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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还不放心，生怕大将再起异心，专门派宦官边令诚作为监军。宦官监军的历史自此而开。
宦官作为一种特殊政治势力，对许多朝代的政局都产生重大影响，东汉、唐朝、明朝最为严重，这里就多扯几句。宦官是中国古代称呼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而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又称寺人、阉（奄）人、阉官、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唐高宗时，改殿中省为中御府，以宦官充任太监、少监。后宦官亦通称为太监。英文中的“太监”一词是由希腊语“守护床铺的人”而来的，由此也可知太监的作用。
从甲骨文考证，中国古代对阉人的使用在殷商时代已出现了。不过，宦官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诗经》、《周礼》、《礼记》中都有关于宦官的记载。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大都设置了宦官。几乎在历代的皇宫之中，都有非常严重的淫乱丑闻。秦国嫪毐冒充宦官入宫，受太后宠幸，权势显赫，封为长信侯，后来还生了两个儿子。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宦官由少府管辖。秦始皇死后，宦官赵高勾结丞相李斯，篡诏改立胡亥为帝，直接导致了秦朝二世而亡。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鉴于秦亡教训，间用文士充中常侍，以抑制宦官势力。当时的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处宫刑可以用来代替死罪，司马迁便是因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说好话被判了死罪，之后甘愿受宫刑代替了死罪。西汉前中期，宦官受到抑制，没有形成大的势力。汉朝元帝以后，宦官势力复萌。东汉时，侍从皇帝的中常侍专由宦官充任。他们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左右着皇帝的视听，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局。加上其时外戚势大，皇帝想利用宦官牵制外戚，但结果却往往造成了宦官专政的局面。
秦汉以后，宦官制度更加详备。唐朝时，宦官由内侍省、掖廷局、宫闱局、奚官局、内仆局、内府局管理，掌管宫内的簿册、门卫、病丧、仓库供应等事项。各局长官称令或丞。唐太宗时，对宦官限制较严格，规定内侍省宦官最高官阶为三品，数额亦有限制。太宗死后，制度渐弛。中宗时，宦官总数增至3000多名，被授七品以上者多达千人。玄宗时，一大批宦官身居高位，仅四、五品者就在千人以上，授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衔者大有人在。他们如果当上将军，权力比节度使还大，得到的赏赐礼品动不动就以千万计。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更加膨胀，有的甚至封王爵，位列三公。部分宦官还染指军权。肃宗时，设观军容使，专以宦官中的掌权者充任，作为监视出征将帅的最高军职。从德宗朝开始，宦官掌握了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兵的兵权。军中的护军中尉、中护军等要职均由宦官担任。因军政大权被宦官集团把持，不仅文武百官出于其下，甚至连皇帝的废立也由他们决定。在宪宗到昭宗期间登基的9个皇帝中有7个是由宦官所拥立，两个被他们所杀。宦官专政成为中、晚唐的一大痼疾。
宋朝也设内侍省，由宦官主管。但宋朝宦官干政的现象不如外戚专权严重。
到了明朝，宦官干政达到了顶峰。明朝建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对宦官的限制非常严格，曾铸铁牌立在宫门，规定：“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洪武六年（1373）十一月，特命延臣考究前代纠劾内官的办法。礼部议置内正司，设司正、司副各一人，专门纠察内官失仪及不法的行为。据《明会要·职官十一》引《明政统宗》载，洪武十年（1377年）五月，有一个内侍官因在内廷时间较久，偶而言及政事，当即被太祖斥遣归还乡里，并令终身不得叙用。自古以来，对宦官之禁，未有如明太祖朱元璋之周备。当时有个御用监名叫杜安道，以镊工侍太祖数十年，朝中许多机密计议他都知道，但他个性慎密，严遵太祖的禁令，在诸大臣面前仅一揖而退，从不启口泄漏机密。太祖对他很宠爱，但不给予优遇，后来迁出为光禄寺卿。
惠帝朱允炆嗣位，一遵祖训，对内臣的限制更加严格。据《明史·宦官传序》载，建文帝诏内臣“御内臣益严，诏出外稍不法，许有司械闻”。就是说朱允炆对宦官的管束和控制比朱元璋还要严格。
明成祖朱棣初临朝时，也警惕宦官擅权。《明史·职官志三》载，朱棣曾说：“朕一遵太祖训，无御宝文书，即一军一民，中官不得擅调发。”当时有个宦官私自调用应天府工匠为其服役，事发后，朱棣立即诏命锦衣卫逮捕治罪。但不久，这些禁令全部破坏了。
靖难之役时，许多宦官因为惠帝朱允炆对待内臣太过苛严，左右内侍常常因小过而被诛杀。宦官们心里都怨恨不已，或与燕王暗通消息，或干脆跑到燕王朱棣军中，向他报告朝庭的虚实。燕王朱棣得知南京空虚后，才敢孤注一掷，长驱金陵。朱棣身边的一些宦官还拼杀疆场，多有战功。朱棣认为这些宦官忠于自己，慢慢便重用起他们来，太祖朱元璋辛辛苦苦建立的铁牌制度被打破了。之后，在明朝的内政、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都能看到宦官在起着重要作用。
成祖朱棣即位后第一年（1403年），就派宦官李兴出使暹罗（今泰国），这是宦官开始涉足外交。永乐三年（1405年）开始，成祖朱棣连续派宦官郑和率兵2万，大规模出使南洋和印度洋一带，开了明朝宦官带兵的先例。永乐八年（1410年），成祖朱棣派宦官王安监都督谭青等军，又派宦官马靖巡视甘肃，开了宦官监军、巡视的先例。明朝征服安南后，镇守安南的是宦官马骐。
成祖朱棣还改变了洪武时由吏部管理宦官的旧制，让宦官第一衙门司礼监来管理宦官事务，将宦官的管理权转归内廷后，宦官的活动就更加方便了。成祖朱棣重用司礼监宦官，授予其“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官民隘事”等大权，使其与内阁的权势相抗衡。迁都北京以后，在东安门外设立“东厂”，专门用来刺探大臣和百姓当中有没有谋反嫌疑的人。成祖朱棣怕外面的大臣靠不住，所以让亲信太监做东厂的提督，地位在锦衣卫之上。
朱棣开此先例后，他的后世子孙争相效仿。洪熙元年（1425年），朱棣的儿子仁宗皇帝朱高炽派遣郑和领下番官军守备南京。从此以后，宦官领兵之例便相沿不革。同时，朱高炽又派王安镇守甘肃，于是，各省镇皆相继派宦官为镇守。宣德四年（1429年），朱棣的孙子宣宗皇帝朱瞻基特于宫中设内书堂，命大学士陈山专授小内使书，从此，太祖不许内臣读书识字之制也被废除了，甚至特赐金英、范弘等宦官免死诏，这简直无异于勋臣之丹书铁券。从此，宦官威慑朝臣，权倾内外。例如英宗时之王振，宪宗时之汪直，武宗时之刘瑾，熹宗时之魏忠贤，更是作威作福，独擅朝政。至于神宗时之矿税使，简直无处不受其害。
宦官不仅有权有势，仗势欺人，而且可以荫弟、荫侄、封伯、封公。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记载，正德二年（1507年）九月，武宗曾严申自宫之禁，但有潜留京师者论死。由于当时宦官格外受到宠幸，愚民不受其禁，不少人阉其子孙以图富贵，有的一村中自宫者数百人。嘉靖、隆庆以后，自宫的人数越来越多。
宦官权势日张，操持国柄，为祸酷烈，成为导致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4000两！而宦官魏忠贤家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皇帝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朋比盗窃一空。”
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宦官职位依统辖内容的不同，区分为十二监、四司、八局，总称“二十四衙门”。司礼监有“影子内阁”之称，其执掌太监权重于首辅大臣。而令官民谈虎色变的特务机构，也全在太监的控制中：锦衣卫、东厂、西厂、内厂的头目清一色全是太监，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满清入关后，鉴于明朝宦官为害之烈，满清统治者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清初规定：宦官归内务府管辖，具体由敬事房管理。敬事房亦称宫殿监办处，设总管、副总管等职。康熙时总管宦官为五品，雍正时改成四品。裁明代“二十四衙门”为“十三衙门”，人数大幅度缩减。顺治时设置宦官千余人，乾隆年间增至3000人，直至清末未过此数。宦官升迁降调由内务府移文吏部决定。宦官犯法，内务府可先拿后奏。尤禁其干政。顺治帝仿朱元璋旧制，铸铁碑立于交泰殿，明文规定凡有不法行为，均凌迟处死。这些措施得到较好贯彻。虽在清末有慈禧太后宠宦安德海、李莲英等屡犯例禁，朝臣为之侧目，但始终没有出现汉、唐、明宦官的专权现象。
重新回到安史之乱的话题。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安思顺，他因为事先反复上奏说安禄山将要谋反，所以虽然为安禄山族弟，这次没有受到牵连。但玄宗还是不放心，削去了他的节度使兵权，改任户部尚书。安思顺以为这下该高枕无忧了，哪知道大对头哥舒翰尚在一旁虎视眈眈。后哥舒翰驻守潼关，主掌天下兵权，就肆意报怨，诬告安思顺与安禄山暗中串通，还让人伪造了他们互通的来往文书，故意扔在关门外。然后抓了安思顺，献给朝廷。玄宗也不问青红皂白，安思顺和他的弟弟太仆卿安元贞一并被杀。
叛军一路上可谓所向披靡，势不可挡，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兵不血刃地横扫蹂躏了整个河北地区。十二月初二，安禄山叛军进至河南灵昌郡（今河南滑县西南）黄河北岸，时值隆冬，天寒地冻，黄河水浅，为了迅速渡过黄河，叛军用长绳系结破船、草木等横于黄河之上，一夜寒风冰冻后，结如同一座浮桥。借助这座浮桥，叛军轻而易举地踏冰越过黄河天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偷袭了灵昌郡。至此，安禄山叛军进入了河南道境内，进逼重要关隘陈留郡（今河南开封）。
刚升任河南节度使的张介然前脚刚进陈留，后脚就被安禄山大军包围，闻叛军已至，遂匆忙率兵登城，坚守要害之处。然而，陈留守城士兵大都是临时招募，这些人不但从未上过沙场，就连刀剑都没好好摸过，一听到叛军震天动地的号角鼓噪之声，顿时吓得胆战心惊，全身发抖，连盔甲也无法穿上。等到叛军一攻城，守军立刻土崩瓦解。陈留太守郭纳见叛军声势浩大，难以与其抗衡，竟出城投降，张介然被俘。
此时，安禄山得到来自长安的消息，得知儿子安庆宗被唐朝所杀后，为痛失爱子而捶胸顿足，恸哭不已。为泄私恨，他竟把张介然和陈留降将、降卒上万名全部残忍杀死，血流成河。陈留太守郭纳也未能幸免。陈留为运河的重要港口。它的失守，直接导致唐朝廷的南方供应线被切断。
十二月初八，叛军到达荥阳（今河南荥阳），荥阳太守崔无诐领兵拒守。然而，叛军鼓角之声一响，守城唐军见识到叛军声势，吓得纷纷从城头上跌落下来，即所谓“众闻鼓声，自坠如雨”，无人敢战。荥阳因此沦陷，太守崔无诐被俘，为安禄山杀害。
荥阳为洛阳的东面门户，荥阳失守，洛阳门户洞开，危在旦夕。安禄山率军进入河南道以来，屡战屡胜，军心大振，气焰更加嚣张。所以在攻下荥阳之后未及休整，安禄山留其部将武令珣守荥阳，命田承嗣、安忠志、张孝忠为前锋，径直进袭洛阳。
当时负责保卫洛阳的唐军主帅正是封常清。封常清因为部下都是新招募的白徒新兵，没有战斗力，便将部队屯于武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以拒叛军。封常清先率骁骑出战，杀数百人。不久，叛军主力赶到。封常清虽然足智多谋，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但所率皆为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而叛军却是训练有素的精兵劲旅，史称“禄山精兵，天下莫及”。尤其是田承嗣、安忠志所率的前锋部队，多是骁勇善战的精锐骑兵。而叛军通常一上阵就首先用骑兵冲锋，唐军刚刚列好阵势，就被叛军铁骑冲垮。叛军横冲直撞，势如破竹，唐军大败。封常清收拾残部，拒战于洛阳城东的葵园，又遭惨败。封常清再收兵与叛军战于洛阳上东门内，又受重创。
十二月十二日，叛军攻陷东都洛阳。安禄山纵兵鼓噪，叛军自四门入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封常清且战且退，率残部与叛军在洛阳城内展开惨烈巷战，先血战于都亭驿，大败。退守宣仁门，又败。最后，封常清只好忍痛率领败兵推倒禁苑的西墙向西撤走。为了防止叛军追击，于途中“伐大木塞道以殿”。
这样，东都洛阳便落入安禄山之手。河南尹达奚珣，曾经在几个月前上书提醒玄宗，怀疑安禄山献马一事有异谋，然而叛军一到，便立即投降了安禄山。可谓是典型的“识时务者”。
然而，并非每个官员都如同达奚珣。东京留守李憕对御史中丞卢奕说：“我们都受朝廷恩惠，虽力不从心，但应为国战死！”卢奕亦点头称是，表示愿与李憕共赴国难。之后，李憕收拾残兵数百，准备与叛军决以死战。然而，还未交战，早已被叛军吓得胆战心惊的士兵就各自逃命，四散而去。李憕便穿好朝服，独自平静地端坐于府台公堂之上。卢奕安排妻子怀揣着官印，从小道逃往长安，自己则正襟危坐在御史台中。其属吏早已影踪皆无。李憕、卢奕及采访判官蒋清3人被叛军捉住。卢奕见到安禄山，骂声不绝，还对叛军说：“凡为人者当知事有顺逆，我虽死但不失臣节，还有什么可以遗憾的呢！”安禄山勃然大怒，当即命人把3人残酷地杀害，并枭首示众。
当时朝野上下普遍认为，安禄山不久就会兵败，就连老百姓都对唐军极有信心。可见玄宗昏昏噩噩20年，大唐却始终未失人心。但叛军南下后，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起兵一个月，便陷东都，逼近潼关。人们开始对大唐将士深深失望，忧惧不安。封常清则被认为是最大的败军之将，饱受骂名。封常清以6万乌合之众力抗强敌，虽然屡战屡败，却始终不气馁，还能屡败屡战。比起许多望风而逃或者索性投降的大臣，不知强出多少倍。当时情况凶险万分，放眼唐朝上下，任何一位名将到了封常清的处境，都不可能比封常清做得更好，结果之糟只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惜，时人看不到这一点，天子也看不到这一点。
在兵败将亡之际，封常清只得渡谷水，西奔至陕郡（治陕城，今河南三门峡市西），投奔驻守该地的高仙芝。陕郡太守窦廷芝听到洛阳失守的消息后，惊慌失措，已逃往河东避难。城中吏民皆已逃亡，作鸟兽散。
陕郡是潼关的前沿阵地，而潼关则是拱卫京师长安的最后一道屏障，城防坚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不过此时高仙芝将兵力全部集结在陕郡，而对军事要塞潼关却未设重兵把守。他见到封常清率残兵败将从洛阳前线溃不成军地败下阵来，感到事态的严重，不禁忧心如焚，焦虑不安。封常清则一眼看出高仙芝布兵的不妥，向高仙芝劝说道：“我连日与叛军血战，其士气旺盛，难以阻挡。现在潼关无兵守御，如果叛军入关，长安就十分危险。陕郡无险可守，我们不如率兵至潼关据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