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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方志敏（１９００—１９３５）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的创建人之一。江西弋阳人。１９２２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在江西领导农民运动。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领导弋阳横峰起义，开展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政权，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第十军，历任中共县委书记、特委书记、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闽浙赣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和红十军政治委员。１９３１年当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同第二、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作坚决斗争。中国共产党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１９３４年１１月，率领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途中遭国民党反动派阻击。１９３５年１月在江西德兴县陇首村与国民党军作战时因叛徒出卖被捕，狱中贤贞不屈，７月在南昌英勇就义。遗著有《可爱的中国》、《狱中记实》等。
陆晓辉身穿一件烟色丝绸小棉袄，头戴一顶毛线帽，故意打扮成“上海小开”的模样，以掩人耳目。他的仪表和他的内心世界、谈吐，是多么地矛盾。朱丽珍则留着齐耳短发，穿着李大波送给她的那件天蓝色的毛衣，衬托着她那焕发着青春的脸是那么宁静而艳丽，完全是一个恬静的贤妻良母型的温柔女性，和方红薇的山野气息、淘气调皮的气质，形成了显明的对照。
那一天他呆得很晚，才恋恋不舍地告辞，回到他的住处。照例是董道宁还在舞场留连，没有回来。他独自躺下来，回味着刚才的谈话，内心倍感充实。自从离开根据地和天津的工作岗位，他已经有很久没有这种感受了；随后他又计算着日期，想象着梅思平回去汇报，周佛海和汪兆铭又该怎样地忙碌和伪装逃出重庆，最后他又想到了天津的家，想起爱妻红薇，想她投入他的怀抱时那逗人喜爱的娇嗔小样儿，他实在想她了，如果不是重任在身，他早就跑回天津了。进入１２月，事情发生了急遽的变化。历史之树的年轮上，留下了这样一串永远洗刷不掉、永远也不能被风雨剥蚀、像刀砍斧刻一般不能泯灭的疤痕：
１２月５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情报工作”为名，离开重庆，飞往云南的昆明，在那里焦躁不安地等待汪精卫的出逃。
１２月６日，蒋介石突然从前线返回重庆。
１２月７日，秘书长陈布雷往昆明给周佛海拍发了一份加急电报，说蒋总裁催他“火速返任”。周胖子摇着肉球似的脑袋，疑惑着：“哎呀，是不是我们的计划已被蒋介石知道了？要不他为什么这么快就返回来了？！……我不能再回重庆了，我也要飞河内。……不行，汪先生还没有逃出来，这会连累他的出走，那么，这样一来，我们的全盘计划便成了泡影……”
他急得简直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他立刻发了一份电报：
“视察尚未结束，请宽限几日。”
一星期的光景，他陷入了困惑的窘境，真是度日如年。
１２月１８日，蒋介石正在他召集的少壮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议上训话，汪兆铭逃避了这次会议，乘着蒋介石无法对他监督，他就向云南军的参谋长，要了几张富裕的飞机票，连同他的夫人陈璧君、陈公博、林柏生、陶希圣、曾仲鸣，一块儿钻进飞机，飞往昆明。
云南军的首领龙云，到机场迎接，把他们这伙逃亡投敌的汉奸，接进龙云公馆，密谈了好几小时，……
１２月１９日，一架包机，把他们这群败类，秘密送往安南的首都河内。
１２月２０日，去东京汇报的今井武夫，一直没有得到汪精卫的准确消息，他急得突发了红眼病，经过福冈、台北，抵达香港，找到高宗武探听虚实，而日本驻香港领事岩井英一，却告诉今井另一种令他泪丧的消息：“汪的出逃，不过是个谎言而已。”这使他又陷入了心神不定的烦恼。
１２月２２日的早晨，董道宁从“米高美”舞场回来，街头巷尾正热烈地叫卖：“号外，号外！看报哩，有重大消息哩！
……快看报哩！……”
董道宁虽然跳得头晕脑胀，听到叫卖“号外”，还是驻足抢购了一张，他暗想：“说不定是汪先生出逃的消息吧？”他急于打开一看，只见大标题是“首相倡议建设东亚新秩序，发表《近卫第三次声明》”。他有点失望，一进门正看见李大波正襟危坐在桌旁抄写文件，便把报纸扔给他说：“近卫这公子哥儿，又发表声明了，你先看吧。”倒头便躺到床上进入梦乡了。
李大波接过报纸，立刻就急切地看下去：
日本政府本年曾一再声明，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现已感到，中国各地，复兴的气势澎湃而起，建设的趋势日盛一日。当此之时，政府向国内外阐明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以求彻底了解帝国的真意。
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为此，中国方面首先必须清除以往的偏狭观念，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和对满洲国的成见。换言之，日本直率地希望中国进而同满洲国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
其次，因为在东亚之天地，不容有“共产国际”的势力存在，日本认为，根据日、德、意防共协定的精神，签订日华防共协定一事，实为调整日华邦交之急务。鉴于中国现实情况，为充分保证达到防共的目的起见，要求中国承认在防共协定继续有效期间，在特定地区驻扎日军进行防共，并以内蒙地方为特殊防共地区。
在日华经济关系上，日本既不想在中国实行任何经济上的垄断，也不要求中国对理解东亚新形势而相应采取善意行动的第三国的利益加以限制，始终只求通过日华的提携和合作发生实效。即要求在日华平等的原则上，中国承认帝国臣民在中国内地有居住、营业的自由，促进日、华两国国民的经济利益，并且鉴于日华之间历史上、经济上的关系，特别在华北和内蒙地区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积极地向日本提供便利。
以上是日本对中国所要求的一个大纲。如能彻底了解日本出动大军的真意，就能理解日本在中国所寻求的既不是区区领土，也不是赔偿军费。
实际上，日本只要求中国作出必要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为履行建设新秩序而分担部分责任。日本不仅尊重中国的主权，而且对中国完成独立所必要的治外法权的撤销和租界的归还，也愿进一步予以积极的考虑。
“我操他日本国的姥姥！”李大波读完这个伪善的一副奴隶主嘴脸的声明后，几乎骂出了声音。“他们用武力、屠力杀害了数十万中国人，强占那么多的大片国土，却说什么不是为了‘区区领土’！真是世界上头号的强盗和撒谎家！是他们发动了这场血腥的战争，却假惺惺地说什么‘也不是’为了‘赔偿军费’！说得多么冠冕堂皇，多么仁义道德！你想得美，毛泽东同志在屡次发表的抗日文章里早就说过，要布下天罗地网，让侵略的帝国主义敌人陷入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直到打败他们为止。哼，止不定谁赔偿谁军费哪！”
这篇道貌安然的声明，使李大波气愤填膺，他不住地在屋里来回走着，以压抑那股激愤的情绪。他多么想振臂大声疾呼，以发泄他胸中的忿恨不平。但是，他所处的环境，却要求他不能痛快淋漓地发挥真诚的情感，他的最大痛苦是需要不真实的伪装。如果现在他还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他会多么直接了当地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啊！……为了在敌占区隐蔽下来，他慢慢地又冷静下来了。他跑下楼，到街上抢购了一张号外，自己存放起来。
为了解消他胸中的闷气，他点燃了一支烟——因为熬夜和思考问题，他最近学会了吸烟。“这篇声明的要害，是扶植起汪伪政权，以达到共同防共，防共——才是他们的核心。”李大波的思路活泼而敏捷，好像大海的波涛一样汹涌，“这是日寇的一个信号，今后他有可能全力剿共，日军会停止对国民党地区的进军，而向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这将会是我们最困难的时期，不能不在思想上有所准备啊！
……”
直到中午董道宁睡醒，他的感情才平息下来。
“章，你看完了吗？怎么样？”董道宁穿着锦缎睡袍，在洗漱室刷着牙，大团的泡沫从他的嘴里溢出来，“比前两次声明，有什么新观点吗？”
“有。”
“那是什么？”
“露出了日本政府对建设新政权的展望，给汪出山做了舆论准备……”
“哈！那我可要好好看看。”董道宁边穿西服，边拍着李大波的肩膀说，“总算咱没白出力，今天我请客，法国香槟，好好庆祝庆祝吧！”
他们乘上电梯。下电梯后，在往餐厅走的时候，李大波笑眯眯地说：
“我可没出过什么力，不像你是他们的有功之臣，如果我领情，那可真是无功受禄了，哈哈……”
一个星期过去了，突然……
１２月２９日，汪精卫从河内发表了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①，因为是午后从同盟通讯社②传来全文，所以电文见报是在当天的晚报。
①解放前电报以诗韵的去声字代日期，艳就是２９日的意思。
②那时日本通讯社的名称。
那天晚上，照例董道宁又去找他的“唐妹妹”，李大波也因此有了暂时的自由。可巧他饭后出来散步，听到街上报童叫卖，他马上就买了两张报纸。他是想去霞飞路，顺便给陆晓辉朱丽珍捎上一份。他在昏黄的路灯下漫步，只看了一个标题便卷好报纸，跑着登上一辆开往霞飞路的公共汽车。
李大波来到的时候，正赶上陆晓辉和朱丽珍躲在阁楼里偷听延安新华社的秋冬以来时事要闻综述。其中有三条军事消息最令李大波兴奋：第一条是八路军一二○师李井泉支队与杨植霖领导的骑兵游击队会师；第二条是新四军第一支队粉碎了茅山地区日军的“扫荡”；第三条是晋察冀边区部队粉碎了二十五路日军的围攻，毙伤日军七千多人。他有多么漫长的时间没有听见这么亲切的声音了啊！这消息又是多么让他鼓舞！他几乎陶醉在这胜利的兴奋中，而忘记他是干什么来的了。
听完广播，关闭电钮，沉静片刻，他才忽然从刚才的状况中醒悟，把手里的报纸往桌上一扔，说：
“你们快看看吧，今晚的特大新闻，国乱出佞臣——这个大汉奸终于跳出来了，他的千秋罪名，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哎呀，我们还没听见报童叫卖，”陆晓辉拿起报纸，惊呼着，“啊！汪兆铭的‘艳电’！？”
“要发生的，终于发生了！我还没有读正文，不知道他这通电又抬出什么矫情理由……”
朱丽珍拿过报纸说，“来，我给咱念念，省得你们再费眼了。”于是她用动听的吴语腔调宣读起来：
“中国国民党元老、副总裁汪兆铭先生，在河内发表‘艳电’，响应《第三次近卫声明》，电报原文如下：
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今年４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以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取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自去岁７月卢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如迫而出于抗战。
顷读日本政府本月２２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①之阐明：
①即《日本近卫内阁第三次对华声明》。
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居住、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的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朱丽珍停下念报，喘一口大气，气愤地说：“这个杀千刀的汪精卫，真是一副汉奸嘴脸，在南京屠杀了几十万同胞，其中包括我的全家、父母兄弟，还说日本没有‘领土要求’！把敌人描述得像位菩萨，真该死哟！”她跺着脚，又读下去：
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敌，干涉及于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的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立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国民国之责任。
……”
朱丽珍喝了一口水，湮了湮嗓子，又气愤地说：“这老小子，他投敌，还劝我们交枪！”
第三点为经济提携。……
陆晓辉激动地站起身，摆摆手说：
“别念了！全是屁话，一派汉奸的胡言！大波！咱们要商量商量你的事情了。我看，由于汪兆铭的公开投敌，你的工作大概可以告一段落了，因为从蒋介石派人跟日本勾搭，到日本想走马换将跟汪兆铭密谈出山，全部情况咱们全掌握了，所以你可以在适当时机找一个最合适的机会离去，然后我们就发表揭露内幕的全部材料，你看这样可以吗？”
“那太好了！”李大波由刚才念报时的愤怒转为喜悦，“请你们放心，我将抓住一个最适宜的时机，给他来一个金蝉脱壳。”
这一晚，他又在这里呆到很晚。根据他们三个人都正在仔细学习的毛泽东的两篇重要文章：《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新得到的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论新阶段》的精神，他们回顾了即将逝去的动荡和浴血奋战的１９３８年，又展望了即将来临的新的一年。两天后，历史迎来了１９３９年。元旦的那一天，上海的各大报纸又正式地以整版的篇幅隆重地报道了汪兆铭的“艳电”全文，家家户户、大街小巷、到处听到的也是广播里哇啦哇啦叫喊的“艳电”和社论。李大波无论是在日本租界地或是日本人聚居的地方，门上都挂了一串松枝艾蒿，日本人都穿上和服，喜气洋洋地互祝新年，喝了不少屠苏酒①。
新年过后不久的一天，董道宁破例没有到外面去玩乐，他匆匆地跑回来，悄悄地对李大波说：
“章丧！我昨晚偷听了重庆的广播，得到两个意外的消息，一是国民党开除了汪先生的党籍②；一是近卫内阁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