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你说了让位给工人农民是革命行动而不是受惩罚，那你们自己怎么不让？为什么光勒令别人这么做？你们比我们更年轻！你们也不需要睡卧铺。红卫兵应该对工人农民怀有最深的感情，红卫兵要做其他人的榜样。要让你们先让！〃
听了这番话，我们个个义愤填膺。这些人真无耻！他们已经不是辩论了，简直是寻衅！这算不算阶级报复？我们要提高警惕。谁听说过有这等事？？红卫兵居然被一群资产阶级狗崽子撵出车厢？我们当然不能让他们得逞，在原则问题上我们决不让步！
就在我和几个战友准备以更猛烈的炮火反击时，火车驶进了一个大站，武汉或长沙，我记不太清了。车门一开，才发现原来硬座车厢也有红卫兵在闹革命。他们也调查了旅客的身分，查出了一批地富反坏右，现在正把他们赶下火车。
这些牛鬼蛇神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被革命群众赶出北京。所有人都已经在火车上遭到过毒打，他们经我们的车窗在站台上走过时，一位老妇人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她是中国所谓长得很有〃福相〃的人。而今她这微肥的身躯和一双小脚使她步履蹒跚。从她一头银白的头发下，鲜血像小溪一样流着，把她的白衬衣染得一片狼藉。她似乎马上就要倒下，从此不起，而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女红卫兵还在拿一条带铁扣的军用皮带狠狠地抽她的头。
我不忍看这类惨象，却又不甘将目光移开。尽管从理论上讲，我也明白暴力之于大革命是无可避免的，也是必需的，内心深处我对那位老妇人怀了极大的恻隐之情，我觉得应该帮她一把。〃这位可怜的老太太，〃我想，〃已是山穷水尽，大概活不成了。她在北京的家人和在农村的亲戚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她悲惨的结局，不过这样其实更好。那个女红卫兵怎么这么心狠手辣！〃
铃声一响，火车继续前行，我不由长吁一口气，回过神来再想与我们的辩论对手交锋。不曾料，他们几个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大概是看到站台上的一幕后溜出了卧铺车厢。那么还是我们赢了，我们似乎战无不胜。但这次好像不太过癌，我们还没逼得他们认输呢，而且辩论最能打发时间。
今天我写这一段，真不敢相信1966年中国老百姓会这么的老实。在火车上陌路相逢，谁又知道谁的家庭出身和阶级成分？大部分旅客都是单个儿出门，根本无从稽查每个人说的是不是实话。我们甚至都没想过要去核实，只是他们说什么我们便信什么，然而这么多人说了实话，我们竟以此来惩罚他们。10年以后，这类情景全然是匪夷所思的。人人都学会了圆几句谎，有时假话说得充满自信，说得激情澎湃，开始是为了保护自己，后来则习惯成自然了。当今中国数以百万计的人相互欺骗，一点儿也不脸红地在那儿重复大大小小的谎言，为了利益，为了吹牛，为了愚弄对方。谁应该对我们道德的退化负责？文化大革命吗？资本主义的影响吗？我们这些当年的红卫兵应该负什么责任？我自己应该负什么责任？今天的年轻人不会相信中国人曾经那么诚实那么傻，每每想到我对这些年轻人的亏欠，心中便生出许多的内疚来。
我们到了广州，临时驻扎在一所中学里。我们认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应先花几天时间考察形势，然后再谈动员群众。白天我们分头去中学、大学和各类单位看大字报，找人谈话问情况。
9月初，广州仍又问又热，像个大蒸笼。当地人穿的是汗衫短裤，大多还不穿鞋，便是穿得少，他们还都喜欢在荫凉处摇着大葵扇。老人们喝午时茶，那是一种极苦涩的饮料，小孩则吃赤豆刨冰来驱暑。
我们外出，总是穿戴着红卫兵的全副行头：长袖军装，长裤，军帽，帆布腰带，红袖章，军球鞋，帆布包，小红书。当地居民带着同情的惊讶打量我们的装束。汗珠从我们额头上大滴往外渗，衣裳全湿了，但我们还是不穿裙子、衬衣和凉鞋。任何使女孩显出女孩风韵的打扮都是资产阶级的。我们把自己严严实实包起来，我常常忘了自己的性别。我是一员红卫兵小将，其他人也是红卫兵小将，就这么简单。
这副〃捂〃装有一次差点儿让我当众晕倒在一所中学的运动场上。这天我对着上千人作形势报告——那年头人人都是演说家，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上几个小时，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党内党外斗争，征引历史教训，分析国内外形势，讨论政策与战略。把听众鼓动得热血沸腾，是我们的拿手好戏。我的长篇大论持续了3个多小时，听众还不断提问题：
〃打人究竟对不对？〃
〃是不是除了毛选外所有的书都是封资修的？要不要全都烧光？〃
〃是不是所有干部都属于走资派？〃
诸如此类。
午后3点，太阳有如一个大火球，简直像民间故事中描述的，太阳有一包又热又长的针，这些针扎在我的头上，突然我耳朵嗡嗡叫，天地变色，呼吸困难。我连忙一屁股倒在地上，算是没当众大出洋相。
晚上，一行人回到住所，睡在同一个教室里。这队人马有男有女，最大的18岁，最小的14岁，男生睡一边，女生睡一边。中间既没有屏风，也不拉帘子，没有这个必要。我们都是和衣而睡，没人动什么歪脑筋，我们根本不曾想到性的问题。
毫无疑义，性是资产阶级的玩艺儿。在我看来。性又肮脏，又下流，而且危险之至。在我看过的书和电影里，只有坏人才对性感兴趣，革命者与之秋毫无涉。革命者的爱情是崇高的、浪漫的，只能用心灵去感受，他们连手都不碰一下。
当然那时我从来没想到过，如果我们的革命父母没有性生活，我们这些革命后代又从何而来？事实上当时我这方面知识的匮乏使我根本问不出这样的问题来。学校从不开教这类科目，家中也不谈论这类话题。所以其实我并不真懂性究竟是什么意思。只是隐约从二姨的故事里，从书上或者新闻中知道女人会为它自杀，男人会为它判刑，10年、15年、20年的都有。最近更有许多领导干部为它颜面扫地。因此我希望自己永远不要与之沾边，就像红卫兵不能抽烟喝酒一样道理。
当时我的理想就是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些闪亮的词儿出自他的名著《为人民服务》，我们早已熟记于心。几年后，我才知道这种对性的态度放在女人身上还有另一个词，即贞洁，那是我亲爱的老二姨的名字。女人要守身如玉，这种观念显然是〃四旧〃，奇怪的是我们这伙女红卫兵不但不想去破除，还竭力维护它，好像它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我们到广州后第5个晚上发生的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
那天晚上，两个高三女生到了9点多还没回来，我们正有些着急，突然看到她们押回来一个30来岁、又粗又壮的〃俘虏〃。原来当天下午两位女红卫兵在市里走迷路了，她们向这个男人问路，结果走到了郊区一座废弃的教堂附近。暮色降临，两位女生在废墟边一路琢磨怎么回事，怎么才能回到驻地，周围风摇树影，野草丛生，虫声一片。突然她们听得身后一阵嘈杂，一群当地居民抓住了一个男人。
就是这个人给她们指的路，他居然一路跟了来，而她们还不曾觉察，当地人的革命警惕性却非常之高，他们注意到他一直鬼鬼祟祟跟着两个女红卫兵，联想到这儿曾发生过强奸案，于是采取了行动。
听到这里，我吃惊不小：强奸，在我眼里，这简直比谋杀还坏。我们开始审问这个人，他说的姓名、年龄和职业我已全然没有印象，我们应该还问了他的阶级成分，似乎不属于〃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不然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事了。
我们问他为什么要引我们的两位战友去那么偏僻的地方，他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所以然，这使我们更相信他对我们的阶级姐妹不怀好意。我们缩小了包围圈，一手叉腰，一手指着他的鼻尖，有些人已经开始解皮带。问题越问越尖锐：
〃这么说你仇恨红卫兵？是不是？你老实交待，不然就砸烂你的狗头！〃
〃是是，我恨。〃
〃那么你也仇恨文化大革命了？你想破坏文化大革命么？〃
〃是是，我仇恨……我想破坏……〃
〃你是不是阶级敌人？〃
〃我是阶级敌人。〃
〃你是不是国民党特务？〃
〃我就是国民党特务，我是台湾派来的。〃
〃你想国民党打回来吗？〃
〃对对，我想……〃
〃你有没有枪？〃
〃哦，有的，有的，我有枪，有手榴弹，我还有机关枪。〃
〃有没有和台湾联系的发报机？〃
〃当然有啦，我有一台发报机。〃
〃你把这些东西都藏在哪儿啦？〃
〃我埋在我家的后院里，你们跟我去，我带你们去看，你们可以把它挖出来。〃
再审下去，这个人问什么招什么。他的口供在我们脑子里全变成了事实，这些〃事实〃令我们对他满腔仇恨，他不再是一名嫌疑犯，他变成了真正的犯罪分子，一个不折不扣的阶级敌人。我们开始动手揍他。
接下来的一幕令我们所有的人瞠目结舌：在雨点般的拳打脚踢中，他突然站起身来，把白色的短裤往下猛一拉：他竟没穿内裤，露出来的是他的那样东西，他的生殖器，又粗又黑，在一丛黑毛中突将出来。它似乎硬着，立着，在向我们点头。
我不由自主地盯着它看，完全不知所措。我又羞又恼，手冰冷，脸发烧。几秒钟内谁都没动弹，大家都僵在那里。随即像堤坝决口，洪水外泄，女红卫兵一窝蜂逃出教室，站在走廊里，男红卫兵则拿了竹竿冲上去收拾他。
我们都恨透了这家伙！也不知是女生更恨他还是男生更恨他，女生恨他是因为他侮辱了我们，男生恨他因为他是男性中的败类，他这么一暴露，不啻把所有的男性全都毫无羞耻地暴露在大庭广众之前。他们都像是被他扒得一丝不挂，多么令人难堪。这次他们真的发了狠，打打打，往死里打，他罪有应得，这个败类！
又一通答鞭，竹竿如雨点般落下，只一会儿这人就瘫在地上。棍子悬在半空，有人帮他拉上短裤，我们涌回教室张望，这人纹丝不动。他没了气。
这下我们面面相觑，慌了神：人怎么这么容易就死了呢？简直不可思议！我们惹了乱子，闯了大祸。赶快叫公安局来，这家伙不是个阶级敌人么？我们还有他的口供。当然上面没他签字，成点问题，但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不都可以作证么？我们个个都亲耳听见他承认犯下了那些滔天罪行。
于是我们鼓起勇气打电话给广州市公安局，告诉他们这儿刚有个人死了，实际上他是被我们打死的。我们请求他们派人来调查这件事。〃越快越好，〃我们说这话时嗓音不禁有些颤抖。
电话那头，警察一定要先弄清我们是何许人，我们说是北京来的红卫兵。听到这句话，他们的声音突然变得热情友好起来。原来他们是造反派，刚造了公安局的反，夺了他们的权。他们说坚决支持从毛主席身边来的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这个案子就这么了结了，不必再费事调查。他们会叫火葬场的人赶快来把尸体运走。
闻此，我们心里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不费吹灰之力就摆脱了麻烦，叫人实在难以置信。反过头来，我们倒有点不安，再次请求警察能来笔录一下案发经过。〃真的没必要，〃既然他们一锤定音，我们也只好作罢。
那个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倒不是怕闹鬼，我从小受的唯物主义教育使我相信世上并没有什么鬼神。是我被自己纷乱的思绪扰得夜不成寐。
这人竟死了！他实在太傻了。他要是对我们所问的问题一概否认，不就没事了吗？无论如何都不会把一条命搭进去。态度不老实也许会惹恼我们的人，一顿打是免不了的，他得咬咬牙坚持一下。要是他任凭我们拷打不松口，即便别人无动于衷，我想我也会帮他说句话，放他一马。红卫兵都敬佩英雄，我的同志们也决非不可理喻之辈。可这家伙，一副熊样，窝囊废！可惜他太不了解我们红卫兵了。
其实就算他承认了那些问题，只要他后来不那么下流，不脱他的……也不至于当场送命。所以回想起来他说的做的没有一件是对的，他被打死也只能说是咎由自取。这么个流氓，恶心透顶！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强奸犯，反革命。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我们晚上打死的这个人，夜里我还得把他在我心里再杀一回，不然我就没法睡觉。当我把他送上良心的法庭判了死刑的时候，我可是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从来就没把他招认的罪行当真。其他人也不信他编的那些鬼话，不然我们会拿了他的地址去查他的后院。公安局的人根本就没向我们要他的地址，他们一准也知道他说的不是真话。
第二天早上，我们搬出了中学住进广东省委所在的大院。这个大院和我从前住过的机关大院大同小异，也有解放军站岗。但哨兵拦住的全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的公仆〃则坐在四个轮子上进进出出，接受卫兵的敬礼。我们是从北京来的红卫兵，我们说要驻扎在这里点文化革命之火，谁敢阻拦？不久有关部门就通知卫兵让我们自由出入。
于是我们移师省委，扎营在一处叫冰室的地方，因为这儿可以一天到晚买红豆冰吃。安顿下来之后，我们对大院巡视了一番。这地方挺不错的，一个颇大的湖，湖畔栽满了茉莉花。一眼望去，铺天盖地的小白花蕊，清风送爽，遐迩飘香。外面的世界闷热羹沸，这儿却宁静恰人，好一个世外桃源。这正是我们到此一游的目的，我们就是要搅乱资产阶级的太平，在司令部里掀起红色风暴。
从我们调查得来的结果来看，广东省的气氛很不对劲。所到之处，听不见〃文革〃的呐喊，嗅不着战场的火药味儿。盘旋在街头巷尾的是软绵绵的粤剧清唱和广东音乐，街市熙熙攘攘，吃的，喝的，聊天的，买东西的，什么人都有。不少私营店铺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资本主义在这儿大行其道。
于是我们起草了一份文件，通令全广州所有的私营商店从即日起停止营业，谁若对我们的命令拒不服从，一切后果由他自己承担。接着，我们把文件拿到一家印刷厂去，厂里的工人全力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头头们也不敢干预。工人们放下手中的活，为我们赶印了一万份这样的传单。
再下来，我们叫大院的交通队给我们派车，一会儿开来了一辆吉普。我们把传单搬上去，在市里转圈，沿途散发。传单像雪片一样飞落，行人争抢，先睹为快，孩子们跟着我们的车跑，一大群孩子，赤着脚，叭哒叭哒，像鼓点砸在街上。他们伸着手拼命叫，〃给张我！给张我！〃喊声热切而整齐，这一消息野火般在全城蔓延开来。在繁忙的街头，十字路口，本地红卫兵手持话筒，站在木箱上用广东方言宣读我们的通告，这都是我们组织起来的。
天擦黑我们才回到驻地，感觉真不错。广东不再是资本主义的温床，社会主义必胜……这边厢我们正在欢呼，那边厢鱼贯进来一帮中年干部，腋下夹着大大的公文包，说他们是广州市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