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他的头总是醉醺醺的，这样他去见他的大老板的时候，兴许会替你说几句好话。这户人家一直都不错，他会这样说，明年给他们来点好运。”
“这么说，想得好运便宜得很嘛，”我说，“比买彩票还便宜。”
“不！”我母亲喊道，把我们吓了一跳，“你不会明白。有时，碰到他脾气不好，他就会说，我不喜欢这户人家，给他们来点坏运。
那样一来，你可就麻烦了，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干吗要让这样的人来审判我，一个对太太忘恩负义的男人？他的太太倒真是个好人，可他不是。”
“那么杜姨婆干吗要把他保存起来呢？”我问道。
我母亲皱皱眉头，想了一会儿，“我想是这样的，任何事情你一旦开了头，就怕停下来。杜姨婆还在小的时候就和他讲过什么悄悄话，她在中国的家族好几代都是信灶王爷的。”“好极了！”菲力说，“那么她现在把这东西又传给了我们。谢谢了，杜姨婆，只是没法感谢了。”他看看手表，看得出他是急着想回家了。
“这是杜姨婆给你的礼物，”我母亲用一种悲伤的口气说道，“她怎么会知道这东西不是那么好？她只是想给你一些好东西，她最好的东西。”
“说不定孩子们会用这祭坛当玩具屋的。”我说。苔莎点点头，克利奥也点点头。我母亲看看祭坛，一言不发。
“我一直来这么想，”她最后说道，嘴上显出深思熟虑的表情，“你把这祭坛拿去，我给你另找一个幸运的神放进去，代替这一个。”她把灶王爷的神像拿了出来，“这一个，我拿去，杜姨婆会理解的。你不需要这种幸运。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了。”
“一言为定！”菲力连忙说，“我们打包上路吧。”
但此刻，我却担心了。“你肯定吗？”我问我母亲。她已经把塑料蜡烛台塞进一个用过的纸袋里。我其实不那么迷信，我向来讨厌收到连锁信──玛丽老是给我寄这种信，我从来不按指示把信复印下来，以备不时之需，可我也从来不把原信丢掉。
菲力拿起祭坛，苔莎拎起装了蜡烛台的纸袋子。我母亲已经带克利奥上楼，把她丢在洗手间里的尼龙袜找回来了。我母亲和克利奥回来时，递给我一只很沉的杂物袋，摸上去好像塞满了橘子、中国糖果，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
“杜姨婆的茶叶，我也给你放了点，”我母亲说道，“不要用很多，放一点在水里就行了，香气总是会泡出来的。”
离开我母亲家一刻钟，孩子们就睡着了。菲力已经上了286号快车道，这条路不大会堵车，速度监视站间隔的距离也远一些。从家里出来，我们的时速还是三十五公里。
“我们不是真的要这个祭坛吧？”菲力说。这与其说是个问题，不如说是个声明。
“嗯。”
“它真难看，”他又加了句，“但我觉得可以让孩子们玩一段时间，直到她们玩腻为止。”
“嗯。”我眼望着车窗外面，心里想着，我母亲会给我什么样的幸运之神呢？我们驶过一个个快车道上的路牌，超过一个个星期天在慢车道上跑的驾驶员。我看看记速器，差不多到八十公里的时速。
“干吗跑这么快？”我问。
菲力慢了下来，然后问，“有吃的吗？”
我这才想起母亲给我的那个杂物袋，它就搁在我膝盖上。我朝里望了一眼，里面有几个橘子，一卷卫生纸，一罐杜姨婆的茶叶，还有我上个月不小心打破的父亲的遗像，玻璃已经配上去了。
我很快递给菲力一个橘子，然后把脸转向窗外，免得他看到我的眼泪。我望着窗外疾驶而过的风景：水库，起伏不平的小山坡，还有我路过上百次的同样的房子，从来不知道里面住的是什么人。一程又一程，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陌生，就是这距离横亘在我和我母亲之间，把我们分隔开了。
第三章 搁了三天的鱼
海伦总以为她作出的所有决定都是对的，实际上，她不过是运气好罢了。五十多年来，我眼见她愚蠢的想法结果怎么变成她的好运。
就像昨天吃中饭那样，她对我说，“雯妮，再来点鸡块。”我告诉她，我不想吃葬礼上剩下来的东西──已足足有五天了。于是我们就去幸运超级市场，看看有没有新鲜货可买回来晚上吃。
海伦从廉价货箱中挑了一条扁平的鱼，她管它叫胖胖鱼，只要一元六角九分一磅。
我说，“你不要贪图便宜，瞧瞧鱼眼睛，都翻白了，这条鱼已经搁了三天了。”
可海伦盯着鱼眼睛看了一会，说她看不出什么毛病。于是我捡起这条鱼，感到它的身体软绵绵地在我的手指缝里滑动，一条已经死去好久的鱼。海伦却说这是一个标志──一条鲜嫩的活鱼！
于是我特地闻了一下。我告诉她，这条鱼的肉的甜味已经透出表皮，碰到空气变作酸臭味。她把鱼拿到鼻子边嗅嗅说，“这是新鲜的胖胖鱼的味道。”
她把这条搁了三天的鱼买了下来，用在昨天我在她家吃的晚餐上。她刚把鱼端上桌，她丈夫就翻开鱼头，用嘴吮吸它，连声说味道好。然后他们的儿子弗兰克把另外半边鱼头也吞下去了。海伦挑了靠近鱼尾巴的一小片肉，那是最瘦的部分，咂咂嘴唇说道，她蒸得恰到火候，不老不嫩。然后她瞧瞧我的碗，怎么没有鱼，只有白饭，就又举起筷子，这次在靠近肚皮的地方夹了最肥的一块，放在我的饭上。
“雯妮，不要客气嘛。”她责备我说。于是我不得不出于客气而吃她的鱼。
我告诉你，这条鱼简直使我发疯，它又甜，又软，只要一元六角九分钱一磅。我开头还以为海伦会回到幸运超市去换条鱼回来，可我转念一想，海伦没这么精明。当时我就想起了一些事，即使海伦不那么精明，即使她生来不那么穷，即使她从来不漂亮，她的运气还是满盘子都是，甚至从这条搁了三天的鱼嘴里漏出来了。
我跟她不一样。我生来运气好，但是年复一年，我的运气──就像我的漂亮一样，跑光了，然后又在我的脸上刻了许多皱纹，所以我忘不了。
我无法解释这一切，我生活中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如果我想讲讲发生的一切，我的故事不会像河流一样从头流到尾，所有事情都是互相关联的，就像湖泊对大海一样。如果我这辈子就是这样子，一件事接着另一件事，那么我就可以回过头去，我就可以汲取我生活中的教训：我承受的命运，我作出的选择，我犯下的错误，那样的话，我还有机会改变我的命运。
海伦老是跟我说，“你干吗老是想那些过去的事情？后悔没用，你不能改变过去。”她不记得了，出于许多原因，她和我已经有好多次改变了过去。她经常为了我而改变过去，可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干了些什么。
这就像海伦买的胖胖鱼，此刻它正游进我的记忆里。因为好多年前，我为我丈夫，为吉米·路易买过一条特别的鱼。啊，我是多么爱他！我看到的这条鱼，早晨刚刚从海里打来，所以它还是怒气冲冲的，在大铁盆里游。它身上橘红色的鳞片闪闪发光，当它在小小的水盆里摇头甩尾来回兜圈子的时候，它身上的鳞片变成了白金色。我对卖鱼的说，不要用报纸包这条活鱼，要用于净的白纸。当我把鱼放到车上准备带回家的时候，我真是感到非常骄傲，我感到它在活蹦乱跳，我想象这条鱼在吉米口中的味道，我丈夫会知道这是一条特别的鱼，一条幸运的鱼，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他。
我跟你说，这鱼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我剖它以前，它的鳃还一鼓一鼓的，从嘴巴里吹出一个又一个泡泡，让我明白这就是它的毒药。甚至在我取出它的肠子以后，它还从盆子里跳了出来，掉在地板上，满地打滚，直到我用金郎头把它砸死。在我把它煮熟后，它还找到反抗我的办法。吉米刚吃了一口，就被一根鱼刺卡住了喉咙，那根刺就在他的喉咙生了根，所以他每咽一口，就觉得这鱼在里面咬他一口，整整折腾了一个晚上。
后来，到了医院，医生动手术把这根鱼刺取出来。尽管吉米不能说话，但我从他忧心忡忡的脸上看出来，他正在考虑拔鱼刺的手术费、床位费、麻药费。这时我才想起了我的好消息，也就是我为什么要买这么一条昂贵的鱼的原因，我找到了一份工作，为杭奥面包店做面条，我额外挣的钱足够付一年医疗费。当我告诉他这些的时候，吉米紧紧闭上了眼睛，眼泪流出来了，他的嘴唇翕动着，受伤的喉咙说不出话。可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他是想喊出来：“我们真幸运，我们真幸运！”
所以我的幸运和海伦不一样，跟别人也不一样，人们总爱吹嘘他们的坏运如何变成好运。不，我会告诉你，别人的运气怎么样，我的运气怎么样。拿我以前在上海认识的一位姑娘来说，她和我进了同一所教会学校，她像我一样，家里很有钱，也差不多像我一样漂亮。我嫁给我的第一个丈夫的时候，她和一个很有钱的银行家的少爷订了婚。但是过了一个夏天，她脸上长了很多退不去的雀斑，于是婚事也就告吹了。我很为这位姑娘感到可惜，因为她在两方面都丢了自己的脸。
好多年后，我又碰见了她，当时我和吉米已经搬到弗利斯诺。她嫁了一个美籍华人，那男人是开小杂货店的，卖苏打汽水、炸薯条和香烟什么的，价格都卖得很高，我是在现金柜台上碰到她的，我当时买了一杯冰淇淋。她嚷道，“姐姐，姐姐，还认识我吗？”可她没给我优惠。我付了钱后，她告诉我，她的丈夫如何如何老实，待她怎么怎么好，她说这些的时候，故意把她手腕上的好多玉镯往上推，让它们落下来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像奏乐一样。她笑得那么开心，连她脸上的斑点都好像是她有意刻上去的幸福的酒窝。
但过了一会，她收起了笑容，悄悄跟我说，“还记得上海那个银行家的儿子吗？”然后她以一种确实很难过，但又一点不痛苦的口气告诉我，──本来他能过上好日子的──共产党进城的时候，这个家庭的银行全被没收了。然后，他们的儿子，就是那个拒绝娶她的小子，从他们曾经拥有的黄浦江边的一幢楼顶上跳下来，而他后来娶的那位漂亮的太太，由于害怕而不敢去认领他的尸体。“幸亏没嫁给他。”我的这位朋友说。
我从来没有这么幸运过。我拒绝嫁给一个好人，一个姓林的男人，做我的第一任丈夫。我错嫁给一个姓文的男人。他们两个都出生在我六岁时住过的同一个岛上。这是一个落后的农村，四周都被海水、河水围着的小地方，所以新的观念很难进入这个地方。
我应该嫁的那个男人家里并不很有钱，但是受过教育，样子也很好。我十六虚岁那年，回绝了他的家里提出相亲的要求。那是因为我听了老阿婶的话，她在这家人家请客的宴席上，当着新阿婶和阿叔、我的堂姐妹们，还有前来做客的朋友们的面，宣布：
“这家人家，林家，”她说着，哼了哼鼻子，“哼！想通过蔽丽的婚事爬到我们家里来。”听这话的时候，我瞧见了那个小伙子，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小伙子，看上去像个大大的丑八怪，晚上爬到我的脚边来。然后，老阿婶转过头来，问我，“薇丽啊，你想和这家人家成亲吗？”
她说这话的口气就像在问“你想跳河吗？”这是她的口头禅，每当她和她丈夫吵架的时候，她就威胁道，“我情愿我这双脚跳进这条河！”她嚷道，“我情愿亲手吊死自己！”然后她转向阿叔，她的嗓音听起来更加令人毛骨悚然，“你要我怎么死法？你说吧，你决定吧！”
倒是我阿叔后来真的用自己的双脚和双手结果了自己的性命。当共产党在1949年开进的时候，他吓得不敢出逃，也不敢留下来。他昏头昏脑地用自己的双脚走到岛北边的一个港口，他在那儿坐下来考虑自己该怎么办。有两个渔民后来说，当一辆满载小螃蟹的卡车开上通向港口的黑色道路时，他们看见我阿叔跑到卡车跟前，举起双手挥舞着大叫大喊：回去，回去。
真怪，那两个渔民说，好像他神通广大能呼风唤雨似的，好像他真的能叫那辆车子在碾上他以前停下来似的。他被碾死后，老阿婶相信我们家院子里那棵枯死的树就是她的男人，他还是懒得动，不愿帮她从一个又一个坏处境中解脱出来。
这就是我曾经有过的家庭，他们给了我什么忠告呢？要不是我母亲那么早就去世，我才不会听老阿婶的话呢。兴许我当时就嫁给姓林的了，兴许我在婚后已经学会爱他了，兴许我们会在生活中遇到常人一样遇到的困难，但不会是那种使我自己恨自己，使我把自己的心当成敌人的那种困难。
二十年后，我第一次碰到了这个姓林的男人。当时我已经在美国住了五年，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女人，已经和吉米·路易结了婚，改名为雯妮·路易，珍珠已经四岁多，塞缪尔也快三岁了。尽管我们很穷，但我相信我活得很充实，就像一位信教的太太有一次跟我说的，“对你来说，粗茶淡饭足矣。”
我相信确实如此。我还想要什么呢？吉米是弗利斯诺教堂的牧师，教会每周给他五十美元，还给我们一间小屋子住。所以我相信我应该别无所求了。我相信这一点，直到有一天这个姓林的男人出现在同一所教堂里，救了我的命。
当然，中国姓林的人多得很，光我们教堂就有好些姓林的，所以一开头我根本没想到，他就是我曾经拒绝嫁的那个小伙子。他刚搬进这个地区，人们就纷纷传言：“他是个大夫，原来住在图拉尔，家里有个好大的游泳池。他娶了一个退休将军的女儿，她会说一口漂亮的中国话，带北京口音，就像一位京剧演员。”
那天正好是星期天，他带着他的太太前来参观我们的教堂，我们全站在上午火热的阳光下，大家都怀着好奇心，想看看这个医生和他的出身名门的太太。我和吉米站在最下面的一级台阶上，欢迎大家。
我丈夫用英语致辞，这是我们教堂里杂七杂八的中国方言中的普通话。“很高兴见到你们。欢迎再次光临。”他一遍又一遍说着同样的话，这些话我练了一个晚上，但还是说不来，所以我只得点点头，微笑着，装出害羞的样子，每个星期天都是如此。只不过，这个星期天来得特别热，可我又不敢脱掉毛衣，因为我里面衣服的右肩上给蟑螂咬了一个洞。
我朝医生和他的太太点点头。在他们踏上台阶后，我看到教堂里另外的人都走到这个姓林的人身边，作自我介绍：“格兰代斯·洪”
、“马维斯·周”、“乔治·鲍”、“穆雷·杨”、“爱伦·温”──所有的人都只说他们的名字，我想，是出于害羞吧，在这么一个大医生面前连多说两个字都不敢。
我正在想这些琐事的时候，其实不能说想，只是让话语自己从脑袋里流进流出，因为我当时昏昏欲睡，我感到口干舌燥，脸也又热又痒。我挠挠脸，正好给他看到了，他也挠挠他的脖子，点点头，然后笑着对我说，“叮人”就是痒的意思。
他一说出这个字，我就觉得好像在梦中一样。多怪呀，我想，他居然也知道我小时候待过的那个岛上的土话。于是我就想起了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情景。
我六岁那年，父亲把我送到那个小岛上，我在那儿过了第一个夏天。一天到晚，有种看不见的小虫子来咬我的嫩皮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