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与德利达、福柯这样的思想家批判社会的同时也批判自己是不同的。这样，他们的自信、自傲、唯我独醒，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独断的色彩和专制的味道。张承志、张炜、韩少功，绝对否定世界，而绝对肯定自己。”
刘心武接着发挥，说：“比如他们对崇高的追求，首先就是以对自我的肯定为前提，来否定他人。这是很奇怪的，这在现代的世界上很少见了。”
韩少功在《世界》一文中对蔑视自己母语的行为的批评也受到曲解。刘心武在与张颐武的对话中说：“韩少功的《世界》一文最感情投入的、最激切愤怒之处就是‘请说中文’，但人家却不说中文。这是很让人伤心的。中文被韩少功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屈原、李白用它写过那么好的诗，曹雪芹用它写过那么美的小说。但现在的现实是相当严酷的。”（《文化转型时期的挑战》，《作家》1996年第1期）他们把韩少功的观点漫画化，然后加以评议。
面对这种对虚拟目标的攻击，韩少功感到有些奇怪，他给《作家》杂志写了一封信，声明说：“我得说明一下，这些都不是我的观点，不知刘心武先生引述的观点是从哪里来的。”（《作家》1996年第6期）但他没有等来任何回应，直到几个月后“马桥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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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瓶子里装新酒（1）
1995年4月，在海南岛上与韩少功朝夕生活了几年的母亲因病逝世。晚年的她记忆力衰退，性格也有些古怪，但仍得到儿子和儿媳耐心的照顾。奇怪的是，对于照顾自己的人，特别是有时候还要背着她上医院的四毛，她总是有些微词和怨言，而对其他不在榻前膝下的儿子反而称赞有加，说他对她怎么怎么好。就像《鞋癖》里写的，经过多年的政治迫害，她的精神世界有了许多外人难于理解的异变，不爱与外人打交道，不得已要有对外活动时，也总是对别人怀有深深的疑惧。她每次生病到医院留医，总是哭闹着要回家。不管是多么友善的大夫还是多么温和的护士，一律被她当成不怀好意的坏人：“这些人么，我算是看透了，骗钱！”在家的时候，总是靠在电视机前，透过小小的屏幕窥视让她疑惧的世界。“她看电视时常有一些即兴评议，比如惊叹眼下天气这么冷了，电视里的人竟然还光着膀子，造孽啊；或者愤愤地检举某个电视剧里的角色其实有老婆的，今天又在同别的女人轧姘头，真是无聊。”儿子向她推荐一部新剧，她却说都已经看过好几遍了，而她自己喜爱的《武松》每看一遍都是新的。最后一年，她身体越来越虚弱了，白内障蚕食着她昏花的眼珠。“看电视更多地成了一种无名的习惯——其实她经常只是在电视机前蜷曲着身子垂着脑袋昏睡。我们劝她上床去睡，她不。她执拗地不。她要打起精神再看看这个世界，哪怕挺住一个看的姿态。但我知道她已经看不到什么了，黑暗正在她面前越来越浓重，将要落下人生的大幕。她尽力投出去的目光，正在消散在前方荒漠的空白里。有一天她说：‘那只猪在搞什么鬼？’其实银屏里不是猪，是一块巧克力。”这时候，她的儿子四毛心里不免难受起来，他默默地坐在母亲身边，不知说什么才好。他知道母亲连自己的儿子长成什么样子都看不清了。
也许是预感母亲将不久于人世，在死别之前的一个月，韩少功写了题为《母亲的看》的小文，记录了老人在世上最后的时光。对于女儿他堪称慈父，总是多加鼓励褒扬，当学校老师给女儿的作文打不及格的时候，他就说我给你打八十分；对于母亲他堪称孝子，尽管老人的情绪变化叵测，他也不敢违逆，他深知在20世纪风云翻覆的中国，一个妇道人家要活下来并且抚育这么多儿女成｜人实在不容易啊。
就在母亲弃世的这一年，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叶蔚林届满退休，有关方面多次找韩少功谈话，希望他能够接任这一职务。他当时正在潜心修改《马桥词典》，对尝试中的写作方式兴致盎然。曾经在作家协会出入多年的他，对这种体制下的状况并不看好。自古以来文人自重相轻，文人聚集的地方更难得清静，为了名位上无谓的计较耗尽才华和光阴的情况并不罕见。有的地方的协会十几年间无法按照章程换届，成为市井奇谈。有的地方则像是个维持会，大家相安无事，却没有实质性的作为以证明其存在的必要性。海南省作家协会虽小，总共才有十几个人，但因为管理失制，个性张扬无度，差不多是个烂摊子，屈居在海口市和平南路省文联院子一间八平方米的简陋的屋子里，连电风扇都转不起来。在文学的黄金时期80年代，曾经发行六十万份的协会机关刊物《天涯》已经被人彻底遗忘，编辑几乎没有组稿，每期印个五百册堆在墙角边，实际发行则只有赠寄作者的一百多份，剩下的最后都作为废品论斤卖给捡破烂的，作者和编辑合起来几乎就是它全部的读者，纳税人的劳动成果没有得到应有的珍重、转化和升华。编辑们也“觉得自己简直像是提前退休了一般，有一种年华虚度的恐慌”（王雁翎：《〈天涯〉故事》，中华读书报2004年10月27日）。此外，因为前任领导层违规出卖刊号，新闻出版局已经两次亮出黄牌警告，内部管理和债权债务也一团乱麻，每本定价四元的杂志光印刷成本就达到每本近十五元，一桩输多赢少的经济官司还正待开庭审理。尽管如此，换届前还有人在暗地里活动想把韩少功挤走，好像他真的非要当这个主席不行。
旧瓶子里装新酒（2）
在整个机关经过将近一年的无政府状态之后，在不好推卸的情况下，韩少功终于接受主管部门的劝说，同意出来当主席候选人。此时的他四十岁出头，可谓正当盛年，陆文夫先生信中的话更让他难忘：“人生就是一本大书，其中有些是字，有些是事。”（《陆苏州》，见《然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实际上，事比字要重要一些，而且字还是要从事中来、跟事结合在一起才有生命力。曾经以《美食家》等作品享誉海内的苏州作家陆文夫，为了照看自己病重的女儿，80年代后期很少动笔，朋友们都在为他焦急，他却不以为然。他不认为虚构小说故事获得社会荣宠，比真实生活中的骨肉之情更重要。在对写作与生活的关系理解上，韩少功和他所敬重的陆文夫是相通的，况且，“治国去之，乱国就之，这是庄子的教诲，也是我的处世原则”（韩少功：《我与〈天涯〉》，见《然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他想，如果真能把一些事情做好，于社会民生有些益处，少写几本书又有什么关系呢！
经过反复思考，韩少功认为，在现存的体制框架之下，充其量也只能实施一些保守疗法，当一个还过得去的维持会长。“‘大局维持，小项得分’，这是我当时给自己暗暗设定的工作目标。而协会下属的《天涯》就是我决心投入精力的‘小项’之一”。尽管进入90年代以来，文学类期刊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生存危机，曾经发行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份的刊物跌落到几万甚至几千份以下，多数刊物实际上已经关门大吉，有的刊物靠大额财政拨款、企业赞助或被大的传媒养起来，有的干脆改变性质，从纯文学转向通俗文化类读物。在这样一种大趋势下，要在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天涯海角，将一个名存实亡的刊物起死回生谈何容易，但韩少功信心坚定。眼前的困境非但没有让他畏退，反倒让他暗自高兴。“原因很简单：要办成一件事情关键是要带出一支队伍，而优越和富足的条件对锻炼队伍来说应该说利少弊多。几年前曾经有一个香港投资者以出资两百万为条件，动员我的一位朋友为他主编一本杂志，我一听就摇头，说这两百万纯粹是坑人，因为那些一听两百万就双眼发亮摩拳擦掌趋之若鹜的人，肯定都是一些想来坐进口车的人，来住高档房的人，来蹭吃蹭喝的人，我这位朋友能依靠这些消费分子编什么杂志？……以我狭隘的经验来看，白手起家就是背水作战，能迫使人们精打细算、齐心合力、广开思路、奋发图强，而这些团队素质的取得比几十万或者几百万投资其实重要得多。正如我的所料，《天涯》的山穷水尽使某些趋利者失望而去，正好使杂志社的调整获得空间。这就是劣势中的优势。编辑部只剩下了几员女将：罗凌翩是我在《海南纪实》的老同事，虽然没有高学历文凭，却有丰富的编辑经验和博闻强记的本领，可以充当百科知识竞赛中的抢答高手。王雁翎，离校还不太久的硕研，虽然如多数女性一样喜好到花花商店里汲取精神营养，但办事诚恳、细致以及随和，后来成了编辑部的内当家。蒋子丹当然更是一台难得的实干机器，小说和散文创作使她积累了成熟的文学经验，在《芙蓉》和《海南纪实》编辑部供职时挖稿和抢稿的战绩，还使她获得了当时全国编辑行里所谓‘北周南蒋’的口碑。在我看来，她能否出任主编实是《天涯》能够起死回生的关键之一”。
《海南纪实》停刊后，蒋子丹差不多用两三年的时间才梳理好心绪，投入到“吾手写吾心的快乐”中，并于1994年年底1995年年初，相继拿出小说集、散文集《桑烟为谁升起》、《左手》、《乡愁》等。此时，沉迷其中的她已经欲罢不能。况且，作为一个二十二岁开始从业的资深编辑，她“深知其中甘苦，尤其在当今刊物数量膨胀，竞争激烈，许多纯文学杂志朝不保夕的情形下，接手这样一本地处边远省且毫无知名度的刊物，何尝不是一捧烫手的栗子？”（蒋子丹：《结束时还忆起始》，《当作作家评论》2003年第5期）然而，友谊和责任让蒋子丹难以拒绝，特别是当韩少功问她“你不觉得纳税人的钱浪费了太可惜吗”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已经没有退路。在后来的回忆文章里，她写道：“这句话击中了我的另一个弱点，那就是我对社会还残存了一分令某些现代人不屑的责任心和义务感。《天涯》那时每年享受工资以外的十五万元财政补贴，每期却只印五百份，寄赠交换之后就放在仓库里，等着年底一次性处理，看着也的确让人觉得不太对劲。”（同上注）经过几天的考虑，她答应“友情出演”，条件是韩少功本人必须担任杂志社社长。这个条件不算苛刻。
旧瓶子里装新酒（3）
1995年5月的一个上午，《天涯》改版会议召开，因为作协办公室椅子也不够坐，只好借了招待所的一间房来个“飞行###”。当时有蒋子丹、王雁翎、罗凌翩在座。韩少功左手捏着烟，右手拿着他和蒋子丹策划的改版设想烟雾缭绕地说起来，他发现他的同事们大多数眼里一片茫然，并没有期待中应该有的兴奋，只有制冷不良的空调机嗡嗡地响着，算是对他的回应。海南岛五月的溽暑让人心烦意乱。
韩少功首先提出，要从文体上突破“纯文学”的框架，把《天涯》办成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杂”志，或者说“杂文学”、“泛文学”刊物。他说，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来是文、史、哲不分家，《史记》是历史也是文学，《庄子》、《孟子》是文学也是哲学。《天涯》如果能在恢复中国独有的大文化传统方面做点工作，应该是很有意义的。这种设想的提出，跟韩少功本人的学养有密切关系。早在两年前，他就一直在考虑小说如何才能突破固有的叙事方式，找到一种新的跨文体的、表达更加自由变通的写作样式，并正在努力将这种思考渗入到他的写作中去。这种想法已经贯彻到长篇小说《马桥词典》的写作当中。在“杂文学”、“泛文学”的指向下，韩少功更注重文学与思想的结合。他喜欢作家型的学者，把文章写得生动活泼、深入浅出。他认为，这“不光是文体的问题，而是理论的实践品格问题，是学问是否通透的问题”（《九十年代的压力与选择》，见《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其次，针对90年代流行的拒绝崇高、嘲笑神圣的风气，以及纵私欲侵公义、争权利避责任的种种世相，他提出了呼唤文人的道义感、同情心与批判精神的思想指向，“立心立人立国”的办刊宗旨。在杂志改版初期的征订单中，有这样郑重其事的声明：“《天涯》不是一本纪实新闻性杂志，更不是时下形形色色的消闲娱乐读物。《天涯》以道义感、人民性、创造力定位，承担精神解放和文化建设的使命，无意谋求畅销，拒绝与低俗为伍。”在当时，这样的高昂的姿态实不多见。
在总体立意之下，杂志设有五个栏目：文学、艺术、作家立场、民间语文、研究与批评。小说、散文、诗歌被统一置于“文学”栏目之下。对于杂志的定位和各个栏目的意图，社长本人都有自己的一番运筹。这在他卸任之后写的《我与〈天涯〉》一文里有详尽的记叙——
进入90年代的中国文学已经进入了一个黯淡的低谷，不再有来自国外的文学观念刺激之后，很多作家突然都显得有点手足无措，六神无主；而商业大潮的冲击又使很多作家对爬格子的苦差很快打不起精神，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像当年投入土改或“文革”一样纷纷投入到各种生财的门道上去了，挣钱运动已经成为“跟上时代”的前卫和崇高之举。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有意思的文学正在明显减产，即便还有一些好作家和好作品在冒出来，但供小于求，稀缺原料已被《收获》、《钟山》、《小说界》、《花城》等老牌刊物瓜分一尽，其他刊物都面临着无米之炊的深重危机。显然，在这个时候的《天涯》若要活下去，绝不能再去参加各路编辑对稿件的白热化争夺，不能再去干那种四处买单请客四处敲门赔笑然后等着一流作家恩赐三流稿件的蠢事。我相信作家朋友张承志、史铁生、张炜、李锐、吴亮、严力等可以为我们的杂志两肋插刀，事实上这些作家后来也确实在《天涯》一次次展现了动人的文字，在很多方面一次次承担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推进。但越是在稿纸上放血的作家越是出手很紧，企图靠几位老朋友来填满所有版面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这就是说，《天涯》生不逢时，必须励精图变，必须为一场持久战另外获取资源和空间。一位个体户曾经对我说过：“最有力的竞争，就是无人与你竞争。”这句话时隔多年后在我的脑子里冒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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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语文》的栏目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个栏目使刊物的供稿者范围扩大到作家之外的所有的老百姓，让他们日常的语言作品，包括日记、书信、民谣等都登上大雅之堂，不仅记录民间的语言创造活动，而且也可使有心人从中读取各种社会和人生的信息，从而对当代中国有更深入的语言勘察。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被戏称为“严禁文人（与狗）入内”的栏目以其“亲历性”、“原生性”、“民间性”受到了读者最为广泛的欢迎，其中《患血癌少女日记》的艺术力量为很多著名小说所不及，曾经使我和很多人读后久久不能平静；而《火灾受难打工妹家书》、《下岗女工日记》、《“文革”支左日记》，等等，对中国的“文革”和市场化进程提供了必要的深度披露，被很多社会科学家所重视。我在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地访问时，一些汉学家即便与文学毫无关系，也会对《天涯》的这个栏目中的很多文本如数家珍赞不绝口。他们都注意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