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我慎重从事的告诫。
我终于把消息透露给伍利夫妇。看上去，他们都很高兴。莱恩当然不必说了，可凯瑟琳总是捉摸不透似的。
她不容置否地说：“只是你两年之内决不要嫁给他。”
“两年之内？”我沮丧地道。
“对。这是命里注定的。”
“哦，我认为这样不明智。我已经比他大许多了，年龄愈来愈大，结婚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呢，还是应该让他享受生活的甘美才好。”
“我认为这对他毫无益处。”凯瑟琳说，“对他这种年龄的人毫无好处可言，他会认为万事如意的。我认为最好让他等两年，不能再短了。”
这个主意我不敢苟同，这似乎是个严厉的清教徒的观点。
我的婚事弄得满城风雨，给我带来了难堪，于是我想尽量地不再声张了。我们商定卡洛和玛丽·费舍还有罗莎琳德跟我们一起去斯凯岛，在那里住三个星期。我们的婚事预告将在那儿公布，在爱丁堡的圣哥伦教堂举行婚礼。
随后，我带马克斯去探望宠基和詹姆斯，詹姆斯虽然没有提出异议，但脸上露出不高兴的神色，宠基仍极力阻止我们的婚事。
在列车上，我几乎反悔。马克斯聚精会神地听我讲述家里情况。
“你说的是詹姆斯·瓦茨吗？”他问，“我上大学时有个同学叫詹姆斯·瓦茨，那是你姐姐的孩子？他可是个绝妙的喜剧演员，极擅于模仿人。”
听说马克斯和我的外甥是同届同学，我简直要坚持不住了，我俩的婚事似乎毫不可能了。
我绝望地说：“你年龄太小了，太小了。”
这次马克斯真的害怕了。
“根本不小。我上大学的确年纪不大，可我的同学都说我很老成，我和瓦茨那帮人根本不同。”但是我在良心上仍感到不安。
宠基竭尽全力要说服马克斯，我都怕会引起马克斯的讨厌，事实恰恰相反。他说她是那么真诚，那么急切地渴望我幸福。人们对我姐姐的断语总是如此。
临别时，宠基泪如泉涌，不再说话。詹姆斯向我很宽厚地告别。好在我外甥杰克没在家，不然会把事情弄糟的。
“当然，我一眼就看出你打定主意要嫁给他，”我姐夫说，“我知道你不会改变主意。”
“嗨，简，你不知道，我奸像每天都在变来变去。”
“这倒未必。我希望你会一切随心。这不是我所希望你选择的，但你总是很有眼力，我觉得他是那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年轻人。”
我多么喜爱亲爱的詹姆斯啊，他总是那么苦口婆心，“别理会宠基，你知道她的为人，生米煮成熟饭她就会改变看法的。”
我问宠基能不能去爱丁堡参加我们的婚礼，她认为最好是不去。“我会哭出声的，扫大家的兴。”我为此由衷地感谢。
在圣哥伦巴教堂内举行婚礼后，我俩仍分居两地，像古老的歌谣说的那样，我们在教堂前的草坪上分手了。马克斯回到了伦敦以便三天内完成乌尔的研究，而我则在第二天和罗莎琳德一起回到了克雷斯威尔，在那儿忠诚的贝西迎接我，她还蒙在鼓里。马克斯两天后坐一辆出租汽车来到克雷斯威尔门口，我们乘车去多佛尔，从那里渡过海峡去我们蜜月的第一站：威尼斯。
蜜月是马克斯一手安排的。我相信谁也没有像我们这样沉浸在蜜月的幸福之中。惟一与蜜月不和谐的就是东方快车上的臭虫，甚至在到威尼斯之前，它们就从木板下钻出来，频频袭扰我们。
第九章 共同生活
1
蜜月期间，我们游览了杜布罗夫尼克，从那儿又到了斯普利特。我永远忘不了斯普列特。傍晚时分，我们从旅馆出来散步，当走到个广场的转弯处，看到圣·格雷戈里的巨影耸入云霄，这是雕塑家梅斯特罗维奇的杰作。它俯瞰着万物，像是永恒的里程碑在人们记忆中难以磨灭。
旅行的下一步是顺达尔马提亚海岸而下，沿希腊海岸到达帕特雷。我们搭乘的船是只小货轮，船上总共才有四名乘客，我俩住一间客舱，另外两人在另一间客舱。他们到下一站就下船了，于是剩下我们两个乘客。
我从没在船上吃过这么好的饭菜：切成薄片的美味羊肉，非常鲜嫩，新鲜蔬菜、米饭、烤肉扦上满是香喷喷的调料。我们和船长结结巴巴地用意大利语交谈着。他问道：“喜欢这饭荣吗？我很高兴为你们安排英国式饭荣，这是地道的英国式饭菜。”
但愿他别到英国来，以免他会看到真正的英国饭莱。
我们在这条塞尔维亚小船上愉快地过了几天，船不时地在沿途港口停靠，圣安娜、圣毛拉、圣地夸拉塔等等。我俩上岸前，船长总是提醒我们开船前半小时鸣气笛。于是当我们俩倘徉在橄榄树下或坐在百花丛中，耳边会突然响起笛声，我们便急忙转身跑回船。坐在橄榄丛中，四周一片静谧，我俩沉浸在幸福中．此情此景多令人惬意啊，简直是在伊甸乐园，人间天堂。
终于到了帕特雷，我们愉快地告别船长，坐上滑稽的小火车去奥林匹亚。
希腊无须多谈。奥林匹亚正如想象那般美丽。第二天我俩骑着骡子去安德里策纳，坦白地说，这几乎使我们的婚姻出现危机。
我以前从未骑过骡子，十四小时的路程带来难以置信的痛苦。我竟到了分不清骡子与步行两者之间哪一个更痛苦的地步。到目的地后，我从骡子上滑了下来，腿脚僵直得难以走路，我责怪马克斯说：“如果你不知道别人经过这种跋涉后的痛苦，你就没资格结婚。”
我们在安德里策纳休息了两天来恢复体力。我承认嫁给他并不后悔，他也可以学一学如何照顾妻子，仔细地计算路程之后再请妻子骑骡子旅行。我俩到巴萨神庙又骑了近五小时的骡子，可这一次我毫不感到劳累。
埃皮德奥鲁斯在我眼中绮丽极了，但是在那儿我第一次领教了考古学家的性格。那天天气很好，我攀到剧场高处坐下，把马克斯一人撇在博物馆里看碑铭。过了很久，他还没来找我。我终于沉不住气了，下来走进了博物馆。马克斯仍直挺挺地俯卧在地上，蛮有兴趣地研究铭文。
“你还在看那玩意儿？”我问他。
“嗯，这很罕见，”他说，“你看这儿，我给你讲讲好吗？”“我想用不着，”我语气坚定地说，“外面美极了，真称得上是赏心悦目。”
“嗯，我相信一定是这样。”马克斯心不在焉地说。
“我再出去你不会介意吧？”我问。
“不会，”马克斯略带惊奇的口吻说，“这很好，我还以为你对这铭文感兴趣呢。”
“我想这不会比外面更有趣。”我说，又回到剧场高处坐着眺望远方。一个钟头过后，马克斯来找我，脸上浮着微笑，他已经解读了一个极为难解的希腊短语，这对他来说，一天都会因此而变得更有意义。
德尔法真令人难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迷人的景色，我们甚至四处寻觅，想在那儿找一块地将来有一天造所房子。我记得我俩选定了三处。这是美好的梦想：不记得我俩当时是不是相信这个计划。前两年，我故地重游，看到大轿车川流不息，咖啡店，纪念品和旅游者到处可见，我真庆幸没在那儿造房子，到雅典，蜜月就到日子了，就在还有四五天就要分手的时候，我们这两个伊甸乐园的幸福居民突然大祸临头．我病倒了，最初以为是患了那种在中东常见的肚子疼，其中有吉皮肚子疼，巴格达肚子疼，德黑兰肚子疼等。我把这一次叫做雅典肚子疼，但实际情况要糟糕得多。
过了几天，我起来了，可驾车游览时，我难受得不得不又把车子开回来。当时能请到的只有希腊医生。他讲法语，我很快认识到，尽管我的法语足以应付一般交际，可对医学术语却一无所知。
这位医生把我的病归于吃了红鲱鱼头的缘故。据他说，这种鱼对于不大会炖鱼的初来乍到的人危险性很大。曾有一位内阁大臣也得了这种病，差一点送命。我确信自己病得随时都可能死掉。我仍发着高烧，吃不进东西。然而，这医生到底救了我一命。我告诉马克斯让他放心，第二天他就可以走了。
“岂有此理，我怎么能撇下你呢，亲爱的？”他说。
麻烦在于马克斯受人之托，要按时赶到乌尔，为考察队的住房砌造各种辅助设施，以便在伍利夫妇和考察队其他成员两星期后到达时一切都准备就绪。他要砌一间新餐厅并为凯瑟琳修一间新浴室。
“我相信他们会谅解我的，”马克斯说。但他语气中流感出迟疑。我知道他们是不会谅解的。我气愤地告诉他说他们会把他的不负责任归罪于我。这事关我俩的名誉，马克斯必须按时赶到那里，我让他放心，我会平安无事的。我将静卧休息一星期，然后坐东方快车径直回家。
可怜的马克斯心都碎了。同时他又被那种该诅咒的英国式的责任感所围困。这是伦纳德·伍利长期以来对他施加的影响的结果。
最后，我们俩怀着某种生离死别的悲壮心情告别，马克斯终于离我而去履行他的职责去了。
我像根木头似地躺在由绿色墙纸裱糊的房间里，像只猫那样病恹恹的．腰疼，胃疼，虚弱得连手都不愿抬一下。我叫人端来淡而无味的煮通心粉，吃了两口就推开了。看来再吃点什么是不可能的。
我惦念着马克斯。此时他应该到贝鲁特了，明天他将随奈恩车队穿过沙漠。可怜的马克斯，他该多挂念我呵。
幸运的是，我不必再为自己担心了。我已感到内心翻腾着要干点事或挪挪地方的决心。我又吃了些无味的煮通心粉，放了点碎乳酪。每天早晨在室内来回走三趟以便恢复腿劲。医生来看我时说已经好多了。
“不错。嗯，看得出你是在恢复。”
“说真说，我后天就想回家了。”
“噢，别说蠢话。告诉你，那位内阁大臣……”我按计划离开了那儿。旅馆的搬运工搀着我蹒跚地登上火车。我躺倒在我的铺位上，没怎么动弹，偶尔叫人从餐车给我端碗热汤来。汤总是油腻腻的，我毫无胃口。假如是若干年后，这种不喜油腻倒是对保持体型有好处，可在当时我还很纤瘦。旅程结束回到家时，我已皮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了。回到家后，躺在自己的床上真是再舒适不过了。过了将近一个月，我才完全恢复了体力和精力。
马克斯平安抵达乌尔，他为我一直心烦意乱，一路发了数封电报，盼我的回音，可总是杳无音讯。他用工作来冲淡内心的焦虑，所干的话比伍利夫妇预料的要多得多。
到了我现在的年纪，我非常清楚如何对付性格爱冲动的人：演员、制片人、建筑师、音乐家和像凯瑟琳·伍利这样爱慕虚荣的人。就母亲而言，马克斯母亲是那种我所说的极敏感的人，我母亲也属同一类人。
我的几位演员朋友就好发脾气。查尔斯·劳顿在《不在犯罪现场》中扮演赫尔克里·波洛。一次在排演休息时，他一边吸着冰淇淋水，一边向我说起他的处世绝招：“装作喜怒无常很有好处。人们会说，当心别惹恼了他，要知道，他动不动就发脾气。”
“这种做法有时让人心烦，”他补充说，“尤其是你并没有这种欲望的时候。但是这样毕竟划得来，每次都不会吃亏。”
2
这时期的创作活动在我记忆里似乎难以理解的模糊，这看来不可思议。其实即便在当时，我也没把自己看做是一名真正的作家。我写作长篇和短篇小说，并能出版。我开始习惯于把这做为一项固定的收人。可每当我填写表格中职业一栏时，我除写上当时引以为荣的“已婚妇女”之外不知道还有什么好写的。我是个已婚妇女，这是我的身份，是我的职业。写书是我的副业。我从没有把写作冠之“专业”的金字招牌。我觉得那样太荒唐。
我的婆婆对此不理解，“你写得精彩极了，亲爱的阿加莎，你应该写点，嗯，更严肃的？”指的是“值得写的”东西。我发觉我无法向她解释，也没想到要解释，我的作品是为消遣而写的。
我想做个优秀的侦探小说作家，当时确实是这样想的。
我洋洋自得地认为自己是个优秀的侦探小说作家。我的一些作品使我感到得意和满足。但是，我从未得意忘形过，因为我觉得这些并不是最高成就。故事并不像为第一章拟写线索发展时所构想或镀步时喃喃自语展现在眼前的那样理想。
可爱的婆婆大概是要我写出某个世界著名人物的传记。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会比这更棘手的了。然而，我总是不加思索十分谦虚地回答说：“您说的对，不过我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罗莎琳德往往会纠正我说：“可你就是个作家，妈妈。这一点毫无疑问。”
可怜的马克斯由于结婚而被狠狠地治了一下：就我所知，他从不看小说。凯瑟琳·伍利把《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强塞给他，他却一个字都没看。有人在他面前谈过故事的结局，他说：“知道了结局，这书还有什么看头？”而就在这时，他成了我丈夫，于是他毅然地捧起了书。
到这时为止，我已写了近十本书，他慢腾腾地从第一本看起。马克斯关于轻松读物的概念是那些深奥的考古学著作或古典专题的研究著作。因此，他看这种轻松小说时愁眉苦脸的样子十分好笑。可我应该骄傲地说，他坚持下来了，后来，他似乎对这种自讨苦吃也乐在其中了。
可笑的是我对婚后撰写的书竟然印象无几。大概是我过于沉湎在日常生活的欢乐之中，而写作成为我的时断时续的任务了。我从没有一间固定的专用写作室。在以后的许多年里，这给我带来了许多麻烦，因为每逢接待来访者，他们第一个要求就是拍摄一张我的工作照。
“带我们看看你的写作室吧。”
“噢，我在哪儿都可以写。”
“可总有个专用房间吧？”
然而我没有。我的全部用品不过是一张结实的桌子和一台打字机。这时我已开始用打字机直接写作，尽管我仍习惯在开始几章时以及间或着用笔创作，随后再用打字机打出。卧室里一张放脸盆用的大理石桌面成了写作的好地方；餐厅里的餐桌也挺合适。
家里人常常注意到我又要开始创作了，“看，米苏斯又在琢磨呢。”卡洛和玛丽总是叫我米苏斯，她们都看得出我陷入沉思的表情，她们有所期待地望着我，催我躲进屋子里专心写作。
许多朋友对我说：“不晓得你什么时候写书，因为我们从来看不到你写作的情景，甚至看不到你到什么地方写作。”我的行踪大概和狗叼着骨头走开的情况差不多：狗偷偷摸摸地走开，半小时内见不到其踪影。随后它会鼻子上沾满泥土，扭扭捏捏地出现在面前。我大概也是如此，要去写作时，我总是有些不自然。可每逢我得以抽身，关上房门不让别人打搅，就可以伏案疾书，完全沉浸在写作之中。
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之间，我写的作品相当可观：除了一些完整的长篇之外，还出版了两本短篇小说集。
一本以奎因先生为主角的小说集，这是我的得意之作。我写作并不经常，或许隔三四个月才写一篇，有时间隔还会更长些。期刊似乎喜欢这类作品，我自己也颇为得意，但是我回绝了给期刊写系列小说的要求。我不想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