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症状消失了，彻底地治好了。摆脱了病痛再次使我高兴。
接着我和阿尔奇到了蒙特利尔。我们又得兵分两路：阿尔奇随贝尔彻去视察几家银狐农场，我乘火车南下纽约。这时我已身无分文了。
亲爱的卡西婶母在纽约接我。她待我温厚、慈爱、亲切。
我和她一起住在她里费赛得街的公寓里。她那时年事已高——我估计快八十了。地带我去看望她弟媳皮尔庞特·摩根家年轻的一代，还带我去一家高级餐馆品尝美味佳肴。她谈起了我父亲以及他初来纽约的日子。我过得很开心。临走前，卡西婶母问我临别有何要求，我告诉她我渴望去自助餐厅吃顿饭。英国人对自助餐厅一无所知，我是在纽约看了报才了解到的，想去试试。卡西婶母觉得这是个不一般的愿望。她想象不到谁会想去自助餐厅，但由于她一心想让我高兴，就带我去了。她说她自己也是第一次去自助餐厅，拿着餐具从柜台上自己选莱，我发现这种经历既新鲜又有趣。
与阿尔奇和贝尔彻在纽约见面的这天终于到来了。我盼着他们的到来，因为尽管卡西婶母待我和蔼可亲，可我仍然感到像只被困在金笼子里的小鸟。卡西婶母从未想到让我独自一人出去走走。这对在伦敦四处闲逛惯了的我可真非同一般，我被困得焦躁不安。
阿尔奇和贝尔彻在纽约过了一夜，第二天我们登上贝伦加里亚号启程回英国。我不敢说再次坐船旅行已能适应，但这次我只是稍稍有点晕船。突变的天气来得不是时候，因为我们正在打桥牌，贝尔彻坚持要和我搭档，我可不情愿，因为尽管他牌打得不错，可一输就脸色阴沉。我本打算玩几局就散伙，于是就和他搭档玩起来。谁料想一直打到最后一局。那天海风猎猎，轮船前后颠簸。我没敢想中途退下来，惟一的希望就是在牌桌前不要出丑。可能是最后一局，发牌时贝尔彻突然大骂一声，把牌摔在桌上。
“这局输定了，”他说，“输定了！”他怒骂着。我估计再稍有不快他就会摊牌认输，让对方轻取这局。然而，我倒有满手的好脾。我的牌技槽透了，可牌争气，不能输掉。我由于晕船一阵阵恶心，打错了牌，忘了将牌，干尽了费事——但是我手气好极了。我们终于赢了这局。随后我便回到客舱，声音凄凉地呻吟着直到抵达英国。
2
回到家本应是愉快的团聚生活的开始，然而现实搅碎了这个好梦。我们一贫如洗了。阿尔奇给古德斯坦先生做事已成往事，他的职位已被另一个年轻人取代了。当然，我手头还有可从祖父的遗产中提取的进款，我们可以靠这一百镑年金过活。可是阿尔奇不愿动用积蓄。他得找个工作，而且愈快愈好，赶在付房租、保姆的佣金以及每周的食品账单之前。找工作并非易事一一事实上甚至比战争刚结束时更难。幸运的是，如今我对那段艰难的日子的记忆已淡漠了。我只记得日子过得不舒心，因为阿尔奇整日愁眉苦脸，他不是那种能含辛茹苦的人。他自己也深知如此。我记得他在我们才结婚时曾警告我说：“记住，我不是个完人，假如景况不佳，我会手足无措的，我不喜欢性情乖戾的人，容不得人们郁郁寡欢，萎靡不振。”
我们明知冒险，可满足于试试机会。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承认现实：享受的日子过去了，该是怀着焦虑、沮丧的心情付钱的时候了。我觉得自己也无能为力，因为不能给阿尔奇一点帮助。我告诫自己要一起共度难关。我一开始就承受着他每天的脾气暴躁或缄默和忧郁。我要想高兴高兴，他就说我对严重的处境无动于衷；我要脸色不好，他就说我“拉长脸也没用。你知道后果如何？”似乎我做什么都不对。
最后，阿尔奇不容商量地说：“喂，我想你惟一能起点作用的就是赶快离开这儿。”
“赶快离开这儿？去哪儿？”
“不知道。去宠基家——她会欢迎你和罗莎琳德去。或者回家找你母亲去。”
“可是，阿尔奇，我想和你呆在一起；我想分担些因难——难道不行吗？我们不能一起分担困难吗？我不能干点什么吗？”现在也许我会说：“我去找个工作。”可是，在一九二三年连想说说找工作都不可能。一次大战中有妇女辅助空军队，或者去军工厂和医院找份工作。但这些都是临时性的；政府部门不招募女工作人员。商店职工过剩。但我仍坚持己见，不同意离开。我至少能洗衣做饭。我们辞掉了佣人。
我很少言语，不去打搅阿尔奇，这似乎是我对他有所帮助的惟一态度。
他来往于金融机构，去见每一个或许了解哪儿需要雇员的人。最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尽管不太满意。
我努力静下心来写点东西，因为我觉得这样做多少能嫌点钱。我还没想以写作为生。在《随笔》中发表的短篇小说鼓舞了我；那种钱来得实实在在。那些短篇小说被人买去了版权，付了钞票，钱已花掉了。我坐下来着手写另一部书。
周游世界之前，我们去贝尔彻家吃饭。他曾鼓励我写部以他的家米尔庄园为背景的侦探小说，“《米尔庄园的秘密》，这个题目相当不错。你觉得如何？”我表示同意，并说《米尔庄园的秘密》或《米尔庄园谋杀案》做题目都不错，我会考虑他的建议的。周游世界时，他时常谈起这件事。
“告诉你，你如果写《米尔庄园的秘密》，得把我写进去。”他说。
“我想没法把你写进去。我对真人真事无能为力，书中人物只能靠想象产生。”我回答他。
“胡扯，我不在乎是不是像我，可我只想在侦探小说中充当一个角色。”
他不时地问道：
“你那本书动手了吗？是不是有我？”
有一次，我们说恼了，我说：
“有你。你是个冤死鬼。”
“什么？你说我是被谋杀的家伙？”
“对。”我说，心里直好笑。
“我可不想做冤死鬼，”贝尔彻说，“我不会是冤死鬼——我要当谋杀犯。”
“你怎么要当谋杀犯？”
“因为谋杀犯在书中总是最有意思的人物。你得把我写成谋杀犯。阿加莎——明白吗？”“我明白你想做一个谋杀犯。”我一字一顿地说。最后，我一时妥协，答应把他写成谋杀犯。
在南非时，我就构思了情节。我打定主意再次把书写得更像部惊险小说，而不是侦探小说，书中包括大量有关南非景色的描绘。我们到南非时，那儿正面临着革命的危机，我写下了一些有用的细节。我把我的女主人公描绘成一个欢快、富于冒险精神的年轻姑娘，她是个孤儿，离家外出冒险。
我试着写了——两章后，发现如果围绕贝尔彻展开故事要讲得动人真是难上加难。写到他总带有主观看法，把他写成一个十足的笨蛋。突然我脑中冒出一个想法，这本书用第一人称写，分别由女主角安娜和反面人物贝尔彻轮流讲述故事。
“我相信他不愿当个反面人物。”我怀疑地问阿尔奇。
“给他加上个什么头衔，”阿尔奇建议道，“我想他会喜欢的。”
于是他被命名为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而一旦我让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自述他的故事，人物就变得栩栩如生了。他当然并非贝尔彻，但他言谈中夹杂着贝尔彻的口头禅。讲述着贝尔彻的某些经历，他也善于吹胡子瞪眼，书中活现了一个狂妄而有趣的人物。很快，我忘掉了贝尔彻，好像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自己在写小说。这大概是我惟一一次把我熟悉的人写进书中，我觉得并不成功。贝尔彻没有活起来，可是被称为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的人却被赋予了生命。我突然发现这部书的写作充满了乐趣。
写这本书的主要障碍来自罗莎琳德的保姆布谷。布谷和当时其他保姆的做法一样，理所当然地不干家务、不管做饭和洗衣服。她只是孩子的保姆；清扫幼儿室、洗小家伙的衣服，仅仅如此。当然我也没抱多大希望，自己妥善地安排日常生活。阿尔奇晚上才回家，罗莎琳德和布谷的午饭简单好做。这位我上、下午都有时间安排两三个小时的写作。布谷和罗莎琳德去了公园或外出买东西。然而遇上阴雨天，他们呆在家里，尽管告诉她我在工作，布谷可不大听话。她常站在我写作室的房门口，不断自言自语，显然在对罗莎琳德说什么。
我和布谷在对待罗莎琳德的童年问题上意见一直不统一。我们买的是二手货。那是辆尚好的童车，坐上很舒服；只是难以称其为漂亮。我听说童车也式样翻新，每一两年，厂家就推出一种外型不同的新式样，很像今天的小汽车。
我后来才知道布谷常去肯星顿公园，和其他一些带着自己的小主人的保姆聚会，她们在那儿坐在一起，相互比较着各自的优裕之处以及各自小主人的俊俏和聪明。
孩子要穿得漂亮，穿当时流行的童装，否则保姆就会难为情。这个没问题。罗莎琳德的衣服很合要求。我在加拿大给她做的外套和上衣是童装的最新式样。可是一说到童车，可怜的布谷推的那辆就大为逊色，她总是不忘告诉我说推着一辆新童车，“哪个当保姆的都为有辆那样的童车骄傲！”然而我并不为之动心。我们手头拮据，不能为了满足布谷虚荣心而花一大笔钱买辆新式样的童车。
“我甚至觉得那车坐着有危险，”布谷做了最后的努力，“总是往下掉螺丝。”
“它经常地在人行道上上下下，你外出前又没拧紧。不管怎么说，我也不会买辆新童车的。”说完我走进屋把门“砰”地关上。
“亲爱的，亲爱的，妈妈好像生气了，对吗？那么好吧，可怜的小宝贝，看起来我们不会有辆新车了，是不是？”布谷说。
3
尽管有布谷在门外咋咋呼呼的干扰，《米尔庄园的秘密》终于脱稿了。可怜的布谷！不久，她去看病，住进医院，做了乳腺切除手术。
我拿定主意不再从保姆介绍所或类似的机构请保姆了。我需要的是包揽一切的人，这样我登了征求女管家启事。
从赛特一进我们的家门起，我们的运气似乎有所好转。
我们在德文郡和赛特见的面。她是个身高体壮的姑娘，高耸的胸脯，丰满的臀部，乌黑的头发和一张泛着红晕的脸。她有一副女低音的嗓子，说话带着特殊的淑女般优雅的口音，甚至使人觉得地像剧中的演员在念台词。她曾在两三个家庭中当了几年女管家，谈起照看小孩子，她一副能胜任的样子。她看上去心眼好，脾气温柔，充满热情。她对工资要求不高，而且像待聘广告中说的那样随便去哪儿干点什么。于是赛特随我们回了伦敦，成了我生活的好帮手。
我写完《米尔庄园的秘密》后，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这不是本好写的书，放下笔我才觉得它前后不太连贯。然而终究结束了，连同老尤斯塔斯·佩德勒等等一起结束了。博得利出版社稍稍犹豫踌躇了一阵。他们指出这与《高尔夫球场的疑云》不同，不像本纯侦探小说。但他们仍宽容地接受了。
直到这时，我才注意到他们态度的细微变化。我把第一本书交付出版时，还不谙此道，头脑不灵活，但我后来多少有些开窍。我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么笨。我了解了许多关于写作和出版的奥秘。我了解了作家协会，并且阅读他们的刊物。对和出版商订交道，特别是和某些出版商签合同，我知道需要极为谨慎。我听说出版商想出种种办法占作者的便宜。我一经使得了这些事理，就制订了自己的计划。
出版《米尔庄园的秘密》前不久，博得利出版社提出了某些意见。他们建议废止合同，另签一项还是五本书的出版合同。这项合同的条件要优厚得多。我礼貌地向他们表示感谢，并说我得考虑考虑。随后未说明理由便拒绝了。在我看来，他们对待青年作者不公平。他们总是利用他涉世未深和急于出书的急切心情。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主动和他们争吵——以前我做过这种蠢事。不了解点合理工作酬劳的内情，谁都会办蠢事。再说，我已经学得聪明了，我还会拒绝接受出版《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的机会吗？我想不会。我将仍按他们原来提出的条件出版书籍，但不会同意再签一份多部书的长期合同。假如你相信了某人而被欺骗，你就不会再信任他。这是人之常情。我希望履行合同，但以后我肯定会另找一家出版商。同时我想我要有自己的著作权代理人。
大概就是在这一次，所得税税务所来了封函件。他们想了解我创作收入的详细情况。我吃了一惊。我从没将创作所得当做固定收人。我所有的固定收入不过是来自为战争贷款的两千英镑而得到的每年一百英镑的利息。他们说这些都了解，可是仍要了解出版书籍的所得。糟糕的是我无法提供详情——我手头没有寄给我的版税单据（我记不起他们是否曾寄给我）。我只是偶尔收到一张支票。可我一般当时就兑现花掉。然而我仍尽量地解释清楚。当地税务所看来觉得这挺有趣，不过建议我今后要妥善保管单据。直到这时，我才决定一定要有自己的著作权代理人。
对这些著作权代理人的事我知之甚少，因此，我想最好再去找伊登·菲尔波茨原来推荐的人——休斯·梅西。我去了老地方。主人不是休斯·梅西——显然，他去世了——接待我的是略有些口吃、名叫埃德蒙·科克的年轻人。他毫不像休斯·梅西那样好危言耸听——事实上，和他交谈很轻松。对我的无知他很得体地表示震惊，并愿意今后给我以指导。他给我讲了他的委托权限和连载权、在美国出版书籍、剧本改编权等以及其他诸多难以置信的事（至少在我看来如此）。他的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无保留地委托他处理一切，离开了他的办公室，我才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
从那以后，我们开始了持续了四十多年的友谊。
随后，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相信的事。《新闻晚报》为连载《米尔庄园的秘密》付给了我五百英镑。连载改动较大。我另定书名为《褐衣男子》，因为前一书名与《高尔夫球场的谋杀案》太相似了，《新闻晚报》建议再改一下。他们要改为《女冒险家安娜》——闻所未闻的俗气书名；尽管如此，我没表示异议，因为他们毕竟要付给我五百英镑，而且，我可能对书名有些看法，但是读者是不会理睬报纸上连载小说的题目的。简直运气从天而降，我都不敢相信，阿尔奇也是一样，宠基也是如此。妈妈当然相信：她的哪个女儿都能轻而易举地在《新闻晚报》连载小说，感到五百英镑——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生活的固定模式似乎永远是祸不单行，福亦双双。《新闻晚报》刚刚给我带来了好运气，阿尔奇又时来运转。他接到一封名叫克利夫·贝利叶的澳大利亚朋友的来信，贝利叶早就建议阿尔奇去他的公司。阿尔奇去见他，这个朋友结了阿尔奇一份他多年来孜孜以求的工作。阿尔奇辞退了手头的工作，去了克利夫·贝利叶的公司。他立刻感到那里极为称心。终于能兴趣盎然地磊落地干事业了，再也不用尔虞我诈，而且可以堂堂正正地进入金融界了。我俩像进了天堂一样。
我立刻着手落实我盼望已久而阿尔奇对此无所谓的设想。我们要在乡下找所住处，阿尔奇可以每天进城上班，罗莎琳德可以去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