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见：纯思想没感觉的思想是一种观念、成见。话又说回来，尽管你的作品追求理与情的融会，但也许是当代文学中具有思想能力的作家太少的缘故，你的作品受人关注的还是思想的方面。你的读者可能从你的文字中获得某种启示，达成某种共识，或改变某种看法，但很少会出现泪流满面、无法安慰的情况。你在表达某种情感时，也相对比较克制，没有过度地渲染。是这样的吗？
韩少功：是有这种情况。我在伏尔泰、维吉尔、尼采、鲁迅等思想巨人面前是小矮人，但在矮人圈里可能误戴一顶“思想者”的帽子。我一直强调文学必须有感情和感动，但常常力不从心，不能把自己写得作呕、痛哭或者癫狂。这就是你说的最佳状态吧？当然，我对催泪弹式的煽情不以为然，对语言轻浮泛滥也很怀疑。你连一个人物都没法写得鲜活和扎实，你的感觉在哪里？一个好作家应该有所不为，不能依靠穷煽情、穷刺激、露阴癖这一类低级手段。就像下象棋，废了一半车马炮还能取胜。
附 录（4）
孔见：城市生活和女性生活（包括两性关系）是你写作的两个盲区，是你废掉的两个棋子，这是为什么？是你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吗？还是有什么道德上的忌讳？
韩少功：我对这两方面确实写得较少，因为我找不到太多的感觉，商界、官场、酒吧、时装等尤其让我觉得乏味。作家是多种多样的。你不能要求一个泥匠硬去做木匠，不能强求四川人绝不吃辣椒。应该允许作家有偏好甚至偏见。至于道德顾忌，倒谈不上。我在一篇随笔里谈性问题，曾吓住了很多人。他们说你怎么说得这样大胆？
孔见：《性而上的迷失》是把性当成吃饭穿衣一般的问题来谈，显示你非道学的一面。另外，说到人物，从你笔下刻画出来的，多是猥琐、丑陋和变态，甚至是存在人格和精神障碍的人物，这与你的人生取向恰恰相左。为什么你不塑造一些健康、伟岸、强大的理想人物，以寄托自己对人性和人格的期待？
韩少功：我的理解是这样：鲁迅写阿Q、祥林嫂、孔乙己，等等，并不违背他的人生取向，与他的《一件小事》也不矛盾。作者传达价值观，不在于他写什么题材，在于他如何处理这些题材，因此雅事可以俗说，俗事可以雅说，英雄题材可以写得很恶俗，流氓题材也可以写得很高洁。塑造高纯度的理想人物，能够经得起现代人严格怀疑和解构的英雄，当然是很重要的，也是我的梦想之一。但我在没有能力圆梦之前，写出低纯度、有杂质的英雄，也不失为因地制宜，而且这后一种是我们更常见、更接近、更容易学习的英雄。是不是？我更感兴趣的是一只鸽子、一条狗、一头牛、一个哑巴、一个罪犯、一个莽夫、一个酒鬼、一个家庭妇女、一个有过失的少年，如何突然爆发出英雄的闪光，让我们心生感动。我也许是一个更喜欢在夜里而不是在白天寻找光明的人。
有个外国的批评家倒是说我的作品很温暖，没有现代作品中他常见的阴冷灰暗。这个感觉与你的不大一样。到底谁说得对，我也没把握。
孔见：他所说的温暖，也许是指你叙述中透露的情怀，特别是对低阶层人群境遇的关注。与某些自由主义者的冷漠和傲慢不同，你一直被人看成是具有“左”派倾向的作家，这种理解有问题吗？
韩少功：我从来都是认人不认派，主张因病立方，因事立言，不要轻信划派站队那一套。在80年代，权势者很僵化，因此我特别关心“自由”，被人们理所当然划入“右派”、“自由化”一列。到90年代，权势者突然变得很腐化，我就觉得中国更需要“平等”和“公正”，而这些被视为“新左派”的口号。这些帽子和标签都没什么吧？大约在十年前，一位新锐批评家理直气壮地说：谈平等和公正太矫情啦，社会等级化是人性的必然，是历史的进步。在这位朋友面前，在当时贫富分化很厉害的情况下，我肯定要当“左派”了。让高等华人或自我预期高等的华人们有点不高兴，对强势潮流保持批评性距离，应该是我的光荣，是我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正确选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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