。肃宗不顾史军锋锐正键，命令李光弼反击洛阳，结果李光弼被史思明击败。史思明随即派儿子史朝义攻打潼关，结果史朝义在陕郡被唐军击败。史思明大怒下，打算用军法处置史朝义和作战失败的将领，结果反被史朝义所杀，取而代之。

郭子仪被罢黜后，一直闲住在京师。宝应元年（762年）正月，朔方镇军士因粮饷长期不足而怨恨不已，突将王元振趁机作乱，发动兵变，杀死朔方诸道行营都统李国贞。河东驻军闻风骚动，河东节度使邓景山也被部下所杀。之后，绛州（今山西新绛）诸军也剽掠不已。唐朝廷对此很忧虑，生怕他们和洛阳叛军连成一气，因为后辈的将帅没有能力弹压，逼不得已，肃宗只得起用郭子仪，任郭子仪为汾阳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泽、潞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等军副元帅。

【河东兵变缘由：名将王思礼担任河东节度使的时候，军资储蓄丰衍，除供养军队外，还积有米百万斛，还曾主动输送五十万斛米到京师。王思礼死后，管崇嗣任节度使，但他为政宽驰，信任左右，以至在几个月之内，便将之前王思礼积蓄的米耗散殆尽，仓库中只剩下万斛余陈腐米。肃宗听说后，罢了管崇嗣的职，改任邓景山为节度使。邓景山一到任，便下令清查核实米的出入，河东将士多牵连其中，均因此而惧怕。结果先查出一裨将有问题，按罪当死。众将都为他求情，邓景山没有答应。裨将的弟弟请求代兄死，邓景山也不同意。这时候；有人交了一匹马出来，说要以马赎裨将死罪。态度一直强硬的邓景山竟然同意了，不料却因此激起众怒，众将说：“我们的生命难道还不如一匹马值钱吗？”于是作乱杀死了邓景山。】

三月，郭子仪将要辞朝赴镇。当时肃宗有病，群臣皆不得进见。郭子仪见朝中宦官专权，感觉到局势动荡，便请求说：“老臣受命，可能要死于外，如果不见陛下，死不瞑目。”肃宗听了很是感动，于是命人将郭子仪引到卧室内，恳切地说：“河东军乱之事，就靠你镇服了。”郭子仪呜咽流涕而出。

郭子仪来到绛州后，擒拿杀害李国贞的突将王元振等数十人，将他们处死。河东都知兵马使辛云京听说郭子仪诛杀王元振后，也将杀害邓景山的人诛杀，辛云京由此升任河东节度使。朔方、河东的兵变由此而平，河东诸镇兵皆奉法。

宝应元年（762年）四月，肃宗病死，太子李豫即位，是为唐代宗。宦官程元振因有拥立之功，升任大将军，统率禁军，由此开始干预朝政。八月，郭子仪由河东入京。程元振向代宗进谗言，诬陷郭子仪。安史之乱后，唐中央朝廷对统兵的将领都是将信将疑，所以，程元振的谗言往往都能得逞。久经沙场的郭子仪在什么危险境地都能冷静沉着，却被一小小的宦官程元振弄得整天坐卧不安，胆战心惊，于是主动要求代宗解除了他的兵权。

次年，唐朝再借回纥兵，在洛阳北郊大败叛兵，收复洛阳。史朝义败走河北，唐将仆固炀又在贝州（今河北清河县）取胜。宝应二年（763年），史朝义败走范阳，叛军内乱，史朝义穷困自杀，其部下将领全部投降。持续了八年的“安史之乱”方告结束。当时唐朔方、神策等军和回纥均大肆掳掠所过州县，灾难后的士民被迫以纸为衣。

战乱过后，皇权急剧衰落，盛世不复再来。安史之乱前，玄宗还只是缘边设置节度使，一切都是为了边防的需要。而安史之乱时，唐朝廷为了平叛的需要，开始在内地也设置节度使（多为掌兵的刺史），凡是叛军南下必经之处，均设节度使或者观察使。结果，各地节度使甚至职位稍低的观察使乘机扩大势力，逐渐形成藩镇（又称方镇）林立的局面。安史之乱后，藩镇的危机不但没有丝毫改善，反而越来越严重。藩镇自河北、山东扩展到河南、江淮，此起彼伏，形成割据局面，雄据一方，直接导致后来唐朝的灭亡。

就在唐帝国沉浸在平乱的喜悦中的时候，西北边境又面临严重的威胁。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数年间，边兵精锐者大都征调入内，称为“行营”。吐蕃乘机步步深入，尽占河西、陇右之地。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向中原进攻，十月，到达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一带，长安告急。代宗下诏以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凤翔抵抗。郭子仪久不带兵，部下早已散去，只带身边二十余骑赶往咸阳原御敌。而吐蕃率领吐谷浑、党项、氏、羌二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