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１９９４年７月２１日黄昏，这部长达８０万言的长篇小说《战争启示录》终于最后完成了。我今年已７０高龄，象这样的长卷，恐怕是最后一部了。这部书稿和我有着共同的命运，跟我经历了一次漫长的苦难，它终于要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和广大读者见面了。
４０年代初，当我还是一个刚出大学校门的青年学子的时候，我便怀着抗日爱国的热情，在沦陷区的北平，参加了党的城市地下工作。那时为了减轻革命根据地的负担，自己维持生活，同时也为了有一个公开身份便于掩护，我就在敌伪一家刊物谋得一个助理编辑的职务，从此便和编辑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我自小受家庭影响，喜爱文学，１５岁上初中二年级时，便开始写小说，并在报刊上发表。１９４５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我们的小组被国民党的特务用“打红旗”的手段，即冒充进步青年混入我外围组织，使我们暴露了目标，幸好我们发现得早，我和哥哥杨溢连夜撤回解放区，幸免于被捕。这以后，根据革命的需要，我当过编辑，军区司令部的秘书、中学教员、文工团演员。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了，我成了一名土改队员。当时康克清大姐就是我们的小区委员，她常给我讲述自己的苦难家史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时的英勇斗争故事。后来，为了更好地深入生活，搜集材料，我主动要求留在基层，当了区里的教育助理员。三年的基层生活锻炼，是我日后成为作家的基础。１９４８年，我到解放区后的第一篇小说《挑对象》，就是我伏在老乡家的窗台上写出来的。全国解放后，我进了保定，分配到河北省文联，并且在这里组办了《河北文艺》，由编辑、组长到副部长，培养和结交了一批很有才能、日后很有成就的文学青年。５０年代开始了我文学创作的勤奋与旺盛的时期，连续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一些短篇小悦，得到当时主编茅盾先生的鼓励和沙汀、秦兆阳等文学前辈的帮助。正当我孜孜不倦向文学高峰攀登之际，只因写了一篇小说《爬在旗杆上的人》和两篇杂文《要有这样一条法律》、《摇身一变》而被当时那阵极左的反右风暴，坠入了政治深渊。从此，我由一个响当当的革命者、共产党员变成了革命政权的“敌人”、“革命对象”。丈夫和我离了婚，因怕政治上受牵连，我的一儿一女也由我的前夫带走。我的好端端的家庭拆得东离西散。我变成了孑然一身，受到的是“监督劳动”的处分，每月只有三十元生活费，还要养活我八十多岁的老父亲。我被轮番下放到工厂、农村、农场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老实说，这些残酷的作法都未能摧毁我生存的坚强意志。我当时就深信，这种失误终将得到纠正，正像雷阵雨之后必然是晴天一样。信心使我增强了力量，就在宣布我戴帽、开除党籍的会议后，我面对着拆散家庭后的冷落空屋，认真地思考着我今后要怎样生活。我决心即使用行政命令剥夺了我的写作权利，我今生今世还要继续写小说。我下决心割舍我所热爱的短篇小说的写作，确定了写长篇小说的计划。在等待上级批示和下放期间，我偷着起早贪黑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写作。在节假日，同志们都回家团聚，我孤身一人偷着在农村和农场空寂的屋里埋头写那部小说。不幸的是，１９６０年我的写作被机关中一位女同志侦知，马上汇报给支部。他们认为我“不好好认真改造，偷着写小说，幻想东山再起”而加重我的行政处分，降级，送发场“监督劳动”。“文革”时这部写了上百万字的小说差点遭到洗劫。如果不是被我的好邻居黄文声同志帮我用塑料雨衣包好，埋在他家床底下的煤球堆里藏匿起来的话。“文革”后期，我结束了干校“牛棚”的生活，又被“战备疏散”到农村安家落户。一辆“东风”小三马，拉着那点可怜的家当，三筐煤球和那部经过伪装的小说原稿，一同来到农村。我在独流咸河边一住就是八年——一个整个抗日战争的历程。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一声春雷，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倒台，也结束了我２１年的劳改生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上得到改正，恢复名誉、职务、党籍，重新恢复了我的写作权利，我重新拿起笔，日夜奋战，希望以我超常的努力，来夺回无谓牺牲的时光。这时我光明正大地打开那部尘封的原稿，进行修改创作。１９８３年整理出版了一部６７万字的长篇小说《功与罪》（上、下卷），它描写的时代是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一二九”学生运动到１９３６年的学生大军南下宣传团的故事。我这次写的《战争启示录》，是《功与罪》的姊妹篇，人物是统一的，但有它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不看《功与罪》也完全可以读这部长卷小说。它所写的时代是从１９３６年的绥远红格尔图的抗击战开始，经历了１９３７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到１９４５年“八一五”日本投降。也可以说，这部小说写的全部内容就是八年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
２．
如前所述，由于我有几年抗日战争时期的城市地下工作经历——它不是一般的经历，而是一段奇特的生活经历。为了生活，我去投考“华北食粮公社”，又因为我是清朝朝礼部尚书、协办内阁大学士、《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晓岚）的六世女孙，不想我这个“书香门第”的出身，一下子被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看中，这个华北头号的大汉奸当时兼任着“华北食粮公社”的理事长，他不但录取了我，而且还聘请我为他的家庭教师，教授他德国老婆所生的三个女儿（一共六个女儿）中文和古典诗词，有时还兼做一些文字工作。这一特殊的职务，很快就得到我的地下领导人和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的批准，于是这儿就成为我的一个保险的隐身处——我在这里建立了一个交通站，接待根据地来往的同志、往根据地输送知识青年、大学教师、搜集敌伪各种情报、散发传单以及发展工作对象等等的工作，又由于我有三年解放区战场的战斗生活，从司令部到平津战役的前线战勤工作，更重更的是在这些惊险的战斗生活中，我结识了不少英勇无畏的战友，勤恳工作的同志，他（她）们有的已壮烈牺牲，有的或已生病死去，但他（她）们的业绩和光辉的形象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他（她）们的音容笑貌，平凡而伟大的道德品质，便成了我笔下活起来的人物形象。我对他（她）们无限怀恋，当我把他（她）们的故事写进我的小说时，自然也掺进和追忆了我无悔的战斗的青春。
例如我书中所写的女主角方红薇，就是有其生活的原型的。我遇到她时，是在１９６０年自然灾荒后，我被加重处分送往农场执行“监督改造”的时候。我和她编在一个组里。她比我大几岁，是个进城老干部。我刚见她时，她不和任何人接触并总是躲着人。在学习小组会上一言不发。她被批判为“改造态度最坏的典型”。不久，我和她在挑担粪，一个阳畦面对面地拔草，我俩很快就熟悉起来。不久我就了解了她全部奇特的历史和丰富惊险的战斗经历。她虽然和我是同时代人，但和我有着完全不同的境遇。她是遵化县大山里一位贫农的女儿，这里是属于美国基督教北美美以美教会的传教势力范围，许多衣食无着穷困潦倒的山民便成了向教会承租土地的“教民”，这种人家被称做“饭碗教徒”。她的家庭就是一户“饭碗教徒”。在她八岁那年，她在河边给她妹妹洗尿布，被那位来遵化收租的美国传教士偷走，把她带到北平传教士的家中，成了传教士的一名养女。这位传教士的老婆不能生育，他便抱养了四个中国孩子——两男两女，她就是其中之一。她不再是普通山民的女儿，而是美国传教士的养女了。这就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传教士是属于富裕阶层。在她上北平教会慕贞女子中学时，她赶上参加“一二九”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成了民族先锋队员。“七七”事变后，随着邓华支队开赴抗日前线，以后留在冀东革命根据地，成为真正的女八路。转战南北，东挡西杀。１９４７年５月２１日，身为冀东区党委组织部长的丈夫，在赴赤峰开会途中宿于柴火栏子为叛徒出卖，遭国民党匪徒袭击，在激战中壮烈牺牲。全国解放后她进城天津，分配在天津农林局做一名副处级干部，专管农场工作。１９５７年在鸣放提意见时，只因她对局长提了一点意见就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送到农场进行劳动改造。１９６３年她摘掉了右派帽子，分配在一家牛奶站卖牛奶。１９６６年“文革”时她被揪斗得很厉害，脖子个挂着破鞋，因她幼年缠过足。造反派故意不让她穿鞋光着脚走，拿她取乐，这种失掉人的尊严的野蛮批斗，使她无比气愤，在她生病期间又因她是“专政对象”而不允许她住院治疗。１９６８年她病逝于天津。她的侄子把她的遗体葬于遵化老家她抗击日寇时的山上。１９７８年我落实政策后，到她的住处去看她。新房主冷淡地说：“她早死了！”于是我赶到遵化，在大山里寻找到她的老家，迎接我的只是山上她那座冰冷的坟墓。我在她坟前心痛欲裂地大哭了一场。当地的老乡，给我讲了许多她英勇战斗的故事。她能双手放枪，百步穿杨，日本曾以高额金票悬赏她的人头，以致乡亲们不得不做一个假坟头来欺骗敌人。像这样的英雄人物没死在抗日前线，而惨死在“史无前例”的政策失误上。真令人痛心啊！我坐在她度过童年的那间石屋里，泪流满面地在心里发誓，我一定把她的光荣业绩写进我的小说里去，以此来安慰她的英灵。否则就对不起这些牺牲于九泉之下的同志。我从遵化返回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农林局为她落实政策到坟头。她终于得到了平反改正，单位专为她开了追悼会。我的这两部长书，就是以她为生活中的主要模特而加以综合、概括典型化的。《功与罪》写的是她的童年被拐骗和青年搞学生运动的生活经历，而《战争启示录》则是写她抗日战争中在战斗里成长和她的恋爱、遭受非人磨难的故事。由于她的经历奇特，她的遭遇也奇特。
至于书中的男主角的模特原型，是我在军区部队时的一位作战英勇无畏的参谋长。“文革”时他被搞成“军内一小撮”而被批斗，他的妻子或由于害怕政治上受牵连，亦或由于攀附权贵向上爬而跟他划清界限。……为什么对一个抗日战争时期有功的英雄会有这种惨痛的命运？想一想，真令人悲愤。当然我也综合了更多的我熟悉的人物，形成了这个典型人物。我对他（她）们是如此地有感情。当我写他（她）们的时候，他（她）们的音容笑貌是那么栩栩如生地活动在我的眼前。我仿佛又和他（她）们生活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峥嵘时代了。
苦难生活是培养作家的温床。它给我们这一代作家以毅力、勇气和思辨的能力。我只想说明，我依然深信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我个人的经历，对当时历史时代的感受、思考以及我所熟悉的人们的各种遭遇，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部小说的基础。因此，这就决定它先天的一个特点：生活是真实的，人物和事件是真实的，时代背景也都是真实的。用的是我一向喜爱的现实主义手法。我深刻的体会是，有时生活中发生的真实奇遇，比我们编撰的故事要生动和感人得多。啊！感谢生活，给我以能力，让我把他（她）们惊天动地的事迹表达于万一吧！
３．
那场旷日持久、残酷无比的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它不仅带给中国人民和亚洲许多国家的人民以巨大的灾难，同样给发动战争的日本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按照我最初的构想，只想和过去有人写抗日战争的文学作品那样，写出战士如何英勇抗击敌人，人民如何支援战争的生动故事就可以了。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前进，我意识到，仅仅这样的构想，已经远远不够了。我应该站在９０年代的历史高度上，多角度，多侧面，全方位地回顾、展示这场宏伟的战争，展示这场战争给人民带来了什么……
俄国文豪雷翁·托尔斯泰在写《战争与和平》时，曾经阅读了四年的有关资料，帮助作家拓宽眼界，思考更深刻的历史内涵，不仅充实了作品的内容，重现那段历史真实的进程，刻画了无数典型人物，从而从广度和深度上增加了对主题的开掘和强化，使这位有过战争经历、在自己庄园住着写作的伯爵写出了这部辉煌巨著，使他一跃而成为俄国乃至世界的文学杰作。
大师的这种事先有充足创作准备的写作方法，给我们后世提供了艰苦工作的榜样，我们当今的晚辈作家，完全可以向这位大师学习这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于是在１９８３年《功与罪》出版后，我改变了我最初的那种构想，拿出我最大的毅力，决然放弃了这部已经写成的小说原稿，重新结构、重新写作。
那场昨天的战争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许多指挥那场战争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不少战争亲历者在上断头台或病死之前，有很多人写了日记、回忆录等文章，还有当时的各种出版物，以及历史学家们所写的长卷教科书，还有我国的老帅们也留下了最宝贵的回忆文章，现实已具备了打开我狭窄思路的广阔历史知识，于是我掉进这个资料海洋达四五年之久，它使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重要的是使我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到这场战争的全貌，重大历史事件的详细情节，国际国内复杂的政治关连，以及当时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战场的影响，等等，从而打开了我的视野，开拓了我的心胸。尤为重要的一课是我在１９８７年重新结构和写作这部小说时，又重新回到当年的根据地进行较长期的采访，并和许多当年我的老领导、老首长进行了访问座谈。例如吕正操同志、孙毅同志（他俩是冀中军区司令员），史立德同志（现为国务院离休领导干部）、赵亚平同志（冀中军区第一任妇会主任），高崇信（原炮兵司令部领导人之一）、李健（北京军区参谋长）、高墨华、王程远（原抗战时高阳县委书记，当时领导了抵制敌人的“新国民运动——反共誓约”的战斗），成学俞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教部部长）、刘广钰同志（原海军司令员）、李运昌同志（原冀东军区司令员）、还有刘秉彦同志（原河北省人大副主任）他原是冀中军区十分区的司令员，而十分区地临平津保三角地带，是当时敌人兵力最强、环境最为残酷的一处地方，在他的指挥下，不但坚持了地区、而且还创造了“红色的苇塘”。我在冀中军区工作时，就认识这位老诚持重、指挥若定的司令员，他被普遍认为是“欧格涅夫”式的思想先进的军事指挥员（苏联剧本《前线》中的人物）。在军区开会时，他给我的印象是精明、富有朝气、年轻而潇洒。四十多个春秋过去，这次我有幸又与他重逢，并进行了采访，这时我才在崇敬之外更加深了对他的了解，原来事变前他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学生，难怪他的头脑那么清晰、理解能力那么强。每次战斗之前他都精心研究策划战斗，他亲自在集上打死了一个牵着洋狗外号“大下巴”的日本队长，威震四方，立刻就打开了局面。这不过是他身经百战中的一个事例而已。这次除了回忆一些战斗情节外，他又读了许多有关战争理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