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窟窿，而且凹凸不平，有待修缮。墙上刻的“朔纳曼殡仪馆”的招牌已残缺不全，
我现在记不清缺了哪些字母。幸亏刻在始终还平滑如镜的花岗岩上的两根凹形棕榈
枝没有损坏，还能使这家遭破坏的殡仪馆维持一半的崇敬死者的外观。
这家开办了七十五年的殡仪馆的棺材仓库设在院子里。我日后待在我的房间里
经常觉得它值得一看，因为我的房间的窗户正对着院子。我注视着工人们遇上好天
气就把几口棺材从仓库里推出来，放在木架上，用一切办法使它们恢复光泽。所有
这些棺材都如我所熟悉的那样，是一头小的。
我按铃，蔡德勒自己来开门。他站在门口，矮小，敦实，呼吸短促，像只刺猬
＇注＇，戴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成团的肥皂泡沫掩住了他的下半张脸，右手拿着刷
子对着面颊，看样子是个好喝酒的，听口音是威斯特伐利亚人。
“如果那间房间不中您的意，您马上就讲。我正在刮脸，还要洗脚。”
蔡德勒不喜欢客套。我看了房间。它不能使我中意，因为这是一间好久无人使
用过的洗澡间，一半是土耳其绿瓷砖，一半是令人感觉不安静的糊墙纸。然而，我
没有说这间房间不中意。我不管蔡德勒脸上的肥皂沫快干了，也不管他还没有洗脚，
敲敲浴缸，想知道把浴缸弄走行不行，反正它已经没有排水管了。
蔡德勒微笑着摇摇他的灰色的刺猬脑袋，还想用剃须刷抹出泡沫来，但是抹不
出。这就是他的回答，我于是说准备租下这间带浴缸的房间，每月付四十马克。
我们又站在灯光黯淡、软管似的走廊里。好几间房间的门冲着走廊，有的漆成
各种颜色，有的是玻璃门。我想知道，还有谁住在蔡德勒的公寓里。
“我的妻子和房客。”
我用手指弹了弹走廊中央的一扇乳白玻璃门，它同套间房门相隔仅一步路。
“一位护士住在这儿，不过这跟您没有关系。您反正见不着她。她只在这儿睡
觉，而且也不是总在这儿。”
我不想说出来，奥斯卡一听“护士”这个词儿就抽搐。奥斯卡点点头，不敢再
打听其余的房间的情况，只知道他的带浴缸的房间在右手一边，房门就是走廊的顶
端。
蔡德勒用手指弹了弹我的上装翻领：“您要是有酒精炉的话，可以在自己房间
里煮东西。我倒是可以让您有时使用厨房，如果灶头对您来说不至于太高的话。”
这是他头一回谈及奥斯卡的身高。他匆匆读了一下艺术学院的介绍信，信起了
作用，因为有院长劳伊塞教授的签名。他讲了各种注意事项，我只应声说“是”或
“阿门”，记住厨房在我的房间的左边，答应他衣服都送到外面去洗，因为他担心
热气会损坏洗澡间的糊墙纸，而我可以有把握地承诺此事，因为玛丽亚表示愿意替
我洗衣服。
我本该走了，去取行李，填写迁居表格。可是奥斯卡没有走。他不能离开这公
寓。他毫无理由地请他未来的房东告诉他厕所在哪里。蔡德勒用拇指指向一扇胶合
板门，这使人联想到战争年代和紧接着的战后年代。奥斯卡打算当即使用一下厕所，
蔡德勒便给他开了那个小地方的灯。蔡德勒脸上的肥皂沫已经硬结、剥落、作痒。
在厕所里，奥斯卡气恼至极，因为我本无此需要。我固执地等着，直到尿出了
那么一点儿。由于膀胱压力不够，我不得不使劲，又由于离马桶座圈太近，结果弄
湿了这个狭窄地方的马桶座圈和方砖地。我用手绢擦去坐旧的座圈上的尿，又用鞋
底抹掉不幸落到方砖地上的那几滴。
我上厕所时，蔡德勒并没有趁机去找剃须镜和热水，尽管他脸上的肥皂沫已经
硬结，很不舒服。他等在走廊上，可能对我特别偏爱。“您真特别，”他说，“还
没有签租约，就已经上厕所了。”
他手拿变凉、硬结的剃须刷走近我，肯定在策划开个笨拙的玩笑，却没有给我
添什么麻烦，而是打开了套间的门。奥斯卡在刺猬身边经过，用部分的目光盯着他，
向楼梯间退去。这时，我发现，厕所门在厨房门与那扇乳白玻璃门之间，玻璃门后
有一个护士不定期地在此住宿。
近黄昏时，奥斯卡带着行李和圣母画家拉斯科尼科夫送的铁皮鼓再次按蔡德勒
家的门铃，手里摇晃着迁居申报表。在此期间刮了脸、大概也洗了脚的刺猬，领我
走进蔡德勒的套间。
屋里有一股熄灭后的雪茄的烟味。有一股点燃过多次的雪茄的气味。此外，还
杂有许多一条摞一条的、被卷到房间各个角上的、可能是珍贵的地毯所散发出来的
气味。嗯，还有旧挂历的气味。不过，看不到挂历；旧挂历的气味恐怕就是地毯的
气味吧。奇怪的是，舒适的皮面椅子却没有自己的气味。这使我失望，因为奥斯卡
虽说从未在皮面因手椅上坐过，却有着真实的想象：皮面椅子是必定有气味的。因
此，他怀疑蔡德勒家的圈手椅和椅子的皮面不是真皮，而是人造革。
蔡德勒太太坐在一把圈手椅上，椅面光滑，无气味，事后证明是真皮革。她身
穿灰色服装，裁制成运动式，勉强合身。裙子缩到膝盖以上，露出三指宽的内裤。
她并不把往上缩的裙子拉拉好，而奥斯卡也发现，她的眼睛是哭肿了的。所以，我
不敢作自我介绍并向她问候几句。我无言地一躬身，在快直起腰之前扭头向蔡德勒
望去。他用大拇指一指，短促地咳嗽几声，就算作向我介绍了他的太太。
房间面积大，呈正方形。屋前的那棵栗子树使房间变得昏暗，也使它变大或变
小。我把箱子和鼓放在门口，拿着迁居申报表走近蔡德勒，他正站在两扇窗户之间。
奥斯卡听不到他走路的脚步声——这一点我以后还要补叙，他是踩着四块地毯走过
去的，地毯一块比一块小，一块压着另一块的边，地毯边颜色不同，有的有流苏有
的没有，构成了五彩的台阶。最低一级棕色里带点淡红，从墙根开始铺开去。第二
级是绿色的，大多数面积被家具所占，如沉重的碗橱，放满几十只利口酒杯的玻璃
柜，还有夫妻的大双人床。第三条地毯，蓝色，有图案，从一角铺到另一角。第四
条是葡萄红的维罗呢地毯，它的任务是承受一张蒙上蜡布保护桌面的圆形可伸缩餐
桌，以及四把用间距有规则的金属铆钉铆住的皮面椅子。
还有许多地毯，原非壁毯，却挂在墙上，或者被卷起来，懒洋洋地躺在墙根下。
奥斯卡推测，刺猬在币制改革以前做的是地毯交易，币制改革以后，他的地毯就没
有销路了。
开窗户的墙上，在两块东方风味的小地毯之间，挂着一个镶玻璃的镜框，里面
是一幅俾斯麦侯爵的肖像。这是房间里唯一的一幅画。刺猬满满登登地坐在这位宰
相下方的一把皮面因手椅里，看上去有点像俾斯麦的亲属。他从我手里接过迁居申
报表，警觉地、吹毛求疵地却又不耐烦地细看这份官方印制的表格的正反两面。他
的妻子随口问了一句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不料惹得他大发雷霆，使他越来
越像那位铁血宰相了。圈手椅一口把他吐了出来。他站在四条地毯上，把表格举在
一侧，用空气填满他的身子和背心，接着一跃踩到第一条和第二条地毯上，把下面
的一番话倾倒在正低头做针线活的他的太太身上：谁在这里讲话我又没有问到他谁
都不准讲除了我我我！不许再出声！
蔡德勒太太顺从地控制住自己，不再出声，埋头做针线活。这样一来，踩在地
毯上的刺猬就束手无策了，但他仍要人相信他这一通发作必须有回响，随后渐渐消
失。他一步跨到玻璃柜前，打开柜子，弄得它丁当直响，小心翼翼地叉开手指夹起
八个利口酒杯，又小心翼翼地把夹满玻璃杯的手从柜子里退出来而不致碰坏那些杯
子，像一个有七位客人的东道主，要亲自做一番手脚灵巧的表演供来宾消遣。他一
小步一小步地朝绿瓷砖连续燃烧炉走去，突然忘掉了自己应当谨慎小心，把手里那
些一碰就碎的货色朝冰冷的铸铁炉门扔去。
这个场面要求蔡德勒必须准确地扔中目标才行。令人惊讶的是，他的眼镜后面
的眼睛却看着他的太太。而她呢？已经站起身来，站到右窗户下朝针眼里穿线。他
砸碎玻璃杯后一秒钟，他的太太把线穿进了针眼，这可需要双手保持平稳，是件挺
难的事呀！蔡德勒太太回到还暖和的圈手椅前，坐下来，裙子又缩上去，露出三指
宽的粉红色内裤。刺猬探着身子，急促地喘息着然而全神贯注地观察着他的太太朝
窗户走去，接着穿针眼，随后走回去。她刚坐下，他就伸手到炉子背后，拿出一个
铁皮簸箕和一把扫帚，扫拢玻璃碎片，把簸箕里的这些垃圾倒在一张报纸上，报纸
的一半已经被利口酒杯碎片所占据，再没有地位来盛放第三次动怒后的碎片了。
假如读者认为，奥斯卡在扔碎玻璃的刺猬身上看到了他自己，看到了曾在多年
间唱碎玻璃的奥斯卡，我不能说诸君毫无道理。我当初也爱把一肚子怒火化作玻璃
碎片，不过，谁也不曾见到我事后又操起铁皮簸箕和扫帚！
蔡德勒清除掉他的怒火的遗痕之后，又坐到圈手椅上去。奥斯卡再次把刺猬两
手伸进玻璃柜去时落在地上的迁居申报表递给他。
蔡德勒在表格上签了名，并且让我明白，在他的寓所里必须保持秩序，各人想
干什么就干什么是不行的。他说，十五年来他一直是代销商，理发推子代销商，他
问我知不知道什么是理发推子！
奥斯卡自然知道什么是理发推子，他在房间的空气里做了几个动作来说明，让
蔡德勒看出我正在操作理发推子。他的大胡子修剪得很不错，让人看出他是个很不
错的代销商。他又告诉我他的工作日程：出门一周后在家待两天，永远如此。随后，
他便失去了对奥斯卡的兴趣，像刺猬似的坐在浅棕色的皮圈手椅里吱吱响地前后摇
着，眼镜镜片一闪一闪，不知是有还是没有缘故地说着：行行行行行。我该走了。
奥斯卡先向蔡德勒太太告辞。她的手冰冷，没有骨头，但又是干巴巴的。刺猬
在圈手椅里挥手，挥手让我朝门口走去，那里放着奥斯卡的行李。我两手已经拎起
我的家当，他的声音又传来了：“您箱子挂着的是什么玩意儿？”
“我的铁皮鼓。”
“那么您要在这里敲鼓吗？”
“不一定。从前我经常敲。”
“我看您可以敲，反正我不在家。”
“眼下还没有那种需要，会让我又敲起鼓来。”
“您怎么个子这么矮小，嗯？”
“不幸摔了一交，从此不长个儿了。”
“只要您不给我添麻烦就好，譬如，突然发病之类。”
“近几年里，我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好。您瞧瞧，我的身子多么灵便。”奥斯卡
在蔡德勒先生和太太面前蹦了几下，差点儿做起他在前线剧团时学会的体操动作来，
逗得蔡德勒太太吃吃窃笑，惹得蔡德勒先生又变成一只刺猬，可他还在拍大腿的时
候，我已经站在走廊里了，走过护士的乳白玻璃门、厕所门和厨房门，把行李拎进
我的房间。
这是五月初。从那一天起，护士的奥秘试探我，占据我，征服我。女护士使我
患病，可能使我得了不治之症，因为甚至在今天，当这一切均成往事时，我仍在反
驳我的护理员布鲁诺。他直言不讳地声称：唯独男人可以真正成为病人的看护，病
人让女护士护理自己的欲念，不如说是一种病兆。男护士辛辛苦苦地护理病人，有
时治愈了病人；与此相反，女护士们走的是女性的路子，她们是引诱病人走向康复
或者死亡，而且她们能轻易地使死亡具有性爱的意味，趣味无穷。
我的男看护布鲁诺就是这么说的。他也许是对的，但我不愿意首肯。有谁若是
像我这样的每隔几年便让女护士来证实一下自己没有死而是活着，谁就必定心存感
激。当一个虽有同情心但爱吐怨言的男护士出于职业嫉妒心，想要离间他和女护士
时，他是绝对不会允许的。
这种事情始于我三岁生日从地窖楼梯上摔下之时。我记得，她是绿蒂姆姆，从
普劳斯特来的。霍拉茨医生的护士英格姆姆同我相处过多年。保卫波兰邮局的战斗
过后，我同时迷恋于许多个女护士。只有一个护士的名字我还记得：她叫埃妮或贝
妮姆姆。还有吕内堡的、汉诺威大学附属医院的无名女护士们。之后是杜塞尔多夫
市立医院的女护士们，居于众人之上的是格特露德姆姆。现在，用不着我进医院去
看病，她自己就来了。处在最佳健康状况下，奥斯卡迷恋于一个女护士，她同他一
样是蔡德勒寓所的房客。从那一天起，我觉得世界充满了女护士。我清晨去上班，
到科涅夫那里去刻字，我等电车的站名叫马利亚医院。在医院的砖砌大门或放满花
盆的门前空场上，总有女护士们在来来往往。女护士们，结束了她们辛苦的服务工
作，或者正要去做。电车来了。我免不了经常跟这些精疲力竭的、至少也是疲乏失
神的女护士们坐在同一节拖车里，或者站在同一个站台上。起先，我讨厌她们身上
的气味，但很快就适应了她们的气味，站到她们身边去，甚至站到她们的职业服装
之间去。
比特路到了。天气好时，我在室外陈列的墓碑间凿字，看着她们两个一对、四
个一伙地手挽手走来。她们在休息，闲聊着，迫使正在刻辉绿石的奥斯卡抬头望去，
耽误了他的工作，因为每抬头看一次，就要我付出二十芬尼的代价。
电影广告：在德国一直有许多电影有护士出场。玛丽亚·谢尔诱使我去电影院。
她身穿护士服，笑，哭，充满自我牺牲精神地进行护理，始终头戴护士帽，微笑着
演奏严肃音乐，后又陷于绝望，几乎扯碎了她的睡衣，自杀未遂后牺牲了她的爱情
——博尔舍扮演医生——她忠诚于她的职业，保留了她的护士帽和红十字胸饰。奥
斯卡的小脑和大脑哈哈大笑，不间断地把不正经的邪念编织到影片里去，而奥斯卡
的眼睛却哭出了眼泪。我泪眼模糊地在荒漠中迷了路，荒漠者，穿白衣的无名志愿
护士也。我在其中寻找道罗泰娅姆姆，关于她，我只知道她租下了蔡德勒家乳白玻
璃门后面的小间。
我有时听到她的脚步声，她正上完夜班回来。我有时在晚上九点左右听到她的
声音，这时她结束白班回到她的小间。每当奥斯卡听到走廊上有护士的动静时，他
并不总是稳坐在椅子上。他经常摆弄着房门把手。谁能经受得住呢？如果有什么东
西从门口走过，可能是为了他而从门口走过的，他能不起来瞧一眼吗？如果邻室的
每一个声响看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使安稳地坐着的他一跃而起，他还能稳坐在椅
子上不动吗？
如果周围一片寂静，那情况会更糟糕。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个船艏形象，它是木
制的、被动的、寂静无声的。第一个博物馆看守躺在自己的血泊中。据说，尼俄柏
杀死了他。馆长另找一名看门人，因为博物馆不能关门大吉。第二个看守又死了，
人们惊呼：尼俄柏杀死了他。博物馆馆长好不容易找到了第三个看门人，也许已是
他找过的第十一个了。不管怎样，一天，这个好不容易找到的看门人也死了。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