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定流着希腊人的血液，因为她们正在实行数百年前在勒斯波斯岛上歌颂过的一种
爱＇注＇。她们互相偎依，十指并用，对我的敏感部位不屑一顾，让我看了一部分相
当有趣的镜头。她们同我一起喝热香槟，还征得我的同意，试一试我的顶端相当尖
的驼背的反抗力。试验成功，她们都很走运，这再次证明了我的论点：驼背给女人
带来好运气。
然而，同女人们的这种交往持续越久，就越使我悲哀。各种想法左右着我，政
局使我忧心忡忡。我蘸着香槟酒在桌面上画出对柏林的封锁＇注＇，描出空中走廊，
眼看这两个中国姑娘不能凑在一起，我对德国的重新统一也感到绝望，便开始做我
从未做过的事情：扮演约里克的奥斯卡要去寻找生活的意义。
我的两位女士再也想不出有什么值得我一看的东西时，她们哭了。泪水在化装
成的中国人脸上留下痕迹，露出她们的本相。我站起身来，开襟服鼓鼓囊囊，铃铛
乱响，想让三分之二的身子回家，留下三分之一去寻找狂欢节上一次小小的巧遇。
我见到了——不，是他向我打招呼的——上士兰克斯。
诸君还记得吗？一九四四年夏，我们在大西洋壁垒遇见过他。他在那里守卫水
泥，抽我的师傅贝布拉的香烟。
楼梯坐满了人，紧挨着，拥抱狂吻。我想上楼，正给自己点燃一支烟，有人拍
拍我。上次世界大战的一名上士说道：“喂，伙计，能给我一支烟吗？”
毫不奇怪，我靠这番话的帮助，也因为他的化装服是军灰色的，所以我一眼就
认出了他。不过，假如这位上士和水泥画师军灰色的膝盖上不搂着缪斯本人的话，
我是不会重温旧交的。
请读者先让我同水泥画家交谈，随后再来描绘缪斯吧！我不仅给了他香烟，还
用打火机给他点燃。他抽烟时，我说：“您还记得吗，兰克斯上士？贝布拉前线剧
团？神秘，野蛮，无聊？”
我这么一问，画师吓了一跳，香烟倒是没掉，却让缪斯从膝上摔了下来。我扶
起那个喝得烂醉的长腿姑娘，交还给他。我们两个，兰克斯和奥斯卡，一起回忆：
海尔佐格中尉，兰克斯把他叫做胡思乱想的家伙，破口大骂。他显然想起了我的师
傅贝布拉和修女们，当时，她们在隆美尔芦笋间找螃蟹。而我却对缪斯的露面大感
惊异。她是扮作天使来的，头戴一顶包装出口鸡蛋用的可塑形硬纸板做的帽子，尽
管喝得烂醉，尽管翅膀已被折断，可怜巴巴，但仍显出天国女居民的某些工艺美术
的魅力。“这是乌拉。”画师兰克斯告诉我，“她原先学过裁缝，现在想搞艺术，
可我不同意。当裁缝能挣钱，搞艺术挣个屁。”
奥斯卡搞艺术可挣不少钱啊！他于是提议，推荐女裁缝乌拉给艺术学院的画家
们当模特儿和缪斯。听了我的建议，兰克斯喜形于色，随手从我的烟盒里抽出三支
烟，而他则邀请我去他的画室，可转眼间他又小气起来，说到那里的出租汽车钱得
由我来掏。
我们马上动身，离开了狂欢会场，到了西塔德街他的工作室，我付了出租汽车
钱。兰克斯为我们煮咖啡醒酒，缪斯又活了。我用右手食指给她抠喉咙，她呕吐了
一阵之后，差不多清醒了。
我现在才看到，她的淡蓝色眼睛始终露出惊讶的目光。我听到了她的声音，有
些尖声尖气，细弱无力，却不乏动人的魅力。画师兰克斯向她讲了我的提议，与其
说是建议还不如说是命令她到艺术学院去当模特儿。她先拒绝，不愿到艺术学院去
当缪斯或者模特儿，只想属于画师兰克斯。兰克斯板起面孔，二话不说，像有才华
的画师爱干的那样，举起大巴掌煽了她几个耳光，又问她一遍，随后满意地笑了，
脾气又变好了，因为她抽泣着，活像天使在痛哭，说她愿意给艺术学院的画家们当
报酬多的模特儿，如果有可能，也当缪斯。
读者必须想象出，乌拉身高约一米七八，细高挑儿，娇媚可爱，弱不禁风，使
人同时联想到波堤切利＇注＇和克拉纳赫＇注＇。我们一起当
双裸体。她的肉细长光滑，
布满孩子的细汗毛，龙虾肉大致就是她的肉色。她的头发也细，但长，干草黄。下
身的毛鬈曲，微红，构成一个小三角。腋下的毛，乌拉每周剃一次。
果然不出所料，普通学生画我们时办法不多，把她的胳臂画得太长，把我的脑
袋画得太大，陷入所有的初学者的错误中去：总不能把我们全部画进画纸里去。
直到齐格和拉斯科尼科夫发现我们后，才产生了符合缪斯和我的形象的画。
她睡着，我吓唬她：农牧神和山林水泽仙女。
我蹲着，她朝我弯下腰来，小酥胸总有点冰凉，抚摩着我的头发：美人与怪兽。
她躺着，我戴上长角马头面具，在她的两条长腿间嬉戏：女士与独角兽。
这些都是以齐格或拉斯科尼科夫的风格画的，彩色的，或是高雅的灰色调的，
用细笔描绘细部，或按齐格的习用手法，用天才的刮刀刮，仅仅暗示出乌拉和奥斯
卡周围的神秘气氛。拉斯科尼科夫又靠我们的帮助，找到了通往超现实主义的道路：
奥斯卡的脸变成蜂蜜黄的钟面，犹如从前我家那个落地钟；我的驼背里机械地开放
着缠绕的玫瑰，这是乌拉种下的；她上半截在微笑，下半截拖着两条长腿，肚子被
切开；我会在里面，蹲在她的肝和牌之间，翻看一本图画书。他们也爱把我们塞进
戏装里，把乌拉画成哥伦比娜＇注＇，把我画成悲哀的白脸小丑。末了，拉斯科尼科
夫——人家给他起这个绰号＇注＇，是因为他老是讲罪过和赎罪——显示出他的才能，
画成了一幅杰作：我坐在乌拉汗毛柔软的左大腿上，赤身裸体，一个畸形童子，她
充当圣母，奥斯卡纹丝不动地扮作耶稣。
这幅画后来多次展出，题名为：《四九年圣母》。它又被当成广告画，也证明
有效果，之后，落到我的好市民玛丽亚的眼睛里，导致了家庭争吵。然而，一个莱
茵工业家仍出大价钱把它买下，今天还挂在一幢办公大楼的会议厅里，影响着董事
们的决策。
人们利用我的驼背和体形干出的那种天才的胡闹事，也使我得到消遣。此外，
乌拉和我总有人请去当双裸体模特儿，每人每小时挣两马克五十芬尼。乌拉也觉得
当模特儿挺好。自从她按时带钱回家以来，巴掌大、打人狠的画师兰克斯待她也好
多了。只有当他的天才的抽象作品要求他发怒时，他才动手打她。兰克斯从未利用
她当纯视觉的模特儿，所以，对这位画师来说，她在某种意义上是个缪斯，因为唯
有他扇她的那些耳光才赋予他的画师的手真正的创造潜力。
乌拉爱哭泣，生性脆弱，从本质上说，有一种天使的坚毅性，但也会刺激我干
出暴力行为来。不过，我始终控制着自己，当我的欲望感觉到受了鞭答时，便请她
去甜食店，装出一副绅士派头——这是同艺术家打交道时养成的——领着她，把她
当成我的矮小身体边一棵高大的植物，在热闹的国王林阴道上目瞪口呆的行人中间
散步，给她买淡紫色长袜，玫瑰色手套。
她同画家拉斯科尼科夫的关系就不同了。他无需接近乌拉，就能经常同她进行
最密切的交往。他让她在转盘上敞开两腿，摆好姿势，却又不画，而是坐到离她几
步远的一张小凳上，口中念念有词：罪过，赎罪，却死盯着那个方向，直到缪斯的
下身湿了，开放了，而拉斯科尼科夫也通过看和念达到了解脱，从凳子上一跃而起，
给画板上的《四九年圣母》添加了了不起的几笔。
拉斯科尼科夫有时也死盯着我，尽管原因不同。他认为我身上缺些什么。他谈
到我的两手之间有个真空，便接二连三地把各种东西塞在我的手指间。凭着他的超
现实主义的幻想，他能够想出许许多多东西来。他用手枪武装奥斯卡，让扮演耶稣
的我瞄准圣母。他让我递给她一个沙漏，一面镜子，镜子里的圣母变成丑八怪，因
为那是一面凸镜。剪刀、鱼骨头、电话听筒、骷髅头、小飞机、坦克车、远洋轮，
我的两只手都拿过，可是，拉斯科尼科夫很快就发觉，真空仍旧没有填满。
奥斯卡害怕那一天，到那时，画家会拿来那件唯一注定由我拿着的东西。他终
于把鼓拿来了。我喊道：“不！”
拉斯科尼科夫说：“拿着鼓，奥斯卡，我已经认清你了！”
我在发抖：“再也不啦！这是过去的事啦！”
他，阴沉地：“什么事情都不会过去，一切都会重来。罪过，赎罪，又一次罪
过！”
我，用尽最后的力气：“奥斯卡已经忏悔过了，免去这鼓吧！我什么都愿意拿，
只是不要这铁皮！”
我哭泣，乌拉朝我俯下身来。泪水迷住了我的眼睛，她可以无碍地吻我，缪斯
使劲儿地吻了我。所有受过缪斯的吻的人，肯定都会理解，奥斯卡在受了这个盖印
章似的吻以后，立即又接过鼓，接过那个铁皮来。几年前，他放弃了它，把它埋在
萨斯佩公墓的沙土里了。
但是，我没有敲鼓。我只是摆摆姿势，被画成了“四九年圣母”赤裸的左大腿
上的击鼓耶稣，真够糟糕的！
就这样，玛丽亚在预告一次艺术展览会的招贴画上看到了我。她瞒着我去看展
览，大概在这幅画前站了很久，满腔怒火，因为她在同我谈话时，竟用我儿子库尔
特的学生直尺接我。几个月前，她在一家较大的美食店里找到了工作，工资优厚，
先当售货员，由于能干，很快就当上了出纳员。我面前的她，已不再是做黑市交易
的东土难民，而是在西方入籍随俗、安分守己的人了。她因此相当有说服力地把我
骂作脏猪、撞婊子的公山羊、堕落的家伙，她再也不想看到我搞肮脏事赚来的肮脏
钱，连我也不愿再看到了。
虽说玛丽亚不久就收回了这最后一句话，十四天后，又把我当模特儿挣来的钱
里不小的一部分收作家用钱，我还是决定放弃同她、同她的姐姐古丝特和我的儿子
库尔特一起居住。我原先打算远远地离开，到汉堡去，若有可能就重返海边。玛丽
亚相当快地接受了我搬迁的打算，可她在她的姐姐古丝特帮腔之下说服了我，在她
们和小库尔特附近，不管怎么样也得在杜塞尔多夫找一个房间。
刺猬
构造，砍伐，剔除，纳入，吹掉，仿作：奥斯卡成了房客后才学会用鼓召回往
事。在这件事上，不仅这房间、刺猬、院子里的棺材仓库以及闵策尔先生帮助了我，
护士道罗泰娅姆姆对于我也是一服刺激剂。
你知道帕西伐尔吗？我也不特别熟悉他。唯有雪地上三滴血的故事留在我的记
忆里。这则故事确实，因为它正适合我的情况。它可能适合每一个有某种观念的人
的情况。但是奥斯卡写自己；因此，他几乎怀疑那则故事对他正合适。
我始终还在当艺术的仆人，让别人把我画成蓝色、绿色、黄色和土色，让别人
把我抹黑，放在各种背景之前。我跟缪斯乌拉一起使艺术学院的冬季学期获得生机。
我们还将把我们的缪斯的祝福授予相继而来的夏季学期。但是，已经降雪了，雪接
受了那三滴血，它们像吸引住傻瓜帕西伐尔的目光一样地吸引住了我的目光。关于
此人，傻瓜奥斯卡所知甚少，因此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感到自己跟傻瓜帕西伐尔
是同一个人。
我所描绘的情景尽管粗陋，但在诸君眼里想必是够清楚的：雪，这是一个护士
的职业服装；大多数护士，包括道罗泰娅姆姆在内，她们都佩戴的连结衣领的饰针
中央的红十字，便是闪闪发光的三滴血。我坐着，目光难以离开它。
不过，当我在蔡德勒公寓原先用作浴室的房间里坐下之前，我恐怕先得寻找这
个房间才是。冬季学期刚结束，部分大学生退掉了他们的房间，回家过完复活节，
有的又回来，有的不再回来。我的女同事缪斯乌拉帮我找房间，陪我去大学生代表
处。那里，人家给了我许多个地址以及一封艺术学院的介绍信，把我打发走了。
我去看房子以前，先去比特路作坊里拜访了石匠科涅夫，这是许久以来的头一
回。亲密之情促使我去，我也为了在假期里找份工作做。我，不带乌拉，在几位教
授家当私人模特儿，钟点不多，在六周的假期里难以赖此餬口。此外，我还得挣到
一间带家具的房间的租金。
我见到了科涅夫。他没有变样，后颈上有两个快好的和一个尚未熟的疖子，正
弯着腰，在一块已经过粗凿的比利时花岗岩碑上一下一下地凿沟槽。我们聊了一会
儿。我摆弄起几把刻字凿来暗示，环顾四周已经磨光、等候刻碑文的石头。有两块
壳灰岩一米石和一块双穴墓西里西亚大理石碑，看来科涅夫已经卖出，只缺一个内
行的刻字匠来刻字了。币制改革以后，石匠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我为他感到高
兴。当初，我们两人就曾以这样的智慧之言相互安慰：一次币制改革，不论它多么
乐观，也不能阻止人们死去，随后来买墓碑。
这句话已被证明为真理。又有人死去，又有人来买墓碑。此外，还有币制改革
以前所没有的委托任务：肉铺房屋正面和铺子里面都要贴上五彩大理石片；某些银
行和百货大楼的砂石或凝灰岩正面被破坏了，现在也要修复和装饰，以恢复过去的
外观。
我称赞科涅夫勤快，问他这么多的活计是否都干完了。他先回避，之后又承认，
有时他真希望自己能有四只手。末了，他向我建议，我可以在他这儿每天干半天刻
字活儿：石灰岩上刻凹形字，每个字母四十五芬尼，花岗岩和辉绿石上的，五十五
芬尼；凸形字，每个字母六十到七十五芬尼。
我立刻站到一块壳灰岩碑前，迅速干起来，刻着四体字：阿洛依斯·居弗尔—
—一八八七年九月三日生——一九四六年六月十日卒，在四小时内，刻完了三十个
字母与数字。我走时，按工资等级表，共得十三马克五十芬尼。
这是我可以支付的每月房租的三分之一。房租若高于四十马克，我不愿给也付
不起，因为奥斯卡把继续贴补——虽说钱数不大——比尔克的家庭开支，贴补玛丽
亚、库尔特和古丝特·克斯特看做是自己应尽的义务。
从学院的大学生代表处的热心人那里得到的四个地址中，我先挑出一个：蔡德
勒，尤利希街七号，因为那里离学院近。
五月初。天气热，阴沉沉的，下莱茵地区典型的春季天气，我带着足够的钱出
门去。玛丽亚事先替我把衣服弄得很整洁，我显出有教养的样子。那幢房子坐落在
剥落的灰泥堆里，屋前有一棵沾满尘土的栗子树。蔡德勒住在四楼一套三居室里。
尤利希街一大半是废墟，很难说有什么相邻的房屋或街对面的房屋。左边有一座山，
横七竖八地插着生锈的Ｔ形梁架，野草和野花丛生，可以让人猜出，从前这里有过
一幢四层楼房，与蔡德勒的房屋邻接。右边，部分遭毁坏的一层到三层楼终于修复
使用。可是，建筑材料大概不够。房屋的正面是光油油的瑞典黑花岗岩，上面有许
多窟窿，而且凹凸不平，有待修缮。墙上刻的“朔纳曼殡仪馆”的招牌已残缺不全，
我现在记不清缺了哪些字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