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神之妻 [美]谭恩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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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神之妻 [美]谭恩美- 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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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力定睛望着我,等待我作出解释。“肯定是搞错了。”我悄悄在他耳边说,然后转向我母亲,尽可能使我的嗓音保持平静。“我以为你决定要给棺材加盖的。”我慢慢地说。
  她点点头:“你喜欢吗?衣服嘛,我给她买了全新的。棺材呢,也只好用这种了。虽说木料不是最好的,但也够好了。当然,下葬前,我们要把首饰全拿下来。”
  “可我记得你说过棺材要盖上的。”
  我母亲皱起眉头,“我没说过。要不然,你怎么能看到她呢?”
  “可──”
  “我们非得在这儿吃饭吗?”苔莎害怕地问道,一面不安地从她的座位往下缩。“我不饿。”她低声说道。我紧紧握住她的手。
  “叫这位太太起来,”克利奥叫道,一面哧哧地笑起来,“告诉她不能在饭桌上睡觉。那样不好。”
  苔莎拍拍克利奥的大腿,“别出声,克利奥,她不是在睡觉,她已经死了,就像猫猫波蒂一样。”
  克利奥的下嘴唇往下一撇,样子可怕极了。“别跟我说这些!”
  她喊道,然后推开苔莎的肩膀。我正在考虑说些什么来安慰孩子们,可已经太晚了。她们互相推操着,又喊又叫,“停下来!”“你停!”“你先动手的!”我母亲望着这一切,等着看我怎么处理。可我感到全身像瘫了似的,无能为力,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菲力站起来,把两个孩子带了出去:“我带她们到哥伦布冷饮店去买点冰淇淋,一个钟头后回来。”
  “四十五分钟够了。”我小声说,“别超过了,我在前门等你。”
  “爸爸,我能吃个巧克力冰淇淋吗?”
  “上面再撒些果仁?”苔莎又加了一句。
  我出了一口大气,想到她们回来结果肯定是一团糟,没胃口吃饭,手也弄得粘乎乎的。座位的另一头,玛丽的儿子,米歇儿正在做鬼脸,我瞪了他一眼,却发现亨利舅舅还在扛着摄像机走来走去。
  菲力和孩子们离开后,我竭力恢复镇静,眼睛朝前看,避开我母亲和亨利舅舅的目光。我对自己说,争吵也没用,已经发生的就让它发生吧。
  座位前面,挂着一张很大的杜姨婆的照片,看上去好像是根据五十年前的护照翻拍放大的。照片上的她不能说已经很年轻了,但大部分的牙齿当时肯定尚完好无损。我看看躺在棺材里的杜姨婆,她的嘴瘪了进去,瘦脸就像死鸟一般。她是那么安详,但我觉得大家都在等待某件事发生,因为杜姨婆会突然转世,变成鬼魂显灵。
  这使我想起一段往事,当时我还只有五岁,那个年龄你能想象到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盯住一双用南瓜雕出的魔怪的闪烁的眼睛,等待着妖魔飞出来。我等得越久,就越相信这事会发生。直到今天我还能栩栩如生地记得,那魔鬼狞笑着从南瓜嘴里飞出来的情景,我吓得尖叫起来,我母亲冲进房间,我语无伦次地说我看见了一个鬼魂。但我母亲既没安慰我,也没讥笑说这全是我的想象,反而问道:
  “哪儿?”然后在房间里搜寻起来。
  当然,后来我父亲告诉我,唯一的鬼魂是圣灵,而圣灵是决不会来吓我的。然后他又用科学的方法向我证明,我见到的不过是南瓜内的蜡烛快烧完时产生的烟雾造成的幻觉罢了。他的回答没能使我好受些,因为当时我母亲盯着我,好像我背叛了她,使她成了傻瓜。这就是事情的全过程。她总是想压制某些与我父亲的基督教不相容的信仰,尽管如此,有时候它们还会出乎意料地蹦出来。
  “饺子,我已经做好了,”此刻我母亲正跟我说话,“杜姨婆以前老是说我做的饺子最好吃。”我点点头,一面称赞长条桌上热气腾腾的饺子。她的确做了最好吃的饺子,可惜这些饺子只是当供品用的。
  “海伦舅妈做了鸡和带辣椒的菜,”她说道,见我点点头,她又加了一句,“看上去干巴巴的。”我又点了一下头,不知道杜姨婆是否爱吃这些为纪念她而做的佳肴。我扫了一眼其他供品,看到昨晚宴会上撤下来的那只蛋糕也在其中。
  棺材上方的墙上,贴着一条足有十尺长的厚白纸做的横幅,上面写着很大的黑色汉字,结尾是一个感叹号,就像我有一次在中国的画报上看到的政治口号那样。
  “上面说些什么呀?”我轻声问我母亲。
  “‘祝来世长寿富贵’,没什么特别的。”我母亲回答道,“不是我写的。是匡家的亲戚送的,说不定海伦还给了他们钱呢。”
  我看到所有的花圈都摆起来了。我找我的那一个,我正要问我母亲它摆在哪儿,忽见亨利舅舅又把镜头转过来了,开始拍躺在中间的杜姨婆,他朝左边的什么人招招手。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空洞的木头的敲击声,伴随着连续不断的“叮一叮一叮”的声音,好像有人不耐烦地在走廊里按铃叫服务员。这些声音里还混合了两个人声,口中念念有词,好像都是四个音节的,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我敢肯定是在放一段录音给卡住了。
  这时,从左边的一间小房间里出来两个和尚,都剃着光头,穿着橘黄色的袈裟。年纪大一些、人也高大些的和尚,点了一炷很长的香,向遗体鞠了三个躬,然后把香插在香炉上,退下了,年纪小一些的和尚敲着木鱼,然后他们两个开始缓缓从走廊上下来,口中念着,“阿弥一阿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那个大和尚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看到他一边的脸特别扁,同一边的耳朵也严重畸形。
  “他一定遇到过严重的车祸。”我悄悄地跟我母亲说。
  “‘文化大革命’。”她说。
  那个小和尚,现在我也看清了,根本不是和尚,而是一个女人,一个尼姑,头顶上有三四个受过戒的小洞。
  “她肯定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我对我母亲说。
  我母亲瞧了瞧,推测道,“她太年轻了,可能是跳蚤咬的。”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们念着。这时,那帮穿着过时的棉外衣的老太太们开始大哭起来,一面还用手臂上下捶打着,好像悲伤得不得了,亨利舅舅连忙把镜头对准了她们。
  “她们是杜姨婆的朋友吗?”我问我母亲。
  她皱皱眉头。“不是朋友,说不定是从越南过来的中国人。她们早就来了,后来看到我们这儿悼念杜姨婆的人不多,她们就跟海伦舅妈说了,她给了她们几个美元。她们正在按照老规矩哭天抢地,好像她们不想让死者离开似的,所以你得表现得尊敬些。”
  我点点头。尊敬。
  “这些老太太说不定每天要赶三四个葬礼呢,”我母亲又加了一句,“这样赚几个美元,也过得蛮好了,总比替人打扫房子强多了。”
  “嗯。”我回答。我不知道我母亲这么说是出于轻蔑,还是仅仅说出了一个事实。
  木鱼声和铃声又响起来了,越来越快。突然,那幅白纸横额从墙上掉下来了,横额上长寿幸运的祝词袅袅下降,正好盖在杜姨婆的胸口上,像赛会上的美丽旗幡。我母亲和另外几位老太太都跺着脚哭起来了,“唉呀!”玛丽的儿子大叫,“完美的登陆!”然后歇斯底里地笑起来。那和尚和尼姑还是不动声色地管自己念经。但我母亲大为恼怒,“太糟了!”她喃喃自语着,站起来,走出了房间。
  过了一会,她回来了,后面跟着一个年轻的白种人,长一头稀稀拉拉的金发,穿一套黑西装,肯定是殡仪馆里的人。看得出我母亲正在责备他,因为她指着那条撕裂的横幅。房间里人们的议论声响成一片,那些老太太还在装腔作势地哭着,捶打着;和尚和尼姑还是管自己念经。
  那金发男子很快走到前面,我母亲紧跟在后面,他向杜姨婆鞠了三个躬,然后移动她的棺材,棺材下面装有滑轮,很轻松地朝前滑动了。然后那男子又鞠了一个躬,庄重地把杜姨婆胸口上的横幅拉了下来,夹在两臂中,好像它是法衣似的。当他把横幅重新贴上去的时候,我母亲还是怒气冲冲,“这个角落,再过去一点!再过去一点。你怎么能让她的运气这样掉下来呢!”
  那男子干完后,把棺材推回到原来的位置,然后又向遗体鞠了三个躬,向余怒未消转回来的我母亲鞠了一个躬,然后飞快地退下了。
  我不知道他的鞠躬是真诚地表现了对死者的尊敬呢,还只是为了他的主顾──中国的悼念者,才不得不依样画葫芦?
  弗兰克开始给每人分发点燃的香。我看看周围,想弄明白拿它怎么办。大家一个个都站起来,跟着和尚尼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我们绕着棺材一圈又一圈地走着,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我感到有些傻乎乎的,参加了一个对我来说毫无意思的仪式。这使我想起了有一次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去禅宗中心的情景,当时只有我一个有着一副亚洲相貌,也只有我一个对转圈感到不耐烦,老是在想和尚什么时候来,讲经什么时候开始。但我不知道在我到之前,所有其他的人已经安静地等了二十分钟,正进入冥想状态呢。
  我母亲现在正在向杜姨婆鞠躬,她把香插入香炉中,然后口中轻轻念叨“唉!唉!”另外的人也照做不误,有人哭了,那几个越南老太婆大声哀号起来。现在轮到我鞠躬了。我感到有点内疚,这种内疚感我以前也有过──当我父亲给我行洗礼的时候,我不相信我能得到拯救,当我端起圣餐的时候,我不相信葡萄酒就是基督的血,当我和其他人一起祈求出现奇迹治好我父亲的病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死了很久了。
  突然,我喉头发出一阵哽咽,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连我自己也大吃一惊。我慌忙想控制住,但一切都崩溃了,我的心破碎了,悲愤之情倾泻而出,我无法阻止它。
  我母亲的眼睛也湿润了,她透过眼泪朝我微笑。她知道这种悲伤不是为杜姨婆,而是为我父亲而发的。因为为了这声哭泣,她等了很久很久,从我父亲的葬礼那天算起,足足等了二十五年。
  我十四岁,充满了愤世嫉俗的怒火。我和我母亲、弟弟坐在客厅里,等待再过半个钟头就要开始举行的祈祷仪式。我母亲正在责备我,因为我拒绝走到棺材旁去看我父亲的遗体。
  “塞缪尔已经说过再见了,塞缪尔正在哭。”她说。
  我不想悼念躺在棺材里的这个人,这个病人已经瘦得不像样子,他呻吟着,衰弱无力,直到临终一直在用可怕的目光搜索我的母亲。
  他与我的父亲一点也不像:我的父亲是那么富有魅力,那么强壮、仁慈,总是慷慨大度,笑声不断,无论出了什么问题他都能很好地解决。在我父亲眼中,我是完美无缺的,是他的“珍珠”,而我和我母亲总是口角不断。
  我的母亲擤了一下鼻子,“什么样的女儿呀,在自己父亲面前连哭都哭不出来?”
  “躺在这儿的这个男人不是我的父亲。”我沉着脸说。
  我母亲一听到这话马上跳了起来,给了我一个耳光。“太可恶了!”她喊道。我惊呆了,这是她第一次打我。
  “好呀!你哭不出来,我叫你哭。”她一次又一次地打我耳光。
  “哭!哭!”她疯一般地号叫起来。但我还是坐在那儿像一块石头。
  最后,我母亲意识到她干了什么,咬了一下手背,用中文咕吹了几句,然后牵着我弟弟的手,撇下我走了。
  于是我就一个人坐在那儿,怒气冲冲,同时又有一种得胜之感,尽管不知道我到底战胜了什么。也许因为我不知道,我发觉自己正向棺材走去。我喘着粗气对自己说,我是对的,错的是她。我打定主意不哭,而从未想到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但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他,面无血色,瘦弱不堪。他并没有平静地和上帝安息在一起,他的脸是严厉的,好像仍在弥留之际作痛苦的挣扎。
  我的呼吸急促起来,我竭力想往后退,想不哭出来,以至感到喘不过气来。我冲出房间,来到外面,大口大口呼吸新鲜空气。我怒气冲冲、满脸泪痕地跑上哥伦布大街,一直跑到海湾,也不管那些怔怔盯着我的游人。结果,我错过了葬礼。
  打那以后,我和我母亲的关系就一直那么紧张。我们两个都赢了,也都输了。我至今还不能肯定我们究竟为何要吵起来。我母亲不断提起我父亲,提起他的悲剧,但从来不提葬礼本身。直到今天我从来没有在我母亲面前哭过,也没有提起过我对我父亲的感情。
  相反,我竭力要把我对他的回忆隐藏起来──他的微笑,他穿过的外套,他站在讲坛上的风采等等。但那时我没想到我回忆的只不过是照片上的形象。实际上,我回忆得最清楚的是他病倒的那些时候。
  “珍珠,”他从病床上无力地喊我,“要我帮你做回家作业吗?”我摇摇头。“珍珠,”他从沙发上叫我,“帮我坐起来。”可我假装没听见。
  直到今天我还经常梦见我父亲。在我的梦中,他总是躲在一家有着上百个房间、上百张躺满病人的病床的医院里。我沿着长长的走廊走着,寻找他的踪影,在这过程中,我肯定看到了每一张面孔,每一种病情,经受了每一种可能发生于肉体和心灵的恐惧。每一次我看到的都不是我父亲,我的信心动摇了。
  这梦还有许多种变化。事实上,前不久我还做过一次,在这个梦里,我到医院去做体检,看看多发性硬化症是否有所发展。一位医生还没作解释,就把我推进一个住着特危病人的病房中,我大喊起来,“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你必须作出解释!”我喊了又喊,喊了又喊,可是没人理睬。
  就在这时我见到了他,他就坐在我前面一张肮脏的帆布床上,穿一身满是泥巴的睡衣。他是那么老,那么瘦,瘦得令人心寒。在那么多年的等待和被人漠视后,他的头发斑白了。我坐在他身边,轻声呼唤他,“爸爸?”他抬起那双孤独无力的搜索的眼睛。当他看到我的时候,他吃惊地哭了──然后他哭啊,哭啊,哭得那么高兴!──最后我高高兴兴地把他带回家来了。
  杜姨婆的葬礼终于结束了。我们全都站在外面,海湾开始起风了,风钻进我们薄薄的外套,裙子也被吹得旋转起来。我的眼睛刺痛了,我感到浑身无力。
  我母亲静静地站在我身旁,时不时地瞧我一眼。我明白她想和我谈谈刚才发生的事,不是为葬礼上的倒霉事,而是为我哭的问题。
  “还好吧?”我母亲轻轻地问道。
  “没事,”我回答道,竭力显出正常的样子,“菲力和孩子们该到了。”我母亲从毛线衣袖子中抽出一条手巾,一言不发地递给我,指指她自己的眼睛,提醒我睫毛油化开来了。
  就在这时,宝宝过来了。“好家伙,这事真有点怪,”他说道,“可我想,老太太要的就是这种葬礼,她总是有点那个。”说着,他用手指敲了两下自己的脑袋。
  我母亲皱了皱眉头,“什么那个?”
  宝宝嬉皮笑脸地说,“你明白,嗯,与众不同的,非同寻常的──一个好老太太!”他瞧瞧我,耸耸肩。然后,脸上露出松了一口气的神态,“哇!咪咪已经在车上了,快开了,你们家去公墓吗?”
  我摇摇头。我母亲吃惊地朝我看看。
  宝宝走到一辆闪闪发光的黑色卡玛龙车边,咪咪溜了进去,以便他开车。“我别无选择。妈要我去当执绋人。”他伸伸手臂。“我的拿手好戏是吹号。”他拧开车上的收音机,随着音乐节拍手舞足蹈起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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