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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图景，和屈原时代的农民差不多。地里的活并不太紧，上午就可以解决，下午的时间看书写作。如果天气允许，五点钟他们就跳进水库，在荡漾着炫目晚霞的水中舒展四肢尽情划动，发出动物一样咿咿啊啊的叫声，湖水清凉柔润，沁人心脾，不知不觉中，满湖的霞光变成了溶溶的月色。韩少功是个泅水的好手，游泳是他毕生最喜爱的运动，不管心里有什么事情，只要跳到水里就成了庄子寓言中快乐的鱼。晚上一般就看看电视，碰到没有好节目，就翻翻报纸和杂志，十点半钟准时入睡。
接待来访也是韩家日常生活的一项内容。不时有人来串门拉家常，坐在梓木沙发上，喝一口绿茶，点一根烟，便烟雾缭绕信马由缰地聊开了。聊这地方上过去发生的事情，聊田间地头的农活，聊家庭内部和邻里之间扯不清的事情，还有国内外的形势变化。聊得熟了，大家来往也就随便起来，分不清权利边界了。左邻右舍有一点鲜肉需要存储，以备客人的光临，也一碗碗端到韩家来，塞入韩家的冰箱。有一次韩少功忘记了这里头情况复杂，打开冰箱，抓到肉就下刀，结果把人家的东西给做掉了。韩家菜园的产权也不再明晰，有时一个后生推门进来，见瓜架下有菜瓜，拧下一个就吃起来，说味道真不错，好甜，好脆啊。
农闲的日子，韩少功也喜欢四处走走。八景峒有三千多人口，稀稀落落地分布在几道深深的山冲里，韩少功的布鞋几乎走遍了所有的旮旯。他可以随便走进一户人家坐下来聊上一个上午或下午，然后抓起筷子吃完饭再走人。农民逢上喜事设宴，通常都会请上韩作家。有的乡村秀才写了几首古体诗词，也会拿来与韩作家斟酌一番。农民并不缺乏智慧，他们的叙述充满机智和巧妙，其幽默诙谐常常让韩少功禁不住捧腹大笑。初春时节，瓜菜还没长起来，他们就提着篮子去山上采香椿、蕨菜、蘑菇、春笋一类。一路上迎上的都是歪歪的笑脸，仿佛是同一条藤上的南瓜。特别是那些农妇，都在笑眯眯地招呼他们：“有菜吃没？”意思是问要不要在她们那里摘点什么。在山冲里走着的时候，有时候会听到坡上的林子里传来山民的歌声，诸如，“茶罐小了难煨茶，丈夫小了难当家”；“郎在高山姐在冲，两人相爱路不通”。有一次他们走了很远，到了高山上一个外人罕去的村子，发现那里的人异乎寻常，他们神情清明，老人小孩皆是一脸纯真无邪，全无烟火之气，对他们的到来不将不迎，对他们的离去也不送不留，其超越物外的风度让韩少功惊为天人。
如此来来往往，互助互动，韩少功很快就融入了八景社会，成为其中有机的分子。乡里村里开会，商议乡村管理事务，通常都会请韩作家参加，让他给出出主意，谋划谋划。他们还想利用一下他的影响和关系，引来资金和技术。村里以及邻村的好几条山区车道的开通，村广播网、学校图书室等公益事业的兴建，乃至财务清理和矛盾调解，都有他积极的投入和付出，包括多次去长沙和岳阳交涉。从八景峒学校到佛果寺十里长的公路建好之后，他们想竖碑谢恩，但韩写了约三百字的文言体《佛果路记》，为所有建设者与支持者评功摆好。其文被勒刻在公路边的一块青石碑上。
进步的回退（4）
此外，给特困户盖房子，让失学少年重返课堂，乃至邻里失和父子吵架，子女报名考大学和进城找工作，这一类麻烦也会找上门来。有的只是出出主意，谋划谋划就可以了，有的还得调动一些个人的社会资源。当然，不是对所有人都能有求必应，许些无理要求还是设法招架。譬如有人打着集体招牌谋个人利益，随便编造一个项目就要求借贷百万，请韩作家帮着去银行找关系。还有些人异想天开，提出借汽车去县城走亲戚，甚至想得到建筑公司的资质证明或某亲戚官场高升的机会。遇上这类事情，韩只能直言明拒，或者以戏言见招拆招，比方说：汽车是我老婆，怎么能够随便借？除了送危重病人上医院，其余的事由今后请一律免开尊口！
实际上，拒绝并不一定结怨。求助者一旦理屈词穷，倒会对主人的原则性感到佩服和敬畏，即便遭一顿训骂，也能感受到直爽中的某种亲切。毕竟大多数农民都通情理，不会不明白事情的曲直轻重。合理拒绝的前提，是韩少功把交往互动中的许多繁琐事务，包括有时给病人当当司机，看成是自己生活中不可减少的部分，愉快地接受下来。
当地政府和一些机构也不想让资源闲置，有时候会邀韩作家去参加当地的社会活动，让他当“坐台先生”。一年端午节，他应邀到县城参加祭祀屈原的大典。到了那里才知道，主宾必须身着西装。于是临时派人从照相馆给他借来一套换上。这套小号西服把他捆成了一个端午节的粽子，憋得他大汗淋漓，令身旁的台湾诗人余光中和湖南作家谭谈深感同情。他只好以苦笑解嘲：“屈原是一老外吧？不然为什么大家都穿西装来见他？”（《山南水北？准制服》）汨罗市召开全市乡镇干部会议时，当局也请韩作家给干部们做演讲报告，讲全球化背景下乡村面临的问题。作为近水楼台的八景峒学校，也多次请韩少功去给老师和学生上课。有一次，老师们提出来，说韩作家，你是见过世面的人，就给我们介绍如何赚钱吧。于是，韩作家如是告诉他们一些“赚钱”的秘诀——
要赚钱，首先要学会算账。你们都很会算账，但有几笔账可能没有算清楚：
第一，身体健康就是赚钱。现在医药费太贵啦，你赚了个几万十几万，可能一场病就倾家荡产，所以因病返穷已成了村民贫困的第一位原因。你看现在，二十几岁就患高血压，四十几岁就患中风瘫痪，什么原因？难道与烟酒无度乱吃乱喝没有关系？与你们荒废了油茶林常年大吃猪油没有关系？智峰乡、三江镇那边黑烟滚滚，烟囱林立，毒气呛人，什么原因？就因为那里有许多人在做垃圾生意，办些污染严重的工厂，也许他们可能会赚到钱，但空气污染，使不少人生病，你们说这合算吗？
第二，教好子女就是赚钱。俗话说得好：穷人望崽大，富人怕崽败。儿女好，穷家可以变富，反之富家必然变穷。人都是要老的，教好子女是父母最重要的中长期投资。子女教育好了，既为国家为民族培养了接班人，也是为家庭造了福。有的人抛家离土，一年到头在外面打工，家里孩子交给老人管，老人又无法管好，结果让好端端的孩子在外面学坏，你们说这是钱能买得回的吗？
第三，不跟时髦就是赚钱。我在外面时间多，就知道其实许多时髦都是商家制造出来的。商家变着法子要你不买十块钱一件的衣，去买一千块钱一件的衣，其实两件衣都只是保暖，样式差别也不大。还有些舆论，今天说双眼皮漂亮，明天说单眼皮漂亮；今天说红头发漂亮，明天说绿头发漂亮，哄着你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你要是信以为真跟着跑，就是中了人家的奸计，傻乎乎地给人家送银子。有些电器产品，本应一次性推向市场，但商家保密，一轮轮推向市场，一次次逼你掏腰包，使你本来只需要一个手机的，到头来买了五个手机；使你本来养了五头猪的，到头来等于只养了一头猪。你去跟着时髦跑亏不亏？
第四，简朴生活就是赚钱。还是俗话说得好：花红一时，草绿四季。富豪奢侈之家的抗风险能力其实最弱。富人是高危险行业，也是高烦恼群体，其实城里富人没有乡下人活得好，连每天吃饭都没有乡下人吃得香。你们看，现在城里富人有了钱就要玩乐，一到节假日，就开着车到乡村里来看山看水，享受大自然，他们这是要花钱的呀！而居住在乡下的人可以不花一个钱，天天都在青山绿水中生活，时时刻刻都在享受大自然，你们是大富人，为什么把自己看得那样穷？富人有了钱要健身，买个会员金卡，吃饱了就去活动筋骨，出身汗，但你们不花一个钱，天天都在活动筋骨和出汗，为什么就不觉得这也是在赚钱呢？
老师听了也觉得有几分道理。在中国，生活在乡村的人，眼睛齐巴巴地望着城市，被城里光怪陆离的事物搞乱了心志。他们都生活在别处，很难安然“素其位”地过好属于自己的日子。
韩少功在八景的所作所为，给他赢得了一个特殊的称谓：韩爹。“爹”在当地是爷爷的意思，年事不高的人被称为爹，是一种相当高的礼遇。
诸象的魅惑（1）
到八景峒之后，韩少功拿出来的第一本书是《暗示》。其实，在马桥事件还在闹腾的时候，他就开始琢磨这本书的内容，并且写下了一些章节。正像许多论者所说的那样，这是一部象典，可以视为《马桥词典》的姐妹篇。《马桥词典》是对语词意义的探源，《暗示》是对具象意境的阐释，都带有学术的性质。不过，《马桥词典》主要是由散文体的篇目组成，感性的成分更多；《暗示》主要是由随笔体的篇目组成，理性的成分更浓。因此，把《马桥词典》说成是一部小说，不会有多少人反对，但把《暗示》说成长篇小说，却要遭到很多人的异议。
只要是仔细阅读过这部“象典”的人，都能够看出其中蕴含的小说的因素。虽然这本书按照学术“规范”把众多具象当做哲学范畴分门别类地编排起来，安置在《隐秘的信息》、《具象在人生中》、《具象在社会中》、《言与象的互在》等标题之下，但这些具象的解释都不止于抽象的分析和演绎，而是援用了生活中的具体情节。当你将这些援用来阐释各种现象的故事碎片拼接到一起时，就会发现其中隐藏着一部长篇小说的脚本，而且人物的性格还相当鲜明，彼此之间也还有冲合。比如，有一个叫老木的人在《暗示》的许多章节里出出入入，小时候窥视过女人澡堂的他（《裸体》），出身反革命家庭，曾因在校园里穿一套军装被红卫兵痛打一顿，发出“牛马般的嗷嗷乱叫”（《军装》）；下乡时与当地一个叫武妹子的人结拜过兄弟，进城之后却假装糊涂不认人（《鸡血酒》）；在修水库炸石头时受伤，留下一只眼，从此脸上透出一股狠劲，得到一个广东女子的青睐，因此交了好运，移居香港从而发迹（《独眼》）；90年代，他发了财，成了一个“比他父亲更大的资本家”，“逛遍了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可以穿遍世界各种最昂贵的名牌时装”，但“还是经常身着深色呢子军上衣”（《军装》）；怀里揣着好几个国家的护照，随时准备在房地产骗局败露之后就逃之夭夭的他，“打开了一千多块钱一瓶的XO之后，最爱唱的卡拉OK就是俄国的《三套车》、美国的《老人河》，还有《红太阳》里那些革命歌曲”。当“三陪小姐不会唱这些歌，也不觉得这些歌有什么意思”时，他竟然勃然大怒，“踢翻了茶几，把几张钞票狠狠摔向对方的面孔，‘叫你唱你就唱，都给老子唱十遍《大海航行靠舵手》！’”（《红太阳》）夜夜在歌厅里生了根的他“把陈女士泡了。放倒了母亲还放倒了女儿，放倒了女儿还放倒了女儿的表姐。都是刚成年的学生”，事情败露以后托人送去了六万块钱了结（《卡拉OK》）；他有一个义举，是把被判处死缓的原党支部书记四满的女儿雨香介绍去当歌舞厅小姐，“吃花花饭”，让她的家庭得以脱贫，盖起了让人羡慕的小楼（《暗语》），等等。像老木一样出入于《暗示》中的人物还有小雁、易眼镜、大川、鲁公子等。
《暗示》把一部传统长篇小说的内容当成材料来裁剪。就那部隐约中的长篇小说而言，韩少功更像是一个有研究目的功利心极强的读者，他对一个小说家惯用的背景铺垫、氛围营造、结构故事的手段不感兴趣，只是对那些具有解释力的、可以用来说事的片断情有独钟。如蔡翔先生所言：它采用了“片断化”的叙述方式，“在它一百多个小节中，我们仍然可以辨别出诸多的小说元素，几乎每一个小节，都能发展出一个相对完整的短篇小说———如果韩少功愿意的话”（《日常生活：退守还是重新出发》，《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因此，《暗示》看起来似乎是一本哲学著作和一部小说的重叠。你可以把它当理论著作来研读，也可以把它当长篇小说来阅览。《暗示》和《马桥词典》都被认为是作家冲刺长篇小说极限的大胆行动，表达了一种企图对文体重新立法的野心冲动。就像《马桥词典》中语言替换人物成为叙事的主角一样，在《暗示》中，原本作为道具来使用的环境、场所、氛围、仪式、座位、烟斗等形形色色的具象占据了主体位置，人物倒成了一些随意摆弄的道具，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在一些章节里甚至连个人影也找不到。就小说体裁而言，《暗示》实在是走得太远了，它是一个另类、一种异数，以至于连作者本人也倾向于把它归入长篇随笔要合适些：《暗示》“虽然含有小说的因素，但严格意义上不是小说，顶多就是长篇‘随笔’或者‘读物’”；“《暗示》就是记录我个人感受的‘象典’，具象细节的读解手册”（《南方周末》2002年10月24日记者访谈）。这个文本之所以写成非驴非马的样子，跟它负载的使命有关。和《马桥词典》一样，《暗示》都有明确的解释学追求，解释有抽象分析和具象还原两个相反的方向，前者由一个判断推演到另一个判断，后者则从判断退溯到该判断得以成立起来的经验领域，返回尚未归纳的事象之中——这其实是最充分的解释，它返回了前提，前提的前提。作为作家的韩少功，当然选择了后一种向度。他的解释总是借助叙述才得以完成，但叙述功能又每每屈服于解释，因此它的完整性操守受到了摧残，人物和故事的连续性被“急功近利”的意义分析所肢解，最终支离破碎，成为乞丐身上的破衣烂衫。难怪作者说“写着写着就有点像理论了”
诸象的魅惑（2）
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流并不止于语言，在语言之外还有许多秘密的通道让我们走向社会，与他人相遇。语言只是社会交往中浮出水面的部分，它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没入水中的部分，取决于水的溶化。许多时候言语并不是必需的，甚至是多余和败事有余的，人应当学会潜心体会沉默和沉默中的意义。在《暗示》这部作品中，韩少功调动了有生以来的经验，特别是下放汨罗岁月里的特殊记忆，通过对这些经验记忆的系统解读向读者举证，在我们尚未开口说话的时候，彼此的交流就已经开始，潺潺涓涓或是滔滔滚滚地进行着；即使是理屈词穷、无言以对的时候，交流也没有终止。它通过身旁一团跳动的炉火，通过窗外吹来的一阵清风，通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