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
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
谁说您没有羊？三百成群遍小丘。谁说您没有牛？黄牛就有九十来头。
您的羊来啦，一片猗角满山沟。您的牛来啦，摇摇耳朵闲悠悠。
全章都用排句，四句一排，一共两排。反复地吟哦，不但没有重沓之感，反而使读者觉得非如此不能表达牛羊成群、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这就是排比之妙。
再如《小雅·斯干》，全诗共九章，每一章都有排句“爰居爰处，爰笑爰语”（大伙一同居住，团聚笑笑谈谈），两句一排，突出了家族聚居、和睦相处的气氛。”风雨攸除、鸟鼠攸去，君子攸芋”（再不怕风吹雨打，再不怕鸟鼠猖狂，愿君子住得舒肠），三句一排，很能渲染“君子”住进新房的快乐心情。”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翚斯飞”（象踮起脚跟那样端正，象射出利箭那样齐整，象飞鸟展翅那样宽广，象野鸡羽毛那样鲜明），四句一排，更是将新房子形容得具体而又生动。这首诗虽然每章用排比，但句法极多变化，所以在整齐中又有参差错落之致，最能体现排比的艺术效果。汉代辞赋家多用徘比的句式，如贾谊，弥衡在他们的名篇《鹏鸟赋》、《鹦鹉赋》中也都运用了排比的修辞，加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九）对比
把两种相反的东西并列在一起，使彼此的特点更加突出，叫做对比。这是一种常见而有用的辞格。对比和排比、对偶时有交错的现象，如排比中的“表反正”，对偶中的“反对”，就都包含着对比的内容。不过排比以字同意同为经常情祝，不一定有矛盾的内容；而对偶在字面上更讲究两两相对，并避免重复，没有对比这样可以自由伸缩。所以对比还应该成为一种独立的修辞格。如《小雅·北山》：
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乐饮酒，或修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
有的人坐家中安乐享受，有的人忙国辜皮包骨头。有的人吃饱饭高枕无忧，有的人在路上日夜奔走。
有的人从不知民间疾苦，有的人忧国事朝朝寡寒。有的人赏风景悠闲自得，有的人为工作忙忙碌碌。
有的人寻欢作乐饮美酒，有的人整天担心出纰漏。有的人夸夸其谈凭张嘴，有的人大小事情要动手。
这诗连用六个对比，把大夫与士之间苦乐不等、劳逸不均的情况，充分显示出来了。这不是排比，因为每两句都是一个互相对照的矛盾的内容；也不是对偶，因为每两旬虽含正反两面，但字面上并不要求两两相对再如《小雅·大东》：
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西人之子，粲粲衣服。
舟人之子，熊罴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试。
东方的子弟们，没人慰问只当差；西方的子弟们，衣服鲜艳闪光彩。
周人的子弟们，打熊猎黑尽胡来。小人的子弟们，用作奴隶苦难挨。
这是每四句一个对比，把“东人”和“西人”，“周人”和“私人”之间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反映得更鲜明、更强烈了。
《诗经》中的修辞手法是很多的，除了以上所举儿种外，还有拟人、借代、倒装、感叹、引用等等，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①《诗经》时代的广大劳动人民及统治阶级内部受排斥、受压抑的人，他们遭受剥削、遭受歧视，“皆意有所郁结”②，心中充滴了愤慨不平之气，一定安把它发泄出来，便不自觉地运用相应的修辞形式来抒写感情，刻划形象。感情因素是文艺创作的原动力，没有激情，就创造不出活生生的形象。譬如复叠的手法，人们如果感情上没有肯定或否定某些事物的强烈要求，是不会如此“重章叠句”、一唱三叹的。《毛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磋叹之；磋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从磋叹至永歌，从永歌至手舞足蹈，正形象地说明了运用复叠修辞格式的动机与作用他如“呼告”、“夸张”、“示现”等手法，也都是诗人感情激烈的表现。
其次，我们还得强调一下想象和刻划形象、抒发感情的关系。艺术家是不能缺乏想象力的，“呼告”可以使不在面前的人，如在面前；可以将天地草木等无知之物，变成有知之物而向之倾诉自己内心的痛苦。“夸张”的赞美善和暴露恶，可以产生滥美、溢恶之辞。“示现”把不闻不见的事物，说得如闻如见；甚至现实中根本不存的东西，也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把它们写得活龙活现。可见感情和想象是形象思维孪生的一双儿女，不但偏重内容的修辞格式，就是偏重形式的修辞格式，如对偶、排比、对比、设间等，也同样有感情与想象在起着重要的作用。
《诗经》所使用的语言，既丰富而又多采；它有许多不同意义的字，组成了生动的词汇。三国陆璣首先做了一本《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将有关草木鸟兽虫鱼的名词，分门别类地罗列。关于衣、住，礼乐制度、战具、日常用品者，清人曾作《诗经传说汇纂》一书，解说甚详。由上可证《诗经》名词的丰富，和诗人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广度和深度。动词方面，据后人统计，仅表手动作的，就有五十多字。《关雎》、《疲q》两诗中的动词，即可证明诗人的细致的辨别能力。至于形容词方面，那就更多了。《关雎》的窈窕、参差、展转，《氓》的蚩蚩、涟涟、沃若，都是。诗人用丰富多彩的形容词来绘景塑形，愈添诗篇的鲜明生动。有些词，经过二千五百多年，一直到今天还在使用，如“尸位素餐、秋水伊人、高高在上、惩前毖后”等，也成了常用的成语了。这不但说明《诗经》的语言丰富凝炼，且对我国民族语言发展有极大的贡献。
《诗经》的句法，主要是四言的；但到诗人情绪激昂时，也会突破了常用的形式。如《伐檀》五、六、七、八言的句式都有，《黍离》夹有七言、八言；《君子于役》、《木瓜》夹有三言、五言。《缁衣》：“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祈父》：“折父！予王之爪牙。”“敝”是一言，“祈父”为二言。可见《诗经》的句法，有一言到八言的变化。
《诗经》的韵律，是比较和谐悦耳的。在声调方面，有双声、叠韵、叠词之妙，有顶真、排比之变，有兮、矣、只、思、也、忌、斯之声；这些，都加强了诗的音乐性。它给后代文坛影响很大，由诗声的变化，形成乐府、词、曲的各种体式。在韵律方面，也是比较复杂，又很自由的。有的用韵，有的不用韵；韵位也没有一定，主要的有“停头”、“停身”、“停尾。”三种用韵法。如《关雎》“求之不得，瘩寐思服；悠哉悠哉，展转反侧。”古时“侧”读如“稷”音，“服”读如“逼”力音，“哉”读如“资”音。这四句“求”和“悠”押韵，是停头韵；“之”和“哉”押韵，是停身韵；“服，和“侧。”押韵，是停尾韵。还有一种是句中韵，如“日居月诸”，“婉兮娈兮”，“居”和“诸”押韵，“婉”和“姿”押韵。停头韵，停身韵、句中韵后世多不用了。
《诗经》民歌为口头歌唱，都凭自然的节奏。据说它每首诗原来都有调子，没有平上去入四声之分，都可入乐。可惜《乐经》失传，古今音变化很大；如果我们能照古音来朗诵它，一定更加悦耳动人。现很据江有浩的《诗经韵讲》，介绍《君子于役》一诗的韵读，以见一斑：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音资）？鸡栖于树（音西），日之夕央，羊牛下来（音厘）。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音西，以上属“之”部）！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恬（寺厥）？鸡栖于桀，日之夕炎，羊改下佸（音厥）。君子于役，苟无饥渴（音朅，以上属“祭”部）！
八、中国文学的光辉源头
上面说过，《诗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是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比兴艺术手法的开头，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源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意思是说，各个时代的著名文学家，虽然在风格和擅长的艺术形式上各不相同，但都是以《诗经》和《离骚》为榜样的。
1、《诗经》和《离骚》
《离骚》是我国古代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的代表作。汉刘安《离骚序》称赞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明确地指出了它和《诗经》的继承关系。在《离骚》中，诗人屈原继承了《诗经》现实主义的传统，兼采楚国民歌的形式和浪漫主义的色彩，写下了不朽的诗篇。
楚国本来是战国七雄中最强大国家之一，疆域比任何国都大。刘向《新序》说：“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它和秦国在当时是势均力敌的。到屈原参加政治活动时，楚国已由强转弱。屈原虽是楚国贵族，但他具有政治远见，由于上官大夫，令尹子兰一伙党人当道，他两次遭谗流放。
屈原作品中的现实主义精神，首先表现在他真实地暴露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情况。在内政上，屈原主张法治，而党人主张心治。《惜往日》说：“背法度而心治”，‘明法度之嫌疑”，表明了法治与心治的矛盾。屈原又主张“举贤授能”政策，推荐民间有才德的人参与国政，党人则主张任用贵族。《离骚》说：“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而该辅。”说的是殷商时代的建筑工人傅说、周代杀猪的吕望、春秋中期养牛的宁戚，他们都是劳动人民，因为殷商国王武丁、周文王、齐桓公有知人之明，让他们参加国政国家因此强盛了。在阶级社会里屈原能提出这种远见卓识的主张，诚属不易！
第二，表现在无情地揭露党人行为的丑恶，而自己却高度热爱祖国。《离骚》说：“众皆竟进而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而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而险隘。”说的是党人只知向上爬，没有满足地追求物质享受，抬高自己，打击别人，互相忌妒，只知个人偷安享乐，将国运带到黑暗险狭的绝路上面去。不仅如此，他还在《怀沙》中批判党人“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夫唯党人之固鄙兮，羌不知余所臧”。他们颠倒是非，顽固鄙陋，不了解他所主张的善政。这些，不但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实际情况，而且起了批判现实的作用。封建时代国王就是国家的象征，忠君和爱国是不可分割的概念。屈原热爱楚国，关心怀王，在《离骚》中表白地说：“岂予心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皇舆”、“灵修”都是指怀王，他指上天作证，不是个人怕祸，而是怕亡国。他抱着“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唤起楚王的觉醒；可是“哲王又不悟”，“反信谗而齌怒”。屈原披流放以后，有人劝他到别国去自求发展，何必留恋故土呢？他宁可在故国过流亡生活，舍不得离开祖国人民。这颗精忠报国的心，刘安《离骚序》称赞说：“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伟大的形象和党人丑恶的形象，正是楚国政治现实中两个针锋相对的营垒的反映。
第三，表现在他对人民的关心和对混浊社会的厌恶。《离骚》说：“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于民心。”这些词句，表现他念念不忘人民的疾苦，怨恨怀王不了解民心，在气愤之下，有时称他傲“壅君”。他在《离骚》和《涉江》中，不止一次地感叹社会风气的败坏：“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世溷浊而莫予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他厌恶那一股蔽美忌贤的风气，但他面对这种现实，只能高驰不顾，没有办法改变它更谈不上救民于水火之中了。他在第一次放逐时说：“既莫足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最后一次放逐时说“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意思是说，我所理想的美政，既不能实现，将要到跳水死的彭咸所住的地方去。我了解死这条路是不可能推开的，不要吝惜生命啊！屈原的死，是殉国难，不是考虑个人得失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兴亡的问题。不久，果不出屈原所料，秦国就把楚灭掉了。
从上看来，屈原作品所反映的都是当时楚国的实际情况。他的创作方法，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何其芳在《屈原和他的作品》一文中说：“我们把屈原的作品称为现实主义的杰作的原因，首先在这里。……虽然同样带有幻想，夸大奇特的色彩，但在根本内容上仍然是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引导人正确地认识现实，或者唤起对于现实中不合理的事物的反抗，因而他根本精神仍然是现实主义的。”他的分析，颇为确切。
2、《诗经》和汉乐府诗
到了汉代，汉武帝恢复周时采诗制度，设立专门的机构管理这件事，派人到民间采集歌谣。专门机构叫做乐府，它本来是官署的名字，后人就把乐府官署所采集的诗叫做乐府，成为一种诗体的名称。
所谓乐府，在当时指有调子可以歌唱入乐的诗，包括民歌和文人制作两个部分乐府的精华是民歌，它深刻地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现实，和《诗经》一样，读了它，好象看到一幅两汉时代社会现实的图画。有反映贵族生活奢侈的，如《相逢行》：“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郸倡。中庭有桂树，华灯何煌煌。”有写人民生活困苦的如《东门行》：“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有写服役痛苦的，如《十五从军征》的“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准？’‘遥望是君家，松柏家累累’。”有写官吏对人民掠夺的，如《平陵东》：“顾见追吏心中恻。心中恻，泪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有写弃妇哀怨的，如《怨歌行》：“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有刺统治者生活荒涅的，如《陌上桑》：“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有写兄嫂虐待孤儿的，如《孤儿行》：“冬无复襦，夏无单衣。”有怕后母虐待自己子女的，如《病妇行》：“抱时无衣，襦复无里。”有写游子思乡的，如《悲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有叙述青年男女在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婚姻悲剧的，如《孔雀东南飞》。有抒写男女恋爱不被任何险恶环境所吓倒的，如《上邪》。有对“有他心”的男子诀绝的，如《有所思》。
由上看来，汉乐府民歌多数是叙事诗，它真实地反映现实，描写生活，继承发扬《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引导后来诗人们走向反映生活真实的道路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余冠英同志在《乐府诗选序》中说：“《诗经》本是汉以前的乐府，乐府就是汉以后的《诗经》。《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