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漫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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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漫话- 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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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经》虽然经过太师、乐工们的加工删改,但如仔细分析,仍旧可以看出各国不同的特点与风格。《大雅》的大部分诗作于西周前期,其中最早的是《文王》,《吕氏春秋》曾引这首诗,以为是周公旦所作(约在公元前一一〇〇年左右)。最晚的诗,可能是《瞻卬》和《召昊》,是幽王时候的作品。《小雅》各篇产生的时间最长,从西周到东周都有,以厉、宣、幽西周末年的诗为最多。它最晚的诗,如《节南山》提到“尹氏”,《正月》提到“褒拟”,约当平王初年,即公元前七七〇年左右。《大雅》和《小雅》多半是周王朝大夫上层人物的作品,产生在西、东周的首都镐京(西安)和洛邑(洛阳)。《小雅》中的少数民歌,是用首都声调谱曲的,它的产生地可能在周都的郊区。如《大东》、《采薇》等诗,表现了当地人民的思想感情《周颂》是《诗经》中最早的诗,据后人考证,作于武王、成王、康王、昭王时代大约一百多年间(公元前一一〇〇至九五〇年),都是西周初期的作品,其中以“大武舞歌”的《武》、《賁》、《桓》等为最早。《商颂》即宋颂,是宋人正考父依据商之名颂改写的,用它歌颂宋襄公,是春秋时代的作品。《鲁颂》里的《閟宫》有“奚斯所作”一句,奚斯是鲁僖公时人(公元前六五〇年左右)①——①薛若《韩诗章句》:“奚斯,鲁公子也。言其新庙奕奕然盛,是诗公子奚斯所作也。”段玉裁“奚斯所作解“也证明《閟宫》确为奚斯所作。《駉》,《毛序》认为“史克作是颂”,史克是鲁襄公时人(公元前五七〇年左右)。可见《鲁颂》也是春秋时代的作品《周颂》的产生地在镐京。《鲁颂》产生在春秋鲁国的首都山东曲阜。《商颂》是宋诗,产生在春秋宋国首都河南商邱。
  
  四、采诗说、删诗说和《诗经》的形成
  
  从漫漫几百年间流传下来的,在茫茫儿千里中产生出来的,又出自各种各样的男女老少之口的诗歌,是怎样搜集、编订成为一本完整的《诗经》的呢?关于它的来历,首先要明确两个问题:即“王官采诗说”和“孔子删诗说”。
  1、王官采诗说
  《诗经》中的一部分诗是民歌,据古书说,这是周王朝派出专门的官员到各地去采集的。官员的名称,各书不同,如“行人”、“遒人”、“轩车使者。”、“。。人使者”等;但他们“采诗”的职务是相同的。古书对采诗的制度怎么说呢?
  (一)《左传·鲁襄公十四年》引《夏书》云:‘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杜顶注:“遒人,行令之官也。木铎,木舌金铃。徇于路,求歌谣之言。”按《夏书》指逸书《胤征》篇,可证道人的官积,在左丘明以前就有。
  (二)《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说文》“。,古之遒人,以木铎记诗言。读与‘记’同”。宋翔风《孟子赵注补正》:“《孟子》:‘王者之迹熄’,‘迹’当作‘。’。言王国无遒人之官,而诗遂亡矣。后人多闻‘迹’,寡闻‘。’,故改。为迹。”按许填和宋翔凤解释孟子所说的“迹熄”二字,是正确的;采诗遒人官职废止以后,诗歌就没有了,接着就产生《春秋》这一部书。可见孟子也说到遒人的官职。
  (三)刘歆《与扬雄书》:“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认为“。。人”就是“遒人”,它和“使者”,“行人。”同实而异名。
  (四)《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乐,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牅户而知天下。”《汉书·艺文志》:“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五)何休《春秋公羊传注》:“男女有所怨恨,想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本页以下阙)
  2、孔子删诗说
  孔子删诗说,在汉代以前的书上没有记载。到了汉代,有人认为王官到民间采的诗非常多,现存的《诗经》,不是太师保存的旧本,是经过孔子删订过的。这种说法,始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后来班固继承了司马迁之说,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宋欧阳修更发展了《史记》、《汉书》的说法,归纳出孔子删诗的删章、删句、删宇的三个原则①,顾炎武则进一步为孔子不删“淫诗”作辩护②。可见一般学者,是如何崇奉《史记》、《汉书》孔子删诗之说了。
  首先怀疑孔子删诗说的,是汉代的孔安国,他认为古代诗歌决不会有三千多篇,孔子决不会删去十分之九。③孔颖达、朱熹也不赞成删诗说,《正义》说:“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引篇多矣。按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朱矗说:“人言夫子删诗,看来只采得许多诗,夫子不曾删诗,只是刊定而己。”“当时史官收诗时,已各有编次,但经孔子时,已经散佚,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见得删与不删。”①
  到了清代,学者纷纷起来剖析,证明孔子井没有删诗,只有订正乐调的功绩;可以朱彝尊、赵翼、崔述为代表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孔子在《论语》中常说:“诗三百”,可见三百篇早就是定数,不是孔子删后定的。
  (二)如果古代真有三千多篇诗,被孔子删去十分之九,那么在先秦古书中一定会提到许多逸诗,但实际上逸诗只有二三十分之一,可见孔子不曾删诗。
  (三)《史记》上所说孔子删诗只“取可施于礼义”的。现在《诗经》中还保存着的“淫诗”,孔子为什么不删削?逸诗见于《仪礼》的,如《肆夏》、《新宫》,都被王朝所采用,认为“可施于礼义”的,孔子为什么要删削这些合礼的诗?——①朱彝尊《经义考》引。
  (四)吴季札到鲁国参观周乐,鲁叔孙穆子让乐工为他唱诗,乐工演奏歌舞的十五国名与风、雅、颂的次序,和今本《诗经》相同,那时候孔子才八岁,不可能删诗。
  (五)古代外交家常常在宴会上“赋诗言志”,有时让乐工歌唱诗句,借以表达他们的意图、态度,所以他们必定有一个基本相同的本子。如果诗真有三千多篇,当时的士大夫和乐工记不了这么多的诗。
  (六)孔子自己没有说过删诗的话,只说‘诵诗三百”。
  删诗之说,是司马迁说的。学者不信孔子自己说的话,却信别人的话。的确,我们研究《诗经》的人,应该信孔子自已说的话。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①孔子对《诗经》曾作核定乐谱的工作,他在“正乐”方面是有功绩的。据赵翼《廿二史劄记·有后人窜入条》的考证,说明《史记》是有后人窜改的地方。关于孔子删诗这一段记载,可能也是后人窜改过的。总之,学者参加怀疑删诗说的论争,理由充足,已经取得胜利,没有什么人再会相信它了。
  孔子删诗说既不足信;那么到底是谁去整理、加工,成为现在这部《诗经》集子呢?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简单地谈谈诗经》中说:“《诗经》虽是搜集既成的作品而成的集子,但它却不是把既成的作品原样地保存下来。它无疑是经过搜集者们整理润色的。《风》、《雅》、《颂》的年代绵延了五六百年。《国风》所采的国家有十五国,主要虽是黄河流域,但也远及子长江流域。在这样长的年代里面,在这样宽的区域里面,而表现在诗里的变异性却很少。形式主要是四言,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音韵差不多一律。音韵的一律就在今天都很难办到,南北东西有各地的方言,音韵有时相差甚远。但在《诗经》里面却呈现着一个统一性。这正说明《诗经》是经过一道加工的。”
  郭先生的愈见非常正确。为什么呢?因为古书中记载的逸诗,多半是长短句,如《左传·昭公十二年》的《祈招》:“祈招之倍倍,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再看陈第的《毛诗古音考》及江有浩的《诗经韵读》二书,足够证明《诗经》的用韵完全是统一的,不带地域性的色彩。但是加工者是谁?先秦史传没有直接确实的记载,无法证实。我们只能从诗歌的保存者和诗歌和乐舞的关系这两点去探索,认为对诗歌进行整理和加工的还是以太师和乐工们为最有可能。《国语·鲁语下》:“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正考父是春秋朱国的大夫,商之名颂,即《诗经》中的《商颂》(现在只存五篇),有人解释校为“校对”,就是正考父觉得保存在宋国的商颂,可能有错字或残缺,到太师处去校对一下,或者到太师处校正乐调。有人解释校为“效”,效是献的意思。这说明正考父自己作了十二篇《商颂》献给周太师。不管如何解释,都够证明周太师是当时诗歌的保存者。
  《左传·鲁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这是历史上著名的故事。他为什么统称风、雅、颂为“周乐”呢?因为每篇诗歌都有乐调,是由周太师配乐、保管的。《礼记·王制》的“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食货志》记载行人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乐”。可见太师确是掌管当时诗乐的王官。《周礼·春官》有“太师教六诗”,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的话,可见乐官不但是诗歌掌管者,而且还要承担教学诗乐的工作。从上看来,太师和乐工们可能就是诗歌的整理和加工者,其中包括民间歌谣、文人创作以及庙堂乐章。
  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对此作过一番总结性的解释,他说:“春秋时,各国都养一班乐工,象后世阔人家的戏班子,老板叫太师。各国使巨来往、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太师们不但得搜集本国乐歌,还得搜集别国乐歌。除了这种搜集来的歌谣以外,太师们所保存的还有贵族们为了特种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等作的诗,这些可以算是典礼的诗。又有讽谏、颂美等等的献诗;献诗是臣下作了献给君上,准备让乐工唱给君上听的,可以说是政治的诗。大师们保存下这些唱本儿,带着乐谱、唱词儿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到了战国时代,贵族渐渐衰落,平民渐渐抬头,新乐代替了古乐,职业的乐工纷纷散走。乐谱就此亡失;但是还有三百来篇唱词儿流传下来,便是后来的《诗经》了。”他的解释,虽合《诗经》成书的历史情况,但不够全面。朱先生只说各国的太师和乐工是搜集和保存诗歌的专员,而忘记提周王朝的太师和乐工,他们是《诗经》和周乐的编订和保存的主要人物。
  高亨先生在《诗经选注》中说:“周王朝的领主为了充实音乐,为了祭祀鬼神,为了夸耀功业或别种目的,作成诗歌,交给乐官。《周颂》里应该有些诗篇是出于这个来源。第二,王朝乐官为了给领主服务,尽到他的责任,留心搜集诗歌,《小雅》、《大雅》及《王风》里应该有些诗篇是出于这个来源。第三,诸侯各有乐官,掌管他本国的诗歌,诸侯为了尊重王朝,交换音乐,派人把乐歌献给王朝。《王风》外的十四国风及《鲁颂》、《商颂》里,应该有些诗篇出于这个来源。……通过上述的三个来源,诗歌集中在周王朝乐官的手里,并逐渐地增加起来,前后经过五百多年乐官们的编选,才算完成了这部书的编辑工作。”高先生根据古书关于乐官的记载,叙述《诗经》编订成书的过程,突出周王朝乐宫的主导作用,是符合当时历史情祝的。
  我以为《诗经》中的民歌,是王官到民间采来的。贵族文人的创作和祭祀燕飨乐歌,是公卿列士献的,保存于官府,都是由太师所掌管。到了春秋时代,诸侯间交际频繁,一般外交家为了锻炼自己的口才,加强他们外交的辞令,常常引用诗歌的章句,来表达本国或自己的态度和希望,使其语言含蓄婉转而又美丽,形成当时上层人物学诗的风气,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周诗可能即在春秋士大夫训练口才的普遍要求下,乐官不断地加工配乐,逐渐地结成了一本教科书。《左传》和《国语》是春秋时代最可靠的史料,据后人统计,《左传》中引诗的句子,约有二百五十条,百分之九十五的诗都见于《诗经》,可见春秋时已有固定的教本了。
  
  五、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
  
  上面说过,《诗经》原来的分类,是古代乐师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按诗歌的声调划分的。我们现在为了便于分析,依据诗的内容,参照解放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的一般意见,将三百篇分为下列八类:
  1、劳动生产的诗歌
  《诗经》里反映劳动生产的诗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劳动人民在耕作渔猎中直接的歌唱,或表示劳动的偷快,如《疲q》;或表现被剥削的痛苦,如《七月》。它们倾向鲜明,总是站在当时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倾诉他们真实的思想、感悄、愿望和要求。另一种情况,是统治阶级利用、窜改民歌,作为自己的歌唱,如《载芟》、《良耜》等。它们的倾向性也不问可知,总是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把农民辛劳所创造的财富,说成统治者祖先的功劳,并希望农民更加致力于生产,以让他们剥削到更多的东西。
  《豳风·七月》错综复杂地叙述了豳地农民一年四季无休止的劳动过程和劳动生活的各个方面,描写了各个季节的物候变化,是一幅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交织着的周民劳动生活的图画。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
  七月火星向西方,九月缝衣女工忙。冬月北风辟拍吹,腊月寒气刺骨凉。粗细布衣都没有,怎样过冬心悲伤!正月赶快修农具,二月大伙下田忙。约我老姿和孩子,送饭南盲喷喷香,田官老爷喜洋洋。
  ……农民们将自己一年从事劳动的项目,悲惨的生活境遇,磋叹感伤的情绪,作了分月的、铺叙的、对比的描绘。种田、蚕桑、漬麻、织染、制衣、打猎、酿酒、修建房屋、藏冰等工作,都由农民负担。《汉书·食货志》叙述那时女工生活说:“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织,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这就是说,妇女每日要工作十八小时,男子更可想而知了。他们养活了领主,养活了当时全社会人,但劳者不获。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在凛烈的寒冬里,是“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吃的是一些苦菜葫芦,住的破烂的茅屋,四面透风,老鼠横行。妇女们还要被公子们劫虏侮辱;农夫们还要为豳公祝寿,被迫高呼“万寿无疆”。
  可见,《七月》诗的主题,是反映当时农民的劳动负担和被剥削压迫的悄况。它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反映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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