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5年:中国盛衰之交- 第13部分

〖天为国家孕英才，森森矛戟拥灵台。

浩荡深谋喷江海，纵横逸气走风雷。

丈夫立身有如此，一呼三军皆披靡。

卫青谩作大将军，白起真成一竖子。〗

天宝十二年（753年），玄宗封哥舒翰为凉国公，食实封二百户，并正式任命为河西节度使。不久又晋封为西平郡王。此时正值杨国忠和安禄山争宠，杨国忠得知哥舒翰与安禄山有矛盾后，就想方设法扩大哥舒翰的职权，以与安禄山抗衡。天宝十三年（754年），由杨国忠大力举荐，玄宗拜哥舒翰为太子太保兼御使大夫。杨国忠与劲敌哥舒翰的联盟，确实让安禄山感到了莫大的压力，直接促使他加快了造反的步伐。

天宝十四年（755年），吐蕃王病死。吐蕃派出使节，要求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唐朝也派出使节去吐蕃，吊唁故王，册封新王。此时，在中国西部边境，吐蕃的威胁似乎都已经被遏制。哥舒翰对此功不可没。然而，随着安史之乱的，唐朝大量军队内调，又即将揭开中国吐蕃关系史灾难性的新篇章。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后来对唐朝政治和社会有重大影响的神策军也是由哥舒翰所创。天宝十三年（754年），哥舒翰奏请于所开九曲之地置洮阳、浇河（皆今甘肃临潭西）二郡及神策军，以临洮太守成如璆兼洮阳太守，充神策军使。在这个时候，神策军还只是陇右节度使所属的一支驻守临洮城的军队，但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便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神策军奉命入援，参加了平叛战斗，战乱平定后，神策军因原驻地已经被吐蕃占领，不得不留在朝廷，逐渐发展成唐朝的禁军。之后，神策军屡次参与平定藩镇割据，抵御外族的侵略，成长为唐朝劲旅。但由于神策军军权为宦官所控制，由此引发了宦官擅权的局面，甚至连天子的废立也常常由宦官来决定。

唐朝为了有效防范突厥和吐蕃，大力加强了边防驻军。尤其开元中期以来，军事的胜利助长了玄宗对外扩张的野心，他早已经放弃了早期的俭朴和克制。随着战争的长期进行和不断扩大，战争不完全是捍卫边疆而带着扩张的性质了。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开边意未已，精兵皆戍北边，使天下之势偏重”。

唐朝建国后实行的是府兵制。府兵制为北魏宇文泰所创建，唐朝的府兵制本身有其特殊性，在中国古代兵制史上相当罕见。关于这一点，可以与汉朝的兵制作比较：汉朝是寓兵于农，全农皆兵；唐朝只能说全兵皆农，就是说，每个士兵都要种田，但不是所有种田的人都要当兵。

唐朝将全国的人口做调查统计，根据各家的经济情况，将全国人口分为九等人。下三等的人没有资格当兵。作为补偿，朝廷会免去当兵家庭的租庸调。这样，当兵是地位的象征，所以，富裕人家愿意当兵，这就是府兵。府兵自己有田有地，平日务农，农闲操练，征发时自备兵器资粮，轮流保卫京师，防守边境，因此不需要朝廷出钱来养军队。府兵制多少能减轻民众服兵役的劳苦，对生产的影响不大。那么，府兵制是怎么破坏的呢？

各地府兵要轮流到京师宿卫一年。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经常亲自教习这些府兵骑射，府兵们都觉得荣耀，愿意为国家出力。后来，天下太平无事，在京师宿卫的府兵无事可做，逐渐沦落为达官贵人的苦工，受人轻视，因此，再有府兵下一轮宿卫，便千方百计地逃避。

再说边境上的府兵。府兵原来是三年一代，但因为边防战事频繁，戍期延长。前面提过，府兵都是家境富裕之人，到边关时，往往携带不少绢匹（唐朝以绢作币），这是他们的私房零用钱。边将见财起意，便想方设法地侵吞士兵财物，还强迫士兵服苦役。这样，由于边将贪污，朝廷腐败，直接导致没有人再愿意当府兵，发生了大批府兵逃亡事件。这种情况发生在玄宗一朝，正是唐帝国国力鼎盛的时期。

在这样的情况下，唐朝廷只好停止征发府兵，开始实行募兵制，其实就是雇佣兵。唐帝国此时财力雄厚，政府有财力雇人当兵。招募来的士兵，军器、衣粮都由朝廷发给，长期服兵役。唐初便有募兵一说，随着府兵破坏，募兵日益盛行。唐玄宗开元年间，京师宿卫、边镇戍兵以至地方武力，已基本上为募兵充任。镇守京师的为长从宿卫，后改名彍骑（彍音廓，各令习射，一律张弓的意思）。戍边的称健儿，长期服役，又被称为长从兵或长征健儿。地方上则有团结兵。

实行府兵制，地方兵力分散，中央握有重兵。而在募兵制下，中央彍骑招募的多为市井无赖，不堪一击。地方团结兵装备差、数量少，也很虚弱。只有边镇军力强大，至“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国无武备”。边防的驻军日益增多，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而这些被招募的士兵，绝大多数都是番人。正是大量使用少数民族番人当兵当将，而没有采取任何提防措施，才造成了后来“安史之乱”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

节度使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节度一词出现较早，意为节制调度。节度使成为正式职衔始于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之时。节度使为差遣职，其官署称为使府、幕府，幕职有节度副使等文职和都知兵马使等武职，每一节度使领若干州，为这一地区最高军事长官，总辖区内的军、政、财大权，所辖区内州县归其统属。功名卓著者往往可以入朝为相，故节度使地位颇重。

玄宗先后缘边设置安西、北庭、河东、河西、朔方、范阳、平卢、陇右，剑南节度使和岭南五府经略使，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自开元至天宝元年，共增至十大镇，如下：

（一）朔方节度使，治灵州，安北单于二都护府属之，捍御突厥。

（二）河西节度使，治凉州，断塞吐蕃突厥往来冲道。

（三）河东节度使，治太原，与朔方为犄角，备御突厥及回纥。

（四）陇右节度使，治鄯州，控遏吐蕃。

（五）安西节度使，治安西都护府，统辖西域诸国。

（六）北庭节度使，治北庭都护府，防御突厥余部。

（七）范阳节度使，治幽州，控制奚、契丹。

（八）平卢节度使，治营州，安东都护府属之，镇抚室韦、靺鞨诸部。

（九）剑南节度使，治益州，西抗吐蕃，南抚蛮獠。

（十）岭南节度使，治广州，安南都护府属之，绥服南海诸国。

玄宗设置的这一防御体系在对外防御上是较为严密的，它们之间可以相互配合，互为犄角，同时，又可以彼此牵制，互相防范，不至由于兵力过重而导致边将作乱。但制度是一回事，具体执行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最大的问题就是将帅久任，不按时换防。由于府兵制的废止和募兵制的实行，当兵在当时已经成为了一种职业（类似当今的雇佣兵）。而边兵在边地长期驻守一地，久不更调，便逐渐变成了地方节度使的私人势力。兵士只知将帅，不知有皇帝。这无疑就增加了边将拥兵自重的可能性，为其作乱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后期，更演变出一人身兼任数镇节度使的情况，危机更加严重。

宰相李林甫的边将策略更加重了这一危机。他为了独掌相权，不仅控制朝廷百官，对于边帅的防范也不遗余力。

自唐兴以来，军事统帅都用忠厚名臣，规定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四夷之将，犹不专大将之任，皆以大臣为使以制之”。这些名臣往往从节度使的位子上直接入为宰相。所谓“出将入相”，便是指这种情况。开元时期，像郭元振、薛翊、张嘉贞、张说、杜暹、萧嵩、李适之等名臣，都因为在边地立下功劳，由大将直接提拔入相。从边将中提拔一直是唐朝选相的一条重要原则。

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相权，便想杜绝出将入相的根源。天宝六年（747年），李林甫向玄宗进奏：“凭陛下的雄才大略，国家的富裕强盛，而蕃人还没有消灭，是因为用文臣为将帅，怯懦不胜任作战。陛下如果真要消灭四夷，扬威海内，就不如用武官，武官不如胡将。胡将生下来时就气力雄大，少年时养在马上，善于骑射，长大了练习战阵，这是他们的天性。陛下如果安抚笼络他们，任命他们为将，使他们为朝廷尽力死战，那么夷狄就不难解决了。”

任用蕃将并不是李林甫的发明创造，唐太宗贞观年间已有先例，但和李林甫此时的别有用心完全不同。贞观时期，太宗用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蕃将为将，这些人均为大唐奋勇杀敌，且战功赫赫。然而，唐朝廷使用蕃将时也是大费心机，常以汉臣予以牵制，避免不利于朝廷。李林甫提出的建议则是以蕃将为边关主帅，委任他们一方军政大权。这完全是李林甫的私心。绝大多数蕃将不识汉字，是以功勋再大，没有可能也没有资格担任宰相，这样，李林甫就可以从根本上杜绝了边帅入相的道路。十分可惜的是，曾经英武决断的玄宗没有看透李林甫的奸诈用心，竟然采纳了这一建议，先后提拔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人为边帅。这不得不说是玄宗在军事上的最大失误。在这些蕃将中，玄宗又首用安禄山，对安禄山的器重和恩宠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此时的局势，兵力的分布内重外轻，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之流，精兵强将集中在北方的边境，不免养虎成患，遗患无穷。在众多蕃将之中，以安禄山最为飞扬跋扈，身兼三处节度使，十余年不迁徙，最终酿成“安史之乱”。历史学家认为：“禄山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

节度使的权力也愈来愈大，他们不仅统兵，而且逐渐掌握了当地的民政、财赋、刑法权力，“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新唐书·卷五十·兵志》），这无疑成了其后地方割据势力的最适宜的土壤和温床。这些节度使表面上听命于朝廷，实际上阳奉阴违。为了拉拢部下，常向朝廷要求大量授以其部下官爵。官多俸禄多，朝廷的军费开支因此大大增加。

天宝年间，大唐的危机已经不是来自于外部敌人的威胁，而是内部边防的势力。天宝元年，全国军队57万人，49万都驻守在边镇，京城内外驻兵仅及边军的六分之一。外重内轻的局面，成为大唐最危险的暗流。这暗流，到安禄山恩遇最浓时，便开始蠢蠢欲动了。

第三章　风流多情李三郎

美丽并不是罪过，但美丽却往往是罪恶的一个起因。正是因为玄宗对杨玉环的宠爱，使国家大权旁落，渔阳鼙鼓动地来。大唐帝国从此急转直下，盛衰易势，迅速地走向没落。可以说，杨玉环的温柔乡直接导致了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的剧变。这场剧变，成为唐朝由极盛走向极衰的转折点，从而也成为中国命运的转折点。从此，中国就开始了长期的向衰。之后的朝代虽然有短暂的武功强盛或疆土扩大，但却是不可与盛唐比拟的。而玄宗对杨贵妃的招致不幸和灾祸的感情则成为中国文学上最有代表性的悲剧主题，无数诗词、小说和戏剧争相演绎。

「一　糟糠之妻忘得快」

一般来说，女性在历史上的作用非常微弱，尤其是在像玄宗这类英主的光芒下。但帝王与后宫的感情纠葛往往成为历史舞台上的另条一辅线，即使英武的皇帝也不能例外。于是，某些后妃通过控制和影响有权势的帝王，在历史发展中的起到了“点睛”的作用，甚至直接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哪怕是不经意的。尤其在唐朝，妇女相对开放独立，皇宫中的后妃能够与宫外的亲属保持密切的接触，在通常的情况下，她们的近亲便不可避免地要卷入宫廷的政治斗争之中。

这里要特别提到玄宗生命中的4个女人——王皇后，武惠妃，梅妃，以及杨贵妃。这4个女人在玄宗身边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各不相同。按照三类人的划分来看：王皇后参与了历史，最终却是为历史潮流所左右的人；梅妃则是典型的女人命运，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之舟，最终死于安史之乱；武惠妃和杨贵妃则是属于局部改变了历史的人。无论她们最初的动机如何，争宠也好，爱情也罢，因为她们的丈夫是大唐天子，她们对丈夫的影响势必将影响到国家的命运。

白居易的千古绝唱《长恨歌》，使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脍炙人口，流传千古。受了艺术作品的影响，后人总以为玄宗是个对爱情十分专一的多情男子。其实，这个风流天子是个典型的好色之徒，不但朝秦暮楚，而且寡恩薄情。糟糠之妻王氏曾与玄宗风雨同舟，虽是患难夫妻，但还是落得个十分悲惨的下场。

王氏出身于山西望族，同州下邽人，梁冀州刺史神念之后。李隆基还是临淄王的时候，王氏被纳为临淄王妃。当时李隆基一家并不显赫，在武则天的高压下，甚至时常有生命危险。王氏一进入李家的大门，便不由自主地卷入了政治的风浪之舟。

李隆基与父亲一家一度被武则天幽禁，行动不得自由，经济上也极为拮据。有一次，李隆基过生日，堂堂大唐藩王，竟然家境艰难，无以为贺。还是王氏的父亲王仁皎脱下自己身上穿的衣服，去换了一斗面，做了一顿汤饼，才勉强为李隆基过了个寒酸的生日。

在李隆基当上皇帝之前，王氏很好地扮演了贤内助的身份。李隆基计划铲除韦氏之时，特意把与太平公主商定的计划告诉了王妃王氏。王氏不免为丈夫担心，倘若事败，不仅李隆基性命不保，合家老小也会牵连受诛。但她深明大义，竭力赞成丈夫的大事，表示愿与丈夫共生死。只是想到公公相王年迈，禁受不起这般折腾，便向丈夫提出，不要把这事告诉父王，万一事败，以免连累父王，再说假如父王不同意反致走漏消息，坏了大事。李隆基深以为然。夫妇俩又对起事过程的一些环节反复进行了谋划讨论。这就是《旧唐书》中记载所说：“上将起事，颇预密谋，赞成大业。”王氏超乎一般女人的坚强性格由此可见，李隆基对她的见识显然是十分看重的。

李隆基在当藩王的时期，府中除了正妻王氏外，还纳有不少美貌的姬妾，相比之下，姿色平常的王妃就不那么受宠了。但王氏是结发妻子，李隆基对她一直很是敬重。加上当时李隆基忙于经营政治，女人再如何美貌，在他心目中也都处在次要位置，所以王府中妻妾之间也都相安无事。

李隆基即位为玄宗后，共过患难的王妃王氏立即被册立为皇后，王皇后的父亲王仁皎进为太仆卿（属于地位较高但并不重要的职位），兄长王守一擢为尚乘奉御。然而，这并非王皇后好运的开始。玄宗天性风流，生性好色，容貌普通的王皇后必然要面临色衰爱弛的厄运。

即位初几年，玄宗尚能尊崇皇后，以礼相待，对皇后的外家也颇能优待。皇后的兄长王守一是玄宗推翻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时的密谋者之一，玄宗在未得势时，便与他交往甚密，后特意将睿宗第七女薛国公主嫁给他为妻，结为至亲，并封其为驸马都尉。皇后的父亲王仁皎，累迁至开府仪同三司、国公。不过，王氏家族从未得到任何重要的有权势的官职。玄宗在任用外戚这方面一直非常小心翼翼（后来当他遇到了杨玉环后，便完全改变了）。甚至他对待自己的亲弟兄也是如此，只让他们担任有名无实的荣誉性职务。新即位之初，玄宗显然不希望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来分享他的权力。但到了晚年，他对政务产生了极大的厌倦，反而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