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之修罗传说- 第85部分

　　　　（3）以梅思平兼中央组织部长；戴英夫（即戴鹏天）、朱朴之为副部长；（4）以陶希圣兼中央宣传部长；林柏生、周化人为副部长；

　　　　（5）以丁默兼中央社会部长，汪曼云、顾继武为副部长。所谓中央党部秘书厅，组织、宣传两部，则分别设置在愚园路1136弄内的几幢洋房里。

　　　　日本统治集团决定“放宽对蒋处理”，不让“百万大军误于蒋一人的首级之上”，确立了促使“汪蒋合流”的方针。

　　　　日本政府制定了以树立新中央政府为中心的事变处理最高指导方针，设想了实现“蒋汪合流”的三种模式，一为“事前合流模式”，即先与重庆方面停战，再行“蒋汪合流”，成立新中央政府，二为“事后合流模式”，即先成立汪精卫中央政府，再行日、渝停战，然后实现“蒋汪合流”，三为“大持久战模式”，即新旧两中央政府对立，逐渐转入“大持久战”，等待世界形势的变化，在世界范围内解决中国事变。

　　　　日本政府决定首先全力争取实现第一模式，若不成，再依次实施第二、第三模式。日本当局寻找各种渠道与重庆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在重庆方面，出于诸多方面的因素，也对日、蒋“和谈”表示出极大兴趣。

　　　　特别是基于政治谋略方面的考虑，重庆政府认准日本政府既想扶植汪伪中央政府，又对该政府缺乏信心，企图促成蒋、汪合流的矛盾心情，以对日议和为诱饵，扰乱日本的对华方针，破坏或推迟汪伪政府的建立。

　　　　日、蒋间的“和平”活动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的，最主要的有“桐工作”、“钱永铭工作”以及“司徒雷登工作”。

　　　　这件事本来和章非没有多少关系的，可因为一件事，舟山这边彻底暴露。

　　　　汪精卫手下的高宗武、陶希圣都是汪派“和平运动”的“首义人物”。

　　　　他们曾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归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撤军”、“不赔款”等动听的曲调所迷惑，参与了汪精卫“和平运动”，但在与日本军部代表的谈判中，他们看清了日本企图全面控制中国的意图，为中国的前途而担忧，高宗武、陶希圣随即决定逃走。

　　　　为顺利出逃，高宗武就通过关系联系上了杜月笙。

　　　　当时，杜月笙的亲信徐采丞方自香港回了上海。不两天，杜月笙照例下午过海去告罗士打会客办公，他正和翁左青、胡叙五商议事情，猛一抬头，看见徐采丞神色匆匆地推门进来，愣一愣，便问：“你不是刚刚回去的吗？怎么又”

　　　　“有一件紧急大事，”徐采丞坐定下来回答，“不得不原船赶来香港。”

　　　　“什么紧急大事？”杜月笙急急地问。

　　　　徐采丞先不答，从怀中掏出一张字条，递给杜月笙。杜月笙接过来看时，见字条上只有几个字：

　　　　“高决反正速向渝洽。”“高———是否高宗武？”“是的。”“这张字条是谁写的？”“是黄溯初先生请徐寄倚吹摹！薄盎扑莩跏悄囊晃？”

　　　　“他是老进步党，梁启超财政经济方面的智囊，又是老日本留学生，跟东洋人关系很深，从前当过国会议员，抗战之前做过生意，因为经营失败，跑到日本去隐居。他是高宗武的老长辈，高宗武从读书到做官，得到黄溯初的帮助很多。”

　　　　“采丞兄，你是认得这位黄先生？”“不，黄先生是徐寄业耐乡友好。”杜月笙大惑不解地问：“这件大事，怎么会落到我们头上来的？”

　　　　于是，徐采丞一五一十地说了，此次他回上海，刚刚到家，徐寄冶愕敲虐莘茫告诉他说：高宗武以外交部亚洲司长的身份，起先驻港从事情报工作，他一向抱着“和平救国”的大愿，又因为日本前首相犬养毅的儿子犬养健，跟他是日本帝大时代的同学。犬养健在日本情报“梅”机关非常活跃，因为种种缘故，高宗武方始成了汪精卫与日方之间的穿针引线人。

　　　　“这个人我晓得，”杜月笙打断了他的话，“前些时香港华侨日报登过一条消息，隐隐地指高宗武来往上海香港，是在秘密从事谋和。高宗武看了大不开心，扬言要告华侨日报，华侨日报的朋友托我出面调解，我叫人去跟高宗武说了，这位朋友，一口答应看我面子，打消原意。”

　　　　“杜先生和高宗武之间还有这一层关系，那就更好了。”徐采丞欣然地说，“高宗武后来跟汪精卫到了上海，一直都是负责办交涉的重要人物，但是不久他到东京，近卫首相把‘中日密约‘开出来，他一谈之下，发现东洋人所谓的‘和约‘要比二十一条还狠。

　　　　假使签订了这项‘和约‘的话，那么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都要断送，为此他觉得彷徨苦闷，于是他跑到长崎晓滨村，找到了他的父执黄溯初，向他讨教。”“是黄溯初教高宗武反正的？”

　　　　“高宗武自己早有这个意思，”徐采丞答道，“据黄先生说：高宗武认为他所从事的是和平救国工作，绝不是卖国求荣。黄先生不过鼓励他，点醒他，答应帮他的忙，代他设法向重庆方面接洽。

　　　　但是，黄溯初因为自己是进步党人的关系，他对国民党不无偏见，他在长崎和高宗武相约，高宗武回沪不久他也到了上海。

　　　　徐寄液突扑莩跏峭乡友好，黄溯初便去找到了徐寄，一席密谈，末后提起如何安排高宗武反正，要使他平安逃出上海，又得保证国民政府不咎既往，许他将功折罪。

　　　　徐寄一听之下，当即说道：‘你要找这么样的一个人，那么只有杜月笙。‘黄溯初说：‘杜月笙我虽然并不认得，但是这个人行侠仗义，一言九鼎，却是有口皆碑，无人不知；他能答应承揽这一件事，我便放心。‘”

　　　　杜月笙听徐采丞说到这里，插嘴问道：“高宗武是负责办理日、汪交涉的人，他若反正，那么，汪精卫跟日本人订的密约内容，是不是可以带得出来，公诸于世呢？”

　　　　徐采丞断然地说：“当然没有问题。”

　　　　于是，杜月笙霍然而起，双手一拍，眉飞色舞地高声说道：“采丞兄，这件事情关系抗战前途，国家大局，确实值得一试，你便在香港住两天，我乘最近一班飞机到重庆，我要去见蒋委员长，当面向他报告。”

　　　　杜月笙自香港直飞重庆，杜月笙由张群负责联络，陪同面见蒋介石，请示高宗武反正事宜应该如何处理？

　　　　他得到指示后，搭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兴冲冲地离开重庆，回香港。此后，杜月笙又冒险二度飞渝，蒋即刻传见，杜月笙报告既毕，蒋便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杜月笙，请他设法转交高宗武。

　　　　杜月笙得了蒋的亲笔函件，第二天便飞回香港，把蒋的亲笔信交给稳妥可靠的人，秘密携往上海。接下来，便是等高宗武安然南来。

　　　　由于敌伪方面戒备森严，防范紧密，徐采丞发动杜门中留在上海的人，营救高宗武安然脱险。

　　　　1939年元旦前后，便有人秘密通知陶希圣，说是李士群、丁默主持的汪伪特务机关极斯菲尔路七十六号，正在计划刺杀他，陶希圣夫妇当时决定：“如果不能逃出上海，只有自戕之一法。”

　　　　要救人，杜月笙首先想到的就是军统。

　　　　但是现在上海和南京等地，军统潜伏人员遭到了最惨重的损失，因为最先反水的是军统南京潜伏区区长钱新民，钱新民反水后，将全区人员名册和电台全部交出，军统南京潜伏区彻底垮台。

　　　　接着是军统上海潜伏区受到沉重打击。

　　　　由于上海租界当局对军统特务暗杀唐绍仪事件不满，先后逮捕了上海潜伏区情报组长和助理书记刘方雄、王方南以及上海区区长周伟龙等人，后经戴笠出钱买通租界探警人员，刘、王、周等人先后获释，被次第调往香港、重庆。

　　　　周伟龙调走后，戴笠调华北区区长王天木接任上海区长。

　　　　1939年夏，上海区人事股长陈明楚被汪伪76号逮捕后投敌。经陈明楚出卖，上海区机关遭到极大破坏，区长王天木也被逮捕，因经不住76号特务的威胁利诱，也公开落水当起了汉奸。

　　　　这个时期同时落水投敌的军统大特务还有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何天风、上海区行动组长林之江等。

　　　　这些军统特务投敌后都先后在汪伪特工总部（76号）出任要职，疯狂地破坏打击军统潜伏组织。

　　　　王天木在上海投降日伪后，其在天津的老部下、军统天津站行动组特务裴级三受王的影响，亦在当年9月向日伪投降。他把平、津、保三站和唐山、沧县两个组的人事组织一并出卖给日本人，致使华北区受到致命打击，仅遗区长陈恭澍一人逃往重庆，区书记曾澈以下若干人员被捕。

　　　　嗣后或则投敌、或则坐牢、或则被杀、或则潜逃，华北区组织机构从此瘫痪，活动陷于停顿状态。

　　　　几乎在这同时，军统外围组织平津抗日锄奸团（抗团）亦被株连，惨遭打击。大批团员被捕坐牢，不少人被杀害。团长曾澈亦不能幸免。

　　　　戴笠多年苦心经营起来的南北两大特工中心上海、天津受到严重破坏。

　　　　震惊之余，戴笠一方面迅速调整人事，指定原上海区行动组长赵理君代理上海区长，原华北区副区长倪中立任天津站长，重建上海区和天津站；

　　　　一方面指令赵理君、倪中立制裁王天木、裴级三。但是赵理君不但未能完成任务，甚至自身在上海也不能立足，戴笠只得将他调往重庆任局本部行动处科长，派陈恭澍到上海任区长，执行制裁王天木的任务；

　　　　赴天津组建天津站，负责制裁裴级三等汉奸的任务的倪中立到津后，立足未稳，即遭日特破坏，倪中立也被杀害。不久以后，戴笠又续派大特务陈仙洲到天津建立特别站，派张家铨重建天津站，两站再次被日特破坏，仅余张家铨、陈仙洲2人分别逃回河南和重庆，站中许多人被捕。

　　　　从此以后，天津站一蹶不振，始终未能建立，军统在天津的组织只余下一些零星的小组或电台断断续续在活动。

　　　　汪伪76号特务在王天木的协助下，又赶赴青岛，将军统青岛站站长傅胜兰以下10余人，连同电台全部拿获，傅胜兰等一批人亦集体投靠了76号特务组织。

　　　　在这期间，军统武汉区也被日本宪兵队破坏，区长李果谌被捕投敌，出任伪皇协军参谋长，后因争权夺利，被伪皇协军司令熊剑东借机诛杀。

　　　　在军统南京、上海、平津、青岛、武汉等地的特务组织连遭破坏打击、大批军统特务落水投敌的同时，戴笠于沦陷区开展的特工活动也连遭失败。

　　　　1939年5月6日，汪精卫一行从河内抵达上海，很快与原中统特务头目丁默村、李士群等人先期成立的汉奸特务组织合流。一时，上海成为蒋汪特工斗争的中心。

　　　　先是在1939年夏天，经蒋介石批准成立上海统一委员会，以统一国民党各派系特工在上海的力量，与日汪汉奸特务斗争。

　　　　但是，统一委员会负责实际工作的cc系特务吴开先指挥不了军统在上海的组织，统一委员会还是“统而不一”。

　　　　接着，戴笠给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下令，指示他在上海广泛组织除奸活动，以打击汪伪汉奸势力。陈恭澍奉命后，于这年秋天派军统特务詹森把汪伪76号特务组织的后台人物季云卿枪杀在上海威海卫路智仁勇中学对面。

　　　　季是上海青帮“通”字辈流氓，76号的大头目丁默邨、李士群、唐惠民都是季云卿的“徒弟”，76号的许多凶狠打手，都是经季云卿介绍的，所以陈恭澍首先选择季云卿作为打击76号的目标。

　　　　但是，不久以后詹森因自泄“天机”而被76号逮捕，由汪伪特工委员会主任周佛海批准将詹森枪毙。

　　　　在这期间，军统少将高参萧家驹、军统特派员罗梦芗先后到上海开展除奸活动，均被原先从军统落水的76号第四行动大队长万里浪诱降引荐给76号特务头目丁默邨、李士群，由76号分别安置为“和平救国军”的参谋、76号的顾问等职。

　　　　军统少将特派员王钟麒、李济时被派到上海不久，也被由军统反水到76号任第一处处长的林之江出卖抓进76号，先后投敌，被聘为76号顾问和专员。

　　　　这年底，军统特务李持平、陈家栋也先后被由军统反水过去的特务吴道绅出卖，未经用刑就投降了76号，也被分别委任为76号专员和电务处电务员。

　　　　后因李士群发现李、陈二人仍暗中与戴笠保持联系，李士群当即命76号第一处处长兼第四行动大队大队长万里浪将二人绑赴上海中山北路76号刑场一起枪杀。

　　　　一年多时间里连遭失利的关键是一批军统特务的反水，他们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一个落水，带动一串；一串落水，又带动一片。（hc0306。

第四十二章　抓人引发的震动（）　


第四十三章　再次失败的岗村（）　


第四十六章　白长官的小心思（）　


第四十九章　血祭昆仑（4）（）　


第五十章　燃烧着的南宁（1）（）　


第五十一章　燃烧着的南宁（2）（）　


第五十二章　燃烧着的南宁（2）（）　
相比于重庆政府的反应迟钝，日军方面却第一时间意识到了危机，第二十三军司令长官安藤利吉，在第一时间就调整部署，主力马上撤离安宾阳，只留下一个大队留守。

　　　　同时联系他们的海军，让海军陆战队一部，夹击南宁。

　　　　安藤利吉的想法是要在对方还立足未稳之际，夺回南宁，并想办法歼灭这部敌人。

　　　　直到这个时候，日军方面还没有完全清楚这支部队的来历，在安藤利吉看来，这可能是对方一支劲旅，但怎么也没有想到章非的头上去。

　　　　南宁激战了三天才结束，最后日军看到大势已去，才开始撤离，章非他们赶到时，战斗正进入收尾阶段。

　　　　一进入南宁，章非就开始进行布置，他们都很清楚，日军会不顾一切抢夺这里，后面如何坚守住一段时间，才是真正的关键。

　　　　形势现在对他们有好有坏，好的一面，是他们顺利占领南宁之后，等于断掉了安藤利吉这几万日军的后路，没有补给的日军，这威胁就小很多了，机械化部队的坏处就在这里，太过依靠补给。

　　　　想想看，那些装甲车坦克什么的，没有油了，就是一堆废铁，所以章非趁这个时间，在布置防御的同时，专门派出了一支部队，去搞破坏。

　　　　本身这边道路就不是很好走，大路也就是那几条，只要破坏这些道路，日军想快速行动就没有可能。

　　　　这样一来，就可以为他们争取到很多时间，同时，章非也考虑到了日军会从海上来援，所以他把第一师放在了沿海一线，阻击来援日军。

　　　　朱亮明白了眼前的形势，有些忧心忡忡的对章非抱怨道：“也不知上面这些人怎么想的，这么好的机会他们不赶紧做出行动部署，给我们来了份坚守的电报就没有了下文，也没有说要守多久时间。”

　　　　章非也是皱眉不已，猜不出那位远在重庆的委员长心里究竟怎么想的，这么好一个机会，难道这些人竟然看不到？

　　　　乔芸走了进来，递给章非一份电报，“海上来的，美国过来的运输船队已经到了东南沿海，不过美国人来电说，直接来南宁太不安全，他们希望我们去缅甸港口交接。”

　　　　“扯淡吧，这怎么可以。”

　　　　朱亮眼睛一动，“司令，也不是不可以啊，反正南宁这边我们打下来了，后面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