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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到这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又呷了一口凉茶，瞪着一双大眼张开两只手向李大波又说下去：
“老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一改变，就是说等于我们也随着他妈的殷汝耕当了汉奸队伍。这时，我非常苦闷，便派我的亲信副官长孟润生到保定向商震请示如何处理。于学忠走后，高震继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省会也按照日本人的要求，由天津迁往保定。商震带来口信，密令我们‘目前不宜与殷汝耕决裂，可暂时虚与委蛇，余当负责向政府陈明’。我们只好这么办了，于是我们便换上了这身汉奸的狗皮。
……”
他扯起那件土黄色带有五色三角形袖章的宽大军服，不住地抖搂着。他的眼睛睁得更大，充满了气愤，连连摇晃着他那硕大的头。
“老弟，自从我变成这样的处境后，”张庆余长长地叹息着说：“我受了多少冤枉气呀，我的老朋友写信来骂我；军队里的弟兄和战友也捎信骂我；走到街上老百姓对我都侧目而视，用唾沫呸我，我怎么向他们解释呀？我能说我这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吗？最不能让我忍受的是，我的大儿子张玉珩，认为我在冀东任伪职，是我附逆叛国，有辱先人，竟登报与我脱离父子关系。我妻于德三也劝我迅速设法反正，以免为亲友乡党所不齿。我也不敢具实以告，只好对妻说：‘我的意思现在虽不便明言，但将来总有分晓。你可转告玉珩儿，叫他耐心等待，且看乃父以后的行动吧！’老弟，这几年我可体会透了，世界上莫过于被人误解让人痛心的了，你想想我的痛苦到底有多大吧！？”他的声音有些嘶哑、颤抖，眼泪在他的大眼里游动，但是，短时间他就控制了自己的感情，接着又爽朗地说下去。“这不，我才下力气想方设法去找二十九军宋哲元军长联系，哈，派你这位老弟来，我真高兴啊！我这是拨开乌云见太阳了！”他一只大手热乎乎地握住了李大波的手。
他俩整整关在禅房谈了一个下午。到六点钟，张庆余约李大波到鼓楼南大街一家叫“北玉升”的饭馆吃了晚饭。李大波虽然是和张庆余初次接触，但对他印象很好，认为张庆余是一个出身行伍、憨厚质朴的人，因此，对跟他通力合作、适时起义反正，充满了信任。
张庆余热情地向李大波劝酒，李笑着全都拒绝了，张庆余自斟自酌，喝了两杯水酒，脸立刻胀得像红布一般，连脖子都通红了。酒后多言，他眯起大眼笑嘻嘻有点醉意地说：
“正因为要举事，没在这儿安家。我的家在天津，不然，我一定请老弟到舍下小住几日。咱俩一见如故，真是投缘。”
那一晚张庆余非留李大波在禅房与他同住不可。一张板铺就搭在禅床旁边，彼此离得很近，他俩等于同榻而眠。临上床的时候，张庆余把马裤口袋里的左轮手枪掏出来，枕在凉枕下面。熄灯后，月光照进来，屋里一片银光，在夜暗中，他们彼此能看见对方的眼睛。李大波试探着用一些问题让他说话，于是张庆余又谈出一些他不了解的情况。
“老弟，我告诉你，这鬼地方情况特别复杂。”张庆余经李大波一问便打开了话匣子，“复杂就复杂在这冀东保安队除了我和张砚田的一、二总队外，还有三、四、五总队，一共三个大队，是乱七八糟的杂牌队伍，有的很糟糕。”
听了这情况，李大波一下子从板铺上坐起来，急切地问：
“这起义的消息，可一点风声也不能泄露啊，这种杂牌军素质很差，怕他们破坏。”
“是的，听宋军长说你很有经验，一听你这话就在行。”
“请你务必跟我谈谈这三个队的情况？”
张庆余喝了半杯凉茶，开始向李大波简要地做了叙述。“三、四、五三个队，总人数大约有一万五千人左右。１９３３年７月，日本关东军柴山司令与何应钦共同议定南北夹击抗日同盟军，蒋介石还秘密来北平会见了日本的代表冈村宁次。日本借机追赶吉鸿昌和方振武残部，这时，就由天津的一个叫李际春的汉奸，由伪满带来一部伪军，专门进扰冀东各县，其中刘佐周、赵雷两部伪军，就盘踞在滦县一带，后来河北省政府便把这些人收编了，刘佐周部编为第三总队，队部设在滦县河北省立师范学校里；赵雷部被编为第四总队、队部设在唐山交通大学里；在冀东动乱时期，有一个土匪叫胡协五，绰号‘老耗子’，手下有几百号人，就把这些土匪收编为第五总队，驻在玉田县。”说到这里，张庆余才喘着粗气，忿忿不平地说：“你看，这是些什么鳖皮烂虾、蛤蟆蝌蚪大眼贼儿呀，我这堂堂的中国正规军的军人，竟落到跟这些汉奸地痞同流合污，你说我怎能咽下这口气？！”他边说边用拳头擂得胸脯当当响。停了一会儿，他吸了一支烟，渐渐平静了一些，才又回到商议起义的话题上来。
“李副官，我带你到留守营去见见张砚田，好不好？他可是我这次搞起义的可信搭档呀，你最好跟他也谈谈。”
李大波一直在思索着，在宋哲元官邸这个张砚田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不如张庆余真诚、豁达。他决定以后要用更多的时间去接触他了解他。想了想才这样决定：
“张大哥，这次没时间了，我只想查看一下殷汝耕这个大汉奸新修的飞机场。”
“好吧，明天我带你去。”
他俩谈到夤夜，没有酒量的张庆余借着那点酒气便呼呼沉睡起来，他的鼾声在深夜响如雷鸣，素有严重神经衰弱症的李大波，感到那高丽纸糊的卷帘，似乎都震得发颤，早把他的困盹儿都冲没了。
窗外月光如水，只有蟋蟀传来唧唧叫声和栖息庙内古柏和银杏树间的黧莺①，传来啾啾的鸣声。李大波睡不着、便盘算起未来的工作。他知道宿在宝通寺禅房里的这名军人，将是党交给他的下一个兵运工作的重要对象——这关系着华北、关系着整个中国的命运。
①黧莺，莺中一种，羽毛较淡，嘴略长。
第二天清晨，他俩匆匆吃完早饭，张庆余便叫军需官送来一套保安队的黄制服，让李大波在禅房换上，做了伪装。然后坐上军车奔向飞机场。
一路上李大波全神贯注，窗外闪过的景物和汽车行走的路线，他都一一铭记脑际。他在军部里早已掌握了日本修建这个机场的全部经过。好几年前日本天津驻屯军就蛮横地要求在北平通往大名公路要冲的大井村修建飞机场。驻屯军参谋桑岛中佐带着绘制好的大井村地形图，硬逼着宛平县长王冷斋按图割地，并要胁立刻圈地打桩。幸好被王冷斋严词拒绝了。但就在这时，殷汝耕这个大汗奸却答应日本在通县修造飞机场。河北省府很想了解飞机场的详情，只可惜派了几次人去摸情况，都没达到目的。李大波这次亲自到通县，借助于张庆余的关系顺便查看一下机场地形，可算是额外的收获，所以他面带笑容，心里异常高兴。
飞机场就在通县火车站通往县城的大道旁。车行不久便看见一片空旷的土地，周围圈着铁丝网。机场入口处有持枪的日本兵站岗。三八大盖枪上着刺刀，有一面写着“武运长久”的太阳旗，在枪上飘扬着。戒备森严。
“他妈的，小鬼子看的可严啦，不让中国人贴边儿。咱只好顺着那条大道开过去，还可以看得见。”张庆余隔着纱帘指点着窗外。然后他吩咐司机放慢车速。车速降到五十迈。机场的地面设施尽收眼底。简易的指挥塔刚完工；跑道还没有铺柏油；有一些中国民工在日本兵的押解下，正清除拆房后遗留下的破砖烂瓦垃圾。平坦的机坪上没有停放飞机机场完全暴露，目标很大。
李大波几乎是贪婪地观察着，默记着方位，目测机场的尺寸。心里思忖着：“这机场扼住北平的咽喉，用这样的快速草修，想必是日本在积极地准备进攻北平，进而为占领华北打开通途。”
日本岗兵，看见有汽车经过，跑步窜上大道，叉开两腿，把枪一横，用粗野的声音喊着：
“巴嘎！你的站住！”①
张庆余嘴里嘟囔着：“这小日本儿龟孙！只好下车了。”
李大波先走下车，以一名下属军官的身份把张庆余扶下车来。日本兵看见张庆余戴着少将的肩章，李大波戴的是上校军衔，一下子愣住了。被武士道精神灌输的日本兵军阶观念最严格，他立刻立正，敬一个军礼，表示歉疚，跳到道旁，双手垂立，连连说着：
“腰细，多嘬！多嘬！②”
①即“混蛋，你站住！”这里说的是抗战时日本人习惯的那种半通不通的中国话。
②日语：“好，请，请。”请的发音。
汽车又沿着机场的大道跑下去。李大波借着汽车走过的里程，终于测准了那机场的准确面积。他沉重地叹一口气，才严肃地说道：“看来大战不久就要爆发了，我们应该有所准备啊！”
张庆余攒着两个拳头，皱着两道浓眉说：“起义工作得抓紧准备啊。”
离开宝通寺，李大波仍旧穿着那身保安队的军服，尽量在通县城里徜徉。他的目的是认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机要部门，认识路径，一旦举事，不仅可以直扑这些叛逆，而且还可选择任何大街小巷杀敌。杨承烈交给他一张手绘的通县草图，他按图索骥，还真的找到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在地的那条文庙大街。原来这个汉奸衙门因为宣布“自治”仓促，临时就暂设在通县的文庙里。门口很大，是有支柱的牌楼式样，新上了大红油漆，鲜艳夺目。可笑的是，在“德配天地”“道贯占今”的对联旁边，悬挂了白底黑字的伪府招牌，更滑稽的是，在二道门“魁星门”的上方，悬挂的却是殷汝耕２４寸的彩色大照片，使李大波不仅感到厌憎而且感到驴唇不对马嘴。只是那照片倒提供了他认识这个令人切齿的大汉奸殷汝耕的长相。不到一个下午，他就游遍了这座方圆不足五里的古城，回到高升店。一进到小后院他就脱下那身汗涔涔的军服，扔到板铺上说：
“老杨，把这身黄鼠狼皮留给你，可以接个短儿，万一有个紧急情况，它就是通行证。”
他洗完脸，倚着被摞，扇着大蒲扇，汇报了去飞机场侦察的情况。杨承烈高兴地拍着大腿说：
“大波！你真行，简直是太好了，我来通县这么长时间，始终无法接近那儿，小鬼子戒备森严哪！毫无疑问，这是日本为了全面作战而修的飞机场。啊，大战真的迫在眉睫了！”
李大波走到小桌边，用复写纸拓着，按照记忆绘制了三张机场草图①。他揭开蓝靛纸，递一张给杨承烈。
“一式三份，这一张留给你向党汇报；一份给宛平，一份报二十九军军部，作战时会有用的。”
①此图实际为洪大中所绘。当时洪为河北省宛平县政府秘书兼第二科（主管田赋钱粮）科长。他费了很多心血、经过不少周折，才设法偷绘了这张日本飞机场图，以向河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复命，并得到省府嘉奖。为了不埋没当事人的业绩，特此声明。
杨承烈把那张图纸仔细收到伪装过的土墙上一个小坷垯窑儿里，对李大波说：“你就争取快来吧，这儿非常需要你。不过，你来后要有公开身份，租上一套房子，成立一个秘密交通站，这样才便于开展我们党的工作。”
“好吧，到时候我向刘然同志请假，也向副参谋长张克侠同志请示一下吧。”
晚上，他们用铺板搭了一个通铺和小力巴儿海鹏睡下。这孩子太累，躺下不一会就睡着了，他俩又聊了很久，计划着未来的工作。
“不过，有一件事是很麻烦的，”杨承烈忽然急切地说道，“殷汝耕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他下了一道手令，凡是在通县租房者，必须携有家眷，否则不予租赁，一旦查出敢于违章租予单身男子，对房东定予严惩不贷。带家眷对你我这倒是个难事儿，保甲长问了我几次：‘怎么你这铺面没有老板娘呀？’我说，‘在山东老家种着地哩，回头接来’，我把他好歹哄弄走了。可你要租房却不成。老蒋也实行了这个办法，逼得咱们只得派女同志，实行‘假配夫妇’了，你想想看，能不能找位‘堂客’呀？”
这的确是个棘手的新问题。想了好半天，杨承烈提出让方红薇来通县：“大波，你不是跟那个女学生挺熟吗？她又是咱的‘民先队’员，政治上也可靠，你考虑让她来通县，行不行呢？”
李大波的脸蓦地绯红了，一阵热辣辣的烧灼。对于让红薇，跟他“假配夫妇”，他从没敢这么想过，幸好这时是夜间，杨承烈看不清他那张羞红的脸。他没有任何隐瞒党组织的事情，只有对红薇那难以言传的感情，偷偷地一直隐藏在他内心的深处。这事情对他关系太重大了，所以他缄默不语。
“怎么，你不觉得这件事是可行的吗？”杨承烈接着问李大波，“这样，既可以锻炼她，又可以使她逃出那个美国传教士的掌握，不是一举两得吗？”
“是的，倒是那么回事，……不过，我明天回到北平去再跟她商量商量看吧。”
“你千万别犹豫，一切都要从工作需要的大前提出发，你说是吧？”
“好吧，我试试看。”
这突如其来的问题，一直使李大波心慌意乱。幸亏他昨晚在宝通寺通宵失眠，不然他又会因激动、兴奋和忐忑不宁而睡不着了。
四
燕京大学的校园，被校务长司徒雷登①搞得充满了基督教的浓重气氛，可是他并不限制红薇这些民先队员们的活动，清华大学和她们互通信息，所以政治消息并不闭塞。日本实弹演习的隆隆炮声，不时传到这座幽静的校园，她们得知日本在丰台又增了兵，学生们感到大战的迫近，都无法踏下心来好好上课了。
①司徒雷登——（１８７６—１９６２年）美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外交官。生于中国杭州、父母均为美国在华传教士。他于１９０５年开始在中国传教，１９１９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１９４６年任美驻华大使，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人民内战，并企图拉拢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培植“中间势力”。１９４９年８月离开中国。１９６２年在美病死。
下了最后一节课，红薇就坐上班车进城。回景山公馆。理查德已从南京回来。她一进门，爱狄就奉主人的指示，通知她立刻到餐厅去用茶点。
她走进餐厅，顿觉一阵清香和凉爽。餐桌边全家人都已到齐。理查德一边吃着草莓冰激凌，一边继续讲述他陪宋美龄飞抵西安解救蒋介石的详细经过。
“我们一下飞机，就被接到张学良的官邸，经过交涉，我们才被专车送到高桂滋的公馆。高也是位军阀，公馆很阔气，全空着，蒋就被扣在那里。当然，以后的事都登了报，你们全知道了。共产党的大头目周恩来出面调停，订立了国共停战协议，蒋也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