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里出现了针对他的大字报浪潮，其组织周密的程度一望可知。抓叛逃，抓特务，抓反革命，此时的运动近乎狂热。韩父因其国民党时代的军阶，无法幸免于难。他不是机关里第一个祭品，在“文革”前的历次运动中安然无扰，这已属万幸。但类似古代河伯娶妻的故事，运动不能没有牺牲，尤其是在一个旧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凡运动都得有成果，否则就无法向上级交代，大家就无法平安度日。因此，他可能心里早就明白，按照这样的速度升级和排队，很快就该轮到他了。在广播里越来越嘹亮的革命口号声中，他可能早已内心战栗，早已暗中安排。
区别可能只在于，他不愿意像其他受难者一样戴高帽或者蹲监狱。所谓士可杀，不可辱。免辱的唯一办法就是抢先结束自己，让那些快意的侮辱者扑空。
就在此事发生前不久，有一天半夜时分，十三岁的韩少功被背上痒痒的舒服感挠醒，他发现父亲正轻轻地抚摩自己光滑的脊背，细心地剔除他皮肤上晒脱的皮屑，对母亲说：“毛他真是长大了，十三岁的人就能挑一百二十斤红薯了。一百二十斤红薯，我看了秤，真是一百二十斤……”韩少功有些惊异，平时离他远远的父亲，为何做出这样的举动。他并不明白，父子间这一从未有过的亲昵行为是一种不祥的预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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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存在的压力增强到一定阀度时，生命本身就变得很轻了。尽管韩少功曾提到父亲为人谨慎，如政治风暴中的一只惊弓之鸟，但韩父在处理自己生命的问题上却相当果断，而且出手非常及时，显示了一个曾经从军赴战者的应有风范。后来发生的事情甚至证明他做得还很明智：先下手为强，让“挖黑”的线索在他这里中断，自己不必违心地揭发他人，这样以短痛结束长痛，也减少了家人可能受到的惊扰，与家人撇清了关系。打完了这一场阻击战，他把自己抛入湘江冰凉的水流，像投掷一块石头那样。
怀疑使尸体的寻找变得十分迫切，周围警觉的目光让他们感觉到，父亲活着不会比死去更好。为了证明不是一起反革命的金蝉脱壳之计，就必须确定他的死亡。母亲带上姑姑不断扩大寻访打探的范围。二十多天后，终于在湘江下游十几公里处，找到了一具中年男尸，已经面目全非了。从尸体残存的某些线条和身上穿的衣服鞋子，母亲认定他就是自己的丈夫。但韩少功似乎很难在感情上认同这个结局，于是父亲的死活似乎成了心里的疑案。在1993年发表的小说《鞋癖》里，他就做这样的想象：父亲还活着，活在另一个神秘的所在，并且一直关注着自己的家人。这是作为儿子的他最能够接受的一种可能，这样的安排有一种悲悯让人感动。
父亲之死，断绝了韩家的经济来源，使韩家进入一个经济上十分困苦的时期。两个姐姐一个在大学读书，一个在农场劳动，哥哥则是劳动大学的新生，只有十三岁的韩少功陪伴着恓惶不安的母亲。一夜之间，落在他们母子身上的目光有了惊人的变化，显得寒凉彻骨。同一单位院子里的有的邻居，甚至不齿于与这个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家庭为伍，串通起来要把这一家人驱逐出去。少年韩少功真切地体会到世态炎凉，但他并没有因此绝望，或乱了方寸。为了安慰悲伤的母亲，他搬进母亲的房间，与她睡在一起，把她冰凉的双脚紧紧抱在自己怀里，直到她的鼾声响起。为了应付生活上的困窘，做菜的时候他们多放些盐少放些油，还把一个房间退掉。他意识到书是不能再读下去了，必须找到一份工作来维持家里的生计。尽管相好的同学都觉得他这么好的成绩放弃学业太可惜了，但他还是到学校向班主任提出退学申请，并且立即得到批准。尽管这时的他心里怕见同学，怕见任何熟人，专拣僻静的小巷行走，但还是决心要找一份工作来支撑家庭。他开始沿着一条条街道满长沙城去找工作，走进工厂办公室和车间，问人家有没有事情可以让他干。他还找到儿时的邻居，找到住在棚户区的小伙伴们的家长。他们很热情地带着他四处打探，但都没有结果。看他稚气而单薄的样子，大人们一再摇头：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够工作。 txt小说上传分享
残酷的成｜人礼（2）
其实，那时许多工厂已经停工了。
母亲觉得在城市里已经没有他们母子的位置，便想到去农场投靠自己十五岁的二女儿。心想当一个体面的城市人不行，当一个农民总是可以的。可当他们变卖家当，挤着闷罐子车来到女儿所在的农场时，农场的领导却要求女儿与家庭决裂，划清界限。于是他们又得返回让他们心悸的噩梦般的长沙。四十年后的一个秋夜，韩少功从迷糊的梦中醒来，还会回想起这段难过的日子。《山南水北》中有《秋夜梦醒》一章，叙述了这段时间发生的一些事情：
当时父亲死于迫害，全家一夜之间沦为政治贱民。母亲要我在初中办理退学，带上我去投奔乡下亲戚。一辆破破烂烂的长途汽车上，母亲病了，大呕大吐，面色苍白，还抽搐和昏迷。一个才十三岁的少年，面对这样的病人完全手足无措。幸好有一位同车的军人从人群里挤过来，给母亲灌水和喂药，到了汽车站，还一肩挑起我们乱七八糟的行李，把我们送到小旅店。他请来医生给母亲打针，一直等到母亲清醒和病情缓解，一直等到我们与亲戚通上长途电话，才在深夜离去。
我母亲后来经常念叨这位军人。我知道，母亲当时已落入绝望的旋涡几近灭顶，如果没有这一束微光的投照，她很难恢复希望。
我们在乡下没有得到收留，走投无路之际还是只得返城，回到了高音喇叭喧嚣着恐怖和狂热的老地方。我们适应着父亲背影失去后的岁月，守着小屋里宁静、简朴、清洁的每一刻，母子俩相依为命。为了让母亲高兴一点，我每天黄昏拉着她出去散步，走到很远的街道，很远的广场，很远的河岸和码头——我们真希望能在陌生人群里永远走下去，避开机关院子里那些敌视和轻蔑的目光。我就是在那时突然长大，成了一家之长，替父亲担起责任，替离家求学的哥哥姐姐担起责任，日夜守护着多病的母亲。在没有任何亲人知道的情况下，我试图去工厂打工。在没有任何亲人知道的情况下，我准备了铁锤和螺丝刀，在一家电影院门前偷偷踩点——事情只能这样，既然没有人接受我打工，我就必须做点别的什么，比方说撬一辆脚踏车再把它卖掉。
我已经好几次在心里预演撬车的过程，已经预演得自己胸口不再乱跳。我相信自己一定成功。接下来，母亲发愁的米钱和豆腐钱就会有了。
这是那个窗外蝉鸣不断的夏天。
过于漫长的夏天今天重入梦境。我梦见了当年自己内心最为隐秘的一角，醒来后听窗外蛙鸣，看一只闯进了家里的萤虫闪烁飞绕，确认母亲已不在床头。
很多人并不知道你此刻的想念。陆，一位小学时代的女同学，与你并没有太多来往，同学一场也许只交换过十几句话，然后是分别进了各自的中学。仅仅是因为一次偶然的路上相遇，她得知了你家的故事。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竟只身来到机关院子里，提一桶糨糊夹一卷纸，贴了满满一墙的标语，向迫害者们发出抗议和恫吓。对方不明底细，慌了手脚，害怕社会群体的介入，对我家的气焰大为收敛。不仅逼我们搬家的事不再提起，遗属津贴卡也很快办了下来。还有一位朱，隔壁大院里的高中生，那个时代多见的红卫兵理论家，谈起哲学总是口若悬河。大同学们不大崇拜他，小同学们便成为他重点培养的对象。他同情你的遭遇，总是一只手臂挽住你的肩膀，教你刻钢板，教你使用油印机，教你查阅《辞海》和《辞源》，叮嘱你一定要复学上课。他的热情说教使你获得了意外的尊重，鼓励，启发，还有兄长式的关切。你读他的诗集（手抄本），借阅他藏在床垫下的小册子（普希金和杰克？伦敦），在去北京的火车上听他像革命教父一样慷慨陈词（他对中央委员们的情况了如指掌）。老实说，他那些理论现在看来委实可笑，但那正是你启蒙的开始。
阴暗的岁月也是灿烂的岁月。他们并没有做什么大事，但如果没有他们，包括那位不知名的军人，你就不可能走出昨天。你是他们密切合作的一个后果，是他们互相配合、依次接应、协同掩护之下的成功获救者，是一名越狱的逃犯，逃入自由和光明。
三十多年过去，那位不知名的军人眼下不知身在何处。小学女同学倒还能找到——她在工厂下岗，做一点酒生意（很可能贩假酒）。隔壁院里的大同学也能找到——他当过厂长，最终成了贪污犯，刚受到处分（据说正沉溺于赌博）。他们在路上遇到你的时候，已经认不出你是谁；即使认出了，即使聊上几句，也大多吞吞吐吐言不及义。
你很想向他们说说往事，但一遇到他们的目光就只能闭嘴。你的疯人呓语没有听众。你藏在心底的逃犯故事乏味烦人。他们不爱听这个。他们最愿意谈谈麻将和彩票，谈谈三流电视节目。
你从麻将喧哗的房间里退了出来。
上帝已经改头换面，已经失踪。但你知道上帝曾经到场，把你接入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命运，通过众多不期而遇而又不期而失的面孔，向你投递了一个充满蝉鸣和绿荫的夏天——如同一封难解的密旨。你应该明白，你之所以在三十年后要回到家乡，之所以要在这样一个山村的深夜里失眠，最重要的理由，也许就是要重逢那一个夏天。
将来还会有夏天，还会有蝉鸣和绿荫，还会有阳光下的行人，但我们将在那个世界里缺席，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将来的欢喜或忧愁，和平或战争，富裕或贫困，正义或不义，似乎也与我们没有关系。对不起，我们即将互相忘记。对不起。我们即将互相丢失。我们免不了也会改头换面，最终松开对方的手。
在找工作一再碰壁、看来很难有什么结果的情况下，韩少功鼓起勇气登门造访父亲生前所在单位的领导。此时情况也有些变化，昨天的迫害者眼下也遭受运动的冲击，这位领导自己也在写检讨。他表现得特别客气，以对待大人的态度来接待韩少功，一再热情地请他入座，给他泡上热茶，谈到他父亲一事时还偷偷拭泪。韩少功谈了家里目前的困难情况，要求单位对父亲的死给一个明确结论，并按政策给予应有的生活补助。领导满口答应，说他会尽快召###议讨论。
事情出乎意料地顺利，经过层层研究和报批，父亲的问题被含混地定义为“人民内部矛盾”，但诸多政治疑点尚未得到明确说法，据说要等到“运动后期”再作处理。但这一条已经管用：按照干部管理有关政策，韩家可继续居住机关宿舍，政府还给他母亲补助抚恤金每月十二元钱，未满十八岁的子女也可获得此项生活补助。这些许的恩惠，无异于寒冬里投下的一束暖阳，缓解了一家人的生存危机。
父亲逝世，迫使韩少功在心理上断｜乳，弃学、寻找工作等一系列行动，表明他是一个可以承担责任的早熟的男人，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独自站立起来。
血色的早晨（1）
有了父亲原所在单位支付的生活补贴，韩少功回到长沙第七中学继续学业。但此时学校里红色浪潮日益高涨，老师们大多成了牛鬼蛇神。长沙城里的革命并不因为像韩少功父亲这样的敌人自我歼灭而停止，因为当权的走资派还未被打倒，群众组织之间的纷争更是高烧不退。大字报批判会等形式的文斗解决不了问题，于是舌与笔的文斗升级为血与火的武斗。红卫兵分成几个不同的派别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们占据了各自的教学楼，从军需仓库那里抢来五四手枪和五六式步枪、苏式骑枪、驳壳枪、手榴弹甚至高射机枪，把对立派当做敌人来加以防范或打击，城里经常可闻枪炮声，很多单位的大门口有碉堡和铁丝网。
年纪尚少的韩少功属于红卫兵中的温和造反派，也是学校里的主流派，在对“保皇派”和“极左派”的两面应战中逐渐壮大。他跟着高年级同学学会了打靶和投弹，但作为兵团宣传部的主笔，他的主要工作是负责起草各种相当于“社论”级别的重要文章，还常常提着糨糊桶上街刷标语，操起铁笔和钢板刻写蜡纸，编写油印小报。他蜡纸刻写技术越来越出色，不仅使油印小报十分美观，广获赞誉，而且还能用蜡纸和红油墨伪造公章，几可乱真。凭着这种立等可取的假公章，一些同学居然可以顺利地到火车站取到内部专用票，到北京或广州玩耍。
主流派控制了学校里封闭多时的图书馆。这使他们可以擅自启封，破窗而入，自由择书，一袋袋地背回寝室去饱读。普希金、巴尔扎克、巴金、叶圣陶、杰克？伦敦、莫泊桑、海明威、柯切托夫等就是在这时候进入韩少功的视野。布哈林、托洛茨基、斯大林、铁托等，也常常成为学生们深夜争论的话题。一个表面上文化封禁十分厉害的时代，对于这些中学生来说却是阅读十分自由的时代——至少比“文革”之前要自由得多。这当然是一例奇怪的现象。父亲之死也并未使韩家兄弟姐妹丧失精神的支撑，作为父亲这个角色所具有的强大、坚定和明确的目标等属性，在如火如荼的革命精神中并不缺少。况且姐弟四人当时都是没有世俗个人利益计较的乌托邦追求者。斗争如此火热，前途如此光明，死一个人实在算不了什么。何况所有红卫兵战友都认为韩家父亲之死是一大冤案，都将其视为“走资派”专制下的罪恶，这使韩少功倍觉温暖，也在革命旗帜下看到了个人和家庭的希望。
1967年夏日的一天，韩少功回家时经过一片街区，遇上了一场混乱枪战。一粒黄｜色的子弹命中了他，在大腿上钻出了两个洞，鲜血喷涌而出，把短裤和鞋子都浸透了。这是一颗极其肤浅甚至可以说是极其愚蠢的子弹，它留下的疤痕虽大却不值得炫耀。扣扳机的人所瞄准的目标不是他，他也不是冒着这颗子弹的威胁去占领某个高地。然而，这子弹的意义正在于它的偶然性、盲目性和愚不可及性，它剖示了生命的本质——无辜。如果当年这颗子弹夺去了韩的生命，就不会有后来许多的事情，顶多只是留下一个无解的哑谜。不过那时的武斗者并不特别下流，躲入民房的韩少功事后居然被他们找到，送入了医院。他发现这个医院已成了战地专用医院，一批批武斗受伤者被送到这里，其中有些重伤员是军人用直升机从远方送来的。医生们在冲锋枪和手枪的威逼之下做手术，一天要工作十多个小时。慰问伤员的文艺演出则在血迹零乱的病室里进行。
架着拐杖的韩少功也莫名其妙地受到慰问，收到了牛肉罐头、水果和大红花。使他震惊的是，一个个抢救无效的青年则被蒙上白布，送入太平间。
“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思潮的泛滥，是一场民族的浩劫，这在史书上似乎已有定论。但它的发生绝非偶然，它对中国社会人心的影响是复杂的。不然，它如何能激动了那么多中国知识青年的心灵，使他们全都成了毛主席的“红卫兵”？极“左”路线绝非自“文革”开始，“文化大革命”激动人心的一个原因，是它以一个新的极“左”路线冲击一种已成定局的极“左”路线，使人们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和各种被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